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韦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 方案创作工作室主任
贾冬婷
“建筑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创造建筑就是创造秩序。”——邵韦平认为柯布西耶的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在一个日益被复杂性科学改变的世界中，建筑师需要借助数字化等手段创造秩序，以更加自由多变的形态来模拟自然。
失落的“黄金十年”
凤凰中心跨越整个内部的300米连廊
经过北京朝阳公园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被一个钢筋铁骨的球形建筑吸引住。其实它并不是个规则球体，如果在外面绕一圈，就会发现它从某个角度看像是一个凸起的球，再换一个角度则变成凹陷的豆荚，或者旋转的圆环。而编织曲面的一根根钢铁线条自有逻辑，形成延展性和韵律感，而且这韵律是无限循环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这是作为传媒集团总部的凤凰中心，其圆融的形象正与功能相呼应。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将访谈约在这里，也是对这一作品的认同，虽然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大院”作品。
思维严谨的邵韦平在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称“北京院”）的个人工作室名为UFO，有天马行空的颠覆感。“并不是不明飞行物，而是Un-Forbidden Office，提取‘紫禁城（Forbidden City）这个概念的反义，即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打破规划、市政、景观、建筑等专业之间的界限。”他告诉我，这个名字最早源于工作室承接的北京奥运中心区景观设计项目，按照奥组委的要求，这个设计要体现人文奥运和中国元素。中心区恰好位于北京中轴线上，而中轴线上的紫禁城、故宫、四合院都是北京最典型的文化符号，所以他们提出了“开放紫禁城”的概念，把重构的红墙院落和四合院的抽象元素糅合起来，形成一个新时代意义的解析，来打破紫禁城封闭的意向。
在世纪之初，向开放模式和开放思维的转型是迫在眉睫的。事实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值建筑市场的全面开放，一批国际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在中国落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建筑的“黄金十年”。2012年普利兹克奖花落中国也是“黄金十年”的重要标志，正如其评委会主席表述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如果没有在中国的城市留下作品就不能说是最成功的建筑师，一个正在接受建筑学教育的学生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城市与建筑，也不能算合格。”但对“北京院”这样原本处于半垄断地位的本土设计院来说，传统的工作模式、思维方法、建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桎梏，与高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产生巨大反差，也让他们在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上的主导权旁落。邵韦平形容，这一时期也是本土建筑师“失落的十年”。
如果将时间拉长来看，邵韦平所在的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作为一个近70年历史、与新中国同龄的大院，曾参与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所有首都重大城市建设项目，包括天安门广场规划、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首都体育馆等。“50年代北京第一次评出的‘十大建筑，有‘八个半都是‘北京院设计的，那‘半个是跟别人合作的。这也反映了‘北京院当时在行业里的辉煌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建筑市场也越来越开放，开始引进海外资源。邵韦平将这30年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以2000年世紀之交为分界线。前半段是整合期，国内建筑师仍掌握着话语权，但也感受到一些国际上的冲击。邵韦平说，回头看当时的“十大建筑”，80年代那一批里，连大观园都入选了，其实那只是一个舞台布景，不算真正的建筑。90年代的“十大建筑”稍微改善了一些，但是那个时候的建筑更多肤浅的形式，比如说大屋顶、现代主义构图等。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
