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关系 里根主义
刘怡
尽管被一些观察家批评为滥用大词，但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依然表现出了三点毋庸置疑的新特征：对非安全竞争导致全球均势变化的重视；对盟友价值的重新定位；以及“印太洋”地理政治板块的崛起。它和里根政府任内的攻势新保守主义具有极强的一致性，预示着美国对外政策中“竞争性战略”的常态化。
特朗普政府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在2017年12月18日以一种合乎他本人气质的直白姿态在华盛顿亮相。尽管报告本身系由白宫幕僚团、国家安全顾问班子以及军情单位智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集体指导下起草，特朗普还是一反两位前任小布什和奥巴马的先例，亲自向国会阐述了整个战略的要旨。他在演讲中流露出的习惯性自信，以及报告本身对美国所面临战略挑战的悲观预测，都会使人回想起里根在1981年时的做法：同样是对前任的不指名谴责，同样是强调结束战略收缩，同样富于进攻性。
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少会逐字逐句地读完长达55页的整份报告，特别是其中关于控制非法移民、应对流行性疾病威胁和继续太空探索的琐碎内容。所幸报告四大章节的标题已经直接交代了特朗普政府所划定的“美国国家安全”的要件：保护美国人民、国土以及美国式生活方式；增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扩展美国的影响力。而引发最大争议的部分，出现在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在这两个章节中，中俄两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s），它们和伊朗、朝鲜两个“流氓国家”以及包括伊斯兰恐怖主义团体在内的跨国犯罪组织一道，构成了美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所谓中俄“威胁”，外延已经不仅限于老生常谈的军事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经济、贸易、信息和意识形态层面。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影响迄今仍未消除的“俄国黑客干预美国大选”风波，以及美国财长努钦关于中美“经济竞争”的表态。
“修正主义大国”这个国际关系史术语在上一次高频率出现，还是被用于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意等国。一般认为，这些国家对《凡尔赛和约》做出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安排素怀不满，意图通过局部或整体 “修正”世界秩序来伸张其利益诉求。而按照特朗普政府的看法，中俄两国的“罪状”还不止于此——《战略报告》宣称，过去近30年里，中俄两国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貿易体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受益者；但它们非但不曾依照早先的承诺，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并遂行经济改革，反而“决心让经济变得更不自由、更不公平，以提升其军事实力、控制信息和数据，最终有利于扩展其（国际）影响力”。有鉴于此，特朗普政府现在决心推翻关于“将竞争对手纳入国际机制有助于促使后者转变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的假设，按照“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目标重构伙伴关系——如他在演讲中所言，“美国已重返赛场，且美国必将获胜”。
对这番来者不善的指控，中俄两国政府都表示了批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缺少放弃单极世界的意愿”，时时流露出“属于帝国主义者的姿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敦促美方“停止歪曲中方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但除去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之外，将国际贸易、科技和创新成果转移乃至海外投资统统视为总体性国际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并据此提出重构同盟战略的设想，又是最近1/4个世纪以来最意味深长的变化，长期影响不容小觑。
在2016年底与本刊记者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美国知名国防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资深研究员、前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特别强调了对华“竞争性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这一概念。此项战略立足于在和平时期试探和判读竞争者的反应机制，并在于己有利的方向上加倍下注。以此观之，新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是“竞争性战略”的直接呈现，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单纯的军事层面。从已经付诸实施的1.5万亿美元减税政策、对乌克兰武器出售，到聚焦“印太洋”，世界秩序越来越多的变化已在发生。
从里根到特朗普
