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纬 王春晓
摘 要：李娟以清新自然的文风而闻名，她的作品被誉为“阿勒泰精灵的吟唱”。然而，作者却在文章中隐含着自己难以启齿的童年创伤——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作者于单亲家庭长大，由此产生了隐秘而深刻的心理创伤，而文学创作则成为作者精神救赎的一种方式，她将自身的孤独、寂寞诉说出来，从而寻求心灵上的平和。本文将从父亲缺失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它给作者带来的创伤，以及作者是如何用文学来进行自我救赎的。
关键词：父亲缺失 创伤体验 李娟 文学救赎
对于创伤，弗洛伊德曾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父亲的缺失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创伤，它不仅使作者从出生起就缺乏父爱的滋养，还使作者被贴上了“单亲孩子”的标签。单亲孩子是特殊的存在，往往被人们区别对待。作者不仅要忍受情感上的缺失，还要遭受来自社会的压力。孤独、寂寞、缺乏安全感是李娟童年创伤的“后遗症”，而被抛弃感则是其寻找精神归属感与自我救赎的动力，文学创作给作者提供了构建自我理想世界的方法，作者可以在文学世界里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面对创伤，从而与创伤和解。
一、创伤的导火线——父亲缺失
在完整的家庭结构中，父亲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支柱，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心理学家迈克尔·兰姆将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分为三种：家庭经济提供者、滋养心灵者、生活照顾者和家庭价值观的维护者。由此可见，父亲这一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而何为父亲缺失？目前人们将父亲的缺失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即父亲没有尽其应有的职责，尽管他‘身在场，但子女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他也未能履行父亲的角色；二是指身体上的缺失，即由于离婚、去世或工作等原因造成父亲‘身不在场。”李娟的父亲缺失状态两者兼有。父亲缺失创伤给李娟带来巨大伤害，因为“儿童最初是通过父母与家庭来感知和认识人与人类社会的。父母亲双方对儿童的影响在整体上和总体上应该是均衡的，虽然在某个阶段或某个领域內气质、智力、情感上有不同和偏重。失去任何一方将造成子女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的残缺，而这种残缺是终生无法得到补偿的”。父亲的缺失给作者带来的创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父亲角色本身的缺失给作者带来的创伤，另一种是父亲缺失条件下社会环境给予作者的创伤。
父亲的存在对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培养及对孩子的自我认同有重要的作用，“父亲帮助孩子在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规范和规则，同时他还能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化地处理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而父亲的缺失使家庭结构不仅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质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了一个教育者与引导者，孤独、寂寞、迷茫、被抛弃感成为生活的常态。在《小学坡》中，作者重复与循环使用“我被抛弃了”这句话，可见父亲的缺失对她的情感存在影响，正如罗钢所说：“重复叙事常用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困扰，如心理上始终被一件事所纠缠，不能解脱，致使它在人物的对话、思想以至潜意识中重复的出现。”作者在许多文章中都采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自己孤独的状态。如在《户口本和暂住证》中，作者两次使用“孤零零”一词，突出强调自己被“隔离”的寂寞与凄凉；还有《十个碎片》第二篇中，作者频繁使用“消失”一词，读来不禁让人心酸。另外，作者在大多数文章中都会采用“寂寞”“孤独”等灰色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状态，《门口的土路》《尔沙和他的冬窝子》等文章中都具有此特点。
父亲的缺失使家庭的经济陷入危机，为了谋生，母亲远走新疆，作者过着贫穷与流浪的生活。在《菟丝花》中，“我”为了配合母亲的流浪，上小学三年级还穿着四岁孩子的童鞋。除此之外，“我”本可以享受到的母爱也遭到限制，情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内心不被人理解，致使精神上处于流浪的状态。如在《十个碎片》中，作者孤身一人，思想处于游离状态。然而，作者的内心也渴望被保护，被理解。在《房子破了》中，为了生存的梦想，母女两个人居住在搭建的简陋的房子里，房子破了，她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修复。面对艰苦无助的环境，作者写道：“可为什么没有那样一个房子，能够贯穿于我们漫长的一生，像一个真正的家那样，像合拢的双手，呵护我们裸露在尘土中的那颗心。”像“家”一样的房子，寓意完整的家庭结构，此时的作者渴望父亲的存在，渴望父亲能给予她们帮助与支持。
另外，作者单亲儿童的身份，使她面对来自社会环境给予的创伤。单亲儿童被视为弱势群体，时常与“问题儿童”联系在一起，他们会遭到冷落与漠视。在《小学坡》中，由于“我”无心折了一枝花，老师“像对待一个真正的贼一样对待我”。老师会有如此举动，正是偏见所致。唯一给作者安慰的是黄燕燕，《十个碎片》里，她们是一起欢笑、一起幻想的好朋友。《梦里与人生里》，黄燕燕陪伴了“我”整个童年。黄燕燕是作者治疗创伤的“良药”，黄燕燕也来自单亲家庭，相似的经历，使她们惺惺相惜，彼此温暖，受伤的心得到安慰。
