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你磨快了尖利的爪到处巡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啊哈啊啊...
吴琪
直视最深的恐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对死亡的准备。但是在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氛围内，我从未想过，医学与死亡会成为我做报道的题目。我在其中看到一组组充满张力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病痛与健康、治疗与放弃、与死亡怒目相向还是握手言和……
2016年春天，当我走进北京的癌症病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它不像我以往的选题操作，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矿难空难事件、法律案件、学者访谈。我提出医生的选题，是因为读到美国叙事医学倡导者丽塔·卡伦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医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界”里，在学术理想、科学上的竞争压力、职业的优越感和表现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医学的主要目标——服务。而患者处在一个“生活世界”里，他们喜欢絮叨疼痛，计算看病的成本，对冷冰冰的医学名词和治疗手段感到恐惧。医生所处的“科学世界”与患者的“生活世界”造成了鸿沟，急需有效的填充物。
当时中国因为几起伤医事件，医患矛盾成了热点话题。多数人都有作为患者的经历，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不愉快的就医经历代入事件，在讨伐医生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共鸣。丽塔·卡伦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在一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中，不是强调对立，而是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处境。医生是医患关系中强势的一方，调查记者的思路往往是去描写弱势方，但是如果我们去接近“强者”呢，会不会看到另外一种真实？
在有了讲述医生故事的动机之后，对于这个开放性的选题，我需要确定的元素特别多——舞台（具体写哪个医院的哪个科室），主角（具体写哪几个医生、为什么写他们），故事（选取主角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很快把目标定在了癌症科室，因为凭借写作者的本能，我知道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故事的戏剧性会大大加强。死亡几乎是所有事物的对立面，每个人逃脱不了的结局，当它与病痛、挣扎、救助，起伏的希望与失望深度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医生可能被看作妙手神仙，也可能被当作死亡无奈的协助者。
寻找医院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群致力于推动“尊严死”的医者。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浑身插满仪器、痛苦不堪地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困惑。医学在技术至上的胜利过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缺乏人性的死胡同。他们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曾读过的《面对死亡的人》，作者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到，传统农耕时代的死亡是“被驯服的死亡”，而在医学主导下的死亡失去了自然性，反而被他叫作野蛮的死亡。
我穿梭于北京陆军总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提倡“尊严死”的医生们，发现这些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群体，反而是较早对医生沉入技术狂欢产生质疑的。他们是医生群体中的少数人，虽身披白大褂，但是试图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里自由穿梭。这些“局内人”的质疑，比一般患者对医学缺乏人性的简单指责，更加让人感到震撼。
我在中国医生的病房里，看到他们对坦然面对癌症、细心安排生活的患者暗生敬佩；对生命末期的病患们，他们向家属婉言相劝——放弃治疗、平静接受人生终点，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选择。
怎样的死亡才有意义？怎样的死亡值得提倡？医学在技术无能为力之处，如何表达它的抚慰？病痛和人生终点，难道对于一个人毫无价值吗？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它们带来的另一层意义？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思索的话题。只是当这些问题由精于延长生命的医生们来提出，别有深意。
这一次的采访，于我而言开创了操作稿子的一种新范式。过去做社会新闻，总是强调一头扎进田间地里，采访对象说什么，我们就记录什么，认为“有啥说啥”才叫真实。但是这次面对医学、死亡、医生这样拥有好几个层面的开放话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纪录片导演，采访和策划对于我来说都变得重要。
在采访的三四周里，白天跑医院、采访医生必不可少，同时我找来十几本叙事医学、临终关怀的书，有空就读。我发现从三四十年前开始，欧美就有少数医生、医学院教授反思医学至上，反思缺乏尊严地在抢救室里死亡。他们开始思考，医学如何在取得各种重大突破之后看到自己所不能？医生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在谦卑照料中寻找到力量？这些思想，放到今天医患矛盾紧张的中国，难道不同样直指我们的社会之痛吗？阅读书籍使我头脑里有了一张网格，而之前多年做社会新闻的经验，使我能迅速判断其中有价值的观点，并且意识到它们与我白天在医院里采访到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连接。
提倡“尊严死”，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医生的认知，这背后是对人性深切的尊重。即使不是面对死亡，就一般病痛而言，病人将身体和疾痛展露给医生，医生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托付？少数“局内人”的反思，使我看到了医学在走向技术极致之后的回旋，这种回旋托付到了具体的医生群体，既给了我们探讨问题的空间，又有了活生生的情感。
