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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佳艳
摘 要：《红高粱家族》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者兼具了普通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功能，体现出极富个体主观色彩的独特叙述特征。同时从人格特征来讲，这个叙述者表现出了复杂矛盾迷茫的寻找者特征，与隐含作者在行为和立场上都表现出距离，集中体现了“寻根”主题下个体自我寻找和实现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 叙述者 隐含作者 寻根
1987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含五章，先后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浪潮兴起的时候。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跨越上世纪前半期动荡时代的家族历史故事。陈晓明指出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作品是“回到乡村生活本身，回到个人的生存事实中去”的“家族寻根”，“莫言用“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点，那是与‘我的经验和生命本体联系在一起的寻根”，“莫言改变了寻根的历史意向，他把寻根拉回到自我生命认同的根基上来”①。作者选择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追溯和讲述家族祖辈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这就注定这种“家族寻根”与叙述者“我”的生命体悟和自我认同密不可分。虽然季红真很早就指出：“在莫言的小说中，最复杂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形象，是和叙述者同辈的形象……这些人物复杂的心绪，正是作者审视乡土社会以及整个民族历史生存的一个基本视角。”②但小说批评家往往将批评的重点放在“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上，却对这个独特而复杂的叙述者缺乏关注。
事实上，在《红高粱家族》中这个具有复杂人格特征的“我”，体现出了典型的寻找者特征：犹豫不决、心口不一、缺乏自我认同的同时，在祖辈身上苦苦寻找理想自我。这个“我”集中演绎了李庆西所说的“寻根”之“寻”。③
一、特殊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全知全能的“我”
小说《红高粱家族》呈现了一个从“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母亲”等众多人物视角和狗的动物视角进行观察，由“我”讲述但鲜有参与的故事。绝大多数时间，叙述者“我”处在故事之外，未参与故事，按照查特曼对叙述者的分类，应该属于“故事外异故事叙述者（extraheterodiegetic narrator）”④，“我”同时是一个全知叙述者。
这种特殊讲述方式的设定首先极大地方便了叙述者主体情感和想象的自由表达。与普通第一人称叙述者相比，《红高粱家族》叙述者完全不受“我”作为人物在视角和知觉上的限制。与传统第三人称叙述者相比，后者往往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形象，虽然读者也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的设置，但是由于作者通常会让叙述者隐身，不让这种真相暴露在读者眼前，方便读者相信叙述者神一样的全知全能。但《红高粱家族》中的“我”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位于故事外却和故事人物有千丝万缕血缘联系的人，按理说并不具有全知的能力，但是“我”却大大方方地充当了全知叙述者。小说中“我”多次插入叙述，凸显了自己不合常理的全知身份。比如：“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⑤再比如：“我父亲那时还小，想不到这些花言巧语，这是我想的。”这种有标记的全知身份无非是想要告诉读者叙述者的叙述掺杂了濃重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非常明显地想要告诉读者，即便“我”可以从老一辈人那里对故事的梗概有所耳闻，但具体场景的细节，人物怎样思考、说话、行为，这一切都是“我”主观想象的结果，因为作为一个晚于主要故事时间和人物活动时间出生的、根本无法经历体验故事的人，“我”除了可能从故事知情者那里获知故事的大概外（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只有“我”爷爷和父亲，前一个虽是亲历者，但和“我”有交集时却基本丧失传递信息的能力，后一个在故事时间里不过是一个孩童，大部分关于“我”爷爷奶奶的故事也无法亲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故事发生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尤其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见证人的场景（比如奶奶死前的心理活动、二奶奶死前发生的惨剧、狗群之间的斗争等）。所以，虽然叙述者采用了各种角色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表达，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并模拟角色的心理和判断，但这种叙述形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读者这一切都是“我”的个性化想象中的观察和表达，带有强烈的主观推断色彩。因此，这部小说的重点不仅在于祖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叙述者“我”如何在故事梗概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并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态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叙述者“我”的身份对于小说主题表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叙述者“我”的人格形象
