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赛
“考古学从不说谎。过去500年的物质文化指向全球性的统一而非分裂。”
考古学家如何思考历史？
在40多年的考古工作中，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一直对狩猎采集者有一种特殊的痴迷。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和他的著作《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
他曾经认为，他们最接近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和平、小群，仅仅占有寥寥数物。他们生活简单，凭借才智与勤奋收获自然的馈赠，仅仅留下些微足迹的人有质朴而纯真之处。
当然，这最初只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怀旧式的想象，有许多不现实的地方。比如狩猎采集者可能暴力恐怖，或者物欲熏心。多年的考古生涯让他越来越相信，与其辩论人性善恶，更科学的方法是从数据出发，研究到底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人类生活的差异或变迁？
比如，在人类存在的99%的历史里，人类是狩猎采集者。这是一种极其成功的适应。但是，事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狩猎采集者的技术与文化曾经长时间完美适应小型的平等社会、游牧群体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放弃它？为什么人类会从狩猎采集者变成农夫？
在《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一书中，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几次关键性的“变异”。一种普通的树居灵长类动物突然决定从树上跳下来，依靠双腿跨越稀疏大草原;某个人属成员突然决定把一块石头改造成工具;然后，我们从制造工具的人变成会用符号思考的人，从狩猎采集者变成农民，从相对平等社会里的人变成等级森严制度下的人……
作为一个以“研究过去，以理解未来”为己任的考古学家，凯利认为，过去几次关键性的变异中隐含着通往未来一次更伟大的“变异”的线索。
关于大历史的书很多，但很少有历史书能横跨600万年的时间跨度。“我承认，这些时间跨度难以想象。”在本刊对他的专访中，凯利教授表示，“我们天生是以对我们有用的时间尺度来思考的。思考100年后的事情对我们而言没什么用，因为那时候我们早就死翘翘了。但是，我们的确又具有长时段思考的能力，我们有能力问自己：我今天的行为会对子孙后代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美国土著人的想法里，一个人应该自问今天的一个行为会对未来七代人产生的后果。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对政府应有的要求。思考史前史，意识到人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能帮助我们思考那些同样漫长的未来。”
在绝大部分教科书里，历史常常从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国开始，史前史不过是舞台布景。
但他認为，将史前史贬低为背景，历史学家就错过了全景。“历史学家关心历史的特定细节，他们认为历史由个人的行为、事件、个性生成，所以在他们眼中，史前史只是一些关于进化或者进步的模糊概念。但史前史与历史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二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数据的不同（历史学家使用文献，而考古学家使用文物），以及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数据所提的问题不同。考古学家的目光必须超越细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细节），去寻找不同历史序列的分布模式。用一句西方谚语描述：历史学家关心树木，而考古学家关心森林。我不是说历史学家是错的，只不过我们工作的数据本质不同，从而导致了视角的不同。我认为这两种视角是互补的，考古学家不具备历史的细节，而历史学家则没有考古学所拥有的时间。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人类历史的开始，而不仅仅是文献记录的琐碎风波，而是从上至下，从前到后，一去不复返的宏大变化，我们就需要使用只有考古学才能提供的、最大的时间范畴。”
在书中，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考古学家日常工作的基本风格——“烈日当头，用牙医工具剔出一小块脆弱的骨头，即使不算恼人的话，也是沉闷乏味的。”但这小块断骨（或者焚后种子、残破陶片）的背后，却常常承载了漫长浩瀚的时光，并指向人类社会某种一去不复返的变迁。
“物的力量在于，它是物，你可以把它放在手中。比如上周我的一个学生挖到了一个箭头，我告诉她，1万年以来你是第一个触碰这个箭头的人。于是，她对于1万年前那个箭头的主人的生活就有了一种物理性的连接。当我们与人，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建立连接，我们会意识到这种连接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我们渴求更多这样的连接。”
发掘这些古物中所隐含的历史之谜及其与当下的连接，正是他对考古学的热情所寄。在书中，他谈到自己的童年，尽管生长在新英格兰乡下，但从小就心系狂风漫沙的荒漠与高山。“我竭尽所能地阅读、搜寻洞穴，从毗邻的牧场上收集箭头。任何老物件都让我着迷，所以我从老地图上搜寻殖民时代的道路，搜索废弃磨坊的断壁残垣，扒开历史堆积寻找坛坛罐罐。我的卧室里塞满了箭头、骨殖和化石。”
新技术的出现，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家从毫不起眼的碎陶、石片和骨屑上获取新知的极限。
