街拍女王之手提包
杨聃
“希特勒把我推进了手袋生意”
现实中，朱迪思·雷伯的粉丝阵容更加强悍，不仅包括演员葛丽泰·嘉宝、伊丽莎白·泰勒、克劳黛·考尔白，电视名流芭芭拉·瓦尔特斯、美国女高音歌唱家贝弗利·希尔斯等，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也位列其中。
上世纪70年代，朱迪思成为了美国时尚评论奖Coty Award的首位女性及首位配饰设计师得主。当她被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CFDA）授予终身成就奖时，也是其桂冠名单上的首位手袋设计师。1998年朱迪思宣布退休时，统计出职业生涯中共做了近4000个手袋，平均每年推出100个，难怪她最喜欢做的娱乐性活动就是在歌剧院散场后，在门口数数有多少人拿着自己设计的手包。回想这一切，她曾感慨道：“希特勒把我推进了手袋生意。”
1921年，朱迪思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本来父亲把她送往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化学，希望她能成为一名化妆品行业的配方师。然而，当朱迪思在大学期间回到布达佩斯的时候，法西斯氛围渐浓，各行各业开始驱赶犹太人，眼看着父亲的公职即将不保，她和姐姐也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在一位家族朋友的帮助下，朱迪思被招进了手工艺者同业公会，从做清洁和煮胶水做起，慢慢升級为学徒，那段严苛的培训经历让她熟识手袋从无到有的每一个步骤。即便时局动荡，匈牙利还是有很多富裕的客人在消费这些奢侈的东西。
没多久“二战”爆发了，朱迪思的父亲凭借为一家大银行供应粮食业务的人脉搞到了一张通行证，可以转移至专为瑞士人准备的安全避难所，但只能用于他本人。“租住我们家房子的美国人发现这张通行证的字体出自奥林匹亚牌打字机，于是，我们又搞来一台同型号的，在我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及其家人的字样。”朱迪思曾在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回忆道，“那份造假的凭证是我还能坐在这儿的原因。”战争末期那个安全避难所被摧毁，他们全家人又被转移到一处贫民窟，总算幸免于难。
战争结束后，朱迪思重回手袋工厂，并邂逅了她的爱人杰森·雷伯（Gerson Leiber），一位在东欧服役的美国陆军中士，负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间的无线电报通讯。1947年朱迪思移民美国纽约，正式开启了她的时尚生涯。
纽约故事
来到美国的朱迪思凭借扎实的技能很快融入了行业。“大多数孩子都想成为设计师，但她们不想让手指沾上胶水。”她曾在1981年评论说，“多年前，手袋企业能雇用到一些来自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手袋人才，他们对于各个环节都十分精通；现在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掌握制包工序的全过程了，都是部门合作的形式。”她觉得手袋行业在缩水，其实，它只是在批量生产时背离了传统的方式。
如今占据时尚市场半壁江山的手袋，早在19世纪末之前对女性来说还是无用的存在。用料慷慨、设计繁复的女装很容易插进去一两个口袋放点必要的小物件。女性身上只能“外露”个华丽的针线袋，除此之外挂任何其他袋子都会被视为失礼，这也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走到哪儿都跟着随从的原因。现代女包和口袋装，伴随着女性参政而出现。在《带着走，关于包包的故事》一书中，作者法里德·夏诺德（Farid Chenouned）写道：手袋象征女性的新兴独立，随心所欲地自由来去，离开家也无需告诉任何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明星开始在隆重的场合偏好手提式结构的包袋。“没有人想在肩上或手臂上挂点东西，这会影响服装的轮廓。”纽约时装学院配件设计系教授兼创始人艾伦·戈尔茨坦-林奇（Ellen Goldstein Lynch）解释道。受古尔德（Florence Gould）在烟盒里装点小物件的做法的启发，为女士们量身定制的纯金手包（Clutches）诞生了，省略了包带的设计让这些纯金打造的盒子像珠宝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持在手中。
雷伯手包的辨识度很高，因为出现在充斥着波普艺术、名流浮华的年代，所以它们成了一部分装饰、一部分道具和一部分服装造型的配件。通过镶嵌上千颗莱茵石或者半宝石，猫头鹰、天鹅、孔雀、小猪、猫、狮子、兔子、青蛙和狗等各种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造型活跃在她的晚宴手包上。然而，这种风靡的风格其实来自一次险些失败的“投资”。
