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山无腿登山者夏伯渝的珠峰征途
黄子懿
“她接纳了我”
43年以来，夏伯渝第一次说自己要主动休息一下了，“实在是太累了”。
他今年69岁、双腿截肢、曾罹患中晚期淋巴癌。带着这些伤痕累累的标签，他于北京时间5月14日10时41分成功登顶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年龄最大，也是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夏伯渝在第五次攀登珠峰途中
距离登顶珠峰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身上的珠峰痕迹依然明显。6月1日，在北京的住所，一向准时的夏伯渝采訪时罕见地迟到了——或许是珠峰征途太过艰苦，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当日上午去了社区医院理疗。效果并不理想，他打算下午再去大点医院做进一步康复。
他老远笑着打招呼，精神矍铄，脸部充满了红润血色。这来自于被冻伤的血痂，它们暗红得发黑，像两块勋章，挂在了他左右脸颊上。冻伤让他脸部显得浮肿，起初很痒，然后是疼，当日上午又开始不停地流脓水，夏伯渝只有让家人找两块棉布，准备贴在脸上，免得脓水直流。
“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了。”夏伯渝一边笑着，一边将棉布贴在脸上。能让他在乎的东西，还是跟珠峰有关。当摄影记者为他拍肖像时，他坚持要拿出自己登珠峰时用的一根登山杖。
1975年第一次登山前，夏伯渝和登山队友在北京合影留念
在快要下撤到珠峰大本营时，夏伯渝两根登山杖已坏，团队所雇的夏尔巴向导就将登山杖扔了，夏伯渝一下子急了：“怎么能扔了呢？”向导说坏了，夏伯渝更急了，“坏的我也要！”他托着假肢去找登山杖，两根只拾回了一根。这根折了一截的登山杖，被他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放在登顶用的包里。“这是登顶的登山杖，多有纪念意义啊！”
当夏伯渝耗时7天登上世界之巅时，他只在上面待了不到10分钟，却成为当时珠峰顶最受欢迎的人。各国的登顶者，见他一对外露钛合金假肢，都立马围过来跟他合影，以至于他事先想好的两张要摆pose的单人照都没来得及拍，留下了一个小遗憾。
好在更大的心愿完成了，在第五次珠峰之旅成功登顶后，夏伯渝第一时间通过通话机向大本营喊话：“2018年5月14日8点31分（尼泊尔时间），我终于站在了梦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的顶峰。”因为激动，他把43年错说成了41年。
整个过程远比喊出的这句话来得艰辛。对于用假肢攀登的人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脚没有知觉，“踩在什么地方我感受不到，必须用眼睛看”。夏伯渝拿着两根登山杖，一路低头看着路面，根据岩石与雪层的受力方向，用两根杖保持身体平衡。
“哪一段路都很难走。”夏伯渝回忆说，珠峰南坡的登顶路，有的是50～60度的大冰坡，有的覆盖了厚不触底的深雪，“假肢抬不出来”。还有的路，又窄又陡，沿着山脊网上，只有20～30厘米宽，稍微踩错，两边就是万丈深渊。
最难的是主攀登路线到C5营地之间一段路。C5营地海拔8400米，是为防止他假肢磨腿特设，此前他未路过。路上有一段小路，窄而斜，上下起伏，中间只拉着一根绳。夏伯渝只有用弯曲幅度有限的假肢，挨着试探脚底岩石。这段仅有20米的路，他走了半个小时。“其他困难我都知道，这个从没见过。”
儿子夏登平和本次冲顶的团队负责人柯庆峰在大本营等待了一周多，才听到通话机中传来还有30分钟、20分钟、10分钟的登顶倒计时。当世界之巅的消息传来，柯庆峰一声令下“敲吧！”夏登平立刻敲响一口铁锅，夏尔巴人则挨着往他们脸上抹一种面粉。这是当地庆祝珠峰登顶成功的一种传统仪式。
夏伯渝的老伴马怡也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她连说几声“好”，叮嘱夏伯渝“一定要平安回来”。10分钟后，暴风雪来临，夏伯渝一行人不得不意犹未尽地下撤，他在峰顶就看了几秒风景，“一览众小山，都是云海，露几个小山头”。
