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争夺战 阿富汗撤军 中国迎中亚大博弈良机
刘怡
英俄两大帝国在19世纪展开的中亚“大博弈”，使阿富汗第一次被卷入世界近代史，从而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山地之国的命运。然而来自大陆方向的对冲力量以及过于高昂的治理成本，使得英国终究无法在此地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最终抱憾而去。“日不落帝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为日后苏美两国的折戟埋下了伏笔。
常年门庭冷落的阿富汗英国人公墓（British Cemetery），距离我在喀布尔的住处仅有一街之隔。抵达舍尔浦的当天傍晚，我便寻访而去，在那扇黑色木门跟前徘徊良久。尽管慵懒的守墓人早已闭门离去，尽管我要到两天之后才能入园一窥究竟，但那个傍晚，我已经确知：那扇门背后，藏着引领我抵达这里的一些原因。
1879年第二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印军炮兵部队驻扎在喀布尔老城以南的巴拉·希萨尔高地堡垒周边
这处悬挂着“英国人公墓”铭牌的小小墓园，安葬的远不只是魂归异乡的英联邦诸国公民。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外来者共同体：160多年以来，凡是亡故于此且无意接受伊斯兰教丧葬习俗（非穆斯林安葬后不得立碑凭吊）的外籍人士，无分种族、肤色、年龄，经协商后皆可埋骨于此。从死于劫匪枪下的美国商人到德国医生早夭的幼子，从丹麦旅行作家到俄国外交官，基督徒与无神论者、历史名人和白丁之士，在世界尽头的这处小园内承当了相同的命运。那堵不算高大的院墙则将他们和周围的街道隔离开来，从而标定了“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界限：尽管他们魂归于此，但终究仍是和阿富汗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我真正踏入院墙背后，是在一个烈日灼人的下午。守墓人马哈茂德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这块小小墓地并不归阿富汗政府所有，而是英国大使馆直接管理的特殊地产。90多年前，马哈茂德的曾祖父从英国使馆杂役的工作上退休，接过了看守和维护墓地的日常任务，最终把它变成了一项代代相传的家族性使命。通过观察墓碑上铭刻的死者国籍、职业以及去世年份，几乎可以汇总成一部19世纪以来的阿富汗对外关系史。起初入葬于此的只有英国军人、探险家和外交官，随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医生、商人和记者;病故联合国援外专家和苏联人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陡然增加，最后则是2001年以来的冲突中战死的外国军人。
在一堆堆字迹黯淡的碑铭中，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爵士立有白色十字架的墓穴无疑是凭吊者数量最多的。这位伟大的中亚考古学先驱、敦煌学奠基人在1943年秋天抵达阿富汗，意欲一窥当地巴克特里亚文明的究竟，却因中风意外病逝于此，并最终入葬英国人公墓。5年后，另一位丹麦籍中亚考古学家亨宁·哈斯隆-克里斯琴森（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同样在此长眠，成为斯坦因的“邻居”。但保存学者的遗骸显然不是英国大使馆开辟整个墓园的初衷;在和斯坦因墓遥遥相对的院墙上，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的文字阐明了全部要义：“此碑谨敬献给所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殒命的英国军官及士兵。”
英国人公墓的初创，始于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建立的战死者临时墓地;而它更重要的背景，则是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围绕着阿富汗、波斯以及中亚各土著汗国的归属，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和最强大的陆上国家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对抗。史学界沿用著名诗人吉卜林创造的一个术语，称这场角逐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从1839年到1919年，英国曾三次入侵阿富汗，皆以抱憾撤军而告终，使阿富汗最终作为海陆两强之间的缓冲带存在了下来。但这并未阻止日后苏美两国步英国的后尘，在1979年和2001年兴兵攻入阿富汗。如今，这三个曾经远征阿富汗最终又饮下苦酒的国家都在墓地的院墙内为自己的战亡者立下了纪念碑：燃起野心之地，最终也埋葬了帝国和它们的战士。
吹响号角