但从地下挖出的那些来自远古社会的物质遗存，极少能告诉我们关于个人层面的信息与细节——从它们身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的人类行为，更别提人类本性了。至于宗教、宇宙观、亲属称谓或者任何人类文化更为抽象的侧面，也大都只是间接的表达，而无法达成明晰的推断。
“是的，我经常有挫败感。我想知道的事情那么多，但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只能告诉我们那么一点。”他说，“但我更愿意倚赖考古学的长处，而不是弱点。我必须以考古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去看这些数据。”
上周，他刚刚在怀俄明完成了一个史前洞穴的挖掘。“我能告诉你这个洞穴是什么时候被使用的（差不多1.1万年前到欧洲人到来之间）;我能告诉你它的用处，主要用于小群人的捕猎营地;我也能告诉你，它在某些时候的使用率比另外一些时候更大。但我没法告诉你，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有什么愿望、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或者他们认为人死后还有没有来生。那么多有趣的信息都消失了。所以我问自己，从这个洞穴，以及这个地区周边类似的洞穴里，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有趣而独特的信息？所以，我们把这个洞穴的信息与其他洞穴的信息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关于当时这个区域的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图景。对此，我们可以达到惊人的准确度。”
600万年历史的四个临界点
绘制历史的大图景，才是考古学家更擅长的工作。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内“看到”人类行为的关联性，也看到人类社会一去不复返的变迁。正是在这种视野的审视下，他在人类600万年的历史中辨识出四个变异的临界点，也就是他所说的“开始”——从这个时间段开始，人类存在方式的基本特征发生了变化，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开始开启全新生活的时代。
寻找这些临界点，用凯利的话说，“就像观看一部巨长无比的IMAX电影，从中寻找剧情巨变的几个瞬间，像‘原来，黑武士是卢克他爹！那种彻底改变一个故事走向的巨变”。
所以，这部电影是这样开始的。600万年前，是人类从灵长类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时刻——其中几只灵长类动物突然决定从树上跳下来，学会了直立行走。
数百万年过去了，这种“解放了双手，显得有点怪怪的双足灵长类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成为未来世界主宰的潜质。然后，大概330万年前，某个人属灵长类动物突然决定捡起一块石头，敲掉几块碎片，并打算用它来做点什么——“我们并不完全确定他们到底用这些石头工具做什么，很有可能是与大草原上的捕猎有关。”
这就是技术的开端，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临界点。
那些简陋的石器工具说明人类祖先开始具备了控制与改造环境的能力。此后，手握石器的人属人口大幅增长，逐渐占据了整个非洲大草原，他们开始捕猎、取火、煮食，发展对偶关系，发展出初步的语言，并逐渐扩散到南亚和欧洲。在技术的道路上，人类从未回头。这些简单的石器工具，其实是太空旅行的开始。
第二个临界点则是由文化开启的。20万年前的某个时刻，人类开始了对世界的符号性建构，这种能力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也是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真正区分开来的关键。从此以后，我们思考世界，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物质性的、可触碰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与他者的不同，也可以共享世界观，我们可以讲故事、可以说谎、可以编织梦境与传奇，我们可以思考来生、思考神、思考超自然的存在。
从20万年前到7万年前，人类独特的文化能力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开始创造艺术、墓葬、合作以及宗教。凯利提到非洲布隆伯斯洞穴里出土的一块7万多年前的赭石，赭石上刻有奇怪的交叉条纹，考古学家并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什么人有意义。“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有意味的。”
凯利认为，比起技术，文化是人类更强大的适应策略。因为自从文化的能力出现以后，人类迅速散播到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包括一些很恶劣的生存环境。
第三个臨界点是农业的出现，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几乎同时在世界几个不同的区域独立发生。此前不久，地球上90%的地方已经被狩猎采集者占据。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个巨大转变，其背后的驱动力也很明显——人口增殖的结果。环境无法支持人类再以狩猎采集者的方式生存下去，人们必须改造环境，以产生更多的食物。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于是，通过选择性繁殖和技术创新，人类最终栽培出生计核心的农作物。贸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物物交易有时纯粹基于经济原因，有时则是象征性的合作联盟。这是文化变革加速的时刻，狩猎采集者逐渐转化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得以急剧增长。过去的1万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之前的600万年里还要多。
