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村民觉得很可惜.-南宁瓦窑村拆迁 艺术家被迫搬离
张从志 彭予阳
5月28日与原房主的冲突事件发生后，张海涛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专心应付官司
夺房大战
4月28日，宋庄艺术家张海涛位于辛庄村的房子被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之前卖给他房子的村民周建国带着亲朋好友占据了院内，他们拿着法院做出的买卖合同无效的判决，要求张海涛夫妇搬离这里。这栋房子是张海涛在2001年花3.5万元从周建国手里买下的，他在这里画画、结婚、交朋宴友，一住就是18年。而他1999年初来宋庄时只有22岁，原本是想在这里待一辈子的。
辛店村地处温榆河与潮白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下辖的47个行政村中的一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家们入驻宋庄时，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后来，宋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艺术生态群落，1万多名艺术家和3万多名艺术从业者在此聚集。
闯入事件只是张海涛和周家长期矛盾的集中爆发。官司从2017年就开打了，但在如何赔偿的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直到28日早上8点左右，张海涛夫妇听到有人按门铃，周建国父子带着三个村民上了门。张海涛以为周家是来谈判的，让他们进了院子。但没说上几句话，周家就找人把电闸拉了，身后还陆续来了十几号人，围坐在他家。张海涛见状立刻报警，宋庄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与此同时，周边村子的艺术家们听到消息后纷纷前来声援。艺术家们认为这是“非法入侵”，但警察来了却不置可否，理由是不能确认房子的归属。
民警正在调解时，周家人将身患重病的母亲董桂伶搀扶进张海涛家中。69岁的她去年得了脑血栓，佝偻着背，走路颤颤巍巍，神智时好时坏。民警把两家的代表带去派出所做笔录，紧接着，周家从家里搬来一张沙发摆在张海涛的院里，周建国和董桂伶老两口坐在上面，周家其他人围坐一旁，与前来声援的艺术家们形成对峙。长时间的沉默，面面相觑，有人试图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但开口没说几句就碰一鼻子灰。到了中午，周家人订了外卖，当着艺术家们的面，在张海涛家用起了餐。饭后，对峙继续，董桂伶神情木然地望着对面的艺术家，时而露出笑脸。
如果清醒，董桂伶能认得其中许多人。没生病前，她可是宋庄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董老太太”，村里人也叫她“董大烟袋”，谈起精明盘算，连老伴儿周建国都自叹不如。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艺术家从圆明园村撤到宋庄时，董桂伶就做起了房子的生意，她咬着一杆雕琢精致的大烟杆，在宋庄的村子里东奔西走，找地找房，再倒手租卖出去。不过，周建国不承认这是倒卖土地，他更愿意以现在时髦的说法——“房产经纪人”——冠以自己能干的妻子。周建国告诉本刊：“当时就是想挣点钱，什么事都离不开钱，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这钱也是挣得。”
张海涛的房子就是2001年从董桂伶手里买下的，如今，双方都自称当时并不知道宅基地不允许买卖的规定。房子最初是属于辛店村大队闲置的办公房，一共50间，由董桂伶拍卖到手，分别卖给了包括张海涛在内的六户人家，其中张海涛家共有八间正房。周建国说，他们当初买下村里的房子是因为村里遇到了经济困难，需要用钱，除了他家，又没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掏出十几万来买房。
十余年前著名的“李玉兰案”主人公李玉兰，如今在靠近潮白河的北寺村中租了一处平房
