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湘西王陈渠珍高参时的秦光远-抗战时期党在湘西统战的推手秦光远
艾江涛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
1922年8月，当年轻的沈从文从湘西军中来到北京北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下，在旅客登记簿上填下“沈从文，年20岁，学术，湖南凤凰县人”时，他也许又想起老长官陈渠珍在他临行前说的那番话：“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放弃军中书记官的位置，到北京寻找不确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陈渠珍所办的报馆，在印刷工人赵奎五的开导下，读到了《改造》和《新潮》，以及刊登郁达夫、郭沫若作品的创造社刊物。10年后，沈从文在自传中写下自己接触这些读物后的思想变化：“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不久，在生了一场40多天的大病，目睹好友陆弢的意外死亡后，沈从文下了决心：“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
在那个时代，像沈从文这样为现代报刊所宣扬的“五四”新思潮召唤到大城市来的青年，比比皆是。个人命运与“追求自由”“改造国家”等宏大命题一经结合，一种新的文化视野和参与历史的可能，便让他们蠢蠢欲动。用不了多久，沈从文就会在北大周围遇到诸如刘梦苇、陈翔鹤、冯至、蹇先艾、丁玲等一大批旁听生。沈从文的特殊性在于，在湘西那样历来封闭荒蛮的世界，竟能看到刚刚出版的新文学刊物，而这一切与这位大他20岁的凤凰老乡陈渠珍密不可分。
2012年7月，陈渠珍骨灰从长沙迁葬凤凰。图为黄永玉设计的陈渠珍墓，墓前铜像正是曾与陈肝胆相照的藏族少女西原
1922年，陈渠珍40岁，从前任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业已两年。在他1934年底被湖南省主席何键逼迫交出实权之前，这位日后的“湘西王”还有12年时间去打拼一段属于他的湘西時光。
由于当地历史上一支属于湘军序列的“筸军”的存在，凤凰出了不少将军，子弟皆以从军为荣。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便曾因军功做到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还曾是随罗荣光镇守大沽炮台的一员裨将。因而1917年，当父兄皆不在身边，母亲又担心儿子学坏时，不到15岁的沈从文加入当地军队，便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沈从文最先加入的是张学济担任司令的靖国联军第二军，一同驻扎辰州的还有田应诏的第一军，陈渠珍当时是田应诏手下的一名团长。沈从文最初担任张学济的卫兵，后来很快升至上士文书。最初几年的军中生活，正如沈从文后来在传记中所说，除清乡杀人外毫无其他成绩。第二军的军誉又极坏，1920年不得不迁徙到四川就食，结果不幸与当地军队发生冲突，全军覆没。沈从文由于留守辰州得以幸存，不久便被遣散回家。
而第一军在陈渠珍接管之后，日渐振作。事实上，这也是沈从文1922年在当了一段时间警察所办事员后，决定再回军中的直接原因。在沈从文眼中，部队的面貌与两年前完全不同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都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时无事兵士全不能外出，职员们办公休息各有定时;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沈从文那时的心愿就是在这位指挥官手下当一名差弁，经过一段周折，他终于如愿以偿。
由于字写得好，沈从文被派到陈渠珍身边做书记，除了日常工作，还要帮这位统领官取书简或抄录书中的某些段落。在那间山上的会议室中，除了大量书籍碑帖，四五个大楠木橱柜中还有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以及几十件铜器和古瓷。对沈从文来说，那里正是一个学历史的地方，让他领略到了古老艺术带来的智慧。然而，对他产生终身影响的，还是这位以王阳明、曾国藩自许的上司身上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份稀奇精力，筸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1938年6月，新上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赴湘西考察时，便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感染：“屯边重镇，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屋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之冠。玉鍪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
熔铸一地方之民间信仰，谈何容易？有意味的是，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于1924～192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恰好对应于陈渠珍的湘西自治。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黄永玉生动地描绘了陈渠珍对凤凰的影响：“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位像“大白天”一样照耀湘西的地方官，到底何许人也？
抱残守阙的“湘西王”
陈渠珍（1882～1952），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在他的治理下曾保持近二十年的稳定发展