1798年初夏，履新不久的英属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子爵（威灵顿公爵的长兄）在加尔各答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初露锋芒的法军统帅拿破仑·波拿巴已经率大军出征埃及，意图不明。不止一个英国人揣测，拿破仑将从陆路穿过叙利亚和土耳其，随后经阿富汗或者俾路支斯坦来进攻印度。尽管这种预测随后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但拿破仑在1800年又联络上了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唆使后者派出骑兵征服印度。这项密谋由于保罗一世的神秘遇刺再度告吹，却使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英属印度总督府的神经紧张到了极限。从安全角度出发，只有在和英属印度接壤的波斯高原、阿富汗乃至更北方的布哈拉、希瓦等地建立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印度的安全才能获得确保。但英国驻印军队的规模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向这些地区的汗国派出使者，说服当地的封建王公与英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使其成为拱卫印度的屏障。
1810年，第五孟买步兵团的查尔斯·克里斯蒂上尉（Charles Christie）化装成马贩子，穿过俾路支斯坦的荒原和锡斯坦沙漠，成功到达了哈里河畔的阿富汗古城赫拉特。这座城市坐落在通往印度的西北门户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之间，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克里斯蒂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了了解，并观察了古城的防御设施。他的战友亨利·璞鼎查中尉（Henry Pottinger，日后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则化装成伊斯兰教徒，向西潜入波斯腹地，会见了几位地方王公。这是英国派出的第一批中亚探险家，也是“大博弈”的先声。
对这一切，俄国人并没有袖手旁观。从1804年進军亚美尼亚开始，他们就对整个中亚垂涎不已，断然不能容忍他人插足。1812年，俄国军队在阿拉斯河击败了英国支持的波斯军队，逼迫波斯恺加王朝签署《古里斯坦条约》，声明放弃对格鲁吉亚、达吉斯坦、明格里等半独立汗国的主权要求。1825～1828年，另一次俄波战争又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土库曼恰依和约》，波斯王国被迫将阿拉斯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包括东格鲁吉亚、东亚美尼亚和北阿塞拜疆）割让给俄国，并赔偿价值150万英镑的黄金。而在伦敦，当英国掌玺大臣埃勒巴伦男爵力主立即出兵波斯、抵挡俄国人的攻势时，他惊讶地发现：自从1810年克里斯蒂和璞鼎查的那次中亚之行以后，英国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对中亚进行过成功的侦察和测绘了。他们对未来的战场一无所知。
作为亡羊补牢之策，1829年秋，第六孟加拉轻骑兵团的阿瑟·康诺利上尉（Arthur Conolly）从波斯边境出发，穿越高加索和开伯尔山口之间的无人区卡拉库姆沙漠，花费一年半时间详细侦察了阿斯塔拉巴德以南俄军的驻防状况、当地统治者的态度以及可资利用的要塞。他正确地推断出：俄军要从陆路入侵印度，或者需要经过希瓦、巴尔赫和喀布尔抵达开伯尔山口，随后在阿托克渡印度河入境;或者需要先夺取赫拉特，以之为兵站向达波伦山口挺进。无论采取哪一路线，都必须经过四分五裂的阿富汗。对英国人来说，最可取的方法是扶植一个势力范围足够覆盖阿富汗全境的统一政权，对其加以武装，使之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保护伞。
在康诺利的建议下，1832年初，东印度公司印度政治处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中尉（Alexander Burnes）前往喀布尔，会见了阿富汗名义上的埃米尔、巴拉克宰家族的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英国人承诺帮助这位普什图王公统一阿富汗，并在喀布尔派驻一个常设代表团。这次会面也标志着“大博弈”开始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升格为国家之间的全面对抗：在黑海，英国扶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抵御俄国的瓜分行动;在波斯高原，两国竞相争取波斯国王的友谊;在阿富汗，英国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扩张企图，以此对俄国在布哈拉和希瓦的野心加以遏制。海陆强国之间的对抗，开始在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整个中亚全面展开。
