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三联独家专稿 资本改变中国电影格局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1000期了。从1995年1月创刊至今，也快24岁了。20多岁，至今还是青春期。我一直说，我是个幸运者，在我的青春期，亲历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我的中年期，则亲历了一个纸媒的繁荣发展期。《三联生活周刊》的1000期中，我有幸主编了800多期，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从安贞大厦回到美术馆的三联韬奋中心，从三联韬奋中心又到霞光里9号，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度过了温暖的中年期。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600期纪念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0 我们与这个时代》，简单概述了600期的15年里，我们选择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600期纪念回顾与总结我们自己，是广告公司的孙莉最早提议的。从600期起，回顾与总结自己，就成了固定节目——创刊800期纪念，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800期出版是2014年的8月25日，出版后不久，到年底，三联书店领导就体会到我的辛苦与力不从心，批准了我提出的退休申请。退休时，我曾写了一篇叫《主编这个岗位》的博客，这篇博客中，我曾写道：一个主编的工作，其实只是在可能性之内，寻求一本刊物的发展之路。我曾写道：一个主编，实际只是一个协调者而已——协调各方面的需求：读者需求、市场需求、编辑部成员自身发展的需求。种种需求，其实都构成着能量，主编因此要成为一根绷紧的弦，在感知能量场中，校正自己的位置坐标。
任何一本刊物的办刊定位，在我看，一开始，肯定只是主编的一种主观意愿。比如，我在接手这本刊物前，曾经的踌躇满志。我还记得时任三联书店领导班子在我接任前，听取我的办刊理念的那个考核会。那时，我常兴奋地逢人就说，一个时代需要一批人来讨论新的生活态度，重新树立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新的关系。但真要办刊，定位还是要靠人来实现的。我一开始打算依靠自己在新闻界与文学界的资源来整合稿源，构架刊物的主体，但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不依靠自己的团队，不形成一个思想的核心，是办不成一本面对新时代、立场前卫的《三联生活周刊》的。
好在我有足够的敏感。初创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形态是由编辑部几位核心成员塑造的。因为刚开始，读者只来自我们自己的判断；或者说，那只是我们自己塑造读者的阶段。初创《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者，首先是方向明。因为，当时能写出厚重影响力“封面故事”的，只有方向明。《三聯生活周刊》创刊期的前两年，半月刊，48个“封面故事”中，方向明挑头做的就有19个，接近一半了。顺着方向明的特长，《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会走向类似胡舒立创办《财经》的方向，好在当时《北京青年报》的黄利向我推荐了刘怀昭。这个刘怀昭居然成了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思想动力源，她的锐利，不仅激活了苗炜、王锋，也激活了我和舒可文。周刊之所以能成功，我以为是一个思想核心的建立。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净土胡同时代，人就那么十几个，就在那个昏暗的会议室里，没有高低上下，构成了一种在烟雾中直接的思想碰撞。这个思想核心的最初形成，刘怀昭绝对是第一颗种子，是她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就提出了卡辛斯基挑战工业时代与“后扑洛载客时代”的问题，而当时还在纽约的娜斯，正好与她形成了很好的搭档。
然后，第二颗种子，就是沈昌文先生推荐给我的胡泳。1996年刚开年，他就写出了1万字的《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这是瀛海威当时在中关村竖起的一块大广告牌。我让他开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专栏，将尼葛洛庞帝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底，胡泳一人就编了一本十多万字，名叫《时代英雄》的增刊，深入介绍数字化时代美国的15位重要人物，这在当时，绝对是站在前沿。