小说中“我”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具体说来，从叙述者讲故事所使用的话语来看，经常露出官方话语的痕迹，从叙述者时不时站在故事外评论话语中，读者能够了解叙述者对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反叛态度，前后两者的对比，表现出叙述者深深的矛盾心理。读者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叙述者形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语言中处处有官方表述的痕迹，个人意识觉醒，向往勇敢自由，善于反思，居于城市远离故乡却对故乡充满留恋，在现代和前现代之间徘徊、对自己的无能愤怒不堪，对祖辈的英勇敬佩钦羡的同时对祖辈的罪恶感到歉疚。一方面是和官方有关的一切，包括思想教育、政治宣传、社会环境、传统观念、历史写作等等，属于持“官方立场”的叙述者；另一方面是游离在这一切之外的民间生活，个人意识、个性解放、欲望情感、原始生命等等，属于持“民间立场”或“非官方立场”的叙述者。
这个向“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致敬、“为家族树碑立传”的叙述者“我”，一边充满感情地缅怀先辈过去，一边进行自我反思。在重构先辈历史的同时，“我”实质上是在挖掘孕育自己的那片土地的原初面目和先辈的生存状态，以此来找寻理想自我。可以说，作者在作品中的“寻根”意向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个犹疑、迷茫、寻找、情绪激动的叙述者形象上。
首先，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从农村长大、在城市接受教育、步入现代生活，然后反观乡间的知识分子形象。故事中的农村是一个闭塞、原始、落后、远离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自在乡野空间，而城市则是与官方、政治、现代等词语密切相关的世界。这样的成长背景注定了其人格的两面性。一方面，叙述者熟知民间的生存状态，因此得以采用故事中各种人物甚至动物的“民间”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如果说离乡之前颇受禁锢的他对家乡有种种厌恶的话，长大以后离乡的他则对故乡怀念大于厌恶；另一方面，“逃离家乡十年”的叙述者在青年阶段接触到了城市带来的一切，包括官方教育、政治斗争、上层社会、正统、文明等种种与“官方”有关的事物，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多半也是叙述者自主自愿地）让叙述者的思想意识带上了官方的立场，经历了从乡野少年到知识分子的转型。于是，一方面，叙述者饱含感情地讲述祖辈的传奇故事，对他们敢爱敢恨敢斗争的生命力表现出无限的怀念和赞美；另一方面，他头脑里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灌输了现代文明思想成果，小说中这种潜意识时不时地从他的言语里无意间流露出来，带着官方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
其次，小说的叙述者处在迷茫、寻找的状态。如上所述，生活在两种生存模式并存状态中的叙述者难免要经历身份上的转型，即从乡野少年到知识青年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却是异常艰难的。从小说来看，回忆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典型的寻根溯源在叙述方式上的表现。此外，叙述者虽然已经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却同时开始厌恶城市带来的一切，包括“种的退化”、上流社会的虚伪、横流的物欲等等，陷入了身份上的迷失。比如在小说结尾有一节叙述者的独白，叙述者从故事中跳出来表明心迹：“我害怕自己的眼睛里也生出那种聪明伶俐之气，我害怕自己的嘴巴也重复着别人从别人的书本上抄过来的语言，我害怕自己成为一本畅销的《读者文摘》……我在二奶奶的铜镜中看到了我自己。我的眼睛里的确有聪明伶俐的家兔气。我嘴巴里的确在发出不是属于我的声音，就像二奶奶临死前发出的声音也不属于她自己一样。我的身上盖满了名人的印章。我惶恐得要死。”
此外，叙述者是一个情绪化的寻找者。从叙述文字来看，叙述者经常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跳出故事抒发感情或发表对于事件的评论。从叙述时间的顺序来看，叙述者的讲述基本按照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来进行，所以呈现出频繁的时间跳跃、空间转换现象，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情绪化的形象同样是“寻找”的一个典型特征。
总之，小说叙述者“我”是一个受官方教育现代城市生活浸染至深，同时对祖先和民间生活满怀深情的青年。“我”讨厌城市文明的虚伪肮脏，但是“我”的评论话语里时不时露出官方话语的痕迹，“我”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对祖辈的怀念和崇拜同时让“我”的评论话语夸张失实，“我”急切想要摆脱掉现代文明带给我的教化成果，但这一切又始终如影随形。“我”在这两者之间又分别在这两种意识里迷失、寻找，带着典型的“寻根”身份色彩。近来有研究者将《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归类为降低了身份，采用戏谑化、民间化、世俗的乃至低俗的姿态来叙述的“下位”叙述者。⑥
三、叙述者“我”与隐含作者的距离
批评家们注意到了作者所持的与官方立场相对的民间立场，比如张清华认为，《红高粱家族》所讲述的民间抗日故事是此类小说中第一部刻意与“官史”视角相区分的作品。⑦ 不过这是属于隐含作者的立场，叙述者“我”不等于隐含作者。根据申丹对“隐含作者”的定义，“隐含作者”既包括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也包括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作者形象。⑧但研究者似乎不太重视将这种隐含作者的立场和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立场加以区分。这种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混为一谈的做法很容易掩盖叙述者所体现的矛盾和寻找的复杂心理，以及隐含作者由此曲折表达的民间立场。