既然卖者要卖，买者想买，双方一纸契约，按下红手印，村委会也盖了章，房钱两清后，张海涛当然想，自己就算名正言顺地有了個家，不用再风雨飘摇了。虽不是豪宅大院，房墙还是土坯和红砖结合，歪歪倒倒，四面漏风，但对当时普遍经济拮据的艺术家们来说，能找到一处院子安下心来生活、创作是最满足的事情。2007年，张海涛与陈燕子结婚，又费了一番周折将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
到了去年，张海涛在原来的后院空地上盖起了两层楼，总共建筑面积200多平方米，前院则租给了一个做音乐的艺术家。而承包后院房子建筑工程的正是周家儿子，张海涛说，自己要建房时对方态度也很积极主动，念在是熟人好沟通，就签了承包合同。但房子一完工结清款项，张海涛就收到了法院传票。周家把他告了，请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支持了周家的诉求，因为张海涛并非辛店村民，不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买卖合同）违反了国家关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强制性规定”。这种分歧体现在数字中更加直观，张海涛接受的赔偿数额是参照近期周边拆迁或新的评估标准，大概500万元，而周家愿意付出的大概只有五分之一，谈判总是不欢而散。
周家便开始采取“特殊手段”。张海涛夫妇那阵子经常冷不丁看到院墙上有人头飘过，出去一问，竟然是来看他家房子的，再后来，张家的电表也被换成了周家的户名。夫妻俩的生活工作都被打乱了，对周家很气愤却无可奈何。
下午6点，周家又抬过来一张沙发床，打算在张海涛夫妇家过夜。在场的艺术家们看到这一幕按捺不住了，与抬床的人发生了口角和冲撞。现场聚集了上百人，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周家拿来了铁锹、铁镐，局面几乎失控。张海涛无奈之下又报了警。事件也引起了宋庄各方的关注，在镇里施压之下，辛店村主任出面劝退，到晚上8点多，经过12个小时的拉锯后，周家退出了张海涛家，回到了隔着一条马路的家中。
但事情远未结束。如今，张海涛在大门口院墙内外安装了视频监控，门外室内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在工作室内的电脑上，出门的时候，夫妇俩也要不时拿出手机，监视着家里的情况。
行为艺术家、策展人王楚禹2006年到宋庄后在大兴庄买下一处宅院，他还没惹上官司，但也在做离开的打算
扩大的利益蛋糕
“法院都判了，张海涛就是胡搅蛮缠。”按照周建国的想法，直接第三方评估，该赔多少赔多少，让张海涛拿钱走人完事。问题在于，他说的评估仅仅包含地上物。周建国认为，当初周家和张海涛的买卖只涉及房屋，跟地没关系，张海涛张口要500万元就是狮子大开口。他戴黑框眼镜，穿一双看得出年头的运动鞋，平日里习惯西裤加白衬衫，虽然年逾古稀，但说话铿锵有力。
周家为什么要在18年后反悔，想收回房屋？周建国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儿孙都大了，一家人还挤在一个院内，房子不够住，生活很不方便，而且孙子、孙女都快结婚了，等着要新房。在村里，周建国住的房子的确条件算不上好，一家十余口人挤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显得局促逼仄，两儿子不得不在外租房住，平时很少回来。
但缺房住的说法让张海涛觉得可笑。他说村里人都知道，周家光在辛庄就有七八处房产，这还不包括其他村子，他们就是靠房子赚钱，怎么会没房住。周建国则称，其他地方都是租进来再租出去赚差价的，不是自家房子。他承认自家在土地上的投资不小，但又小心翼翼地怕漏了口风。
周建国给的另一个理由或许更有说服力。去年，他在上看到国家要对农村土地“确权”（农村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消息，要对农村宅基地和农房所有权进行登记造册，他心里一顿，觉得形势不妙，跟家里人商量后，决定尽快把卖出去的房子收回来。儿子也老是跟他强调说：“趁你活着，你赶紧把这事干完，利索了。”
“国家不出台这个政策，我也不会想要。要确权那是国家的事，跟我没关系。”周建国补充说，2018年也出台了新政策，强调外地人不要买北京市农民的房子。“你说你不是不知道，那不是大叔非得逼着你走，如果没有这政策，我就跟法院起诉也没用啊。”
在宋庄，张海涛家的遭遇不是孤例。自去年开始，宋庄出现一系列艺术家房屋被原房主起诉甚至强行占回的案子，据初步统计，这样的纠纷目前至少有15件，其中辛店村最多，达8例，而更多的案子可能还没浮出水面，这过程中种种匪夷所思的情节使艺术家们绷紧了神经。