与当地不少军中高层一样，陈渠珍的父亲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中博取到将军的头衔，不过在陈渠珍13岁时便去世了。少年时的陈渠珍，生活在晚清变法图存的救亡声中，考取秀才后他便决意投笔从戎，从湖南武备学堂毕业后，加入湖南新军，并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然而，那时的陈渠珍便表现出异于时人的看法，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1909年，他选择加入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以抵御英国对西藏的进犯。赴藏远征的原因，除了追慕古人立功绝域的雄心，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革命党人狂放激烈的行为有所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人“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此番远征也是一种有意避趋。
1936年，从西藏回到湖南，在长沙担任闲职的陈渠珍，有时间写成《艽野尘梦》一书，从此这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广为人知。入藏不久，陈渠珍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参加了一系列平叛战役，屡立大功。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部队发生哗变，陈渠珍被迫带领115名同乡士兵取道青海东归。由于误入荒原，在经历一系列断粮缺水的艰难困苦后，队伍到西安时仅剩7人，一路上与陈渠珍肝胆相照的藏族少女西原，不久也因病去世。这段生死考验，为陈渠珍打下一生事业的根底，凤凰同乡滕文昭读此书后，联想到他治理湘西的艰难过程，不禁感叹：“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庶几近之。”
回乡休养两年后，1914年，在田应诏的委任下，陈渠珍组织湘西军官训练团，开始着力整顿部队。这位有过实战经历的教官，更加注重将兵士塑造成能够思想学习的独立之人。他后来写给士兵们所看的《军人良心论》，全书以问答形式结构，共181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天地为甚么生万物”开始，完全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修身之志之书。陈渠珍那种道德化的带兵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素来敬佩的曾国藩。在回答如何保持良心的问题时，他说道：“人生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良心。良心是天赋于人，‘不学而能、不虑而得的。至于‘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之生。与人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在这样的教化之下，1922年的沈从文才感受到军队的气氛焕然一新，有了新的希望。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作为战略要地的湖南，受害最深。如何保护湘西免受南北军阀的蹂躏，是陈渠珍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在这时，旨在对抗北洋军阀的“联省自治”成为南方各省的讨论焦点。所谓“联省自治”，正如学者张鹏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的介绍：“就是要以地方分权来代替中央集权，以省宪来约束军阀;希望人民有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早日结束中国的混乱局面。”湖南当时是“联省自治”的急先锋，一方面因为湖南近世以来有开风气之先的传统，一方面则因为湖南是民国以后所受兵祸最惨的地方。民国首任总理、凤凰人熊希龄便是“联省自治”的积极推行者，在他的督促下，由梁启超草拟的湖南省自治条例在1922年元旦开始实行。
与之相应，陈渠珍为了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負，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不一而足。作家周毅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超级读者，由沈从文到黄永玉再到陈渠珍，她为这些从凤凰走出的人深深着迷，写下《沿着无愁河到凤凰》一书。她认为，陈渠珍在湘西实行的一系列革新举措，除了沈从文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提到的阎锡山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于当年入藏军的主帅赵尔丰。在陈渠珍写的《赵尔丰轶事》中，这位有“屠夫”之称的晚清重臣，在当时的西康省进行过一系列改革，以军立威之后，马上做的事情便是办教育、做慈善。据载，赵尔丰当时在藏区分设男校、女校，对学生非常重视，有次在考察女校时，发现当地邮政局长调戏女学生，他大怒，后来在众人的求情下，邮政局长逐个向学生道歉，才免其死罪。
受赵尔丰影响，陈渠珍在湘西推出《教育案》和《慈善案》，在各县创办幼稚园、儿童游乐园，各类小学附平民补习学校。“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在周毅看来，“陈渠珍以敬爱的感情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
如果说用文言写作的《艽野尘梦》，尚且是自我抒怀之作，用白话写作的《军人良心论》是用来铸造军士信仰的实用之作，那么陈渠珍用百姓皆能听懂的大白话所颁布的一系列自治通告，用意再为明显不过。这位半新半旧的人物，已经意识到，自治成功的基础在于唤醒民众认识。赴京之前，在报馆兼做校对工作的沈从文，一定也看过不少类似的条例与规程：“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去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
湘西得以保有近20年的相对太平，与陈渠珍的左右腾挪、殚精竭虑密不可分。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云贵两地的护国军奉命讨袁，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的部队也率部来湘西堵截。一场大战迫在眼前，为了不让湘西沦为战场，陈渠珍向田应诏献计保持中立，结果湘西军队没有任何损失，还从战场捡来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
