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Vista看天下的一篇文章,将“县城大小姐”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指的是一群逃离大城市回到老家,过上朝九晚五稳定生活的女孩,在原生家庭的支持下,即使拿着三四线的工资,也依然能保持北上广的精英白领的生活水准。
但不久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回到的,也并不是一个田园乌托邦。
这次,拦在岁月静好路上的绊脚石——
不再是工作和房价,而是婚恋。
一、躲开了大城市的工作焦虑,就躲不开小县城的催婚压力
看见自己留在县城的闺蜜们,北上广深的打工女孩们突然觉得大城市的生活不香了。
明明都是毕业不久的年纪,闺蜜们已经开上了Mini Cooper,住上了百来平米的大house,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每根头发丝都散发着精致。你看着她们在无竞争状态下浸润出的松弛感,又看了看自己散发着疲惫的黑眼圈,突然就明白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不只有远方和苟且,还有眼前的诗。
不过,真实情况可能并不像上文描述得那样无忧无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城市回到县城,不过是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
一个生活节奏越慢的地方,人生节奏反而会越快。如果你是一个25岁研究生毕业回老家找工作的大学生,那么你可能面临的第一个震撼,便是得知自己的初中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妈了。当年一起上课开小差的朋友们已为人父人母,你还在因为晚上熬夜打游戏,被妈妈拎着耳朵骂。
乡里乡亲们看多了这样飙车进入人生新阶段的年轻人,自然会对“大龄单身“的你千催万促。
小县城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安逸和舒适,却没有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被催婚是县城大小姐躲不开、绕不过的命中一劫。并且,没有了读书、考研、工作这些逃避的契机和借口,这个原本只有过年才需要承受的折磨变成了一种生活常态。
催婚并不一定是雷霆万钧式的,它更像是潜伏着的不讲武德的怪物,在你大意的时候就出来偷袭。无论是家人亲戚,还是同事朋友,甚至是路口乘凉的大爷大妈,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向你发出:“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的灵魂拷问。
当然,婚恋困境并不只在县城。一份针对“Z世代”的婚恋意愿调查显示,“Z世代”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婚姻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20～29岁处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69.2%,将比2013年下降8个百分点。而其中,女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婚姻犹疑态度,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
据国家民政局数据,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1346.93万对下降至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晚婚成为常态。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适龄单身人口不断上升、结婚率和生育意愿下降,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由此不难想见,年轻人与家长之间因催婚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已是社会常态,只不过县城女性因为离父母更近,所以受到的催促更频繁;因为县城对女性年龄要求更加苛刻,所以受到的催促更急迫。
如果说,一年被催婚一次还能拿出来笑侃,那么天天被催一定会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做到下班回家准备舒舒服服刷剧的时候,听到老妈的长吁短叹而无动于衷。小县城的年轻人,只能或与之抗争,或与之妥协。
这件事最难处理的地方在于,通常催婚最急,给予压力最多的,恰恰是最亲近的人。但同时,又因为代际之间成长环境的迥异,争吵往往只能伤害感情,而不能促进理解。
对家长来说,人生就应该按部就班地过,错过年轻时找对象的窗口期就会孤苦一生;而年轻人早已接受了“结婚生子不是人生必选项”的观念,如果一个人也能过的很好,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人相互内耗?
所以,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工作稳定、生活富足,不该再有烦恼来沾边的县城大小姐,也可能因为催婚和父母吵架,坐在父母掏钱买的BBA里,心里想着世界毁灭吧。
二、相亲只能产生婚姻,产生不了爱情
在小县城,选择不结婚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这里是熟人社会,每家每户的私事都被摊在阳光底下。并且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中,不婚不育还需要面临沉重的道德谴责。
当然大多数人并非不想恋爱结婚,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心动嘉宾,不想将就。
不过事实是,希望在小县城找到一眼万年的Mr.Right,其难度并不亚于在大城市拿到百万年薪走向人生巅峰。县城的常驻人口不过数十万,对于从小在这长大的人来说,身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面孔。转角遇到爱的概率,远大于转角遇到前任。如果再加上一个见到陌生人就尴尬,不愿主动社交的性格,可能唯一的脱单途径就只剩下相亲了。