但伦敦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1837年，这位可汗请求英国人帮助他奪取锡克帝国控制下的白沙瓦，但被英属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所拒绝。伯爵的如意算盘是在普什图人和锡克帝国的统治者兰吉特·辛格之间玩弄平衡，避免一家坐大。他给多斯特·穆罕默德送去了一封语气傲慢的信函，对后者大加嘲讽。火上浇油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恰好在此时派扬·维特科维奇上尉出使喀布尔，声明支持阿富汗人的领土要求。多斯特·穆罕默德与伦敦之间的友谊在短短6年之后就宣告破裂了。
19世纪80年代，阿富汗国王阿布杜尔·拉赫曼（中坐者）结束在巴拉·希萨尔高地的射击比赛后，由卫队簇拥着返回王宫
当然，俄国人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拥戴多斯特·穆罕默德：他们要利用这位国王与英国人翻脸、无暇他顾的机会，夺取半独立的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1838年11月，即英国代表团被从喀布尔驱逐之后第七个月，已经与俄国结盟的波斯国王穆罕默德出兵围困了赫拉特。出人意料的是，英属印度政治处的一名中尉正在当地搜集情报，并意外地卷入了这场围城战。此人名叫埃尔德雷德·璞鼎查（Eldred Pottinger），正是28年前潜入波斯的亨利·璞鼎查的侄子。在他的组织下，当地守军构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抵挡住了波斯人长达一年的围困。1839年11月，在英国的压力下，波斯被迫从赫拉特撤军，俄国人的阴谋遭到了挫败。
喀布尔的血与火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加尔各答，奥克兰伯爵和他的幕僚正在策划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在和多斯特·穆罕默德决裂之后，东印度公司找到了被巴拉克宰家族推翻的前杜兰尼王室继承人舒贾·沙阿（Shujah Shah），并和锡克帝国缔结了三方盟约：英印军和锡克人出兵帮助舒贾推翻巴拉克宰王室;待他复国之后，即宣布阿富汗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协助英国人对抗俄国。1838年10月，奥克兰勋爵还发表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西姆拉宣言》，把多斯特·穆罕默德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恶棍，同时盛赞舒贾为“忠诚的朋友和合法的王位拥有者”。宣言称，只要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位一天，“周边地区就没有希望获得安宁，印度帝国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侵害”;英国出兵阿富汗是为了匡扶正义，帮助舒贾·沙阿“建立合法政府，对抗国内乱党”。
1838年12月，约翰·基恩中将（John Keane）指挥的印度军团离开旁遮普，揭开了第一次英阿战争的序幕。这支部队包含1.5万名英国和印度籍官兵，分为步兵、骑兵和炮兵，后方还有总数达3万人的挑夫、马夫、洗衣工、厨师、蹄铁匠以及大批骆驼提供后勤支持。1839年春，英军部队抵达奎达，穿过80公里长的波伦山口，启程前往喀布尔。4月25日，英军进入弃守的坎大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7月22日，在固若金汤的加兹尼要塞跟前，孟加拉工兵团引爆了埋藏在喀布尔门下的炸药，步兵随即蜂拥而入，夺取了这座重要的补给站。此役英军仅有17人阵亡，165人负伤;阿富汗方面至少战死500人，士气大受影响。
加兹尼失守之后，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度从喀布尔派出5000名骑兵南下，企图决一死战;但面对英国人的火力优势，这支精兵不战而溃。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被迫逃往北方的布哈拉汗国，后于1840年11月向英军投降，随即被流放到印度。基恩的军团全速挺进，奔向160公里外的喀布尔。1839年8月，舒贾在英国大使威廉·麦克诺顿爵士（William Hay Macnaghten）的陪伴下进入王宫，宣告杜兰尼王室复辟成功。
对奥克兰勋爵来说，统一阿富汗的大业已经完成;但事实证明，麻烦才刚刚开始。去国多年的舒贾在这片土地上毫无政治根基，每项政策都要靠英国人的武力和金钱才能推动。随着部署在阿富汗的英军减少到不足8000人，到处都开始爆发反对新政权的叛乱。俄国则派兵逼近北方的希瓦汗国，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尽管恶劣的气候阻挡了俄国人的推进，但英方派去布哈拉与当地可汗商讨结盟的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以及阿瑟·康诺利上尉——也就是1829年那位杰出的冒险家——却被关进地牢，于1842年6月遭到斩首。