第四个临界点是国家的出现，大约发生在5000年前。对人类学家而言，“国家”意味着至少三个政治等级的社会：统治阶级、行政官僚机构和劳动阶级。作为一种具有中心化权力和权威的大型组织，国家意味着一种显著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拓展性的社会结构允许一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得以投身于艺术、科学、贸易，也促成了这些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带来了贝多芬交响乐、西斯廷教堂、玛雅天文学与中国紫禁城。贸易频密，产生了货币，并促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文字系统也发明出来了。但与此同时，在贸易、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少数人获益远远超出普罗大众。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最极端的表现是，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于是，奴役和战争产生了。此前的人类社会当然也有过暴力，但大都局限于个人层面的恩怨。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看到专为杀人设计的兵器以及相应的防御工程，以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的开端。
“端坐在鸟瞰历史之位上，你注视着这场跨越5000年的大戏徐徐展开。它时而高贵：书写、算术、天文、物理、金属加工、玻璃术、建筑、造船——打下至今仍在改善我们生活的技术基础;时而，它也悲凉：大屠杀、贫穷、奴隶制度、囚徒、债务和战争。国家兴亡、战争胜负、帝国扩张与收缩，人们在被人奴役和奴役他人、富贵和贫穷、胜负之间切换。”
“第五次开始”已经开始
凯利认为，回顾600万年的历史，这四次转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一些转型经常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展开。比如美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出现，是国家产生将近5000年后的事情。今天，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国家”的时代里。但自“第四次开始”之后，新的转型是否已经发生？还是说，历史已经终结？
凯利说，身在其中时很难看清历史的转折。事实上，他发现他的很多学生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他们相信技术会继续改变，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却不会再变。人类注定无法摆脱战争、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各种狭隘与仇恨。
他认为，对于历史的悲观，很多时候是源自时间的尺度放得不够大。比如熟读历史的人经常视未来黯淡无光，觉得历史看起来是一幕又一幕残酷的战争，但战争只是国家的起源启动的邪恶的文化周期，并不代表它永远不会改变或终结。
“1万年前的人无法想象我们的今天，就像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1万年后的未来。但如果我们以未来的考古学家的视角回望今天，就像今天的考古学家看1万年前的人类呢？他们是否会观察到‘第五次开始的证据？”
作为考古学家，凯利之所以能辨认出之前这四次大转折，是因为每一次转折都伴随着物质记录上的巨变。比如第一个阶段是石器工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东西，并且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第二个阶段是艺术、墓葬仪式，说明人们开始思考死后的世界，思考宗教;第三个阶段是谷物的种子、永久性的村落与房屋等，说明垦殖将人类绑缚在土地上;第四个阶段则是那些象征中央权力，以“震撼”大众为目的的公共建筑，比如陵墓、城墙、神庙、宫殿。
那么，1万年以后的人类学家会在我们今天的物质记录中找到什么样的变迁呢？
凯利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海底的沉船、月球和火星上的人造物，连接大陆的电缆、超大型城市、全球流通的贸易商品（如手机、牛仔裤）、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反映的食物的全球性链条——你今天早上吃的那根香蕉，绝非产自本地;彻底被人类改造过的风景与土地、能令埃及法老目瞪口呆的超大型垃圾堆……
从这些物质记录中，他未来的同行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审视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也就是“第五次开始”。这次转型始于公元1500年的欧洲扩张，紧跟而来的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
这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但凯利认为，未来其实正在发生。他还指出当下的三股暗流正在背后推动“第五次开始”的走向：战争成本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效应，以及人类文化的全球化。
第一，现代战争耗费越来越高昂，却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式。社会无法再接受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与连带损失，也没有国家会愿意冒同归于尽的核战争风险。除了吞噬大量资源之外，战争已经别无所长。但冲突仍在，替代战争的问题解决之道又是什么？
