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学院新生入学教育之六 我的大学我做主
刘艺琳
今年夏天，22岁的杨文彬结束大学学业。与学生身份一起结束的，还有他进行了四年的拍摄项目《大学社会》。8月11日，这部作品在映画廊首次完整公开展出，包括摄影作品七十余幅、打码处理后的学生组织文件若干，以及录音、视频等媒介作品。
回想创作的最初动机，杨文彬自述道：“走出十二年高负荷的应试教育之后，忽然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两个极端状态的转变使我至今仍感觉措手不及。大学内没有‘高考这类的终极目标，它反而像是一个实验场，让我们完成由学生向社会公民身份的转变。我身边的同学忽然扎上领带，师哥们开始了对我们新一级师弟的指导规训，还有一场场在高中没见过的‘酷炫吊炸天的晚会……”周围的同学们组建成了各种小圈子，开始向想象中的成人世界的生活规范靠拢。
《大学社会》的拍摄范围基本以杨文彬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中心，包括周边同等水平的高校。他的拍攝对象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处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成人寻找自我身份定位和认同的时期。但是，在这种寻找中，是什么在牵引大家去选择身份定位？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定位，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总体特征？而这种群体特征，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支配我们的言语行为、穿衣打扮、生活模式，然后在时空的细节中显露出来？这些都是他所困惑的，也是他试图用影像去追问的。
“社会人”，除了作为社会学学科词汇之外，在日常语言中往往是指“闯荡社会并如鱼得水的人”。有人认为所谓的“社会化”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但是杨文彬却不愿意把“妥协”当成一种成熟的标志，
“即便这是一种特别折中，利益最大化、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因此，当他拍摄了一组作品“大学舞台”时，偶然听到朋友感叹道，“这不就是一个小社会嘛！”他终于明白自己想要拍的是什么了。
“一篇文章开了头，作者并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杨文彬说，《大学社会》拍摄最初，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是什么结局。“我想，接下来我的生活还会发生许多变动，我的困惑在哪里，作品就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