那一时期，一些国外建筑师也开始进入中国了，最早是贝聿铭上世纪80年代初来北京做香山饭店，他的建筑观念和建造方法就和国内有很大反差。邵韦平1984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院”，当时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刚刚完工，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但那个时候他只是把香山饭店看成是一种创新的民族形式。今天再去看，就会意识到形式背后是贝聿铭更加人性化、更加精细的诠释建筑的方式。“比如他讲究对称，要求地面的拼缝都用胶圈，而且胶圈一直从墙面延伸到天花，这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做法以前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后来逐渐成为行业效仿的范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再加上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城市事件的推动，中国的建筑市场开始全面开放。“当时北京几乎所有地标性建筑都被国外建筑师垄断。无论是业主还是政府主管部门，在重大项目方案决策时，基本上只把目光瞄向国外建筑师，而国内设计院，更多变成了为项目‘配合的角色，渐渐失去了话语权。”
与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几乎全部被“北京院”包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十大建筑”的前九个都是国外建筑师设计的。邵韦平说，只有一个国家体育馆由“北京院”完成，还排在最后一名，多少是有点安慰性质的。
回头来看，邵韦平认为，这种巨大的反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了国内建筑师很大刺激，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由于中国的建设机会，中国市场面向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师开放，对中国建筑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邵韦平记得，他第一次与国外建筑师合作是因为1995年的侨福芳草地项目，与SOM事务所经常交流，明显感觉到，当时国内建筑师看重感性形式和效果表现，国外建筑师却注重整体逻辑关系与精确的完成面表达，这让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习以为常的粗放设计模式。到了2002年底，邵韦平作为中方技术负责人主持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建筑设计，与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团队有了全方位的深入合作，更带来观念上的飞跃。就在T3基本完工的时候，出现了独立完成凤凰中心的机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开放思维的一个结果。
面对复杂性
首都机场T3航站楼可以说是凤凰中心的前奏。邵韦平说，因为T3规模比较大，施工时间比较紧，从2002年底开始，一直到2008年，他们都和福斯特团队并肩作战。最高峰的时候，“北京院”有100多人和福斯特团队一起在机场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模式有了近距离了解。邵韦平说，诺曼·福斯特选择“北京院”作为中方合作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之前的北京机场航站楼T1和T2都是“北京院”设计的，他们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而回头比较新旧航站楼的差异，不仅体现在风格和形式上，更是在体制和观念上。
首先是协同模式。邵韦平认为，协同首先是一种思维，让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工作，而不是一盘散沙。在设计T3之前，中方建筑师虽然已经开始用电脑绘图了，但是每人都在自己画自己的图，一张图里有各种各样的系统要画，比如楼梯间，再去找人专门画楼梯间的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图纸上有好几个人在画，这几个人在画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信息传递的不完整，或者工作重复。而福斯特团队则是按照统一的绘图规则，每人负责画一部分系统，最后統一联网合成。这样的协同设计催生了建筑系统的细分，分离出结构承重、隔墙、楼梯、卫生间等多个系统，每个系统都有专人负责。一来，通过术业有专攻的负责人保证了图纸的精细程度，二来，清晰了设计的边界，图纸上暴露出的冲突能及时调整，减少设计盲区。协同工作除了在团队内部，还包括建立外部专家团队。邵韦平说，以前做设计的时候总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个团队什么都包揽了，做得好的做，做得不好的也凑合做，而T3的每个系统都请了外部顾问、结构顾问、景观顾问、艺术顾问，而且都是那个领域最好的专家，才实现了T3的高完成度。
