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联合捣毁特大制毒工厂缴获新型毒品9.1吨
王珊
9.1吨毒品
高约一米左右的桶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厂房大部分的空间，有蓝色、黄色的塑料桶，也有笨重充满污渍的铁桶。桶里块状的白色结晶体，是已经生产出来的新型毒品甲卡西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丧尸药”，过量吸食会造成吸食者不可逆的永久脑部损伤，曾有人在吸食后发生啃食他人脸部的行为;酱油色的糊糊则是尚在加工处理中的半成品，它们只需要再做一次脱水处理工序就将通过隐匿的渠道运往全国各地，只差一天左右的工夫。
张金林站在这些塑料桶之间，刺鼻难忍的气味一阵阵冲来，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作为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长，张金林已经做了20多年的禁毒工作，但眼前这样震撼的情景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描述当时的感受，“想想还是震惊这个词比较合适”。在对现场的物品进行了清算后，办案人员发现了新型毒品甲卡西酮有9.1吨，此外还有各种制毒原料49吨。这一数字让前来协助侦查案件、有着丰富毒品侦查经验的福建长汀警方也连呼“可怕”。“他们说，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很少见到，如果流入市场，市值将超过亿元。”张金林告诉我。
蕲春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距离武汉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小城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京九铁路、沪蓉高速公路、长江黄金水道、大别山腹地公路横贯全境。便利的交通位置使得蕲春成为人口中转的重要枢纽，也给吸毒、贩毒带来了便利。从2008年之后，蕲春县的禁毒任务变得更为严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经有2000多名。参照国际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1比6的比例，实际吸毒人员约1.3万人，已经达到经济发达区百万人口1万多人的比例，被列为黄冈市的毒品重点整治地区。
即使如此，张金林从未想过，如此大规模的制毒案件会在蕲春这个蜗居在内陆的小城发生，他上一次参与查处制毒案还是在10年前。当时，他们在一个小作坊里发现制毒人员生产了27公斤的“K粉”——也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学名“氯胺酮”。“27公斤的量就已经很让我们惊讶了。此后10年，蕲春都没有发现制毒案件。”來协助办案的两名福建长汀的公安人员则告诉张金林，在沿海地区严厉的打击下，制毒往内陆地区转移已经是大趋势，蕲春的优势地理位置恰恰是制毒者选择的关键：交通四通八达，又处于山区，能在保证运输条件的前提下，寻找到合适的隐匿地点。
长汀警方的判断源于多年的禁毒经历。他们所在的长汀县被视为制毒重镇。
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制毒窝点航拍，窝点三面环山，十分隐蔽
从2007年左右，福建长汀就开始生产制造麻黄碱，这是冰毒的重要生产原料。后来，随着当地禁毒力度的增加，当地人员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窝点，长汀县一度被公安部列为制毒物品外流通报警示地区，外流的长汀籍人员则被称为“危害全国毒情最突出的人群”。基于此，长汀县公安局禁毒执法人员的重要任务即是协助全国各地警方进行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他们每人每年要坐40多次飞机，这是禁毒大队平均出差的航班数，更有人一年的出差超过330天。一组数据显示，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长汀县公安局抓获长汀籍涉麻制毒犯罪嫌疑人186人，占全国的78.5%;打掉了49个窝点，范围涉及全国多个地区。
与长汀类似的地方还有广东惠东地区，对于当地来说，禁毒工作的重点也是打击外流制毒贩毒犯罪。几乎与蕲春县案件同一时间段，一批以广东惠东籍为主的制毒人员在距离蕲春100公里左右的湖北黄冈麻城市“精心挑选”了厂址，生产新型毒品氯胺酮成品531.96公斤，氯胺酮固液混合物748.2公斤、液态579.2公斤，各类制毒原料1.1吨，价值上亿元。“制毒往内陆转移已经是禁毒工作呈现的新特征。”麻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商远辉告诉我。
隐秘的“工厂”
如果不是一开始的技术追踪，对于张金林等办案人员来说，想要发现嫌疑人在蕲春的制毒窝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毒点选在武麻高速（武汉到麻城）东出口附近的一处山坳内，三面环山，离得最近的村子也要翻过一个山头才能到;一条刚能过车的土路衔接着武麻高速，行约一公里，就能看到犯罪嫌疑人平常居住的地方，那是一排小平房。原本，山的主人是想将其开辟为农庄，但因为很少有人会停经这里而作罢。小平房旁边用一人多高的绿色铁丝网做围栏，入口处有一处大门，平常，大门都是锁在外面，用以告诫别人，里面没人。制毒的厂址则更加隐秘，需要沿着平房往山坳处再走个一公里多，这需要经过一个水滴形的水库，方能看到一大一小两座白皮蓝顶的铁皮房子，没有窗户，那是制毒人员搭建的，大的有400多个平方米。