因此，周刊开端，其实是由方向明、刘怀昭、胡泳这三位为主的；阎琦作为大管家，起的是将大家亲和在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刘怀昭1997年就又出国去纽约了，胡泳则直到1999年才离开。他对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功不可没，1999年，他已经做了《硅纪元》《PC太阳下山了》这样的封面，他离开周刊前做的最后一个封面是《中关村元年》。
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小波。王小波从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的第一期（总第5期）起，就帮我写一个叫“晚生闲谈”的专栏。他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他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97年他不幸病逝，共发表了24篇，形成了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另一根思想支柱。
这是周刊初创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苗炜唱主角的阶段。其实，苗炜自我接手周刊后，就被刘怀昭激活、由舒可文扶植出了能量。他写的第一个重要封面是《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总第18期），那时他还是体育记者的身份。1998年，《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总第65期），进一步展示出他对周刊发展的价值。“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似乎就是1999年由他提出，才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定位的广告词的，这是我接手这本刊物，3年后的结果。苗炜在1999年操作的一个最重要封面，是这年最后一期的《90年代：民主的挑战》。1999年，他还专心编辑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刊，那是他才华横溢的时代。
这第二个阶段，另一个塑造了周刊的重要人物是高昱。周刊的社会报道，是交与王锋负责后，才开始做起来的。高昱是王锋的第一个弟子，王锋的第二个弟子就是许知远。高昱进周刊，也是经刘怀昭教导过的，他独立操作的第一个封面是1988年的《谁来审判张金柱》（总第58期），高昱直到2002年初离开周刊，大约做了25个“封面故事”。
第二个阶段中，本来，苗炜、王锋、刘君梅、邢海洋，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1999年，出国好像是大趋势，胡泳、王锋、刘君梅、邢海洋好像都是这一年走的。一年后，王锋与邢海洋再回来，王锋带了许知远，很快又走了；邢海洋则安心留到现在。第二阶段中，刘天时走是因为我粗暴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她到《南方周末》后，我又曾邀她回来，准备给她专辟一个底层调查的栏目，却终未能磨合成，算是我主编生涯中的一桩憾事吧。
第三个阶段，主角就是李鸿谷了。李鸿谷是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我从湖北《长江日报》物色来的。改周刊，培养一支有新闻突破能力、做自己特色新闻的队伍，这个担子苗炜挑不了，非李鸿谷不可。李鸿谷的引进，就打破了原来编辑部的构架，这个经过，我在800期的《1995～2014 一本雜志与他倡导的生活》中已经说过，不再赘述。李鸿谷进了周刊，快速形成了一支由金焱、李菁、朱文轶、吴琪、王鸿谅组成的，力量很强的队伍。《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的迅速成功，第一归功于“9·11”系列报道，这是苗炜主导，蔡伟与吴晓东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二就要归功于李鸿谷带着他的团队，对贪官报道的突破。
我习惯将2005年看作《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2002到2004年，说实在的，周刊发展遇到过一个沉闷的瓶颈期。这是离开安贞大厦，搬回三联韬奋中心，在没有窗户的格子间里办公的那个时期。周刊的人在安贞大厦中懒散地倒在沙发里惯了，在这样压抑的办刊条件下，很多人选择了离开。2005年，之所以有一个新阶段开始，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时任三联书店领导批准了周刊离开三联韬奋中心，搬到霞光里9号的申请。不要小看办公室文化，办公室其实是给大家一个舒适的家的感觉，没有了家的感觉，就难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凝聚力。