其次是在复杂体系中的精确控制。邵韦平说，之前国内做一个建筑，建筑师大多是凭感觉，从相似到相似，“圆一点还是方一点”很随意，习惯在1%比例的设计图纸上设计，保证不了精确建造。但是在与福斯特合作T3的时候，发现他们是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图，精确度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福斯特团队在设计T3时提出完整的“几何控制”规则：立面有立面的模数，平面有平面的模数，天花有天花的模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规则。这个规则大部分是基于二维的，但却是从建筑的整体贯彻到每一个细部。“几何控制”使得建筑整体与局部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建筑的完整性、精确性与高完成度。比如T3航站楼的弧形屋面，其实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规则构建，再通过精确的设计控制表达出来的。
施工中的“中国尊”运用了数字化设计
要实现协同和精确，所依赖的最重要技术手段就是数字化设计。在做T3时，数字化技术已经有了初步应用，但无论是福斯特还是邵韦平，都还没有把它视作一个完整体系。直到2008年，几乎和凤凰中心同步，邵伟平工作室与数字设计的代言人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合作了银河SOHO，获得了更深入的三维处理经验。于是在做凤凰中心的时候，很多数字化方法被彻底激发出来了，比如几何控制体系，这让凤凰中心有可能走得更远。
某种意义上，数字化设计是一种面向“明天”的设计。邵韦平认为，这是基于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所建构的世界观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大数据、互联网的介入，人的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一样了。“经典科学时空观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宇宙的模型是一系列分离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的复杂建筑则要求淡化几何关系，引入自相似性和分形的概念，以复杂无序的心态来模拟地貌、生物等不易被认识的自然形状。这对于长期沉醉于简单还原思维方式的人类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转变。”
邵韦平认为，凤凰中心这类建筑的出现，也是基于复杂性科学影响下的世界观。建筑应该更加深入地去诠释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于是建筑师去推动数字化设计的应用，使其为美学控制、技术研发和建造手段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邵韦平说，数字化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工智能和建筑师创造力的叠加效应，让设计变得更自由。最重要的变化，是它可以作为一把尺子，将所有的工作都矢量化，进行精确化管理和验证。比如像凤凰中心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建成，就是用了虚拟建造的手段，在建造完成之前，建筑师就可以看到最终的样子，以此调整过程中的问题。
其实，相对于汽车、飞机等高端制造业对三维技术的成熟应用，建筑行业的数字化是相对落后的。邵韦平说，这是因为高端制造业是大批量生产，有大量的前期投入来制定一个完全三维的设计方案，而建筑业是一个定制行业，有点像是造船业，要一艘一艘来造，发展速度没那么快。但邵韦平认为，从长远来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设计的普及是早晚会实现的，它会为建筑学打开一扇门。“我常听前辈们说建筑的形式已经被诠释光了，什么方的、圆的，但是数字技术出来以后完全开辟了全新思维，设计又变得有无限可能。”
自由与秩序
凤凰中心始于一个“莫比乌斯环”的概念。关于莫比乌斯环，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就是把纸带旋转以后对接起来，假如一只蚂蚁在上面爬，可以沿着纸带一直爬下去，没有终点，无限循环。这个概念是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的，主要理念在于“永动”和“拓扑”。
“莫比乌斯环”也与业主方凤凰传媒开放包容的理念暗合，它形似凤与凰的阴阳平衡，而且满足了建筑功能的双重需求，背阴的一面制作，向阳的一面办公。邵韦平说，这一方案也并非仅仅为了找到的某种具象符号，莫比乌斯环有界无边、无限循环的空间意境也呼应了太极文化中事物相互关联的自然观，从而让建筑传递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告诉我，基于华人媒体的定位，凤凰传媒一开始就决定选择华人建筑师，但他们仍面临激烈竞争。而莫比乌斯环的概念一出，就抓住了业主的心。
其实，莫比乌斯环是由场地环境的灵感而来。凤凰中心位于朝阳公园西南角最靠近城市中心的一侧，基地的西侧、南侧是不规则的城市主干道，东北方向则毗邻朝阳公园湖光树影的自然形态。“在这样的不规则环境条件下，我们设想的新建筑应当削弱方向感，让圆润模糊的形态来适应街区与自然，成为一处环境友好的城市景观。”邵韦平说。
2008年凤凰中心立项之初，就暗中要与CCTV新楼竞争。邵韦平说：“当然它和央视不是一个体量，不可能做那么大、那么高，所以业主提出，‘不要最大要最好，不要最贵要最美。”有趣的是，CCTV新楼和凤凰中心在外观上刚好都是个“环”，但央视的大环棱角分明，凶猛张扬，而凤凰的小环则是流动和开放的。