1985年初春，刚刚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罗纳德·里根在白宫宴请了一位高度近视的小说家。几天后，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郑重地举起小说家的新作，盛赞它“情节设置完美”“令人手不释卷”，力荐全体国民都去购买。如此高规格的推荐下，这部小说的销量最终超过了230万册，高居年度畅销书榜首位：它就是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成名作《猎杀“红十月号”》。而该书的开篇部分，差不多反映了当时美国军政高层对苏联的全部恐惧：一艘苏联新型核潜艇从巴伦支海出航，它的安静性足以避过美军所有现役舰艇的监视，理论上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打击；美国海军一线兵力严重不足，北大西洋防御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北约”盟国对华盛顿履行其安全承诺的能力深表怀疑；当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航空母舰、潜艇部队和远程轰炸机搜索失踪的核潜艇时，提心吊胆的美国人只能按兵不动，担心被一场突袭一扫而空……
这当然不会是全部事实：在美苏核力量已经实现“确保相互摧毁”的情况下，一种新型核潜艇远不足以颠覆双方的战略均势；水面兵力存在结构性缺陷的苏联海军，也无法对美国在全球大洋的制海权构成决定性威胁。但里根需要这种恐慌情绪——他要告诉自己的国民，经历过越战末期的战略收缩和常规军力削减，继续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意味着将战略空间拱手让给莫斯科，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声望造成了巨大损害。他的前任吉米·卡特是缓和政策的奉行者，坚信在越战中丧失的道德形象必须借助慎用武力来挽回，依靠国际组织和谈判来处理美苏双边关系则可以省下宝贵的财政资源，以转用于方兴未艾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而里根以及他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集团最希望强调的便是缓和战略的无效性，为此不惜将卡特的执政业绩批驳到一无是处：1980年总统大选期间，他几乎在每一场演讲中都会提及卡特政府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应对不力，最终也正是凭借此次危机引发的民意反弹入主白宫。而在进入第二任期、对苏战略调整即将开启关键步骤的1985年，里根又以克兰西的小说为切口，再度开启对缓和政策的“鞭尸”，以塑造转守为攻所必需的舆论环境。endprint
而里根政府开出的药方，便是日后被称为“里根主义”的激进攻势方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根以“冷战斗士”自居，公开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拒绝与其达成任何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共识。在安全领域，美国大举增加军费开支，在海军军备、新型核打击载具以及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挑起了新的军备竞赛，迫使莫斯科将因为油价暴跌而日益缩水的财政资源继续虚掷在扩充军备上；与此同时，在阿富汗、中东、加勒比海以及其他苏联安全体系的薄弱节点上，美国不惜重金支持莫斯科的反对者，怂恿后者在苏联密集的战略“毛细血管”末端捅出更多伤口。在经济领域，里根以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和新兴的微电子—计算机产业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同时严禁美国及其盟友向苏联出口任何新兴科技或工业产品。多重压力之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主动转向战略后退，继而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则成为“冷战”的最后胜利者。
从比较视角观察，特朗普的战略转向及其表述方式，与里根的“推回”（Rollback）政策毫无二致。他先是不吝笔墨地强调一番当前美国面临的战略困境，并暗示这正是奥巴马政府的负面遗产——为了抵消因小布什政府滥用单边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侧重于调整和“再平衡”，拒绝漫无边际地投入资源，对已经出现的战略变化也更倾向于徘徊观望、接受既成事实。而特朗普现在强调，这种节制除了造成“流氓政权”一意孤行，“修正主义大国”闷声大发财以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朝鲜的核打击能力在奥巴马时代获得了决定性提升，凭借一纸核协议解除了制裁“紧箍咒”的伊朗则在中东活跃异常；在乌克兰和南海问题上，中俄两国的得分亦形同美国的失分。白宫无意鲁莽重启成本高昂的直接介入政策，但变更战略已势在必行。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与里根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核。通过大规模减税政策以及复兴本土制造业，美国有望重新提升可以投入军备竞赛的基础资源：在对俄核军控谈判中，白宫需要更高质量的核投射载具作为本钱，在“印太洋”地区则要呼应海军申诉已久的提升一线舰艇、飞机数量的吁请。在东亚（对应朝鲜和中国）、中东（对应伊朗）、欧洲（对应俄罗斯）三个海外战略地理支点，美国也需要自己的盟友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以为美国的进一步“推回”乃至评估长期政策的成效创造条件。如此，美国终于“重返赛场”。
转向“竞争性战略”
在2016年的谈话中，吉原恒淑列举了美国可能采取的“竞争性战略”的几项主要特征：其一，避免设置一种基于纸面规划的长期政策，频繁进行复雜的假设试验，务必摸清竞争对手的心态以及实际弱点。其二，在于己有利的突破方向上，应双倍甚至多倍下注，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战略优势。为此应当尽可能多的增加投入竞争的战略资源的总量。其三，利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机制，通过调整美国战略力量在全球的配置，以及对既有的盟友关系做出让步或扩展，有针对性地扭转已经暴露出危机，最终实现不战而胜。