2017年，第一个入驻辛店村的艺术家何大桥因原房主强行占房，不堪骚扰离开宋庄，村民至今仍然居住占有其住宅;2017年，艺术家王朝省位于任庄村的住宅遭到原房主上门强行阻止修房、断电、掀翻房顶、用东西堵住门锁等骚扰。
2017年，张海涛在后院建起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工作和居住都在这里
另一起使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也發生在辛店村，马万明买下的房子是第三手的，此前经过两个艺术家转手，他甚至从未见过原房主，当初卖出的房子早就被拆重建，但2017年5月，马万明还是被莫名告上法庭，不过因对方写错了他的名字而被法院驳回。原房主又通过儿子告父母的虚假诉讼“分配”了马万明的房子，后因法官实地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房屋结构图连朝向都没画对，撤销了原判决。于是，原房主干脆找上门来持农具打伤了马万明，因此被治安拘留10天，罚款500元。
房屋买卖纠纷的集中爆发显然不是巧合，其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驱动。2015年7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州正式成为北京行政副中心，之后又升级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此后两年多，北京市“四大班子”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相继迁入通州，通州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各片的规划草图在网上疯传，宋庄各村将会大面积拆迁的消息不胫而走。包括村民、艺术家在内，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拆迁时间，但是，拆，是所有人的预期。按照宋庄附近地区的拆迁补偿标准，一处四五百平方米带院子的普通农房，拆迁补偿金额可能达到千万级别，村民们不会算不清这笔账。
“灰色地带”的房子
10年之前，宋庄出现第一轮房讼案，十几户艺术家被卷入，著名的李玉兰案就在其中，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争议也借此第一次引起公众讨论。
房讼案的爆发也有当时的政策背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艺术家从圆明园村来到宋庄后，许多追随者慕名而来，在宋庄镇的小堡村、辛店村、大兴庄等村庄居住生活。艺术家的聚集让宋庄发现了发展的机遇。2004年，宋庄提出“文化造镇”的口号。2006年，宋庄成为北京市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更多的艺术家及其相关产业人员纷至沓来，随之而起的是租金和地价。如今几个月的租金就超过了当初卖房的收入，村民觉得自己吃了大亏，纷纷把艺术家告上法庭，要求收回房子。
李玉兰案从2007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跨越了4个年头，当时正在尝试实验影像的张海涛用DVD全程跟踪拍摄，记录下了这个轰动全国、载入法学史册的案子。没有想到，10年之后，张海涛从记录者变成了当事人，而即使过去10年，他与李玉兰当初面对的法律问题还是同样的——双方签字画押的买房契约是否有效？如果合同无效，损失赔偿责任如何分配？
在司法实践中，像李玉兰、张海涛这样的外地人购买村民房屋的，买卖合同几乎无一例外被确认无效。其逻辑是，农村房屋买卖必然伴随着宅基地的流转。但在我国，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其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的权利，因此，外地人与本村村民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定无效。然而，这种一刀切的判法在法律界广受诟病。一方面，这不仅与农村房屋交易中“地随房走”的历史传统相悖，也与当前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方向冲突;另一方面，本身的法律依据并不清晰，无论是《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相关的法律条文都没有明确禁止农村房屋买卖，而是散见于各类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中。