珠峰顶上的暴风雪，夏伯渝并不陌生。两年前，他在距离峰顶还有94米时突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第四次冲顶失败。那场暴风雪先后导致了4支队伍遇难，但这次的暴风雪比2016年那场来得更为凶猛。
他的登山镜第一次结了冰，过往最多都是结起雾霜，“蹭一蹭就没了”。这次，他必须摘掉手套，“用手一点点把冰抠掉”。几秒钟工夫，手指就冻上了，手套被灌进了冰，时间一长融化在手套里，又连着手指冻起来。整个下撤中，他的手指“全是硬的”，最后冻伤了3根手指。
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让他的小腿严重肿胀，假肢穿不进去了，只有忍者剧痛往里硬塞，小腿末端部分处于悬空状态，“跟活塞似的”，行动极为不便。下撤到7900米左右时，他突然一个踉跄，踩到冰裂缝里，腿连着穿戴不稳的假肢直接陷了进去。
他不敢发力，怕一发力假肢会在冰缝里脱落。在这个海拔高度，那将是灭顶之灾，“万一掉下去我就全完了”。他立刻大声呼救，向导赶了过来，用工具把冰裂缝挖宽，然后抓住他的假肢，小心翼翼地将腿拔出来。这样的惊险，他遇见了两次。
他疼得路都走不动，只有一步一步往前挪。下撤两天后，柯庆峰在大本营接到他们还有一小时到达的消息，最后却等了好几小时。团队和夏登平都忙去迎接，远远就看到一个卸掉假肢后只有1.21米的老人瘫坐在石头上，低垂着残缺的小腿。他们觉得肯定是他，但“越走近越不像，因为脸已经冻变形了”。
柯庆峰一下子没忍住，哭了出来，“太可怜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面目已非的老人极度疲惫，不停地宽慰着“活着回来就好，有伤很正常”。夏伯渝点了点头，心里想着“终于结束了”。
如今，夏伯渝双腿仍有痛感，很少坐轮椅的他回来后几乎在轮椅上度过。他的十根手指皆有麻感，筷子都拿不稳。有两根手指缠着绷带，右手中指尖处全黑。夏登平说，这根手指有再次截肢的可能，但夏伯渝对他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
“我登了这么多次，珠峰都没让我上去，用种种危险阻止我，这次终于让我上去了。”夏伯渝说，“所以并不是我有能力征服了她，而是她接纳了我，可能也是看我几十年这么辛苦吧！”
1975，梦碎珠峰
多年以后，当珠峰终于接纳了夏伯渝，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那年的自己。
43年前，也是在珠峰，夏伯渝失去了双腿。1975年5月1日，作为中国登山队第一突击队的一员，26岁的夏伯渝首次尝试登顶珠峰。这支肩负了历史使命的队伍，距离峰顶最近只有200米。眼看顶峰将至，却突遇一场暴风雪，20多名队员连站立都困难，却不忍放弃，在上面耗了两天三夜，直至所有氧气耗尽，才选择下撤。
一名藏族队员在下撤过程中体力不支，队友们只有用皮鞭抽着他前行。但这名队员还是不慎丢失了睡袋，寒夜里在帐篷中冻得瑟瑟发抖。夏伯渝看着队友，“心里很不舒服”，就将睡袋让了出来。
那时的夏伯渝身体素质绝佳，尤其不怕冷。北京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时，他不仅出门不穿棉袄，还坚持冷水浴，队友人送绰号“火神爷”。“我觉得我不会冻伤的，谁冻伤肯定也不是我冻伤。”零下超30摄氏度的夜里，夏伯渝蜷缩一团、双手抱胸，在帐篷里就地和衣而睡。
当夜无恙，夏伯渝无任何不适。第二天走回营地，他怎么也脱不下靴子，只有让医生用剪刀剪开。他的双脚从肉白色到紫红，再干成黑色，又冰又硬，毫无知觉。随后，夏伯渝被送回北京医治。诊断结果异常残酷，一度让他不敢相信：双脚冻伤坏死，必须截肢。
登山之前，夏伯渝曾对自己说，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受伤，唯独脚不能。1974年，中国登山队到青海招募队员。当年还是体校一名足球运动员的他，经不住免费体检诱惑而参加，却因身体好被选上。他向往北京，但对登山毫无认知，觉得8848就是一串数字，还想着登山结束后就再回归球场。
他再也无法踢足球。更沉重的打击是，当年5月4日，就在夏伯渝冲顶时，父亲在青海辞世，他没能去送终。母亲曾从青海来看望他，却一直无法释怀，最终不忍看到儿子惨状，回了青海，整日以泪洗面。“我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觉得这辈子活得非常悲惨。”夏伯渝回忆说。