晚宴中的纯金手包虽然经典但价格昂贵，为此，女士们总要往返于派对和银行的保险箱。注意到这点的朱迪思向意大利公司订购了一批镀金盒子，希望开拓市场。谁知这批盒子经过漫长的水上运输到达纽约的时候，已经氧化得发绿了。为了掩盖这种不雅的污渍，她用蜂蜡把莱茵石固定在有瑕疵的部分上，并将宝石排布成了瀑布飞溅的形状。就这样，手包变成了珠宝盒，开始只是覆盖部分，后来逐步发展为满布7000至1.3万颗仿水晶，其中部分在制作中超过100个零部件。
从60年代开始，社会名流的加持让朱迪思·雷伯的名气一日千里。这份商业头脑可能要归功于她的犹太基因。仅是歌唱家贝弗利·希尔斯一人就拥有将近70个雷伯手包。希尔斯曾表示，“她从不在演出结束之后送花给我，而是送我特别定制款”。不仅如此，自艾森豪威尔夫人之后，朱迪思会送每一位第一夫人一件礼物。事实上，1953年的就职典礼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夫人的那款粉色莱茵石装饰的手包就出自朱迪思之手。后来，她为芭芭拉·布什做的手包设计造型为总统的贵宾犬Millie，为希拉里·克林顿设计的则是以她收养的小猫“Socks”为原型。
这些形状不规则、尺寸又小的手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实用，只能装下口红和手帕，再勉强塞进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就像朱迪思经常说的：“如果钥匙和零钱这些琐碎的东西都需要自己装，要男伴做什么。”手包的持有者也认为实用不是重点，只要拿着雷伯手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觉得迷人。
对雷伯手包的推崇，是被一场场数不清的黑领结慈善活动所滋养的特殊美国现象。讽刺的是，拿着一面暗示了财富和地位、一面代表了女性独立的手包，女士们又回到了寄望男伴来照顾的时代。千禧年前后，这种持续了30年的热忱，终于因为“放不下手机”而逐渐淡去了。
从名流派对到博物馆
朱迪思·雷伯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一方面受到了装饰艺术和亚洲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少不了丈夫杰森·雷伯的功劳。
杰森·雷伯在退伍后为人所知的是一名抽象表现主义畫家，其作品在费城美术馆、史密森博物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和其他机构均有展出。2005年，雷伯夫妇在东安普顿设立了一家美术馆，陈设他们的作品并记录二人的职业生涯。美术馆的主建筑是一座雄伟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环抱它的雕塑花园有6块修剪成特殊形状的灌木丛，每一块都是杰森·雷伯参照英国知名府邸园艺的特殊设计。
2016年和2017年的秋冬春三季——弗洛门哈夫（Flomenhaft）美术馆“艺术家和工匠”展，长岛艺术博物馆“朱迪思·雷伯手袋及杰森·雷伯艺术”展，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朱迪思·雷伯：纽约故事”展，雷伯夫妇的作品连续出现在公众视野。
对比三个展览可以看出朱迪思的创作变化。起初由丝绸、刺绣织物和皮革制成，搭扣饰有抛光的半宝石的手袋让人联想到早期维也纳工坊（Wiener Werkst？tte）精心制作的胸针或皮带扣。珠宝以简单的几何或曲线造型排列，所有细节都服从于设计的完整性。多年来，朱迪思收集并研究老式手提包的框架结构并将其应用在自己的设计里。比如她用莱茵石装饰的伊朗织物结合精致的波斯金属雕刻，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美国极其少见。不仅如此，她在法国抽象画家索妮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的作品《电动棱镜》（Prismeselectriques）启发下创作的多层信封包，分层色圈如光学游戏，另一些包袋则能看出她模仿立体主义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裁剪。
后来的晚宴手包将其创作导往另一种风格。“朱迪思的手包与美国艺术家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的彩色玻璃以及俄国皇室工艺大师彼得·卡尔·法贝热（Peter Carl Fabergé）的珠宝彩蛋相提并论。”曾任大都会博物馆服装学院馆长的哈罗德·柯达（Harold Koda）对《纽约时报》说。在其任期，博物馆永久收藏了80件朱迪斯·雷伯作品。“她塑造了难以模仿的时尚一角。”柯达补充道，“朱迪思给手袋赋予了故事性，这种概念化的聚焦使它们看起来时而戏谑，时而超现实，有时两者兼备。她让我想起萨尔瓦多·达利和他的电话拨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