在南方的喀布尔，麦克诺顿和已经升任中校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被一种虚假的乐观情绪笼罩，全然不曾意识到危机正在身边酝酿。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汗（Akbar Khan）此时已经被地下抵抗力量拥戴为盟主，并在巴米扬建立了据点。1841年11月1日夜间，喀布尔城内阿克巴的支持者发动暴动，包围了布尔内斯居住的新兵营。驻军司令威廉·埃尔芬斯通少将（William Elphinstone）和麦克诺顿处置迟疑，错失了派兵前去解围的良机。最终，布尔内斯及其弟弟、副官以及30多名警卫被砍死碎尸，情形惨不忍睹。
在暴动之后的喀布尔，每个小时都有新的普什图人加入叛乱者的行列;4500名英军和12000名随军杂役被困在城市东北方一个四面环山、布满沼泽的营地里，既无法突围，又难以还击。阿克巴指挥的6000名阿富汗正规军随后开始进城，并在制高点架起大炮向英军轰击。英军廓尔喀营在抵御进攻的过程中悉数死难，另有300多人死于阿富汗人的炮火。此时埃尔芬斯通已经无法控制部队，舒贾则龟缩在坚固的巴拉·希萨尔城堡中自保。暴动者和阿富汗正规军的总数超过3万人，占据7∶1的兵力优势，英军实际上已经无力再战。
11月21日，双方实现了临时停火。阿富汗人要求英军交出舒贾并释放多斯特·穆罕默德，换取残部安全退出阿富汗国境。但自作聪明的麦克诺顿玩弄了一个花招：他派一个中间人去游说阿克巴，承诺向后者提供30万英镑的赏金以及每年4万英镑的资助，并承诺由阿克巴出任阿富汗维齐尔（宰相），以换取保留舒贾的王位。英军同时承诺将逐步撤出阿富汗，但须在次年开春之后，以保全颜面。阿克巴假意允诺，当麦克诺顿在12月23日兴高采烈地带着随从前去签约时，却被阿富汗人扣押枪杀，尸体悬挂在大巴扎示众。
至此，英国人已经丧失了一切讨价还价的资格。1842年1月1日，意志涣散的埃尔芬斯通按照阿富汗人的要求缔结了停战协议：英军宣布放弃对舒贾的支持，交出大部分火炮，经开伯尔山口撤离阿富汗。阿富汗人承诺派部队保障英军及其家属沿途的平安。1月6日，不足4000名残军（其中700名为英国人）和12000多名后勤人员、家属离开喀布爾，开始朝目的地、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进发。从他们开拔的第一天起，阿克巴就背弃了诺言，开始不间断地袭击英军的殿后部队和侦察兵。埃尔芬斯通的残军已经放弃了所有重型火炮，又要掩护大批妇孺，每天只能前进8公里。在阿富汗的寒冬之中，大批印度兵被活活冻死。1月8日，当英军开始进入山口时，占据两侧制高点的阿富汗人开始了密集的射击，整个情形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1842年1月8日这一天，有3000多名英军士兵和平民被打死在开伯尔山口6.4公里长的入口处。其余人被迫徒步涉过冰冷的溪流，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到9日日落前，所有正规军只剩下750人幸存，12000名平民则死难了2/3以上。12日晚间接近山口末段时，一行人只剩下不到200名官兵和2000位平民。埃尔芬斯通在前去和阿克巴谈判时被扣押，几个月后死在了战俘营里。15名仅存的骑马者决定加速向贾拉拉巴德飞奔，第44东埃塞克斯团的20名军官和45名士兵则决定在甘大麦村稍作休整。入夜之后，阿富汗人围了上来，英国人排成一个方阵，用20支步枪和佩剑进行了惨烈的抵抗，最终只有4人被俘，其余悉数死难。
1月13日午后，贾拉拉巴德要塞的英军哨兵突然发现有一匹马正从地平线处孤单地走来。马背上驮着一个头部和手背布满刀伤的人，他是31岁的军医威廉·布赖登（William Brydon），是那15个骑马脱逃者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也是撤出喀布尔的16000名英国军民中，唯一一个抵达目的地的人。在那之后的许多个夜晚里，为了给穿行在荒野之中的可能的幸存者引路，贾拉拉巴德的喀布尔门之前一直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篝火，城墙上亮着灯光，军号定期吹响。然而再也没有哪怕一个人到来。
危机再起
喀布尔溃败之后第二个月，中风的奥克兰伯爵被铁杆鹰派埃勒巴伦勋爵所取代，后者决心实施一场恐怖的报复行动来挽回颜面。乔治·波洛克少将奉命指挥一支大军从白沙瓦出发，于3月31日穿过开伯尔山口，用猛烈的火力给予阿富汗人以重大杀伤，随后和贾拉拉巴德守军会合。威廉·诺特爵士的部队则击退了围困坎大哈的阿富汗人，并在周边地区实施坚壁清野。1842年夏天，两支军队沿着埃尔芬斯通撤退时的伤心路杀向喀布尔，沿途四处劫掠、滥杀无辜。9月15日，波洛克的部队进入阿克巴·汗弃守的首都，发现舒贾·沙阿已经在几个月前被杀死，93名被俘的英国人质则在巴米扬附近获得了解救。作为惩罚，波洛克用炸药毁灭了富于盛名的喀布尔大巴扎，夷平了城内的大部分建筑和商铺，随后在10月12日宣布撤军。
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期间，阿富汗军官准备举行军事会议
讽刺的是，尽管代价重大的英阿战争完全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和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的矛盾而起，但英国在1842年最终承认：继续扶植杜兰尼家族已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多斯特·穆罕默德随后被释放，他软禁了张狂的儿子阿克巴，在1846年重新登上王位。这位狡猾而善变的君主继续在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折冲樽俎，一直执政到1863年。而他的后代对阿富汗的统治又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973年才被一场政变推翻。
