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大师作通才
何潇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光旦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活了八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是“教授中的教授”，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因其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在其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样畅想：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1955年5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左）和费孝通（右）在研究古籍，中立者为费孝通夫人孟吟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國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瓒;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
灿若星河，不可具表。
群星闪烁
此时上课，可谓“躬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龄贵，在回忆中所述颇为详尽：“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亦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讲。
1935年，国立北洋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生在上实验课
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在名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文章中写道。但没有人将“京派”二字挂在嘴上。中文系系主任实行“轮流坐庄制”。朱自清当过一段，闻一多代理过一段。罗常培当的时间较长，背后被学生叫作“罗长官”。“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系相近，民主、自由、开放，却似乎比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罗庸讲杜诗非常“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都背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
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闻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烦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
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遇刺令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闻一多的告别演说，言犹在耳：“‘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将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许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其学生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即免试，让孙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疾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误再误，最终失去了光明。
陳寅恪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亦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陈寅恪在联大有一首诗，抒发了古来中国文人的“南迁”忧思：“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他的“喜欢骂人”也是十分闻名的，比如他说巴金：“春天里的秋天，狗屁不通！”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识字。”
这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行怀有苛求，鄙视学识水平不佳的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关于他的轶闻也比较多。比如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提到的，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适逢沈从文擦肩而过。刘便停下来不跑了，对沈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未来，你跑又是何为？”这段轶闻，在张曼菱采访而成的《西南联大行思录》里亦有提及。也有人认为此段故事演绎成分大，大概因为刘文典个性狷狂之故，人们附会在他身上的故事比较多。
被人称作“浪漫至尊”的是吴宓。他曾经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毛彦文，却又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除了这位毛女士，在留下来的《吴宓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其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演员的柏拉图之恋。联大教授贺麟先生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拜伦、雪莱，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的长诗。”年轻女士向他坦承与已婚男子坠入情网，吴宓劝她：“勇敢去爱吧！”看到年轻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的新闻后，吴宓热泪盈眶，感叹：“美啊，美啊！”
吴宓的个性里有一个“真”字，他对人、为学，不矫饰、不敷衍，也不大计较个人利益。1947年，《围城》面世，作者钱锺书曾在联大任教，小说人物原型涉及许多联大教授——包括吴宓。其他人大肆抨击钱锺书，吴宓却不以为意，还说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在教学上，吴宓具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强调在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上课时，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令学生很是佩服。
而今人们追忆联大，习惯将之理想化，视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乌托邦，忽略这个乌托邦里的琐碎与庸常。王力教授在一篇叫《领薪水》的文章中发牢骚，一如而今白领的日常抱怨：“‘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沈从文也发出批评：“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此情此景，可以说与当下社会并无分别。
然而，正如北大教授刘东在《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导言中写到的那样，现实的关照恰好反证了理想的难求：“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學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杨振宁的回忆可为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杨政宁将其今日的成就，归功于联大的教育。
在学生比例上，西南联大学生以本科生居多。然而，教授传授的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文章，却均为各自研究成果。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第一堂课上便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的“大一国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大教授许渊冲回忆说：“这一年度‘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大一国文”为各系必修，从其课文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联大的倾向性。“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汪曾祺说，“大一国文”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书。
文言文部分，《诗经》选了“关关雎鸠”;《楚辞》选了《九歌》，而不是《离骚》。《论语》选《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重个性、轻功利的态度，对联大学生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魏晋时期不选庾信、鲍照，而选了陶渊明和《世说新语》，与此前选择有相通之处。唐代文章选柳宗元，弃韩愈。宋文依旧选李清照，选的却不是词，而是《金石录后序》，可谓独到，也影响了联大的文风。白话文部分，鲁迅入列，选择的却是一篇《示众》。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并不意外，而选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颇为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政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传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在典型的学术环境里，这是非常罕见的。
联大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罗常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汪曾祺感慨地说，“夙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不会出之于而今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对于学生，联大中文系教授要求有些散漫。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授）、声韵学（罗常培授）要按时听课，其余都较随便。朱自清的“宋诗”相对严格，他一首首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有定期的大小考。然而考试，也并不如何吓人，一般都只是在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在这点上，北大的授课倒是一以贯之。
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先生宣布该生期末可以免考。
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自由主义是高悬在这座学府里的，看不见的精神旗帜。联大开设的课程、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当其自由意志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反抗。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试图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控制。他领导下的教育部，规定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要选修以中国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这个策略是使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新设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过国民党的删减和修改，被设为课程的“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这门课的前身，实则是战前的“党义课”。
推崇欧洲教育体系的现代派学者认为，这纯粹是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对此，联大师生大多表示了强烈反对，最后，这门课变成了走过场。1942年，联大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又开设了一门伦理课。即使由冯友兰讲授，一度有人捧场，后来也门可罗雀，最终从课表上无声消失。1944年，联大还被迫举行过“总理纪念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方刻意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学生午餐时间，会场上人影稀疏，校领导视而不见。
何兆武在年逾八十的时候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人前途是光明、美好的;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他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呢？学者易社强对此表示了否定。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之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冯友兰。虽然冯也在西方受过教育，却是传统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
钱穆的一席话，亦可说明联大的通才教育，是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为学”实则“为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