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声有功的人侯宝林诞辰百年
刘周岩
今年是相声艺术家侯宝林100周年诞辰。尽管相声爱好者们总是就侯宝林、马三立和其他相声名家的艺术风格究竟谁更胜一筹争论不休，但在谈及对相声发展的历史贡献时总把侯宝林尊为无可取代的“大师”。相声名家张寿臣曾有这样一句朴素但切中要害的评价：“侯宝林是对相声有功的人。”
1977年12月24日，相声大师侯宝林在他居所附近的北京什刹海岸边练打太极拳
“没有新社会，我侯宝林算什么！”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相声演员侯宝林在中南海演出之后参加舞会，他边和人说话边跳舞，精力不集中，一下撞到了毛泽东身上。他在几十年后的文章里回忆当时心情：“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有权威的大人物啊！”
舞会上被撞到的毛泽东并没有生气，只是向侯宝林笑了笑。他是侯宝林的老听众了。建国之后直到60年代中期，侯宝林几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演出两次。据侯宝林自己回忆，毛泽东大概听过他至少150段相声，其中《关公战秦琼》一类的经典段子还反复听过。1975年毛泽东养病期间还请侯宝林为他录了12段相声，也正是这次机会给侯宝林留下了宝贵的舞台影像资料。
对毛泽东这位忠实听众，侯宝林一向是既敬畏又感怀的心情，一如他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对49年新生政权的态度。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相声一度命运未卜。1949年底一次为各界艺人开办的戏曲讲习班上，一位政府干部指责：“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面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相声艺人去工厂慰问演出还因为使用黄色段子被轰了出来。当时有人评论：“相声这行就不是真本事，骗得了旧社会，骗不了共产党。”种种议论给相声艺人带来很大压力，许多人想到了改行，有的演员甚至去卖冰棍了。
生于1917年的侯宝林，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驰名京津演艺界，面临新形势下相声的存亡问题，作为相声界领袖之一的侯宝林决意利用这一历史时机，不仅使它生存下来，还要获得更大的发展。最终的结果相当成功，相声改造运动让这门仅仅是“开心解闷”的“玩意儿”变成了登堂入室的“曲艺”。
相声研究学者、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祝鹏程告诉本刊：“侯宝林一直紧跟时代，嗅觉很灵敏。新中国成立前的电台以文艺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为生，侯宝林于是组织成立了一个广告社，做艺人和电台的中间人。此外他还开办过药房。”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取代商业成为艺人的首要关切，侯宝林再一次体现出了对形势的把握。祝鹏程向本刊提供了一份北京档案馆所藏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工作计划，其中记载了对侯宝林和新中国成立前曲艺公会理事长曹宝禄的比较：“侯宝林在依靠政府这一点上确实比曹宝禄表现得好，旧习气、旧包袱也比曹宝禄轻。”
1950年1月，侯宝林、孙玉奎等人发起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并邀请了作家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等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帮助。艺人们主动停演了一批含有“色情哏”“伦理哏”和挖苦劳动人民笑料的段子，创作了符合新形势需要的作品，其中尤以侯宝林的成绩最为突出。为了配合宣传新《婚姻法》，侯宝林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为了配合铲除封建会道门运动，创作了《一贯道》。侯宝林还主动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前往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演出。
这些“配合”并非全部出于无奈，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相声艺人们的真诚愿望，学者薛宝琨称之为“强烈的报恩思想”。旧社会艺人被看作“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的“下九流”，而新社会里共产党干部们称他们为“文艺工作者”。相声演员常宝华就说：“我是含着热泪接受了这一称号。”相声名家张寿臣一直到去世都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年国庆节都早早起床，穿戴整齐，和电台一起唱国歌。针对相声和其他曲艺艺人，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说：“以前是爱好他们，而侮辱他们，如今我们爱好他们，就要尊重他们。”侯宝林正是这种新形势的直接受益者，他是当时北京曲艺界仅有的两位拿一级工资的演员之一，月薪333.5元。侯宝林在日后地位愈发提高后常对友人说：“时势造英雄，没有新社会，我侯宝林算什么！”
新政权对相声的利用除了提高了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更促进了相声这门艺术本身的发展。现年82岁的曲艺作家赵连甲从50年代就与侯宝林共事，他告诉本刊：“很多事情我是亲历者，还活着的恐怕只剩我一个了。”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说唱团，赵连甲在其中任创作人员，这个当时唯一的国家级曲艺表演团体囊括了几乎所有曲艺名演员。赵连甲记得，侯宝林在参加这个团时就针对广播的作用说过：“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大喇叭的威力。”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戏剧与方言》。这是侯宝林为了配合推广普通话运动而创作的，作品通过对各地方言的模仿，列举了不会普通话带来的交流不便。因这个作品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通话政策，政府做了大力推广。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侯宝林和郭启儒录制了这一段子播出，并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各地的列车、学校等公共场所反复播出。1963年马季下乡巡演时，发现山东文登县的广播站还在反复播出这个段子。相聲，从新中国成立前正经人家都会阻止自家孩子去听的“下流玩意儿”，到此时竟可以被用作学校的语言教学材料，还在全国反复播出。侯宝林和新政权的合作不可谓不成功。