即便判定买卖合同无效，一般还需要走完房屋腾退、划分赔偿责任的司法程序，但这是一个更加混沌不清的地带。在李玉兰案中，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但它之所以成为此类案件的一个里程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院确立了“信赖利益损失赔偿”的原则，这在当时最大程度地减小了买房人的损失。该案的二审法院判决认为，对于赔偿“应当全面考虑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两方面因素予以确定”。根据这一原则，李玉兰得到房屋宅基地区位总价70%的补偿，加上返还的房款，拿回了28万元赔偿款。尽管当时区位补偿评估依据的是2003年的标准，与她的预期存在很大差距，但这一判决结果成为这类案件的标杆。村民看到还要给额外的补偿，纷纷打消了起诉要房的念头，宋庄的第一轮房讼高潮才得以平息下去。
艺术家马万明在辛店村的房子被原房主用土渣堵住了大门，夫妇俩已经几个月有家不能回了
消停没几年，新的政策出台，宋庄房讼再掀高潮。艺术家们明白，张海涛的案子或许又会像李玉兰案一样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在宋庄乃至全国，房讼案将会愈演愈烈。
艺术家们的心理比10年前更加矛盾。大家希望法院继续沿用李玉兰案的判例，在大概三七分的比例基础上与原房主进行谈判。但如果完全遵循李玉兰案的判决，区位补偿的评估仍按照2003年的标准，房屋的总价格会缩水近百倍。这是艺术家们无法接受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仅此一处房产，一旦被拿走，很难在北京再买得起一处住房。据粗略统计，这可能会殃及宋庄的300多户艺术家。
张海涛和律师的愿望是希望能等到拆迁那天，按照拆迁的补偿标准进行赔偿，这样他们的损失会降到最小。周家则早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周建国说，如果乡里不给解决，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在房屋腾退的问题上，周家说自己就此向法院提出了诉求，但未被受理，因此不需要再走这一道程序。但张海涛的代理律师李由军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房屋买卖合同确认无效只处理了债权的问题，还是物权没有完成给付，房子仍在张海涛手里，无论如何不能强行占房。
所有的视线投向了宋庄镇政府和法院，但解决方案迟迟拿不出来。李玉兰案当年的代理律师，同时也是艺术家身份的王笠泽是宋庄艺术家们遇到房讼时首先求助的对象。但他觉得，这些年屡次出现房讼问题不能完全怪农民。“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认可要在农村改革，但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市场上身份是不一样的，不能享受同等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尽管中央对农村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但王笠泽分析，改革的一个重大阻力就是土地财政问题。“许多基层政府靠把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利用中间的差价拿走了巨大利益，作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支撑。”
在公众记忆中，李玉兰已经被遗忘，甚至在宋庄，她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她一个人在靠近潮白河、远离宋庄中心的北寺村租了一处藏在胡同深处的平房，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但此次房讼来袭，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她。