二、救赎式书写——父亲形象从无到有
有不少作家均受到来自父亲给予的创伤，如张爱玲、萧红等。张爱玲与萧红的父亲“身”虽然在场，但他们都对孩子实施“暴力”行为，使她们的身心受到重创。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父亲会给予孩子很深的影响，甚至在很多孩子的一生中，父亲不是被视为楷模，就是被视为死敌。”在她们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塑造是以“丑化”为主，自私自利、猥琐无能是父亲形象的写照。而其他男性形象也处于一种被阉割状态，这颠覆了传统男性阳刚、权威的形象。张爱玲正是用这种控诉的方式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萧红却用诗意化的表达来掩盖伤痕，《呼兰河传》是很好的例子。面对自己的创伤，作者没有采用张爱玲的写作风格，而是像萧红那样用自然、柔和、诗意的语言来书写自己的生活。
通过李娟的作品，人们可以发现李娟的文学救赎里存在着抗拒、矛盾、接受。李娟在早期的作品中对父亲是抗拒的，她没有写过她的父亲。究其原因，一是文学强调真实性，李娟没有与父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写不出真实的情感。托马斯·沃尔夫曾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个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她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二是躲避书写父亲是她早期适应创伤的方式。作者面对创伤是矛盾的，她既不愿意面对父亲缺失的伤痛，又渴望得到父爱。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男性是阳刚、力量的象征，女性是阴柔的象征。而在李娟的早期作品中，父亲的阳刚被解构了，表现在李娟把母亲形象进行男性化书写，即母亲形象由外柔内刚转化成内柔外刚。在《我们的房子》中，母亲用男性般的力量，不断改造着房子，成为家庭的支柱；在《罕有的旱年》中，母亲一人种着八十亩向日葵地。作者这样书写的原因有二：其一，窘迫的经济条件促使母亲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其二，作者将“母亲”塑造成“女强人”，证明作者内心对“父亲”心怀期待，这既是一种补偿性的满足，也是作者对父亲在场的幻想。弗洛伊德曾说：“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三，作者是母亲生存的希望与精神支柱。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中，母亲总是活在担心失去“我”的恐惧之中，失去“我”等于失去了全世界。
作者面对创伤还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作者的文章中也逐渐出现具有“父亲”身份的形象，如继父形象。与继父的接触，使作者对“父亲”形象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在《二零零九年的冬天》中，“我”与继父的互动温馨有爱，证明继父对作者的创伤有一定的安慰作用。《补鞋能补出幸福》中，也透露出“父亲”角色在场的幸福与温馨。但继父终究不是作者的亲生父亲，终究无法抚平作者存在已久的创伤，其将继父形象进行弱化就是很好的证明。如在《我们的房子》中，对房子进行改造的主力是母亲，在《在戈壁滩上》中，生活的主力也是母亲，而继父扮演着助手的角色。作者如此塑造人物形象，是心理创伤的结果，也是创伤缓和的开始。
作者真正实现救赎的书写是将父亲角色进行“常态化”书写，作者恢复了父亲的权威与力量。翻阅《冬牧场》，人们可以发现，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描述了父亲在场的完整家庭。居麻被作者赋予两种身份，一个是酒鬼兼赖皮鬼居麻，另一个是“父亲”居麻。身为酒鬼的居麻，虽有时不靠谱，但做事谨慎，为人风趣。身为“父亲”的居麻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父亲，虽家庭经济窘迫，但对子女倾注了无限的关爱与宠溺。在《加玛苏鲁》中，十九岁的加玛每天清早都会跑到父母的被窝撒娇，夫妇两人十分享受女儿的这种爱意。对待劳动，居麻采取严厉的态度，绝不心软。对待女儿的将来，居麻想继续保护她，这一切都源于父亲对女儿的爱。作者身为在场者，用朴实的文字记录着真实的父女之情。在记录的过程中，作者的创伤也被修复，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
面对创伤，作者虽然孤独与无助，但她却能在暗淡的生活中，对自己心存希望，用自己脆弱的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让自己的心灵趋于平和。
三、创伤救赎的“因子”——爱与包容
李娟实现文学的救赎，除了自身思想的主观释怀外，还与作者的原生家庭，作者所接触的人、事、物有关，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与包容。
首先，对作者创伤救赎产生重要作用的是作者的原生家庭。虽然母亲也给作者带来伤害，但母亲尽自己所能给予孩子所需要的一切。母亲为了照顾孩子，有时也带孩子一起“流浪”，给予孩子成长所需要的母性关怀。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中，面对“失踪”的“我”，母亲痛苦难耐，到处寻找“我”的踪影，这种“爱”虽有点负担，但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母亲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母亲自小也缺少父爱。在《我们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中，作者写出，“我们家”的祖上每一辈都会出现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外公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母亲来说，嗜赌成性的外公虽然“身”在场，却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母亲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她理解缺失父亲的痛苦，所以她对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爱与包容。另外，原生家庭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父母的生活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生活，如婚姻关系、依恋关系等。母亲对作者的爱与包容也是出于这层原因，幸运的是，作者没有受到影响。在《有林林的日子里》中，“我”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甜蜜与美好，虽然最后爱情以失败告终，但作者没有因父亲的关系而抵触与男性的接触。