5月27日，病床上的夏伯渝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国登山队9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他心情复杂，“什么感觉都有，说不清到底什么滋味”。他为队友感到高兴，觉得他们“总算上去了”;但又感到失落和酸楚，想着那9个在顶峰展示国旗的人，“应该有我一个”。
1975年的中国登山队是1949年后第二次登顶珠峰的队伍。1960年，中国曾首次从北坡登顶，但因时值夜晚，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而被国际社会质疑。1974年，中国决定再次冲顶，用夏伯渝的话说，是“带着政治任务的，必须要完成的”。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树立中国登山大国的形象。夏伯渝说，当时国家希望登山队创下至少两项世界纪录：同时登顶人数最多、首次有女队员登顶。夏伯渝等突击队员在冲顶时还背上了梯子，肩负了开路的重任——1960年，北坡快到顶峰时一处名为“第二台阶”的5米绝壁，让中国登山队耽误数个小时，才导致到达时已是夜晚。
这批登山队员多为1974年从全国各地选拔，以藏族队员为主，身体条件和适应性出色，但准备时间仓促。夏伯渝1974年10月选拔入京，次年1月就奔赴拉萨。珠峰成为他攀登的第一座山。“当时不知道登山需要5000米、6000米、这样一步步来，没有概念。”
登山条件也极为简陋。补给团队只能把食物送达8200米，队员要自背上去。整个突击队20多人只有几瓶氧气，“都是救命用的”。夏伯渝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干，不像现在有夏尔巴向导一路安排后勤。
中国登山队完成当时同时登顶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队员登顶也仅比日本队晚了11天。代价也是沉重的，整个突击队冻伤十几人，登山队副政委、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在下撤过程中遇难。邬宗岳42岁，年龄偏大，对夏伯渝特别关照。至今想起，他心里依然特别难过。“那时汉族队员就4个，中途剩下3个，大部分都是藏族，领导就希望有汉族队员能上去。”
原本，夏伯渝可以成为登顶的汉族队员之一。直到8600米时，他感觉都非常好，未用过氧气供给，体力充沛，也没任何冻伤。但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只有冰冷与残缺的双腿。时至今日，他坦承，如果知道让出睡袋的代价是失去双腿，“我可能会有犹豫”。那位获救的藏族队友下山后回了西藏，两人此后再未谋面，断了联系。
1975年底，截肢后不久，国家体委为夏伯渝安排了一位德国专家会诊。德国专家告诉夏伯渝，假肢技术日渐成熟，配上假肢，他不仅不会影响生活，甚至可以还继续登山。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声音，那时我也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管他是不是真的。”夏伯渝说，从那以后，他才开始对生活抱有希望。他深知一切运动的基础就是力量。于是，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他就开始了康复性的锻炼。
他将骨科牵引的沙袋绑在腿上，像蹬自行车一样在病床上进行蹬腿训练，也就着病床做俯卧撑与仰卧起坐。一练，床就响，响久了就散架。卧床三年，他练坏了三张病床。
三年后，夏伯渝第一次穿上假肢。他能感觉到锻炼卓有成效，他的腿不仅不发抖，还能迈步，“一般人可能躺三个月就站不稳了”。他更高了，从121cm猛地蹿到了176cm，比他原始身高还高了5cm。视野更开阔了，这让他心情舒畅。
第一对假肢的体验并不好。70年代末期，假肢技术并不成熟。夏伯渝的假肢就是下面一塊木板、上面几根铁条缠着一块铁皮组装，身体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穿着多走一会就会又肿又痛，经常磨得血肉模糊。
那时，就有人质疑，德国专家是安慰他的，穿着假肢走路都困难，更别提登山了。夏伯渝不为所动，“他说能登山，我就要登山”。殊不知，磨难还在后面。