以这一理论为尺度，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体现的甚至已不再是单纯的“冷战思维”，而是16世纪以来海洋强国应对大陆强国崛起的通行策略。在全球层面，它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和新近开展的海外投资布局的提防：《安全报告》所称的中国“决心让世界经济变得更不公平、更不自由”，不仅是对最近1/4个世纪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戒备，更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偏见——历数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无论是哈布斯堡西班牙、路易十四法国、两次挑起大战的德国还是俄罗斯—苏联帝国，大陆强国崛起的历程无一不是先凭借其领土、人口和贸易—制造业优势，先在毗邻地区建立一个广大的区域市场，再以武力强行将这个市场变为独占性的；待积蓄起足够的战略资本之后，大陆强国将进一步发展足以争夺开阔大洋的舰队，最终向主导性海洋强国发起挑战。而按照《安全报告》的论调，凭借奉行保护主义措施和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内市场环境，制造并向东南亚和欧洲倾销劳动密集型产品，正是中国建立独占性市场的第一步。紧接着，北京将努力发展一支活动范围可以覆盖西太平洋以及整个印度洋的远洋舰队，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一系列可作为扩张支点的港口和海外军事基地，最终迫使美国承认中国拥有巨大的势力范围。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特朗普政府将贸易问题视为中国挑战美国的关键性战略布局，并认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危及了“美国式生活方式”和“美国式价值观”（全球自由市场）的基础。而《安全报告》开出的药方，首先是严控对中国的高新技术输出，降低欧美市场对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程度，包括延缓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程。其次，美国将以层出不穷的惩罚性关税措施，以及提供给本土制造业的减税待遇，抬高中国制造业的总体运行成本，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至于中国产品占有显著优势的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市场，美方认为主动权并非不能转移——毕竟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是全球贸易体系最主要的运行者和成本承担者；即使是出于转嫁安全和技术成本的考虑，大部分中小国家也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维护旧的领导者。
与维持全球均势相搭配的另一项竞争性战略，则是利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自保意识，形成多个区域均势体系。用知名地理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话来说，是若干个新的“俾斯麦体系”。卡普兰注意到一个吊诡的问题：作为最近20年里全球范围内崛起幅度最大的强国，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它的地区安全保障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紧张；由于在后一问题上缺乏稳定而持久的解决框架，中国在发挥全球作用时顾虑颇多、后劲不足。用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一书中的话来说，北京面临“国际定位危机”，它对周边事务的关注和全球存在没有很好地衔接，有时甚至相互抵触。
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南海争端的几大主要当事国来说，它们对中国崛起所抱的防范和恐慌心理甚至还要超过美国。在一些需要多边机制做出应对的国际争端，例如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危机乃至乌克兰问题上，美国会希望中国协助分担成本；但由于近在咫尺的空间距离以及军事实力方面的悬殊差距，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和安全两难却是时时“在线”的。而美国的竞争性战略，便是要利用它长期扮演的跨地区盟主角色，以及中小国家各自的地理区位、需求特点，组建若干个小型制衡同盟。吉原恒淑提到，尽管东南亚各国不可能发展与中国的航母编队相抗衡的大型水面力量，但通过部署廉价的岸基巡航导弹、柴电潜艇和水雷，它们同样可以抬高中国远洋贸易的成本，甚至在必要时破坏中国的能源和战略性原材料借口。《安全报告》中提及的在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下继续推动对台湾的军备售卖，即有这一层意思在内。而在波斯湾地区和乌克兰，美国同样可以通过组建“海湾版北约”和“东欧防疫线”，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局部优势形成对冲。endprint