张金林告诉我，对于制毒分子来讲，选址是最为重要的步骤，这关系到后续能否顺利运送以及生产是否安全。被逮捕后，犯罪嫌疑人曾交代，在此之前，他们曾去看过废弃的玻璃厂和粮食站、林场，还有一个养牛场，但均作罢。“老板对地址的要求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一个地方是背后有条山路，会有人来;林场附近则有人来跑步，也不合适。”犯罪嫌疑人冯平（化名）也是从福建过来的，他告诉我，他们背后的老板是他的表兄弟冯贵（化名），但冯贵只有在选址的时候出现过，此后一直用电话联系。
麻城制毒点的选址也是类似的，位于山深处的一个湾子里，只有两处房子，属于两兄弟，其中一家还出去打工了。“毒贩将房子直接租了过来，距离村里其他人家也有一公里多，平常也没人来。”在办案期间，商远辉曾经去过制毒点很多次，然而这次陪着记者过来，他还是迷了路，车子左拐右拐了许多次，才找到了位置，“上次来是冬天，现在快夏天了，树都长了叶子，根本认不出来”。商远辉说，制毒嫌疑人选择的地点有三个必须条件：一要偏僻，不易被发现;二有水、电，能保证机器运转;三需交通便利，便于运送原料和运出毒品。“这需要当地人的配合，麻城就是因为有人去广东务工的时候认识了主犯，并帮助筛选的。”这名麻城当地的村民如今也被拘捕，他在被讯问时交代，他与毒贩于2004年打工时相识，对方在其打工的工厂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大家经常一起吃饭、打台球。“他对我很好，人很讲义气，广东人很爱欺负外来人，每次我在厂子里惹了事，他都会帮我摆平。”这位村民告诉我，毒贩起初告诉他想找个地方做假烟，因为违法，所以要求地点“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过，没过多久，村民就发现了可疑，一是工厂内味道很大，二是也没有发现制造假烟的设备，反而看到毒贩运来很多媒体坛和水泵。“当时心里已经隐约知道了怎么回事，但想着时间不长，得钱也多，而且帮助前期操置东西也垫了不少钱，就没有吭声。”他告诉我。
冯平说，他们起初只想在山林里租上五六百个平方米，他们找本地的中间人跟山的主人谈，主人觉得不划算，就拒绝了。后来，老板冯贵索性开出了10万元每年的价格，“事实上还是只有500平方米，时间当然也不会是一年了，生产完这批我们就走。”这是毒贩惯用的套路，对于制毒者来说待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他们很狡猾，打一枪换一地，一般做完一单就会迅速撤离。”一名侦查员告诉我。铁皮的“厂子”也建设得非常迅速，只用了一个星期。冯平说，建成后，他们还让山主人将雇来养鸭子的人辞退了。
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作案团伙。蕲春县的侦查员向我介绍，刚被抓捕的时候，所有嫌疑人均称只是“干活的”，“不知情”，指挥他们干活的是一个“林”姓的老板，而他们彼此之间均以代号相称，互相也不熟悉。“后来，嫌疑人交代，这样做是为了混淆情况，让办案人员找不到真正的幕后老板。”在被警方识破之后，他们又将责任推到了负责联系的一个人身上。之后，他们承认，这也是提前商量好的。
麻城警方在制毒点发现毒品以及制毒设备
侦查人员后来才发现，老板其实是冯贵，他是福建长汀人，曾有多次在外地制毒的经历，五六年前还曾被判过刑。为了最大限度地隐藏身份，往蕲春出发的时候，他就让所有人将身份证和电话放在了家里，只给了其中一个负责联系的对象三部电话和三张电话卡，一部用来和他对接，一部联系物流，一部则和帮助选址的当地人沟通相应问题和需求。所有生产的原料都通过物流运输过来。负责物流运输的嫌疑人交代，每次有新的货物到来，物流公司都会给他打电话，他会询问货物的重量，如果只有四五吨重，他就到取货点，让物流工人将货物搬上他使用的小货车;如果有十几吨，双方就约到一个农贸市场，他将物流运输车开到工厂，卸完货后再送还给物流公司。
其余的制毒人员则全程待在工厂，一次也没出去过。刚开始时，制毒人员的工作就像普通的打卡上班：早上8点去，中午12点回来吃饭，休息一下，下午两点再过去。供他们解闷打发时间的是一台麻将机，偶尔还互相赢点小钱。进入到正式生产阶段以后，上班点也就没有了规律，一般晚上12点都不能休息，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干活，“我们也想早点结束，风险太大”。冯平说，所有人员明确分工，后勤、看门、制毒各道工序都专人负责，他们把毒品称为“泥巴”，一吨“泥巴”叫一组，每生产一组“泥巴”，冯平能拿到5000元。
升级的毒品风险与监管
“你们说，我们这种情况最终会判几年？”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冯平多次将这个问题抛向了我身边的办案人员。在团队里，他的身份是制毒师，他们将生产毒品形象地称为“煲毒品”，“你们以为这很难做，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将各种原料按照比例调配在一起，然后一遍遍蒸、煮、脱水。”冯平初中文化，他说自己只看了一天，就学会了。“我们家乡曾经那些做麻黄碱（毒品的主要原料）的人，主犯也不过判一两年。”冯平今年刚40岁出头，他坐在那里，眼睛里充满着打量，他自言自语着，像是安慰自己。他不知道的是，2017年年底，福建龙岩曾对一起涉及12名被告人的制造甲卡西酮案做出一审判决，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其他9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10年不等的刑期。被逮捕时，办案人员查获了甲卡西酮成品5.3583公斤，半成品1841.6公斤，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冯贵就是做麻黄碱起家的。在长汀，麻黄碱制造并不是门高超的技艺。2009年，长汀南山镇开始从感冒药中提炼麻黄碱，当时，1万元买的感冒药，只需搅拌、溶解、蒸发后，就能成功提炼成麻黄碱，能获得7万元的收益。长汀警方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个人手里有10万元，用来买药、提炼，再贩卖，倒手两次就可以赚到500万元。