第二，500多年来，资本主义孜孜以求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消失，或者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世界不再有，或者不再需要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将会怎样？
第三，人、物、金钱、思想的全球性流动，不仅带来文化冲突，比如将美国和欧洲推向排外的民族主义，但同时也在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与社区，一个被Facebook、音乐、电影、球赛以及气候变化之类的共同威胁连接起来的世界。
凯利认为，这三股暗流都在呼吁全新阶段的合作，都在指向世界政府、世界公民的可能性。这种公民并非产生于特定群体，而是世界人口通过技术、教育、体育、贸易、战争和宗教持续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能顺应这种潮流，“第五次开始”很可能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转型，创造一个在贸易、防御、教育、娱乐、运动、医学和科学等各个领域都达成新型合作的世界。
顺着走，还是逆着走？
这种对未来的态度，简直乐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但凯利认为，乐观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一向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之前的四次转折，每一次新的“开始”，看似都是由一些个人的简单的行为开始的：第一个把石头做成工具的人类祖先，或者第一个想到用古登堡印刷机印书的人，但其后果却是复杂的、难以预测且影响深远的。比如栖居在树端的灵长类动物并无意于成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狩猎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也从未想过成为使用符号讲述故事、呼唤灵魂的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立意成为农民，农民也没打算成为帝国的一员。纵观历史，我们只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最佳树居灵长类动物、最好的使用工具的古人類、最好的狩猎采集者、最好的农业村落的首领。但每次在朝向既定目标的路上，我们却毫无例外、也不可避免地走到截然不同的终点。如今，为了成为最好的工业社会、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防御最佳的社会，我们是否也会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
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开始”，虽然都是由竞争驱动（他认为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推动整个历史进程最主要的驱动力），但也都促进和改善了合作，拓展了人类群体合作的规模，以取得彼此的安全。从第五次开始，这种网络更是涵盖了整个世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无国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
“考古学从不说谎。过去500年的物质文化指向全球性的统一而非分裂。将各个大陆连接在一起的电缆，全球性的物质流通能驳斥任何关于世界无法整合、我们不能合作的故事。考古学告诉我们，这种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你要顺着走，还是逆着走？”
事实上，过去几年，世界似乎在逆着走。从波兰到美国的民主国家，右翼政党都以鼓吹排斥而赢得选举。国家之间树立城墙——从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到英国的脱欧决定，民族主义情绪高昂，分裂主义团体到处兴起，世界似乎从未如此分裂和恐惧过。但在他眼中，这些现象只是对一种更为强大的全球化的变迁趋势的暂时抵抗而已。用考古学家的目光看，今天的世界有点像青少年，不理性、正在经历“成长的阵痛”。也许很痛苦，但这个世界即将长大。
“关于第五次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于过去人类社会的变迁规律有了一定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掌控变化：第五次开始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子？这在之前的历史中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看到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和平、繁荣、安全、干净的世界。因为史前史和历史都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独享和平与繁荣的生活。比如美国的移民问题，这些移民来到欧洲、来到美国，不是因为他们邪恶，而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处境太过艰难。美国和欧洲的和平与繁荣会受到其他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匮乏的影响。第五次开始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都是邻居，人类是一个整体，助人者方能自助。我们需要在如何组织世界上做出一些变化，国家之间必须停止竞争关系，而寻求全球性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