在那次谈话的结尾，吉原恒淑反复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地区战略具有双重目标。第一项目标是确保介入（Access）的自由，即在总体上维护整个“太平洋秩序”的能力。军事介入是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部分，此外还包含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上的介入，它构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地区战略的基础。“美国明确认定介入乃是它的利益所在，假使它丧失了这种自由，一定会尽全部努力来挽回，以便‘重返该地区。”第二项目标则是确保地区均势对美国有利，尤其要避免出现可能使区域均势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的“霸权国家”。从《安全报告》的措辞来看，白宫正是将中国视为这样一个有能力颠覆均势的竞争者，是故也断然采取遏制措施。
“印太洋”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俄两国启用“竞争性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会立即和莫斯科、北京进入对抗状态：这也是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与“里根主义”最显著的差异。经历了小布什时代结局狼狈的单边介入尝试，美国更希望由地区内盟友分担制衡竞争者的压力；并且当它认定存在多国共同利益时，集体安全机制依然有效。在发布《安全报告》的同时，特朗普提到中央情报局曾在12月初向俄罗斯政府提供秘密情报，协助后者破获了一起在圣彼得堡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并获得了普京的答谢。在中东局势和反恐问题上，美国与中俄之间的默契仍将维持。甚至对于最棘手的朝鲜，《安全报告》也没有直白地提出实施“预防性打击”的字眼，而是给双方的直接接触留出了空间。毕竟，“竞争性战略”将会适用于长周期，多种试探都必须进行。
在关于美国全球军力分配、尤其是作为两栖投送力量的海军兵力的配置问题上，《安全报告》再度强调了一个战略地理概念：“印太洋”（Indo-Pacific）。这个由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发明的术语囊括了从西太平洋、东亚延伸到南亚和印度洋的整个海陆交界地带；全球常备军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有7个在该海区拥有直接利益，5个本地区国家拥有核武器，复杂程度空前。美国海军计划在2020年前，将其一线舰艇的60%部署到该海区，这势必会引起该地区传统海上领导者印度的反应。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中国沿南北纵向拓展经济和安全空间的尝试，已经在“印太洋”和沿东西横向输出影响力的印度相遇，而美国也将入局。
某种程度上，印度洋是一个巨大的半封闭区域，中南部除去美国租借的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环礁外几无立足点，北部、东部和南部各有海岸或岛屿作为明确边界，类似一个“地中洋”。迭戈·加西亚基地常驻有美国海军预置船第2分舰队、海军计算机与通信远东分站、机动设营部队、后勤中心、运输司令部办公室、工程指挥部、太平洋空军第36联队任务支援分队、第715空中机动分队以及多个航天支援单位。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即时军事威慑，而且一旦中东、印度洋或南海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军航母、核潜艇以及战略轰炸机将在第一时间进入该基地，以之为跳板，与常驻中东和太平洋基地的海空力量共同执行任务；美军地面部队也可以以此为中转站，向冲突第一线做快速投送。这也是“印太洋”战略最主要的地理支点。
自2010年以来，印度军政两界即热议所谓“珍珠链”战略，对中国在印度洋北部获取商用港口的努力持负面看法。在印度自身的海军力量只够覆盖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东部的情况下，中国远海护卫力量向印度洋延伸，势必引起新德里的敌意。而这一点恰恰可能推动美国与印度迅速接近：如果能够将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兼“实力不断上升的强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亚洲海洋秩序中，无疑将对西进中的中国海上力量（既包括舰队，也有商船队）形成预先布控，恰恰合于“竞争性战略”的需求。另外，此举也能阻止中、俄、印三国进一步接近，成为制衡美國的大陆强国同盟。
而对印度来说，作为南亚大陆上的核心国家，其本身也有与美国改善双边关系的强烈意愿。富于民族主义气息的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登台执政后提出了“大国复兴”的口号；鉴于新德里在国际舞台上素无组织基础，处理好与相关大国间的关系遂成为重中之重。在特朗普放言“令美国重新强大”，与此同时俄罗斯却继续衰弱的背景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莫迪的最佳选择。将印度的复兴与美国的“印太洋”战略相挂钩，不仅有志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够增加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周旋的余地。21世纪印度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西攻、北防、南联、东向”，即打击巴基斯坦、防范中国、控制印度洋、改善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而美国在所有四个环节都是局中人。是故接近美国对印度也是最实惠的选项。
吉原恒淑指出，对中国而言，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宛如印度洋上的“岛链”；而对新德里来说，那里是印军唯一一个三军联合司令部的所在地，也是监视中国海军活动的最前沿。为了配合“印太洋”战略，印度势必会强化在该群岛的海军存在，甚至部署核潜艇、航母编队等重型作战平台，以对中国形成制约。在新的“印太洋”战略中，印度在陆上是窥伺“一带一路”的前哨，在海上则直接针对中国海上力量的西进。印度洋乃至整个亚洲的海洋安全，即将迎来更复杂、也更晦暗不明的前景。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