侯宝林生前的挚友、学者薛宝琨曾说，在他心中能称得上是相声大师的仅有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和马三立四位。对于侯宝林，他做了如此的总结性评价：“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
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同台表演
“只要我活着，就非把相声打进艺术圈儿不可”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相声艺人一样，侯宝林也是苦出身。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只不过无论是这个日期还是这个地点，都不准确。侯宝林自传第一章标题是“我可能是天津人”。他推测自己是天津人，根据是印象中小时候是舅舅带自己坐火车到北京的，火车的路程似乎不太远，所以估计就是天津来的了。“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这个不知自己姓名身世的小孩就随着养父母姓了侯。
养父母一家本就是城市贫民，后来养父一度失业，侯宝林只能自谋生路，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甚至上街要饭。军阀混战和极度贫困之中，侯宝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社会中长大了，受了“生活这本大书”的教育成人。这段艰辛的时光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根基。
再后来家里实在难以为继，有一次侯宝林的养父这样和妻子商量：“这孩子就老跟咱们这么饿下去吗？咱们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吧！咱们别让他也跟着咱们饿死呀！”于是，侯宝林被送去学艺，先是学京剧，后来改学了相声，先后拜颜泽甫、常葆臣、朱阔泉为师，辗转京津演出。
40年代，侯宝林“雅”的相声风格已经开始逐渐形成，当时天津曲艺圈就有“侯宝林的相声文明”的说法。日后成为侯宝林妻子的京剧演员王雅兰就曾回忆，父亲当时只允许自己听侯宝林和戴少甫的相声，因为语言干净而不是充斥黄段子、脏话。侯宝林之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薛宝琨曾有过分析：“相声原本‘贫俗的原因就在于：一是观念的自轻自贱，二是本钱的畸形短缺。”而侯宝林恰恰在这两点上与众不同。从本钱而言，侯宝林是学京剧出身，在“说学逗唱”中尤善“学唱”，使他在贫嘴逗乐之外有丰富的技法储备增进艺术表现。
更主要的是观念，侯宝林有着强烈的自尊感。40年代在天津时，侯宝林有一天穿着西装走在街上，他的一位同行看见了，嘲讽道：“吓，‘人啦！这还像说相声的吗？”侯宝林反驳：“‘人啦怎么的？说相声的不就是人吗，就不能过人的生活？只要我活着，就非把相声打进艺术圈儿不可！”建国后，这个愿望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不仅相声实现了“登堂入室”，侯宝林本人也开始重塑自己的身份认知。1980年，侯宝林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此事一时惹起争议，当时社会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侯宝林自为捧逗说相声，逗哏是相声演员侯宝林，捧哏是大学教授侯宝林，意在调侃其“一身二任”和“自己捧自己”。侯宝林则此不以为然，他非常认真地准备面向知识界的课程、讲座，经常以西装革履、金丝眼镜的学者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次在南开大学讲学时，副校长不经意说了一句“侯先生，您来一段儿”，侯宝林当即不悦地回答：“对不起，我是来讲学的。”在晚年侯宝林身上，中国传统社会中“优”与“士”这两个地位相差巨甚的身份开始融合，他同时成为“艺人”与“知识分子”。
青年相声演员回想告诉本刊，从侯宝林和马三立两位相声名家晚年对待演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自我认识的差别。侯宝林从1979年就一再声明退出舞台，而比他大三岁的马三立直到2001年才举行了自己的告别演出。“侯宝林先生希望留给大家的是完美的舞台形象，所以一次很小的演出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能维持以前的水准了，自此以后就再也不演了。马三立先生则是和他所表现‘小人物化为了一体，让人觉得非常熟悉、亲切，他在告别演出里有一段失误说错了，但他自己和观众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晚年淡出舞台的侯宝林主要精力用于相声研究，出版了《侯宝林谈相声》《相声溯源》《曲艺概论》等一系列开创性的相声研究著作。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祝鹏程认为从学术的角度，这些研究尚有可商榷之处：“侯宝林是一个有大师意识的人，他想把相声这种艺术经典化。但无论怎样看，相声也就是100多年的历史，侯宝林把唐、宋时期的一些艺术形式做了一个勾连，认为它們是相声的前身，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问题的。”祝鹏程向本刊如此总结侯宝林晚年研究的核心问题：“他非常焦虑的一点是，怎么在中国经典文化的发展序列当中给相声找到一个位置。”
1993年侯宝林去世时，时任国家主席领导对其一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政治上再度肯定了这位老艺术家。侯宝林身后，他的相声遗产也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传承。儿子侯耀文同样成为相声名家，而侯耀文的徒弟郭德纲又被许多人认为做出了使相声在电视年代再度“起死回生”的贡献。不过侯家内部的关系也并不平静，特别是侯耀文去世后发生了一系列纠纷。对此，赵连甲向本刊表示：“侯家内部的事情外人不好参与。”另一位相声界人士则评论：“这些是法律问题，和艺术没关系。”
谈及“侯派相声”的概念，无论是作为从业者的回想还是研究者的祝鹏程，都认为相声其实没有太强的派别概念，和京剧唱腔所自然形成的流派不同，“幽默只能是个性化的”。回想觉得，侯宝林对今天相声演员的根本影响还是在于如何看待这门艺术。“相声演员和观众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居高临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那样观众就不会笑了。以前相声演员是低于观众的，是把自己称为‘欢喜虫去讨好观众。经过侯宝林等先生们的努力，现在相声演员是平视观众的：观众是我的朋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关系。如果今天的相声再回到低俗，我认为是一种倒退。”
（实习生郭雨荷、李依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