外婆与老外婆是作者自我救赎路上的关键性人物，由于父爱的缺失，母亲也时常不在身边，外婆与老外婆则是李娟童年的陪伴者。情感的缺失，使得李娟自私、任性、冷漠。在《报应》中，作者书写年少的“我”对老外婆生命的漠视，可老外婆非但没有生气，还拖着年迈的身躯为“我”做饭。老外婆的爱与包容，使作者扭曲的性格得以纠正，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老外婆带来的伤害，以至于对老外婆的去世心怀愧疚。外婆与老外婆一样，对“我”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小学坡》中，“我”曾经对外婆说过一句非常恶毒的话，外婆非但没有责备，反而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这句话作者至今不愿提起，说明这句话足以伤透人心。面对作者的恶毒行为，外婆用爱与包容进行化解，作者学会了忏悔，忏悔自己的过失与无知，懂得正视创伤。
其次，作者接触到的哈萨克族家庭也帮助其实现自我救赎。作者以汉族人的身份融入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以“他者”的身份观察哈萨克族人们的生活，他们朴实的性格与生活打动着作者。哈萨克族的男性大多为硬汉，但对自己的孩子却能做到关怀备至，既宠溺又不失严格，时刻陪伴孩子成长。这里面存在的爱与包容，对作者来说，是一个震撼。面对艰难的环境，父亲们担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让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有所依靠，这使作者了解到何为真正的“父爱”，从而接受了从小缺失父爱的创伤。
最后，广阔的自然环境为作者提供了疗伤的场所，它们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受伤的作者。在自然中，作者可以摆脱创伤的桎梏，静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时光。如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光》中，“我”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充分享受着自然的风景，“身体自由了，想法也就自由了”，一切顺其自然，内心充实而美好。除此之外，在《河边的柳树林》中，“我”震撼于遭遇灾难后仍有旺盛生命力的林子，震撼于深受残疾困扰的孩子，他们经历过创伤却能在自然的环境中依然坚韧地生存，不得不说自然对于受伤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虽然创伤给作者带来伤害与痛苦，但它也给作者提供了面对创伤的机会，让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创伤，从而与创伤和解。创伤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作者书写创伤，一方面将自己被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寻求安慰；另一方面，作者有意识地寻求创伤的根源，对症下药，从而摆脱创伤的困扰。作者的创伤性书写，洗涤了读者的心灵，为他们提供了面对创伤的良药，这也是她的成功之处。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6.
[2] Michael M.Lamb.The Determination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Primiparouse Swedish Famil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1998（2）.
[3] 叶丽华.看不见的父亲——约翰·契弗中的“父亲缺失”现象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4] 袁庆丰.郁达夫：挣扎于沉沦的感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7.
[5] Hetherington E，Matha C，Roger C. Divorced Fathers[J].Family Coordinator，1976（4）.
[6]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6.
[7] 李娟.九篇雪[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13-114.
[8] 李娟.走夜路请放声歌唱[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224.
[9] 阿福雷德·阿德勒.自卑與超越[M].辽宁：沈阳出版社，2012：102.
[10] 沃尔夫.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M].菲尔德编.黄雨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
[11] 康德.实用人类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64.
[12] 李娟.阿勒泰的角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