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刘畅
想象一幅裂开的画卷，把每个分离部分的边缘重新涂抹为新的画面，然后把它们叠放在一起，你见到新的图画，也能看到曾经的痕迹，若如此往复，也许你见到的画面，就如同历史文本中夏禹的叙事呈现在你面前的样子。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汉代画像石拓片，大禹像 右图 武汉汉阳江滩公园大禹神话园里的“大禹治水”系列群雕
大禹“创世”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
在西周中期发现的青铜盨上，用金文铭刻着类似的文言叙述。虽然至今出土的文献，无法使人们的目光再穿透更早的历史，但能够肯定的是，距今约3000年至2500年前，相似神话的各种零散版本里，大禹是一位创世的神祇。
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不过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大禹治水”却属于“动物潜水取土造地”的创世神话类型中的一个变体。这种故事类型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刘宗迪教授认为，因科学家证明史前曾多次发生洪水，先民的洪水记忆是创世神话的基础，黄河流域产生的禹的神话也不例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吕微在《神话何为》一书中介绍，若将人物与地点等专名抽离，在世界范围内，所有这个类型中的故事几乎都指向
同一个故事原型：
当初世界只有一片原水，没有陆地，造物者和他的伙伴在水面上无处落脚。造物者让动物进入水中取土造地。动物相继入水，却先后失败，最后一个才衔着一小块土上来。这是块会生长不息的泥土，造物者把它放在水面上，最终长成了大地。而潜水捞泥者只把部分泥土交给造物者，自己私藏了一块，因为泥土会长大，藏不住，被造物者发现。私藏的泥土撒在已经造成的平坦大地上，形成了山谷或沼澤等不平之地。造物者将偷窃的潜水捞泥者罚入地底的深渊。因大地很大，造物者的眼睛已望不到边，就派人绕着新创造的大地走一圈，查看大地的规模。
而在青铜盨上的神话里，禹替代了潜水捞泥的动物，但这个故事并不完整，没有出现偷取神土的角色。其他神话版本中，传说中禹的父亲鲧承担了这个角色。《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述，鲧在禹之前，没有等待天帝的命令，先偷了具有神力的息壤堵塞洪水，天帝命令祝融在羽郊外杀死鲧。鲧从腹中生下禹。天帝于是令禹来布土，终于平定九州大地。
比照同一故事类型下的其他故事，学界认为，鲧没有等待天帝命令的真正原因，可能正是他未全部上交息壤。而围绕鲧的罪行，鲧禹神话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样貌，反映出先人看待世界的观念的转变。
“在原始神话里，世界的创造总是某种偶然性事件的结果。鲧禹神话中，鲧窃息壤并且扰乱了天帝的创世程序，导致创世的不完满，所强调的正是鲧越轨行为的偶然性。”吕微在书中认为，这种与伦理无关的偶然性在《尚书·洪范》的版本中已变为道德上的错误，鲧阻塞洪水，乱了五行，天帝一怒之下，没有传给他治国大法，治国的纲常由此受到破坏。“鲧成了道德上的千古罪人，鲧禹神话朝向历史化、理性化转换。”
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的“变脸”。神话分化的初始不可考，但能肯定的是，两种版本曾长期并行不悖。写于战国初年的《天问》中，屈原见到的故事更为丰富：众人推举鲧治水，鲧听了鸱龟的话，偷取息壤，治水将成时，被流放羽山。禹承父志，在应龙的帮助下，填深渊、垫平地，放稳九州，掘成川谷，计算东西南北的长度，安置天帝的下都昆仑山。
“同为治水，天帝为何要惩罚他？”屈原向天发问，“既然鲧由众人推举，为何不先让他试着去做？”吕微在书中分析，屈原的犹疑正源于道德叙事的框架下，面对非伦理的神话版本的矛盾态度，“可以断定，截至战国初年，鲧禹故事的两种版本依然保持着均势的传承格局”。
虽然禹的原型不可考，禹的神话样貌流变，后世对禹的崇拜和信仰却贯穿始终。《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神话经历了历史化之后，创世神大禹演变成为夏代的圣王，即夏禹。
夏禹与禅让之争
尧舜时洪水暴发，群臣举荐鲧，九年治水未成，遭舜诛杀，又启用禹，禹带着群臣、百姓伐树、开山。他在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拿着规和矩，还装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开发九州土地，疏导河道，修治大湖，测量大山。从此九州统一，四境之内都可居住，四海之内的诸侯来京城会盟和朝觐。
这是《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吕微写到。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治水方式首先发生变化。“战国时，人们为防止水患，就采取筑堤的办法，为利便交通，盛行农业，又盛行疏水灌溉的办法。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有利而无弊端。”顾颉刚发现，战国时期的典籍里，鲧的失败被越来越多地归于堵塞的方法，用息壤填土渐从大禹的身上消失，疏导的方式成为大禹的功绩。而《史记》中写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没有神奇的息壤，也没有《天问》里的神龙相助，《庄子·天下篇》形容大禹累得小腿无肉，不生汗毛。一个战战兢兢、事必躬亲的大禹形象跃然纸上。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先秦诸子除看重禹的功绩，舜、禹、启代际间的禅让问题，也在他们当中产生过最为激烈的争论。舜以禹的德行，把帝位禅让给禹，但禹将位子传给儿子启，终结了禅让制。孔子将其视为上古社会由“大同之世”转入“小康之世”的转折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而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然而，先秦诸子中却还有截然相反的说法。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書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孟子》等战国文献强调启之‘贤，是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极度勃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曾在《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中分析“尚贤”思想的社会根源，“它是由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不过，当受禅让制的感召而亲力亲为的燕王哙却使燕国惨遭大乱，反对之声由此而来。而秦汉“大一统”后，历史语境变迁，夏禹的样貌也随之转变。