重燃珠峰梦
假肢磨腿的疼痛并没有让夏伯渝退缩。出院后，他即开始锻炼。国家体委将他安排到中国登山协会工作，事业单位编制，夏伯渝还被授予三等功，直到现在每月还有一定的抚恤金。
他一般早上5点起床，进行一个半小时力量训练，后骑车16公里从北太平庄家中到南边的单位，下午下班再骑车。某次骑车时，夏伯渝的右脚假肢滑了出去，他都没发觉。自行车一歪，他本能用脚去撑地，残肢猛然杵地，瞬间皮开肉绽，他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路人围过来，把他抬到马路边，躺了一两个小时才缓过来。
他不想别人把他拿残疾人看待，不骑车时就刻意练习走姿，能不用轮椅绝对不用轮椅。当柯庆峰在登山协会第一次见到夏伯渝时，看着这个老头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走路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是冻伤，小腿血液循环情况很差，医生对夏伯渝说，想要伤口完全愈合，就需要卧床不动，否则他将一直带着伤口生活，需要一直换药。夏伯渝坐不住，经常活动练习，又不想每次换药都去医院，就学着自己在家换药，学着用酒精消毒、缠上纱布绷带。
夏登平的童年，就是在目睹父亲一个又一个独自换药的夜晚度过。“他出去骑个自行车都能磨，一直不痊愈。”1982年，夏伯渝经同事介绍，和爱人马怡结为夫妇，对方没有嫌弃他的残疾，反而为其精神所动，两人的儿子于1984年出生。
夏登平一生下来，父亲就没有腿。自他懂事起，父母就经常给他讲父亲为何失去双腿。为了不让儿子因此遭到非议，母亲还找人画了一组连环画，自己写文案，讲述夏伯渝为何失去双腿。夏登平的同学看了后，觉得“登登爸爸好伟大”，夏登平也因此感到自豪。“登登真的很喜欢爸爸的故事，他知道爸爸希望自己做个勇敢的人。”马怡写道。
但一直到夏登平上初中，夏伯渝还经常进医院，甚至做手术住院。“以至于后来我都不知道我爸每次是为什么做手术、为什么住院。”夏登平说。多数仍是因此小腿伤口磨破引发的并发症。1993年，在医生建议下，夏伯渝再次截肢，失去了1/3小腿。
他曾经以为二次截肢后，小腿情况会稳定很多。但长年累月的不愈合让伤口产生癌变，癌细胞转移至淋巴。1996年，夏伯渝被查出中晚期淋巴癌，生命一度进入倒计时。
“非常沉重的打击。”夏伯渝心里想着珠峰，不甘心就此撒手。医生劝他少吃肉类，他想着“那怎么行？不吃肉就没有力量！”照吃不误。好在先后经历四次手术和一次化疗，夏伯渝的淋巴癌被治愈，此后20余年再未复发。
化疗时期，他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微弱，夏登平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面容憔悴，但心态很好，一直鼓励他好好学习。同一个病房的6个床位皆为癌症患者，每逢家人探视，都是一片哭啼之声。夏伯渝看不下去，觉得影响自己情绪，最后索性出院，自己骑车往返每次化疗。
用夏伯渝的话说，1975年到1996年这20余年间，“多亏了残疾人运动，为我赢得了很多时间”。残疾人运动针对伤残部位设有不同项目，标枪、铁饼、铅球等等，让夏伯渝身体得到极大锻炼。此时，夏登平对父亲另一些记忆是“早上我起床，他已经锻炼完了”，以及“经常是一出门好几天，然后拿几块奖牌回来”。
他平日在家的训练方式十分简单甚至原始，“引体向上就是趴着门框，仰卧起床就是把小腿伸到衣柜下抵住”。如此往复20余年，夏伯渝一边锻炼，一边等待假肢进步。他仍然笃信德国专家的话，有假肢厂商有新产品就叫上他试穿，到后来家里假肢已多得放不下。
2000年后，假肢技术日趋成熟。2006年，新西兰人马克·英格里斯（Mark Inglis）成为首位双腿截肢登顶珠峰者。夏伯渝知道后，几经辗转联系上马克，向他寻求建议。马克给了他鼓励，告诉他“你应该也可以”。夏伯渝不缺激励，觉得他并未提供特别有用的建议。
真正的建议来自自身。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要传递到珠峰，IT厂商华硕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去珠峰大本营，夏伯渝主动报名参加。那是他1975年后第一次回到珠峰脚下，而时间已过去33年。他说，他之所以重新回去，是想看一看自身身体状态，并实验假肢登山的感觉，为假肢的改进提供建议。