李玉兰告诉我，打完官司后的头几年，从全国各地来找她咨询案子的人络绎不绝，遇到的问题都是农村房屋买卖纠纷。这些案子说起来只是民事纠纷，但往往关乎一个家庭的容身之所。她有时很矛盾，希望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但面对咨询者们的倾诉，又不忍心拒他们于门外。
打官司时，李玉兰怀有身孕，挺着个大肚子东奔西走，尝尽了人情辛酸。耗时近4年的诉讼将她来宋庄孜孜以求的艺术追求消磨殆尽。如今，她仍觉得对不起当初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大家捐款出力是希望她能继续坚持艺术道路，但官司和至今没还清的债务缠住了她，再想捡起画笔已经有心无力。
当时判决做出后，北京市高院领导曾到李玉兰家探望，问她对判决结果是否满意。李玉兰很不解：“你是法律的执行人员，不应该问我一个老百姓。我们费这么大的周折，难道是为了那一点钱？中国几千年过来，买了东西也没有说再蛮横抢回去的。这个国家不该用一种法律的形式助纣为虐。”
分裂的宋庄
宋庄曾流传过一个村民与艺术家的浪漫故事，也发生在辛店村，一个在朋友家借住的男艺术家和村里的女孩坠入爱河，女孩小20多岁，但被艺术家的气质所迷恋，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只是，故事的结局是——几年后，两人离婚了。这似乎是一个最初的隐喻，以后的故事大多走向了类似的结局。
任庄村的艺术家潘洵回忆，2004年，他坐公交到宋庄一下车，一个老头见他一头长发，马上过来问他：“你是画家吗？买房吗？”他很惊讶，老头居然一眼就看出自己是来买房的。其实潘洵的“奇遇”实在平常，不止一位艺术家回忆起，那会儿的宋庄，陌生的画家到村里，村民问他买不买房是常有的事。潘洵跟着老头上任庄，买下了他家的房子，去年，他也成了被告。
张海涛和周建国的儿子年紀相当，所以两人以前是以朋友相称。尽管两家各忙各的，来往不多，但见面都是和和气气的，张海涛逢年过节上周家也是礼尚往来。周家的客厅里至今还挂着几幅书法和油画，周建国说，书法是宋庄一个有名的书法家送的，油画是董桂伶认的干儿子送的。由于疏于保养，油画已经有些模糊不清。这些送作品的，也大多是因为房子认识了董老太太。
“夺房”的事情被张海涛发到了公号上，对周家出尔反尔的行为，艺术家们纷纷留言痛斥其为“道德败坏、不知廉耻”。而周建国的儿子则在后台留言：“你买房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农村的宅基地买卖是违法的，为何还要买？因为你没钱买别墅，正因为当初有了这些农民把房子卖给你们用，收留你们这些艺术家，才有了画家村……不知感恩当初收留你们的恩人，你们的道德何在。”不过张海涛并未将留言显示出来。
周建国花半个小时看完了文章和显示出的所有评论。当然，大部分是抨击周家的，但他表示略感欣慰的是，其中也有几个说了公道话，大意都是农村人眼界有限不知道房产的价值，而艺术家接受了高等教育肯定不同。周建国深以为然，他认为这些大学生就是想欺负自己这个老农民。
房讼案彻底撕破了村民和艺术家之间表面那层脆弱不堪的温情脉脉，尽管艺术家已经入驻宋庄20多年，但两个群体的隔阂不仅没有消解，反倒是越来越深。在村民眼中，艺术家一来宋庄就没干什么好事，整天疯疯癫癫，聚会闹事，还穿着古怪，一头长发，“男不男，女不女”。对他们的作品，村民直言“欣赏不来”，但其中又似乎包含了某种不屑。
辛店村一位村民告诉我，很早以前，她的画家邻居请村民去看自己的作品，出于好奇，她跟着去了，那些怪里怪气的作品没给她留下任何印象，唯独几幅裸体画，她这辈子都忘不了——“光着屁股，寒碜死人。”不知道村民们是如何落荒而逃的，但打这以后，她自己再没去画家家里看过画。还有的画家在村里搬运有裸露画面的作品时遭到村民的白眼乃至咒骂，后来只好学乖，把画遮起来再搬。
周建国也记得，艺术家刚来那会儿，特别是零几年的时候，经常有人在潮白河的沙滩上不穿衣服，光着屁股到处跑，警察就跟在后面抓。言及此处，至今也是一脸嫌恶。“老百姓受得了吗？一看到他们做这种东西，心里肯定就看低了几分。你就画个裸像，比我岁数再大的都要骂他。”周建国说，这种事这几年几乎没了。“你也不看看法律这么严，他敢！”
周建国眼中的“流氓”行径，在艺术家的概念里叫作行为艺术，不过，他的观察是准确的。宋庄的行为艺术家王楚禹告诉本刊，从2008年后，受大环境影响，他就不再在宋庄策划行为艺术活动了，而是转战西安、深圳，乃至国外。