2005年之所以能成为《三联生活周刊》高速发展的开端，如果说其中有我的贡献，那就是开创了将一本刊物变成一本畅销书的模式——用抗战系列报道的方式，将“封面故事”变成封面专题，一个封面专题做到上百页篇幅，就改变了杂志原应有的形态，改变了杂志短期消费的性质。2005～2015年，周刊维系了10年的高速发展，从编辑部内部总结是，李鸿谷自己的不断发展与李菁、邢海洋、鲁伊、王小峰，直至后来，李伟、吴琪、王星、袁越、王恺、蒲实这些主笔都可以用自己的独特性贡献不同形态的“封面故事”了。这就使《三联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中心与群星环绕的态势。这个中心，实际还是思想核心。到了安贞大厦时期，《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有二三十人，不能像净土胡同那样，围着一个圆桌碰撞了，但这思想核心一直在。实际上，胡泳离开后，思想核心的主角就一直是舒可文了。2001年，改刊第一期，她带着吴晓东与高昱，做了《居住改变中国》（总第127期），2002年她带着苗炜做了《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总第218期），2004年她带着朱步冲、李菁做了《成吉思汗热》（总第306期），2007年她带着苗炜做了《子曰》（总第416期）……舒可文对于《三联生活周刊》的重要性，是在讨论“封面故事”时，总是她触发我最多的。我是主编，“封面故事”的走势由我拍板，我的拍板来自大家的意见、我的选择。舒可文的难能可贵是，她的思路，往往就能形成一个高度。这对于一本刊物的境界，作用太重要了。一些重要的封面导言，我也会逼迫她写，尽管她会被我逼得死去活来。比如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的主题（总第546期）与上海世博会《理想国》的主题（总第576期），前者她写了一篇《百年中国读本》，后者她写了一篇《这世界早已没有了理想国的思想》。这两期刊物，成为了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两本。一本刊物要立足，要根深叶茂，依靠的是它站的高度，这才是实力所在。
一个是思想高度，另一个是可提供知识面的广度。在知识面广度上，安贞大厦期间，最趾高气扬的是吴晓东。那时他负责国际部，他手下有鲁伊、王星、朱步冲、陆丁、蔡伟、邱海旭，学历最高，又各有绝活。鲁伊最早做了《庞加莱猜想的数学江湖》（总第397期），一个数学封面，她本是学法律的。王星号称编辑部的活词典，通五六种外文，是编辑部里读杂书面最宽的。这两位现在也是我的小老师，我有古典音乐的问题，都会随时请教她们。朱步冲、陆丁、邱海旭都是北大硕士，一个是历史专业，一个是哲学专业，一个是国际关系专业；蔡伟与王星都是北外的，蔡伟则是个军事专家。我觉得，一个编辑部要培养很多各种各样的专家，当然，知识面是建立在思想高度的要求上的，没有思想高度，没有对知识独特的认识角度，就变成知识普及了。
从发行量说，2005年后，《三联生活周刊》才变成真正的大刊。变成大刊后，应该说是读者、市场的要求参与了对周刊的塑造。因为，随着发行量日益增大，读者、市场的需求就日益成为一杆不可忽略的标尺，无视这标尺，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2009年市场压力增大后，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注重发行部的市场反馈上，根据读者与市场需求，调整选题与定位。编辑部的选题要经过发行部论证，封面要发行部通过，要协调编辑部与发行部、广告公司的关系，这就使发行部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引起编辑部很多人反感的。也因此，我一直强调：“编一本自以为优秀的刊物，其实是容易的；编一本让越来越多人认可、尊敬的刊物，其实是不容易的。”
我想说的是，主编是一个刊物的舵手，这个舵手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刊物。这个刊物其实是编辑部这个团队中每个阶段杰出人才的特出表现，在读者与市场的反馈中，不断改变、塑造而成的。主编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辨别流水的方向，不断修正航程；维护思想平台的高度，以拒媚俗与平庸。维护这高度，就要不断去发现、宠爱、保护、包容那些能不断挑战平庸之才，给他们更多任性发展的空间。因为，挑战平庸者一定是个性强大的。再说具体点，我虽然做了19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但这刊物的一步步成长，塑造这刊物的其实都不是我，我只不过是这19年里一个个杰出人才背后的推动者、他们成就的协调人、他们身上锐气的保护者。我给他们铺平发展道路，我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1000期，算是我这个老主编对这本刊物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度过了温暖的中年期，因为，19年，这个团队，一茬茬更新，都包容了我的简单粗暴，包容了我在稿件面前的不留情面。而这个团队，走过无数艰辛，我们一起维护了“编一本让越来越多人认可、尊敬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