在大本营，夏伯渝尝试着登了一座山头。他身体感觉不错，假肢厂家后来也遵照着他的建议进行了改进。“比如说上下山角度不一样，而假肢脚踝是不能动的，那我能否就在假肢踝关节处，设置一个人工可调节角度功能，稍微调一下，适应上下山。”
“他一回大本营，当年的回忆和感觉就全涌上来了。”夏登平说。从那之后，夏伯渝就开始全力准备再登珠峰了。
“他的生命中只有一座山”
重拾珠峰梦后，夏伯渝加大了训练量。2011年，他从登山协会退休，大量时间投入训练。
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进行力量训练。包括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一次10组;然后是引体向上，一组10个，练10组;接着是俯卧撑，一组60个，做完6组;最后是仰卧起坐，一组40个，练6组。他加大对登山训练，每周一三五去登香山。香山离家月20公里，他就骑车前往，45分钟便可登上山顶。
与首登珠峰的仓促准备不同，这一次，夏伯渝懂得了循序渐进。2008年起，他开始攀登不同海拔高度的山。2008年是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2012年再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4年又先后登顶四姑娘山、四川巴郎山。
夏登平说，在攀登这些山峰的过程中，夏伯渝认识了一位“山友”，对方是一位房地产商人，承诺赞助他完成他的珠峰心愿。对于一位需要自筹资金登山的退休老人来讲，这筆费用十分珍贵。近40年后，在已商业化的珠峰攀登中，一个普通人的费用一般需要40万元上下，夏伯渝这样的残疾老人花费则更高。
“有好多人是主动提出要赞助夏老的。”柯庆峰说，夏伯渝再次准备登顶珠峰时，费用最初并不是大问题，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找了上来，多数为“山友”以及一些户外品牌。
2014年，夏伯渝出发攀登。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路线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批准夏伯渝的申请，他只有转战南坡。但当夏伯渝南坡在大本营蓄势待发之时，南坡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山难，12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被迫取消当年所有登山计划。
2015年，夏伯渝再出发，又遇上了尼泊尔8.1级地震，珠峰发生雪崩。那一年也成为40年以来珠峰首次无人登顶的一年。那位房地产“山友”同样赞助了大部分费用。2016年，夏伯渝准备再搏一把时，对方已不太愿意出大头。夏登平说，夏伯渝无奈之下就将自己的养老金贴了很多进去。
质疑声不是没有过，甚至从未间断。2015年，当夏伯渝受邀去参加浙江卫视一档圆梦节目时，现场嘉宾与观众为是否资助他10万元产生不同意见。很多嘉宾表示了谨慎，劝夏伯渝：“人生应该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个高度来证明自己。”
“我觉得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主持人周立波对他直言，“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经够英雄了。”在决定性的观众投票环节，只有177位观众表示了支持，离达标的240票差距不小，夏伯渝因此错过了10万元赞助。
与之相对的，是家人的态度。夏登平与母亲基本持有两个态度。他比较支持，“母亲也不是反对，更算不支持，但也不会拦着”。无论支持与否，他们几乎都没有怀疑过夏伯渝的能力，那是基于对他日常训练量和登山实践的判断——如果不是天气等客观原因，他原本在2014年就该登顶。2018年，夏登平似乎提前感知到了父亲的成功登顶，去到了大本营给父亲一个惊喜，因為觉得“我爸的状态比之前都要好”。