村民打心眼里看不惯艺术家，艺术家对村民也感到失望。他们中有不少人把对农村的所有美好想象全带来了宋庄，他们觉得村民应是淳朴敦厚、热情好客的，认为村庄是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的。初到宋庄时，艺术家都很积极主动地跟村民套近乎，想搞好邻里关系，但现实很快扇了他们一巴掌。且不说后来诉诸法庭的房讼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琐碎中，艺术家与村民的摩擦也从未断过。有人当宝贝养的狗被莫名下毒，有人在门前种了花草却被村民拔光，或者艺术家的房子挡了村民采光，村民把垃圾堆到艺术家门口……艺术家逐渐悟出了和村民相处的法则，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两个群体自然成了绝缘体。
不过，双方在经济上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村民们也不否认，艺术家的到来改变了宋庄的命运。小堡村是从中获益最大的村庄，在村支书崔大柏的一手缔造下，小堡村从20多年前那个穷村落转变为如今繁荣的画家村。
崔大柏告诉本刊，小堡村如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6万多元，而其他村只有2万元左右，每年光是给村民分红就有1.5万元左右。这些实打实的差距让其他村子无不艳羡，辛店村的村民告诉我，去年因为拆迁修路，每户分红了200元钱，还不及小堡村的零头。他们觉得，艺术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利，生活还是老样子。
其实，艺术家刚来时，小堡村与其他村一样，没有一条好路，遍地垃圾，污水横流，当时小堡村的艺术家也不如辛店村多。但是今天的小堡村，有繁华的商业街、书院画廊密布的创意园、高档的艺术区，村民通过出租房屋所获的租金也比其他村高好几档。崔大柏说，小堡村的土地租金在15年内至少涨了10倍。
大概从2008年开始，宋庄各村几乎不再出售房屋，小堡村则早了三四年。此后来到宋庄的艺术家及相关从业人员大多只有租房的选择。随着租金的不断升高，作为房东的村民和租客的艺术家们之间纠纷不断。
有趣的是，在这几年艺术市场萎缩的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许多艺术家也开始学习与村民类似的生存逻辑，通过租房获得收入。为了获得稳定收入，张海涛把自家的前院租了出去，而几年之前，李玉兰也把用赔偿款在小堡村盖的房子租给了别人，自己则搬去租金更低的燕郊，后来又搬到了更偏远的北寺村。这几年，实在无法支撑下去的艺术家也有不少离开宋庄的，王楚禹这两年已经陆续送走了好几个朋友。
但艺术市场好的时候，王楚禹更加戒备。他是为数不多地保持着宋庄原初状态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艺术家，几乎不去超市，在家自耕自种，每个月2000元就能维持家庭开支。2006年前后，艺术市场走向高点，宋庄第一时间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张海涛那时已经转向了策展工作，平常不怎么能卖画的妻子，那一年也卖了十来万。对于一些老艺术家来说，卖几百万也是稀松平常。“那会儿画卖得特别好的画家都互相比房子比车子，真是那样的，所以把宋庄的整个生态结构都改变了，为了聚集更多的艺术家，各种类型的艺术园区涌现了。”
宋庄甚至开始出现一线画家、二线画家、三线画家的说法，他们的作品也明码标价，排出序列。而且，随着各色人马的进入，宋庄的艺术家开始圈子化、阶层化。王楚禹那时便感到，自由派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精神的“乌托邦”正在覆灭，艺术家群体自身也在走向庸俗化。
“有钱了之后，这些艺术家买豪宅大院，一个人几亩地，在那炫富、攀比。那村民是怎么看的，说句难听的，你并不比村民高多少。村民羡慕的就是他买了悍马，不是因为他的艺术精神影响了宋庄。”王楚禹毫不客气地说。
头几批来到宋庄的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感受到了宋莊的这种异化——原来那个自由、民主，没有等级秩序，不讲出身学历的精神家园已经不复存在。大家都提到的一个标志是，以前大家要找谁直接带着酒就奔他家去了，拉着人谈哲学，聊艺术，而如今见面要预约，见了面也不怎么谈艺术了。当初田野间那群自由自在的艺术家都躲进了堡垒，有些不再创作，有些“规矩”了很多，很多人自觉这种状态是异常的，但无可奈何。