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结束中断了英国在中亚的扩张企图。尽管英印军先后占领了信德和旁遮普，但不列颠最杰出的五位中亚事务先驱布尔内斯、麦克诺顿、康诺利、斯托达特以及小璞鼎查在几个月内相继死于非命，沉重打击了鹰派的意志。现在，轮到俄国人出招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圣彼得堡不断唆使波斯新王纳赛尔丁向东进攻，以缓解俄军在黑海面临的压力。1856年秋，波斯再度出兵赫拉特，很快攻下了这座城市。英属印度总督坎宁马上以强硬手段予以回击：12月10日，英军波斯湾分舰队占领了波斯的布希尔港;次年3月，一支陆战队在霍拉姆沙赫尔登陆。经过法国斡旋，两国最终达成协议：英军撤出波斯，波斯军队撤出赫拉特，并放弃对阿富汗一切领土的宗主权要求。历史名城赫拉特由此重新被纳入阿富汗埃米尔国的版图。
但俄国人并不会就此罢休;相反，他们要以在中亚的领土扩张来弥补在克里米亚的失利。1865～1868年，俄军先后出兵浩罕和布哈拉，逼迫这两个汗国承认圣彼得堡的宗主权。1873年，希瓦也被一支远征军攻下。两年后，俄军借镇压浩罕国民众起义为名，正式吞并了这个中亚小国。就这样，短短10年间，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的广袤领土落入了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在西起高加索、东至固勒扎（今新疆伊宁）的中亚腹地边缘，俄国已经建立了一道完整的防御屏障。1881年，纳赛尔丁统治下的波斯也与俄国签署《阿哈尔条约》，宣布永远放弃对阿姆河以东地区的主权。围绕英属印度和作为英国保护国的阿富汗，俄国人正在建立一个包围圈。
1878年，即俄土战争落幕的同一年，危机再度在阿富汗爆发。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第三个儿子谢尔·阿里（Sher Ali）在1868年从哥哥阿扎姆手中夺得王位之后，试图在英俄两国之间维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但随着英俄两国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矛盾趋于激化，伦敦和圣彼得堡都迫切要求喀布尔当局在站队方面做出决定。俄国少将尼古拉·斯托列托夫奉命前去游说谢尔·阿里，试图“借道”开伯尔山口出兵印度，并宣称3万俄军已经严陣以待，随时乐意为阿富汗人阻挡英国的威胁。谢尔·阿里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拒绝了英国派代表团前来斡旋的建议。英属印度副王李顿伯爵对此大感恼怒，派出三路大军入侵阿富汗，引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
3.5万名英军从三个方向涌入阿富汗，夺取了开伯尔山口、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谢尔·阿里向俄国人求救，俄方却以“严冬季节不宜出兵”为由，轻易地卸脱了承诺。这位绝望的国王随后逃往巴尔赫，于1879年2月在那里绝食而亡。他的长子穆罕默德·雅库布（Mohammad Yaqub）继承了王位，与英方达成了一份苛刻的停战协定，承诺将阿富汗的外交权让渡予伦敦，同意英国在喀布尔和其他地区建立常驻机构，并把包括开伯尔山口在内的紧邻印度的地区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英国承诺保护阿富汗不受俄国和波斯的入侵，每年还给王室6万英镑的年金。1879年5月26日，双方在甘大麦村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正式签署了文件。
无奈的尾声
仅仅3个月过后，事情就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喀布尔的3个阿富汗卫戍团在向穆罕默德·雅库布追讨欠薪未果后，冲进了新近抵达的英国外交使团的驻地，将所有成员悉数杀死。已经折返的6500名英印军遂于10月初重新打进喀布尔，绞死了100多名嫌疑犯，并将穆罕默德·雅库布废黜。这一举动引发了阿富汗境内各部落的普遍愤怒，十几万起义军拥戴谢尔·阿里的另一个儿子、赫拉特省总督阿尤布·汗（Ayub Khan）为领袖，在12月23日凌晨向喀布尔发起了总攻。英军总指挥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依靠9磅野战炮、7磅山炮、加特林机枪以及新型后膛枪的火力，在半天内打死了3000名阿富汗人，但仍未能突破包围圈。