冯贵和冯平是表兄弟，原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后来有一天，冯平突然发现冯贵家里变得豪气起来，光代步车就有好几辆，而且人也变得大方起来，谁借都给开，请客吃饭也会去到县城最好的地方。虽然谁都没有明说，冯平也猜出了冯贵迅速致富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谁家因为制麻黄碱赚了大钱，银行钱多得都不敢再收了，但并没有多少人被逮住。”
后来，长汀戴上了“毒品问题重点关注地区”的帽子，为了警醒村民，县里拉横幅、村里用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的宣传制毒违法的事情，还挨家挨户发放承诺书，让村民保证不参与制毒。一个犯罪嫌疑人告诉我，签到自己家的时候，他不在家，是家里人签的。“生产麻黄碱违法的事情也宣传了五六年。只要是长汀县人，基本上都知道麻黄碱是生产毒品的原材料。”
当冯贵找来的时候，冯平并没有拒绝。另外一个牵头人还试图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告诉冯平等人，原来他们在某地开厂的时候，也被缉毒的公安给抓获了。当时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负责人，问多少钱可以把人放出来，事后给了300万元。“我当时听了他们这么说，心就放了下来。”一名嫌疑人在录口供时说。
事实上，作为牵头人的冯贵却非常的谨慎。冯平记得，冯贵只来过一次，即是在选址的时候。后来，他就没有再出现过，只有负责采买生活用品和有毒化学品运输的一个人才能够联系到他。“但干这个就是侥幸心理，公安这次不抓住我的话，我可能下段时间还是会去做。”在冯平看来，生产甲卡西酮只是比麻黄碱多了一两个步骤，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制毒案发生后，商远辉觉得毒品形势更加严峻了。“现在市里每次开会都会提醒大家要注意预防和防范禁毒的新動向，对试图在当地制毒的毒贩，必须要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麻城公安局的一名侦查人员告诉我。商远辉总是想起最早参与的一起禁毒案，是在20多年前，当时他还在刑侦大队，公安局还没有成立禁毒大队。他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有人举报有四个人聚在一起吸毒。那是商远辉第一次见到毒瘾发作的情形，“流眼泪、鼻涕，吸毒者非常的狂躁，特别可怕”。商远辉说，当时人们觉得吸毒是件特别恐怖的事情，所以很长时间内，麻城的吸毒者数量都没有怎么增加。
转折从2005年开始。那时，麻城进行城市开发，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促使娱乐场所蓬勃发展，“广东、福建开始到这里投资，晚上去休闲，我们当时经常不定时检查、尿检”。到了2009年，麻城在册登记吸毒人数有120多人，2017年，这一数字达到1077人。“每年都以30%的速度增长，且60%以上为年轻人，毒品也从原先的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过渡。”随着吸毒人数的增加，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断增多。基于此，麻城公安局于当年将禁毒中队从刑侦大队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专门的禁毒队伍。“毒品的形势既和当地的经济、交通有关，也和毒品的打击力度是有关系的。”如今，制毒的事情又在麻城发生，商远辉觉得，需要更加地警惕和加强宣传。
蕲春县的形势则更加严峻一些。蕲春县禁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2017年11月之前，县内的吸毒人员管控和预防一直很难推进，“当时这一块工作放在禁毒大队下，一是人力缺乏，二是禁毒大队一家之力也很难推进整体禁毒工作的进行，“级别不够、力度不够”。当时，最为显著的问题是吸毒涉戒人员没有相应的戒毒社区对接，没有“娘家”，很多人就直接出去打工了。”他说，禁毒办公室成立后，成了县级政府机构，抽了政府层面很多人，这使得预防宣传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不过张金林觉得，除了宣传和预防外，还要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在蕲春制毒案件的办理中，张金林发现，所有的制毒原料都是通过物流转运过来的。他曾沿着物流的上留下的电话追踪到福建一带，找到一家物流公司，询问物流的发货人，公司的员工告诉他，很多人都因为相同的问题来找过这个人，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易制毒化学品的管控是很难的。”张金林提到的这点是个棘手的问题——易制毒化学品本身只是需要特殊管理的化学品，而不是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种类多、使用广泛，涉及化工、医药等领域，是工业生产和医药科研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化工原料和药物试剂;但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于生产、制造或者合成毒品的原料，双重性质决定了其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易制毒化学品在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各方面，涉及公安、药监、工商、交通、环保等多个化学品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管理衔接不到位、各部门之间协作性差、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等问题，这就给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留下了很多监管漏洞，造成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