禹成白帝精
随着神话的历史化，战国末期的《帝系》中，大禹作为人王，已不再从鲧腹中出生，而是被安放进神圣的世系之中。鲧仍是他的父亲，而鲧的父亲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但汉代的纬书《尚书帝命验》里，一位名叫修纪的女性走在山间，看到流星穿过昴星，感到全身战栗，随后生下了白帝精的化身，也就是禹。
一位有父的人又成为一位无父的神。世系中的大禹是知识阶层凭着史学的自觉，对古史传说进行加工、整合的产物，而感孕而生则是一种古老的神话结构。“先接触某物而意有所感，之后神奇孕育，最后诞下始祖圣王。”据杨栋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类早期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形态。但《尚书帝命验》里的神话，却不是汉人观念的“复古”，也不单是上古神话遗存的片段，“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是要通过神话的逻辑顺序、性质要素与五德终始说的配合，赋予帝王君权神授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尚书帝命验》里禹的诞生是汉人编织出的一段“符码”。被流星穿过的昴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五行属金。而杨栋介绍，很多圣王、圣人、人王在纬书里都是感孕而生。“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有很强的系统性，这一系统多受东汉刘歆的‘五德终始说支配。尧为火德，舜为土德，禹为金德。”
这种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与朝代相对应，解释朝代更迭的做法，始于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他发明以“以五行相胜”为动力的“五德终始说”，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受命于天，具备五德中的一德，而朝代更迭的原因是，后朝的德胜过前朝的德。后世的统治者希望借此学说，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一个理论依据。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诗》《书》等儒家经典被奉为“经”，儒生对经的解释便是“纬”。在西汉中后期至整个东汉的纬书里，通过把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论相掺和，汉朝的统治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夏禹所属的德便是在这一体系下演算出的结果，与他本身已无甚关联。战国前邹衍的“五德始终说”里，依据“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法则，禹属木德。然而，在“革命”年代受宠的“五行相胜”，到了“和平”年代却遭到统治者厌弃，主动权在手，具有让贤性质的“五行相生”得到青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总结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经过他与后世刘歆的改造，禹方属金德。
禹的形象与夏的内涵有所疏离，但纬书中为表现大禹的神性和天人的感应，用异相、受命、祥瑞等方式描绘大禹，使他的事迹繁复如神幻小说。杨栋告诉本刊，纬书承接战国时期文献中“圣人异表”的表现方式，把禹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尚书中候·考河命》中的禹高九尺九寸，怀抱玉斗，头戴钩钤，脚踩饰以文彩的鞋子，虎鼻大口，两个耳朵有三漏，“是谓大通”，能通晓一切。而其中这样描绘舜禅让禹时的场景：
八风修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厥藏，蛟龙踊跃于厥渊，龟鳖咸出厥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如尧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
汉亡之后，董仲舒的“三统论”绵延后世，夏脱离禹，作为“黑统”代表的一套正朔、服色、礼乐体系，构成儒生阐释三代的标准框架。而“造神”运动结束后，谶纬之说消亡，纬书遗散殆尽，禹的神异形象在后世史著、志怪小说和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流传。
（感谢祝鹏程、陈侃理、朱佳艺、赖婷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吕微著;《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杨栋著）
公元前2000年，中国之外的世界
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中心区域主要在现伊拉克境内。这是人类文明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最早的城市、文字、史诗和法典都诞生在这里，大洪水的传说同样在这里起源。
公元前2004年，两河流域南部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乌尔第三王朝在外敌入侵和蛮族侵扰之下分崩离析，苏美尔文明也因此画上了句号。同样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取代了苏美尔语，成为人们交流和书写的主要语言。