尽管在主政湘西期间，陈渠珍所坚守的“家边人”政治，很大程度保护了湘西的稳定，但他的保守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学者姜涛便认为：“这样的‘家边人政治，也包含了内在封闭性，造成外地流官不能下乡、基层行政被架空，以及地方建设无法顺利展开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为了避免外部势力长驱直入，陈渠珍宁愿在凤凰修飞机场，也不愿在湘西修筑铁路和公路，导致在1935年之前，整个湘西防区几乎没有修筑一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反而是1935年何键在赶走陈渠珍之后，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才得以全力推进日后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湘黔公路的修筑。
对此，对陈渠珍向来赞许有加的沈从文心里也十分清楚，因此后来才会在传记中带着温情写道：“这统领便是先一时的靖国联军一军司令，直到现在，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阙，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
湘西凤凰古城，朝阳宫内的陈渠珍展厅
远客与大佬的会晤
1922年离开湘西之后，尽管沈从文写作了大量描摹湘西山水人物掌故的作品，但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则要到12年之后。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从北平启程返回湘西。经过半个月的水陆交通，于22日下午到达凤凰家中。这时的沈从文已是名满天下的小说家，个人生活上也因刚与苦追多年的张兆和结婚，沉浸在幸福之中。沿途旅程，对他来说，不啻对过往生活记忆与作品书写的一种印证，那些在船上随手写给新妇的信，后来便被改编结集为散文集《湘行散记》。
这趟旅程非常匆忙，沈从文在家中待了短短数日，他虽然也意识到湘西的某种变化，但更多还沉浸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在老家，沈从文专程去拜访了过去的老上司陈渠珍，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此刻正在陈渠珍的军中任职。
事实上，在沈从文第一次返乡时，湘西已处在大变动的前夕。不久，借追剿贺龙红军的名义，湖南省主席何键派重兵进驻湘西，陈渠珍被迫下野，部队也接受了改编。湘西独立王国的局面至此告一段落，但地方乱局也从此开启。1936年，由于不合理的“屯田”制度，湘西各地爆发苗民暴乱。无法掌控局面的何键，在1937年被迫下台，由张治中接替他出任湖南省主席。巧合的是，陈渠珍与张治中一見如故，在后者的再三恳请下，他再度出山，担任1938年4月成立的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主任。
此时，距全面抗战爆发已快一年。而在三个月前，国民政府批准在长沙的临时大学转移至昆明的计划，沈从文在北平期间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他带着几个人先到沅陵，在大哥沈芸麓的芸庐住了三个月，并在那里接待了为风雪所阻的湘黔滇步行团的师生们。
这次在沅陵的停留，让沈从文对战争中湘西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感受与思考。正如他后来在小说《芸庐纪事》中所写，抗战初期，湘西作为后方，经济上比较繁荣，各种社会组织也被发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不久前结束的“淞沪会战”中，团长沈荃率领1500名湘西子弟兵，在浙江嘉善奉命阻击日军，血战过后，全团只剩下120余人，沈荃也受了伤。前方的战事，无疑给凤凰城中的百姓留下极为惨烈的印象。
到沅陵不久，哥哥沈芸麓即将当地包括陈渠珍、龙云飞在内的文武大佬，都请到家中交谈。离开十多年，沈从文已成为大家眼中一个受欢迎的远客，当地政要也迫切想听他讲讲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到的最新消息。在沈从文后来的回忆中，这次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最终让大家形成一个结论：“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的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13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
与此同时，沈从文对以往自己对湘西的书写，也产生了一些反思。《芸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几个因战事迁徙路过湘西的学生，手里拿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做猎奇式的游览，还与本地商贩发生纠纷。在姜涛看来，“沈从文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了外来者与湘西地方的阻隔”。1938年4月，在离开沅陵之前，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透露了“重写湘西”的计划：“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这一旨在“辟谬理惑”——向外界介绍真实湘西，以增进内外团结与沟通的庞大写作计划，包括《长河》《芸庐纪事》《小砦》在内总名为《十城记》的十部作品，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写成上面三部尚未完成的作品。
另一方面，陈渠珍维护湘西地方的努力仍在继续，最后一次贡献则是在1949年11月，宣布湘西和平起义。1950年的一天，陈渠珍坐轿离开凤凰，此后再未回乡，两年后死于长沙。黄永玉曾向周毅回忆，那天全城百姓出送，一声不出，安静地目送他离去。（本文写作参考陈渠珍著《艽野尘梦》、金介甫著《沈从文传》、芳菲著《沿着无愁河到凤凰》等书，谢谢胡晓明、张文江对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