莫比乌斯环的创意是独一无二的，但随后的难题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实体建筑？邵韦平形容，“这个创意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我们必须把它拉住”。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曲面表皮，一般的技术方案有两种，双曲面弥合与三角形平面弥合，但这两种选择各有缺陷。在一次讨论中，邵韦平偶然想到，何不用二维单向的单曲线形弥合莫比乌斯环，将复杂体形的大部分面积用单向单曲的线形弥合？这样的话，在“线”与“线”之间的缝隙封闭的压力就会降低。于是他们发展出一个类似“毛线球”的过程方案，空间体型完全呈现线形质感。
接着，他们研究如何建立外表面与结构的关系。为让幕墙构造可以与结构组织在一起，在交叉点设置了垂直连杆，让两个方向构件在交叉处留出距离，从而将幕墙嵌入结构，充分表现了结构之美。而复杂的曲面问题也转变为用折片式的平面“鳞片”来弥合，表皮有5000多块玻璃，3000多个单元，没有一个单元是一样的，完全由参数化生产。
进入凤凰中心，最令人意外的是内部大规模的公共空间，以及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以至于我们的谈话一次次被淹没。我有些疑惑，设计这么高比例的公共空间，业主不会有意见吗？这么多钱不是打了水漂？
其实，开放性从一开始就是业主方的一大诉求。对于凤凰传媒来说，与传统媒体竞争中的差异化就是开放，可以让大众进来，这种对开放性的要求又引导着建筑向一个更具亲和力的方向发展。由莫比乌斯环创意出发，邵韦平获得了将两个功能体块连接起来的环状空间，于是考虑如何将这部分空间的潜力最大化，让整个建筑都对公众开放。
最简单的是将凤凰中心核心功能之一的演播室开放，人们可以透过玻璃幕墙一览演播室的操作，满足对电视台的好奇心。业主最初的要求也是开放演播室，当看到邵韦平方案中比预想多很多的开放空间，也有太浪费的质疑。但实际使用后发现，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空间，实现了最大的价值。
让参观者最为流连的空间是跨越整个内部空间的300米连廊。这也是一个由莫比乌斯环概念而来的纽带，将建筑从上到下连起来，人们一方面可以体验建筑各个角度的移步换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周围公园的树木和湖水，融入自然。
从连廊上走下来的参观者们是当天参加北京时装周的观众。时装周的T台就设在中庭空间的顶层。连廊一侧拾级而上的台阶呈梯田状排布，将空间切割，也有了多种可能性。天花板上的网状钢架作为天然的装饰，给了这里一种不同于酒店多功能厅的个性表情。邵韦平告诉我，如果说一开始业主还对公共空间的收益有疑问，现在已经完全不担心了，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巨大的。“在春秋季的高峰时期，经常一天有好几场活动。前两天这里一个汽车品牌的发布会，场租有250万元。”
走出建筑，就到了莫比乌斯环的内部，一个四面围合的露天广场。这里一侧与城市街道相连通，另一侧则以朝阳公园为背景。邵韦平原本设想将建筑和公园做成一个整体，人直接走到公园水边上，但这涉及两个单位之间的协调。不过，这个小广场已经是一个天然的活动场地，业主也考虑在上面加一个半封闭的顶，将院子开放。
由于凤凰中心的复杂性，数字技术自然地融入在了设计的下游环节。而且，如果说对T3的几何控制还停留在二维，在凤凰中心项目上则发展到三维，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先依据功能、材料、建造和安装等因素建立基本控制面，后续所有的构建都必须依照这个控制面，通过逻辑推演与之发生衍生关系。在基础控制面确定之后，又对结构、幕墙、装修等系统建立了二级控制规则，不断深化勾勒出一个精确完整的控制体系。邵韦平说，类似方式还应用在他后来住持设计的北京“第一高”——CBD核心区500米的“中国尊”项目上。
其实，“中国尊”在形态上并没有凤凰中心那么复杂。邵韦平告诉我，高本身不是问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工程的作业面特别小，100多层楼建造在一个弹丸之地，人、车、物的组织很复杂，高峰时期大概有两万人在里面进进出出；还有消防问题，一旦出现意外要保证安全疏散；另外是这个楼的风环境，因为楼高，落差大，空调如果组织不好，可能上面都热死了，下面还很冷，等等。利用现在的数字技术，这座500多米高的楼不用脚手架就可以建成，完全是通过智能平台控制核心筒的自动爬升，这是以前是不可以想象的。100多层中，有可能每层楼都需要施工，每一层还不一样，有结构，有幕墙，还有后期。依靠人工来组织的话，有可能像高峰期等车一样，两个小时都上不去，但通过智能平台，可以精确到分钟来组织作业面。
比起用某种个人风格去影响城市，邵韦平更愿意谈论建构，即建筑形式清晰地表达结构逻辑和材料特性，由此给人带来形式美和舒适度。他认为，早期的很多流派、主义都是昙花一现，但基于对技术的追求、对环境的思考的建构则是永恒的。在他看来，今天的数字科技给这一代建筑师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也提供了控制自由的手段。他所追求的理想建筑也是如此，一方面要打破以前的成规界定，另一方面又要把大胆的创想控制住，让自由與秩序共存。
（实习记者李南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