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立场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05月29日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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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

三联生活周刊:从收藏和展览两个方面,你给苏州博物馆怎样的定位?

陈瑞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希望苏博从各个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温情”的。虽然这个词比较抽象,但却是我理想中的一个状态。

苏博收藏的主要方向有三类:一是吴门书画艺术,二是吴国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三是苏州明清手工艺品。这三类文物分别代表了苏州几个最辉煌的历史阶段,也是最有特色的艺术门类。近年来,我们也围绕这三类收藏方向征集了一些新的藏品,来丰富我们的收藏体系,比如2014年征集了58件以“吴王夫差剑”为代表的吴越青铜器,并于当年举办了“吴勾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兵器特展”。

三联生活周刊:吴越青铜兵器是一个相当小的门类,小而精专的展览,是苏博未来策划展览的一个方向?

陈瑞近: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博物馆都应该做出自己的特色,这也是苏博的课题。我们策划展览,都希望它与苏州这个地方是有所关联的,比如从2012年开始的“吴门四家”展和这两年以收藏家为主题的展览,都是如此。但太过受制于地域,又显得格局太小,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跳出地域和时代局限的展览。

或许我可以举一下2016年“大英博物馆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素描精品展”这个例子。像大英博物馆这样超一流的国际博物馆,他们每几年都会有若干系列和项目与全球各地的博物馆进行合作,举办巡展,比如去年来到中国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这是一个非常有品质、包罗万象的文物展,在北京和上海都受到广泛好评。其实我们也有机会来承办这个巡展,或者与大英博物馆合作现成的项目,但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展览真的适合苏州博物馆吗?大家到苏博来参观到底更期待什么?不是所有好的就一定是适合的,比如我们曾经把在故宫卖脱销的文创产品拿到苏博来卖,效果就并不理想。展览也是一样,我们跟大英博物馆前后交涉了两年多,最终敲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这个主题,借来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素描在内的49件作品。与此同时,馆内还在展出“蘇·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这两个展览在时间上有一个对照,文艺复兴与明代是同一时间段,西方素描的技法又与我们传统的白描有一些相似性,这样这个展览就能立得住脚了。

在3个月的展期中,共有30万人次参观这个展。素描的确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大多数观众并不了解,但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或艺术从业者来说,这个展览会显得更有意义。展览期间,我们会在周一闭馆日仍向艺术院校的学生开放,对于刚走进艺术大门的学生来说,能看到这样的大师级真迹并不容易,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可以服务到更多这样的人群。这或许也是博物馆在服务大众这个层面之外的另一面,即专业度和研究性。

三联生活周刊:苏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做了很多现当代艺术的展览,这是其他同类型博物馆不会触碰的领域。在选择展览艺术家上,苏博会有怎样的标准?

陈瑞近:推动现当代艺术是贝聿铭老先生的意思,他当初在设计场馆时,就专门设计了当代厅,因此现在这个基调是他定下来的。但是我们不是美术馆,也不是画廊,所以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推出新人或者开辟市场,而是呈现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现状,以及它和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做展览时需要与苏州本地文化相呼应,最好能够为苏州博物馆专门创作一些作品,或是与建筑形成某种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苏州观众对当代艺术的接受度如何?

陈瑞近:苏州的确是一个传统文化根基很深的地方,这也是我们选择展览必须考虑的因素。展出的作品还是以绘画、雕塑这类传统艺术样式为主,很少涉及影像、装置,一是受制于展陈空间,二是太过前卫,多少会显得与博物馆格格不入。我们做现当代艺术,仍需要从博物馆自身出发,什么样的展览、什么样的艺术家与苏博的气质吻合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形成“对话”。至于观众的接受度,这需要培养,这也正是博物馆的职责吧。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在你看来,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瑞近:博物馆做的所有展览、活动和文创,都要去考虑大众的需求点,但又不能一味地迎合大众。就是要有博物馆自己的立场。

近几年来,博物馆与大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故宫功不可没,单霁翔院长不仅带着故宫“活”了起来,更重要的是让全国观众知道了原来博物馆可以这么好玩,他对于我们整个博物馆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连接正是建立在這种公众兴趣的产生之上,我们希望当大家愿意走进来时,我们可以提供的是普世的价值观、文化的多元性和对所有观众平等相待的态度。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慢慢地就会感觉到,然后把它变成一种自觉、一种本能,这才是一个博物馆应该做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馆长,你怎么看待近几年的博物馆热潮?

陈瑞近:对博物馆发展而言,博物馆热是一件好事,只有大众多关注,博物馆才能更好地发展。有数据显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艺术和收藏市场才开始启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需求将占总消费额的3%左右,到8000美元时,艺术和收藏市场才会出现繁荣。我觉得现在我们还达不到真正“热”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视线都在故宫、国博、上博这些国家一线博物馆上,他们是领跑的,是带动热度的。与欧美对博物馆的钟爱程度相比,我们还有距离。

一个很直观很表面的现象是,大量的新博物馆或老博物馆的新馆出现。对于每一座城市而言,博物馆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我们会花很大的力气投入在场馆建设上,让它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这无可厚非,苏博也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重建设而轻运营,博物馆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靠一阵热度就能蓬勃发展的,展览、公众教育、市民服务这些都是长线工作。我们说博物馆的影响力大,这可能都是一个展览或一项活动带来的短期影响力,其实它对观众的渗透是非常缓慢而且无形的。

这股热潮也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在阐释、服务、教育还是研究等各方面都需要提升,我们需要拥有更多复合型人才,比如新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艺术设计等等,而不仅仅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人才。在鼓励全民走进博物馆的同时,博物馆自身应该回归到对藏品的研究上来,这是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在博物馆传统的典藏、陈列、研究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之外,你对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期待?

陈瑞近:我想应该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博物馆的多样性。中国不缺藏品丰富、研究力量雄厚的博物馆,缺的是具备特色的博物馆,有可能今后你的家门口就会有一座博物馆,展品不一定门类齐全,但一定有特点,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另外,就像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一样,科技的进步将进一步改变博物馆的阐释方式;最后,博物馆也将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让我们的下一代习惯走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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