在我试图探讨的话题背后，有着更大的社会背景。如今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占世界的1/4，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被迫卷入了这场人生倒计时的抗争。一个人被确诊患有癌症时，这是一个让亲人痛苦和茫然的时刻：该不该如实告知病情？怎样安抚病人的情绪？怎样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当死亡不可回避时，如何面对？而作为病人，既要接受身体逐渐丧失功能的打击，又要调整和安抚自我的情绪，在技术上与疾病对峙，在心理上反而逐渐与之亲近。
在采访现场，我的情绪总是相当理性。可是一旦卸下职业的硬壳，每天采访结束后，回想起医生给我讲述的难忘的病人故事，或者是病人对自己愿望的表达，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人都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人生最終幽暗的那个深洞，我并不想现在就去凝望。好在职业身份暂借我一层坚硬的外壳，在写作思路的推动下，我像一个搭建楼房的建筑师一样，专注于寻找我要使用的各种材料。先找来大块的不同质地的材料，然后剪裁加工，探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技巧以及作品最终呈现的形态。
如何让自己有感触的主题，能够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从阅读节奏、叙述口吻、故事设置、情节推进、认知展现各个方面合而为一，对我来说，医生主题的文章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职业的光辉与黑洞
在做完《医生的角色》选题后，我把关注点放到了教师身上。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向欧美看齐的殷切期望，却往往发现，教育几乎是我们商品经济里改动较少的行业。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所以从地理和建筑形态上看，它们几乎都是闭合场所。这种闭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学校有它强大的意志和统一性，当我们的外部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个体化时，学校看上去似乎岿然不动。
对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说，学校和教师都越来越不敢或不愿试错。与其他产业相比，教育显得落后，它缺乏企业式的及时纠错与反馈机制，人们即使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也缺乏科学的严谨方法去测评改革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教师这个角色、如何知晓他们的处境、如何在社会的期望与指责中去走近围墙内的教师，我觉得是需要记者回应的社会热点。
写作医生与写作教师，虽是完全不同的行业，在我看来却也有着很强的关联。这两个职业都有着很强的公共性，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打交道，却觉得对他们缺乏了解。医者、教育者，也是过去我所理解的两方关系中的强势者。
在做资料准备时，我被美国教师、教育专家帕克·帕尔默写的《教学勇气》吸引住了。他讲述了自己即使当了30年教师，一旦课堂上有个完全不愿听讲的学生，这个学生就像个黑洞，会吸走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教师从而变得沮丧不已。帕尔默说：“我犯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才会犯的最基本的错误：我完全被他困住了，这个教室中的其他人在我的视线中都不存在了。我忽视了其他学生的需要，使他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课堂上沉默和表面忧郁的学生，他们的大脑不是死的，而是内心充满恐惧。这些学生是被忽视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课堂上教师所面对的沉默是社会边缘人经常采用的一种沉默——这些人因为恐惧那些有权力的人，懂得不说话比较安全。”
他说当人们窥视教师内心的煎熬，犹如不小心闯入了光鲜的明星的卧室，慌乱中看见了她们化妆之前的样子。但是内心没有经历过痛苦或煎熬的老师，就像一辆没有与路面磨合过的汽车，出厂的时间再长，看上去都是崭新的。
这又一次的“局内人”告白，将教师的自我袒露在公众面前。如果教师只是将教学缩减为纯智能的，它就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把教学缩减为纯情感的，它就成了自我陶醉。把教学缩减为纯精神性的，它就丧失了现实世界的根基。
那么在我们的小学内，教师们的自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们的自我，是如何与学生、学科、同事形成整体世界的呢？帕尔默的书以及日本教育家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如何转化为一个对中国读者有意义的话题，还是离不开扎实的一线采访。最后我选择了北京的两所小学，对学校里从校长到各科教师，做了20多人的深度访谈。然后找出最打动我的点，重新梳理采访对象，确定了我的报道主角后再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和课堂旁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好的课堂是将主动权让位给孩子们，教师巧妙地穿针引线，教师越是敢于退，越是能看到学生的成长。
小学教育者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总是强调教育的专业性。我发现这个职业也与医生一样，有它的光辉，也有不为人知的黑洞。对于掌握着公共资源并且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当他们在磨合中领悟到职业的方向，那种理想主义的光芒又特别吸引人。
如何认知所谓的“负面”
在我大学里上新闻课时，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异性的事件。这种对特异性的追求，使得我的大部分新闻生涯，都是围绕社会事件在转。
在《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的一次选题会上，大家议论起了甘肃庆阳少女跳楼的事情。一些同事很不理解，围观人群中怎么会有人讥讽，甚至大声叫好？这种蘸着人血馒头似的作恶，我们要不要去报道？报道这些让人不愉悦的事件，究竟有多少价值？