夏伯渝不是没有退缩和放弃的时候。2016年，当他好不容易凑满了几十万元的资金开始攀登，却在距离顶峰只有94米时突遇一场暴风雪。一如1975年那场让他下撤的暴风雪一样，他一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一行人站立难稳，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他想过不顾一切往上冲，但转过头就看到他的5个夏尔巴向导用直勾勾的无辜眼神看着他。想着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他最终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撤。“不能因为我的梦想，牺牲掉他人的生命啊！”
下撤中，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第四次登顶失利让支撑他的那股劲“一下子就没了”。他连挪步都困难，身体到处晃，只要路不平就会摔倒，一摔倒就躺在冰雪里不愿起来，挣扎着在向导的帮助下才继续前行。那天，他走了将近24小时才回到营地。
回到北京后，夏伯渝腿部患上严重血栓，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他休息半年，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那半年也成为他40多年来唯一休息的半年。他给家人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登珠峰了，以后不再也不会去了——前几次回来后，他也是这么说的。
半年之后的某一天，夏登平接到了母亲电话。母亲问：“你爸现在每天4点钟就起床了，你说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母亲猜测十分准确，夏伯渝嘴上虽认输了，身体却很诚实。除4点起床练力量外，他还将隔天登一次香山改成了每天，想要抓住飞速流逝的时间。
与此同时，柯庆峰也找到了夏伯渝，承诺他下一次登珠峰的费用他全包，“您只管登山就行了”。柯庆峰是一家户外影像公司负责人，想要将夏伯渝的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他声称，自己并非全为商业利益，不是“赞助”，而是“帮助”夏伯渝完成心愿。
“跟他接触得越多，越想帮他。”柯庆峰与夏伯渝相似于七八年前，最初只是泛泛之交，但这两年因工作接触渐多。柯庆峰觉得自己渐渐地被感染了，“他说起什么截肢、癌症这些事，永远都是在笑，说起登山就眉飞色舞，很乐观、很坚持”。
柯庆峰曾经负责中国登山协会旗下的一本杂志，熟知登山圈，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说，夏伯渝不太属于登山圈，“登山圈的人都是一直攀登不同的山，登山家就是要把全球不同类型的山都爬了，但他的生命里只有一座山”。
2018年5月，夏伯渝终于登上了生命中唯一的那座山。即使是出发前，也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尼泊尔政府曾下令，禁止双目失明和双腿截肢者攀登珠峰。后来柯庆峰联系到其他受此命限制者，经过人权组织介入打官司，才推翻此禁令。
临行前，夏伯渝专门将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自己将要再次登珠峰的决定。让他意外的是，家人们早就看出来了。一如前几次登珠峰一样，他们去了雍和宫请僧人为夏伯渝做了一场法事。而这一次，爱人还专门给他戴上一个银葫芦，让他攀登珠峰时戴着。“不能说买的，这是‘请的。”
他对爱人交代了水电费缴纳时间、银行卡密码、保险合同放哪等等，对儿子叮嘱着要按时给家里的花草浇水。儿子的名“登平”，在夫妻二人里有两种解释，爱人解释为“登山平安”，夏伯渝则说其意“登山如走在平地一样”。
“我每次都交代，因为我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回来。”他对我解释，自己并非不顾家，家里重活累活几乎都是他在干。但这么多年，因为登山，他总是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
每次出发前，他也会对家人信誓旦旦称“这是最后一次”。“但究竟是不是，咱们另说。”夏伯渝像个老顽童，带着一丝坏笑说，“如果没登上去，只要我活着，就肯定还有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