危急时刻，罗伯茨决定把赌注压在谢尔·阿里的侄子、颇富才干的阿布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身上。1880年7月22日，这位在阿富汗北部颇有影响力的贵族在喀布尔加冕为王，英军在他的调停下顺利自首都撤出。但阿布杜尔·拉赫曼还需要面对堂兄阿尤布·汗的挑战：后者刚刚在迈万德击败了一支英军偏师，打死969人、打伤177人，势头正猛。罗伯茨中将不得不再度回师，疾驰500公里，在坎大哈迎战阿尤布·汗的主力军。1880年8月下旬，1万名英军与数额相等的阿富汗军队在坎大哈附近决战，阿尤布·汗的部队在白刃战中被冲垮，丢下1000具尸体后逃走。这位王子随后潜往波斯流亡，终生也未能返回故土。
到这时为止，阿富汗的危机尚未彻底解除：继扶植谢尔·阿里失败之后，俄国重新恢复了“大棒政策”，开始通过吞并里海东岸的土库曼领土来威胁阿富汗的安全。1885年3月31日，俄国军队在土库曼名城梅尔夫（Merv）和赫拉特之间的偏远绿洲潘杰（Panjdeh）袭击了当地的阿富汗守军，打死600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视之为公开的挑衅，发动议会批准了一笔1100万英镑的紧急拨款，准备对俄国开战。皇家海军也做好了进攻黑海和海参崴的准备。俄国则援引1881年缔结的“三皇同盟”条约，要求德奥两国在战争爆发时给予自己援助。关键时刻，反倒是阿布杜尔·拉赫曼国王这个配角显得格外冷静：他呼吁英印军队万勿轻易动武，并表示愿意忍辱负重，将绿洲潘杰的地位中立化。在此之后的几天里，德、奥、法、意各国外交代表接连在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进行斡旋，最终平息了这一风波。1887年，俄阿两国签署勘界条约草案，俄国正式取得潘杰绿洲（今属土库曼斯坦）。作为交换，潘杰以西一个较小但具备一定战略重要性的山口被纳入阿富汗境内。
到这时为止，欧亚大陆腹地的均势已经基本形成。英俄两国再也无法觅得可以轻松攫取领土的区域，每获得一分利益都须冒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而对两国政府来说，其战略重心显然并不在亚洲：俄国在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之后，需要优先确保在欧洲尤其是巴尔干的利益不被奥地利蚕食。而英国由于经济规模的下降，只有集中资源于欧洲、全力扩充海军，才能应对德国这个头号假想敌的挑战。这种情形下，双方最终于1907年8月31日在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对两国在中亚和近东的势力范围做了全面划分：波斯北部约7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35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为中立地带。俄国放弃对阿富汗的领土和政治要求，承认其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则保证不妨碍沙皇在中亚各汗国的统治。双方共同约定不干涉西藏事务。历时一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大博弈”，至此终于落下帷幕。
1919年，阿布杜尔·拉赫曼的孙子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为了取得主权和外交方面的完全独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英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尽管英方在军事行动中取得了总体胜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人心思定的背景下，伦敦当局被迫在当年8月签订的《拉瓦尔品第和约》中接受了阿曼努拉提出的条件，承认阿富汗内政和外交彻底独立，并与其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而新设立的英国驻阿使馆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寻访1842年建立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死难者的埋葬地，并将其扩建为封闭的英国人公墓。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探险家和远道而来的征服者都埋骨于此，成为“帝国坟场”的实体标志。
而那些生活在公墓院墙之外的本地人，似乎从未为这种反复的争夺和统治所降伏。他们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且不放过每一个驱逐外来者的时机。粗犷、野蛮、不可预测，但同样构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绵延万年而不绝，提醒着每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墓碑，同时什么也带不走。
（参考资料：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jay Patnaik，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Security and Stabilit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