从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开始，我在内心就开始了这样的追问——报道让人不愉快的社会事件，我有怎样的正当性？2000年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素人，我开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报抢新闻的生涯。夏日的一天，作为记者，我也围观了一个少女试图跳楼的过程。女孩在四五层高的楼顶边徘徊，她的父亲在底下，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叫女儿走下来，一边不断捡起石头，掷向那些高叫着“跳啊，跳下来啊”的嬉戏般的年轻人。女孩终究退回到安全地带，人群轰地散去。
后来我发现，几乎在任何突发事件的现场，都有一群群众演员般的围观者，伸长脖子的好奇心，以及事不关己的嬉笑。2011年夏天的温州动车事故，我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现场看到，高大的桥墩下哭得站不起来的父母，以及一辆三轮车上特意赶来凑热闹的、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多年以后，往往是这些人，而不是我描述过的故事主角，占据我的脑海。想起他们，仍旧让我产生困惑。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吗？还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一个人对陌生人的悲剧毫不共情，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吗？还是因为他虽然心中有所触动，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恰当表达出悲哀之情？这些围观者，在他们作为主角的生活里，又是怎样的？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轮换为某一批的围观者？
我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逻辑，能够解释当下发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每一个悲剧或讽刺剧中的主角，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永远不只是个人。他们代表一群人，代表我们似曾相识的某个生态，他们让我们看到人之善、人之恶，人在善恶之间的层层计算与掂量。我只知道，那些我所見的围观者，历史书不会记载。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为人父母，或者离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他们回首起自己当初的嬉笑，或许某刻，会心头一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哗然的社会事件中，慢慢地达成共识。
生活的真实，是复杂中一个动态的立体模型，不同的力量互相制约，又互相支撑。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几乎都不是构建于纯粹的偶然。人物、事件、场景之间的联动，都浮现出这个事件、这个人群的价值基座。一个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在写作者的手里重新有了序列，她能让读者从一种新的序列中看到意义。
采訪是去探究他人的人生，头些年对于我而言，是寻找不同。但是选题做着做着，我发现没有全然的不同。即使采访对象的际遇千差万别，人性相通。没有完全不值得过的生活，也没有完美到让人艳羡不已的神话。记者生涯教会我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思考。不轻信表面现象，不忽视微不足道，不仰望权威，也不相信单纯的完美。
当我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时，对于生命的价值感受有限。为了确保完成采访、写作任务，直愣愣冲到海啸、矿难、飞机坠毁的各种灾难现场，白天工作时是个职业状态，晚上回到宾馆，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单，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张张白床单下的脸庞，突然害怕得发抖。我想起当我试图接近那些悲伤的家属时，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我这个陌生人诉说？生命无常背后，我和那些心怀敬意的记者们，试图记录的，是那个逝去生命的意义。他多大年纪？他平时是个爱笑的人吗？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和女儿亲密吗？
我们哀悼无常，无常也反过来，让我们看到日常的价值。
我逐渐看到了两个矛盾的自我。采访和写稿时，那个我敏感柔软，情感细腻；另一个生活中的我，坚硬得多，粗线条。可能我把柔软的悲悯之心往文章里装得越多，那个生活中的我就越不纠结。两个自我互相看着对方，就像一个家庭里的男人和女人，不同又相互依存。柔软让人的情感发育出枝枝蔓蔓，坚硬又让人不被这些枝蔓缠绕过深。她们慢慢成为我的庇护所，灵魂的两个房间，一个待腻了，还可以去另一个坐坐。
做多了社会新闻，使我们对于极端处境中的人，也多了更宽泛的看待维度。怎么理解这个人？怎么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以及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没有过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周围环境怎么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与周围环境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他和那些影响他的人，是怎样互动的？
作曲家摆弄的是具有数学般精密度的音符，而记者所染指的，却是一种被称为人性的模糊的东西。好的社会记者，用真诚的讽刺，用悲悯之下的尖利，试图去挖掘出人生的普遍体验，试图去照亮一点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有些事件，有极端的罪恶。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强人的脆弱、弱者的坚强、傲娇者的怯弱和低位者的尊严，不完满的人生，有缺陷的人。而那颗在采访和写作时的悲悯心，或许能在善恶之上，给予我们一点聊以自我安抚的正当性。
他人的职场，或许需要掩藏柔软，戴着面具上场拼杀。而我的职场，反而逐渐唤起孩子般的真情，心怀慈悲又无所畏惧，直视最深的恐惧，却意外地让人体会到感动。这一层层随着记者生涯而累积出来的人生感悟，就像时光铸造的化石层，每一个刻痕，都滋味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