比如旷新年认为小说的土匪题材和家族史叙述是两种“民间叙述”，莫言的创作充分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那种与刻板的“官方”相对立的民间的世界观。而同时他又指出：“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充满个性的讲述者。他一方面言不由衷、戏拟性地挪用了现代启蒙主义和革命主流话语的语言……另一方面彻底摆脱并且颠覆了主流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和规范。”⑨实际上，他所指的摆脱“控制和规范”的“叙述者”其实是小说的隐含作者。所谓“戏拟性地挪用了现代启蒙主义和革命主流话语的语言”事实上正是最最符合叙述者身份的语言，绝非“戏拟”。小说叙述者“我”是在两种立场之间挣扎徘徊，是一个因为害怕看到自己眼睛里“聪明伶俐的家兔气”而“惶恐得要死”的却始终无法摆脱“家兔气”的角色。这两种立场之间的拉锯战加固了叙述者在两种立场之间游移徘徊的软弱形象。隐含作者通过给读者呈现这样一个叙述者形象，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民间立场。
与身不由己、犹疑不定的小说叙述者相比，小说隐含作者并未表现出矛盾或犹疑，而是表现出了超越阶级、超越现实的单一的非官方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寻根”之“根”的把握上，表现在作品内外的作者力图还原历史上这片土地上的人們真实生存状态的一贯立场上。
首先，从情节设置来看，作品充满了作者对世事的讽刺，充满了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一类腔调的坚决反对。刘罗汉的死，直接原因是因为忍不住要惩罚背叛主人的骡子。“我奶奶”的死更是一个意外，奶奶在路上走着去送饭时，因为“我父亲”的叫喊，招来了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中弹身亡，生命脆弱得像一根稻草。“我爷爷”抗日，主要目的是为了报仇雪恨。两支队伍和“我爷爷”带领的民间组织之间的斗争厮杀，主要动机不过是争夺武器，表现为一出又一出的闹剧。他们的抗日更像是被动应付侵略，而非出于责任道义爱国心的保家卫国。“我父亲”失去一个睾丸，不过是因为孩童无聊淘气引起的与狗群的厮杀。成麻子当叛徒惹来一村人杀身之祸不过是因为一个懦弱愚蠢的乡民的恐惧，后来当英雄也不过是出于一个正常人的忏悔补偿和报复心理。人与狗以及狗与狗的斗争处处戏仿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作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面对那样的困境所做出的本能、合理的反应，反映了原始人性的本来面目。
从成长经历来看，叙述者“我”似乎与作者莫言有太多相似性。但“我”的角色与功能，多重叙述视角的设定，故事时空的安排，以及叙述话语的选择无疑是由隐含作者策划的，这种策划本身就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叙述者跟故事内人物有关却置身于故事之外，故事用“我”的声音讲述，通过少年“我父亲”的儿童视角，“我爷爷”“我奶奶”“我母亲”等人物角色和狗的视角共同完成，这种多元视角的形式设定决定小说是与一元的官方历史相对应的民间叙事。
对于这部作品以及作者其他作品中试图表达的民间立场、超越阶级的姿态，以及对官方话语的有意戏仿等手法，作者有过明确的论述。莫言在谈起《红高粱家族》的写作经验时提到：“我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情感方面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由民间来补充官方或者来否定官方，或者用民间的视角来填补官方历史留下的空白，后来的许许多多历史小说也在走同一条道路：尽最大可能地淡化阶级观念，力争使自己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然后在这样的高度居高临下地对双方进行人性化表述”，“在‘文革期间，一直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存在着两套语码”，“我们在刻意地去戏仿这种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借语言呈现这个时代”⑩。
{1} 陈晓明：《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②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第20-29页。
③ 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第16-24页。
④ Genette， Gé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⑤ 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文中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 郭宝亮：《“下位”叙述者及其声音——对新时期一类小说的叙述学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第154-162页。
⑦ 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35-42页。
⑧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⑨ 旷新年：《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见陈晓明主编：《莫言研究》，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25页。
⑩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第99-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