哪怕是相亲,碰到自己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方对你知根知底,还知道你上学那会追了几个男孩、女孩,给谁送过奶茶、买过早点。好不容易碰到几个不是自己同学的,还得又陷入“前任”和“朋友的前任”的怪圈里。
曾以为年少的自己放弃了一棵树,还能收获整片森林,结果人到婚龄,发现原来森林里本来就没有几棵树,绝大多数还已经早早被人承包了。
即使不会遇到熟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相亲也不是一种美好的体验。这是一场目的明确的“婚姻买卖”,每个人都依据着年龄、身高、相貌、经济条件等维度被明码标价。“银行职员、月入过万、有房有车、大学本科”……许许多多年轻人被框定在这些标准化的空洞短语中,张贴在县城某个公园一角,像极了超市货柜上一排排陈列着的商品,没有面孔,也没有情绪。
就像是商业广告存在虚假营销一样,那些在媒婆嘴里被夸出花来的“优秀青年”,可能只是个被过度美化的幻象,具体如何还是要“以实物为准”。媒婆口中“长的精神”,潜台词可能是五官齐全;“心直口快”,大概率是个钢铁直男;“见过大世面”,极有可能只是去大城市打过工。媒婆们也许从未在职场摸爬滚打,但一定深谙求职简历的书写套路。
更何况,像“性格”这样的软性指标并不能被量化,两个人相处的“来不来电”只能全凭造化。对于还没有完全向现实妥协的年轻人来说,在相亲之路上一路狂飙最终可能颗粒无收,毕竟婚姻还是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三十而已》)
说来说去,相亲或许真的能带来一个优质的结婚对象,但若渴望在相亲里寻找爱情本就是缘木求鱼。相亲是理性的选择,而爱情是感性的产物。常常见到社交媒体上,深陷婚恋焦虑的县城年轻人发帖求助。他们将相亲对象们的各项条件一一罗列,从年龄、身高、体重、颜值等基础信息,延展到家庭背景、工作性格,不一而足,有的甚至画成excel来横向对比,让素未谋面的网友帮助挑选。
但当人们将彼此的条件陈列出来,反复比较时,就已经杀死了可能产生的怦然心动。
在传统式相亲屡次碰壁之后,县城的年轻人们开始使用约会交友类软件。
这类软件的交友属性介于微信和相亲网站之间。和熟人社交的微信不同,约会交友软件会不断向使用者推荐新的聊天对象,扩大使用者的社交圈;和直奔目的的相亲网站不同,约会交友软件的侧重点还是在“交友”,而不是“结婚”,还保留了相互试探的余地。
相比传统式相亲,约会交友类软件既能够帮助寻找合适的约会对象,让双方有循序渐进的了解阶段,也能顺便拓宽社交圈。这类软件高效的产品机制促使其吸引大量用户,从时髦人士的尝鲜品,延伸到不同圈层的必备社交产品。大学生爱用“她说”,职场人士喜爱“青藤”等,县城青中年则喜欢“心遇App”。中国某研究机构去年10月开展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过这类软件。
过去几年来,约会交友类社交软件在中国蓬勃发展。据《纽约时报》报道,2022年在中国下载量超过1000次的约会App从2017年的81款猛增至275款。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约会和社交网络公司获得的注资超过53亿美元,这个数据在2019年是3亿美元,涨幅惊人。
在社交软件苦苦寻觅更好盈利模式的当下,1对1模式的约会软件率先抓住了年轻用户婚恋交友的真实需求。以上面提到的心遇App为例,在我们和心遇App相关人士的沟通中,对方表示,心遇这类1对1模式社交类产品的走红,就在于找准过去被市场忽视的城镇青年群体,着力于帮助下沉人群小镇青年脱单。
该心遇App人士表示,心遇目前已经帮助大量小镇青年找到真爱,其中领证,晒娃的不在少数。同时,心遇通过举办线上婚恋活动帮助城镇用户交友,例如联合相关婚姻协会推出情人节专题节目,邀请婚恋与心理专家分享婚恋相处问题。
三、县城脱单困境,本质是资源的错位
回到县城婚恋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小县城脱单难,而是在小县城的优质女性脱单难。
很多研究和报告都指出,小县城中恰恰是中产家庭的优秀女性最容易被“剩下”。那些高学历、体制内工作、家庭殷实,外人看来的“婚恋天菜”,反而成为了久觅佳偶而不得的那一批。
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男高女低”的模式。因为女性默认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家庭义务,所以她们往往期待经济上更优秀的男性作为婚配对象,而男性更可能在收入和学历上向下兼容。即使在家务分工更合理的今天,女方对男方的要求也是至少能做到势均力敌。
除了客观条件的登对,婚姻还要求三观的相合。没有共同话题的两个人很难产生有效的沟通;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使得双方行为模式迥异,很容易相互冒犯。
而县城的情况是,相对优质的男性更倾向于出门闯荡,从数量或是质量上都较难满足女性的择偶需求。
前述心遇相关人士表示,他们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关注到县城婚恋的资源错位问题,同时发现,现有的约会交友软件不能很好地匹配这部分人群的交友需求,因而果断将心遇的用户定位到县城小镇青年。他们希望通过高效精准的产品匹配机制和丰富的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帮助这部分人群解决交友圈子窄、婚恋交友经验欠缺等问题。
他们希望为仍然期冀爱情的县城女孩构建更多现实的可能性,让她们知道,自己坚持寻找的生活并不是幻梦,并不是父母眼中的不切实际。
其实,无论是留在城市还是县城,无论是否进入婚姻,和谁进入婚姻,都无对错高下,因为这都是朝着心中理想终点的探寻。或许那个终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欧阳静,马海鹏.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9,No.284(10):77-82.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924.009.
[2]刘爽,蔡圣晗.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J].青年研究,2015(04):76-8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