宋庄何去何从
新一轮房讼爆发后，引来了宋庄政府的关注。小堡村村支书崔大柏说，目前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因势利导”，将艺术家们相对集中到正在打造的艺术小镇的范围内。这样一来，水电、卫生、安全、社会保障等问题能够在这个区域里统一解决。崔大柏介绍，据他们粗略统计，宋庄目前22个村住有艺术家。“这么多村都让政府和村里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没法投的，太分散了。”
“既然已经定了大方向，要打造艺术小镇，我认为就应该根据现在出现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有计划地进行引导，把艺术家们接收过来。”在10年之前，崔大柏也是同样的思路。李玉兰案发生后，不少画家在房子被收回后都来了小堡村。李玉兰就是在小堡村的支持下买了半亩地盖的房子，有了新家。不过这一次不同，崔大柏特地解释：“那时候是以我们小堡村的名义去集中，这次是艺术小镇，不仅包括小堡村。”
“有人愿意在宋庄待着，我这有地方你能来，要是不愿意，想上别处，那好，您自愿。”崔大柏说，这不是强制性的，还是尊重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但同时，我们也会设置一些门槛，因为我们要引进的是好的藝术家，包括音乐人、电影人等，而不是谁有钱谁能来，否则就是跟文化产业背道而驰，宋庄就成为睡城了。而且通过宏观控制，有选择性地引进也能达到节约用地的效果，发挥更好的效益。”
在艺术小镇的构想里，这里未来将会拥有更多的艺术家，更好的居住区，更多的文化产业园，更大的艺术品交易平台，全方位促进宋庄艺术经济持续繁荣。崔大柏说，未来这里将会成为一个有规划、有特点、有品位的旅游村，吸引更多游客到来。
但这些蓝图遭到一些艺术家的抵触。把艺术家集中到艺术小镇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就是设置了一个景观，它可以被观赏，被平面化，但背离了艺术的本质。“和圆明园村、798艺术区一样，艺术区总是从一个自然生态变成一个被设计的生态，而如果艺术是被设计的，它就走不了多远。”王楚禹希望的是，政府最好不要管，任属于艺术的那个“宋庄”自生自灭。
“艺术区是中国城市化以后，户籍制度松动，以及文化信息各方面的集中造成艺术家的聚集。”王楚禹相信，即使宋庄倒下了，还会像当初一样出现另一个“宋庄”，因为对艺术家来说，“哪个地方待着舒服，哪个地方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宋庄”，只是再进入下一个自然生长的周期而已。
宋庄的“教父式”人物、著名的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对宋庄的未来也很悲观，而当初正是他与崔大柏联手推动了宋庄文化产业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栗宪庭就力劝当地政府利用艺术家的资源和农村空闲的土地资源，吸收文化创意产业的世界经验，建立宋庄艺术园区。为此，栗宪庭受到了不少艺术家的抨击，指责他正在蜕变为权力的合谋者。如今，栗宪庭向本刊坦言：“宋庄已经是另一回事了。”他在2012年就在一篇自述中反思：“10年过去了，宋庄艺术创意产业的是非完全被混淆，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梦想的破碎依然是我们的常态。”那时，他已经观察到，宋庄的发展滑向了“地产”的方向，当初对文化产业的美好设想变成了地产炒作的噱头，“尤其是以艺术空间甚至个人名义租地盖工作室，以出租给艺术家作为一种盈利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村民与艺术家之间因土地利益发生了一场场激烈的角力，未分胜负，已两败俱伤。离开宋庄，是这段时间艺术家们聚在一起时最常讨论的事情。缠上官司后，张海涛夫妇已经去北京周边更远离城区的山村考察过好几次，虽然位置偏僻，但在那里，他们好像找到了当初宋庄的感觉。他们想，离得那么远，应该不会再被纳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