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
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有更复杂的想法、更高度的多元的好奇时，推理小说才会出现。
一部推理小说可以有很多种读法。
电影《祈祷落幕时》剧照
前一段时间，根据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祈祷落幕时》（2014）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日本上映。小说中，东野圭吾设计了一个读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谜团，读者也会被作品中的亲情打动。作为推理小说迷，我从中读到的是东野圭吾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作品背后的现实性：日本泡沫经济之后社会发生的巨大悲剧。我由此想到了松本清张（1909～1992）的代表作《砂器》。这部推理小说在1960～1961年连载于日本《读卖新闻》，他通过儿子与父亲纠结的亲情故事，呈现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人”的困境。
松本清张是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开山祖师，至今没有被超越。他经历过战争的疯狂与残酷，也忍受了战争带来的破坏与贫穷，在战后残破的日本，只手建立起“社会派推理”的文学传统。《砂器》是一部经典之作。推理小说的经典化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读者在解谜之后，一般来说不太会重读。要成为推理小说中的经典，一定要有其他的东西。在《砂器》中，松本清张把音乐的艺术形式与黑暗痛苦的犯罪动机结合在了一起。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经典，指挥家在指挥交响曲的同时，他年轻时受过的苦难一步步被揭示出来。直到今天，很少有人看了电影《砂器》而不感动不流泪，也很少有人看了电影后不去找原著阅读。
东野圭吾的《祈祷落幕时》和松本清张的《砂器》是直接相关的“互文”关系，这涉及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史，东野圭吾要回应的是“社会派”传统。在日本，宫部美雪被视为松本清张的传人，东野圭吾其实一直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本格派推理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推理小说的谱系上，从写作的难度和跟社会的关系方面来说，本格派是比不上社会派的。这意味着同样是写推理小说的大家，宫部美雪的作品被认为比东野圭吾的更有难度，所以她应该得到更多的称赞和荣耀。必须说，东野圭吾是有一点委屈的，因为他是能够写社会派推理的作家。他的《祈祷落幕时》和之前《嫌疑人X的献身》（2005）都是在回应这件事，证明他跟松本清张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可以写出打动人的作品。
松本清张为什么在日本推理界的地位如此重要？这就要追溯到“二战”后的日本社會。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曾回忆，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不想去学校上学了，“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美国人是恶魔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是错的之类的交代。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一个10岁小孩的价值意识完全错乱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学？大江健三郎后来成为了愤怒的左翼，这个例子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他为什么对中国有一种情结。当时日本社会经历了价值意识的逆转，这种逆转产生了一种虚无，不再有“是非”，谁是强权，谁就说话算话。现在的中国社会很多人也都是这种态度，有钱有权就有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实很可怕。
松本清张的地位很重要，是因为他不仅讨论犯罪，更改变了日本人战后错乱的价值意识，重建了一套新的正义观：“是非”环绕着罪恶，我们要对此做出判断。他告诉大家要认真地去理解“人”，不只是看他犯了什么罪，而是他为什么犯罪。松本清张的作品念兹在兹地探索一个问题：社会如何必须要为人的犯罪负一定的责任？
什么叫“推理”？就是“行为”消失了，我们从“行为”留下的痕迹，去还原“行为”，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推理小说的传统中，最了不起的是突破。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不仅还原“行为”，更是借由“行为”去还原“动机”，让读者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了解“人”的方法。在我的作品《推理之门由此进》中，我选择了柯南·道尔（Conan Doyle，1859～1930）、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宫部美雪等几位作家的作品来讲述，是因为他们都有关键的突破。我没有专门写松本清张，因为写他值得用至少一本书的篇幅。
在文学的传统中，推理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类型小说而已。如果和武侠小说对照，武侠精彩的地方在于它庞大的想象空间，想象武林、派别、武功、招式，古龙和金庸穷尽了武侠小说想象的空间，如今没出现能够超越他们的人;而推理小说的开端是科学的态度，它是西方非常关键的历史环节所产生的一个偶然。什么历史环节呢？原来在基督教的笼罩下，犯罪不仅仅是人的事情，人犯罪，管理犯罪的是教会、是上帝。犯罪的人没抓到，不用担心，有上帝管。从19世纪开始，信仰衰微之后，人们不再相信有上帝的惩罚，人必须要自己处理犯罪，所以才开始思考如何侦查犯罪，如何惩罚犯罪。这时开始有法律、警察、监狱等一整套系统。于是开始有侦探和推理。从爱伦·坡到创造了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一路下来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分支。到了东方，非常奇特，推理小说在日本有了近200年的传统。这个传统内在的可能性，比武侠小说大得多，因为要碰触到的是用理性的方法去理解“人”。
对我来说，“推理”在我生命的内部。大量阅读推理小说让我用一种探求动机的方法去了解“人”以及我遇到的一切。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也常借助音乐，碰触音乐背后的“人”。由于我“推理”的思考习惯，我在意的东西跟很多学音乐和演奏音乐的人不一样。比如贝多芬最后一首作品《第32号钢琴奏鸣曲》，这个作品只有两个乐章，第二个乐章是非常奇怪的变奏曲。贝多芬一生在钢琴奏鸣曲的曲式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听这首音乐，就不得不疑惑，为什么贝多芬在这个时候创作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在当时他的生命中意义是什么？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写完这一首就不写了，为什么只有两个乐章就坚持以这样的形式呈现？这些问题才是听这首音乐有趣的地方，配合已知的线索，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推理”。
每个人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要像个侦探一样，去看你得到的证据，推出你的至少令自己信服的东西。
在大陆和台湾，我们都是作为读者去涉入推理小说，我们在消费别人给我们的推理作品，整个社会的推理能力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建立起理解“人”的理性思考和辩论习惯。我们在用一种粗糙的方式理解“人”。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有更复杂的想法、更高度的多元的好奇时，推理小说才会出现。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写得好的推理作品。安伯托·艾柯曾经批判意大利的社会说，一个社会的推理小说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就说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本文由杨照口述，本刊记者傅婷婷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