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两河流域地区群雄争霸。从波斯西部到地中海沿岸，以城市为中心的强国层出不穷。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征服了叙利亚到波斯湾之间的广大地域，《汉谟拉比法典》的抄本传播到西亚的各个角落。时至今日，建于这一时期的大型神庙和宫殿建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数以万计的泥版文书记录了当时的行政管理、法律诉讼、商贸往来、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此后数千年间，亚述、波斯、马其顿和阿拉伯人纷纷来到这里。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的闪光，早就融化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水里，滋养了后来的外来文明。
埃及
公元前2055年，法老孟图霍特普二世统一了埃及，结束了埃及被称为“第一中间期”的100多年的分裂，这被视为埃及中王国的开始。此后近300年间，中王国的法老们的征途到达了努比亚、红海西岸和西奈半島，辉煌的卡尔纳克神庙也始建于此时。
公元前18世纪中期，女法老索贝克奈夫鲁逝世。由于无子嗣继位，中王国由盛转衰。这时，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进入了埃及，在尼罗河下游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与埃及本土王朝形成对立。此后的100年间，埃及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史称“第二中间期”。
统治着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卡摩斯与他的继任者雅赫摩斯历经50年，战胜喜克索斯人，远征西亚、努比亚，于公元前1550年再度统一埃及，埃及自此进入新王国时期。数千年来，尼罗河畔行旅匆匆，数百位如日中天的法老，来自亚述、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的征服者，都只是埃及文明的短暂来客。
中美洲
中美洲古代文明的代表是玛雅文明，它兴起于墨西哥湾南岸的热带雨林之中，极盛时的势力范围涵盖了几乎整个中美洲地区。考古学家将公元前2000年视作中美洲古代文明“前古典时期”的开始。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300年的2000多年间，中美洲地区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萌芽和发展的过程。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是奥尔梅克人，他们组成的小型酋邦和王国星罗棋布般分散在雨林的各个角落，其居住地与祭祀中心相邻。在中美洲，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公元7世纪前后，在此之前的玛雅文明，其建筑和生活方式一直停留在新石器时代。
尽管雨林中的土地十分肥沃，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奥尔梅克人用以建造纪念物的玄武岩和用来制作工艺品及首饰的白玉等材料，都来源于与周边山地地区的长途贸易。在前古典时期中美洲地区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城邦国家逐渐形成，玛雅文明的辉煌也在此发源。
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文明也被称为哈拉帕文明，其核心区域在现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印度河流域文明起始于公元前3300年前后，在公元前2600年到前1700年达到极盛，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衰落。
至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和村落遗迹已有数百处，其中最大的遗址摩亨佐达罗（意为“亡者之丘”），占地近300公顷，分为卫城和下城两部分。城市的街道呈棋盘式布局，用烧砖建成的多层结构建筑的庭院内有水沟与街道上的排水渠相连。青铜器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址中也大量出现，染色棉布也已经出现。在摩亨佐达罗等遗址，考古学家们在出土的印章上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字，可辨认的有400多个，但至今还未被成功释读。
公元前1500年前后，讲印欧语的印度-雅利安人从中亚进入印度河谷，继承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丰硕成果。古老南亚文明的五光十色，至今吸引着全世界的来访者。
克里特岛
克里特文明也称米诺斯文明，后者得名于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传奇国王米诺斯。除克里特岛外，克里特文明的地理范围还包括爱琴海上的部分岛屿。在史诗《奥德赛》中，克里特被看作是“富饶美丽的岛屿”，“人口稠密、城市繁多”，最大城市克诺索斯的名字也为荷马所传唱。但是，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并不是希腊人，从考古证据来看，这一文明可能更多地受到了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
公元前2700年左右，克里特岛进入青铜时代。此后数百年间，克里特岛上出现了多个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克里特岛的商船已经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有了广泛的联系。公元前20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最早的王宫建成，这标志着克里特文明从“前王宫时期”进入“早王宫时期”。此后500年间，克诺索斯、费斯托斯等地建造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以国王为顶点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文明由盛转衰，许多宫殿建筑被毁坏。与此同时，来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明逐渐取代了克里特岛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地位。克里特文明和他们留下的线形文字A，至今依然是爱琴海上未被完全破解的谜团。（供稿：常洋铭，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