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前些天，距离40岁只剩10天的同事老于惊心动魄地赶上了“落户天津”的末班车。他们夫妻在北京安家多年，孩子已经小学二年级，看似生活无忧，但因为缺少一张北京户口，按照目前政策，孩子将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这成为悬在一家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老于来说，与北京之间高铁只需半小时、高考政策也比较宽松的天津是更现实的次优选择。5月16日天津出台了“海河英才”计划，犹如一剂强心剂——针对全日制高校毕业的学历型人才，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即可直接落户，堪称直辖市“史上最低落户门槛”。面对“40岁以下”这一刻不容缓的限制条件，他火速赶往天津，在临近下班的行政服务中心大呼“还有10天我就没资格了”，成功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一波三折地办完了迁入手续，成为“新天津人”。
像老于这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落户天津的人不计其数，涌至官方APP的申请者就有几十万人，这让天津政府始料未及，一周后就开始收紧政策。但在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形势下，各大城市对人才的求贤若渴是大势所趋。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就开始掀起“人才争夺战”，特别是崛起中的各大“新一线城市”更是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给房，给钱，给户口。
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历史新高的820万，“抢人大战”更加如火如荼，各大城市纷纷向毕业生抛出诱人的政策大礼包：武汉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推行“社区公共户”、“人才住房券”等制度，甚至喊出“让大学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房子”的口号;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推出“先落户后就业”;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西安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就连一向处于人才高地的一线城市也加入战局，北京和上海开始锁定尖端人才，巩固其一线城市的领跑地位。
尽管户口门槛仍未完全放开，但一切似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特别是“人才”，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成了财富。而人才的聚集度，反过来也成为定义“新一线城市”的重要标志。这一转变是何时发生的呢？
早在这一轮政府出手之前，一些先行的“城市新移民”就感知到了水面下的暗流涌动，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朋友中玉就在十几年间经历了从“被选择”到“选择”的转变。他2004年在哈尔滨大学毕业，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定向招聘会上，学计算机的他被杭州一家通讯公司看中，于是去了杭州工作，把户口落了下来，而且还颇有先见之明地买了栋小房子。中间也离开过，因为觉得杭州那家公司与他的专业不太对口，辗转去了北京一家外企。在那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沉寂期中，他和同学都倾向于稳妥，认为外企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国企，再次才是民企。但是，“北京城市太大了”，他租的房子距离公司4站公交，“不堵车大概15分鐘，但大部分时候都堵，要走一个小时，特别崩溃”。中玉在北京一年后就回了杭州，那时候阿里巴巴的淘宝部门刚好在招聘，他加入了这个刚刚起步的公司。第二次到杭州，中玉的自由度变大了，有户口、有房子，作为淘宝的最早一批员工，还拿到了期权。之后他跟着淘宝成长了将近10年，一路升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在公司里遇到了人生另一半，结婚生子。
等到2014年决定去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时，中玉已经可以更加自主地选择城市了。他将公司放在当时移动互联网环境更好的上海，每周末回到杭州和家人团聚。中玉没想过把家搬到上海，他觉得在上海买房太贵，车限行，办居住证麻烦，孩子进入好的小学更是困难，没有归属感。而与上海形成对比的是，杭州这两年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他不排除未来将工作重心转到杭州的可能性。回头去看，中玉早已打破了自己毕业之初的稳妥心态，从外企到民企，再到创业，从一城到另一城，他也在不断移动中获得了“择业”甚至“择城”的主导权。
除了户口政策的放宽，新经济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今年年初的统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达到32.9%，这一领域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22.1%。阿里集团飞猪旅行的人力资源总监玄玥从企业的视角观察，她最初感觉到新经济的浪潮冲击大概是2013年，很多人从传统行业转行互联网，阿里在其中是一个关键推动者。玄玥告诉我，之后也有不少人从阿里离开，跳槽或者创业，这些人在周边辐射出一圈又一圈的“独角兽”企业，在杭州城市西部形成了一个小型“硅谷”，滋生出吸引更多人才的土壤。“杭州虽然是二线城市，但有媲美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线城市过来，公司有往返上海的班车，周末晚班飞机也经常能遇见同事。”
因此，与其说各大城市政府高调挑起了“人才争夺战”，不如说它们是人才流动的一种助推力。且不论这种以户口为筹码的推力长远效果如何，至少会在客观上带来户籍政策的逐渐宽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流动。
经济学上有一个经典的“用脚投票”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是指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目前从“一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动趋势，已经是一轮“投票”结果的初步显现。
什么人在城市间“用脚投票”？如果用目前加入“人才争夺战”的各城市政府的界限来框定，大致是40岁以下的高学历人才。从老于和中玉开始，到刚刚步入社会的“90后”，再到随互联网一起诞生和成长的“Z世代”，他们不再固守“择一城而终老”的传统观念，而在城市之间转换得更加自由，更加主动，频率更快，范围也更大。这代人的移动，也将推动城市重新分级，倒逼一种更趋开放和包容的城市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