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
摘 要：钱振锽在评论杜诗时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语出惊人的背后则是其对于诗坛现状和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钱氏的尖锐批评自有其良苦用心。理解钱氏论杜，当从心境、诗坛风气和诗学宗旨等多方面来考察。
关键词：钱振锽 杜诗 诗学
“千古诗人推杜甫”①，然而历史上从来就不乏贬杜论者。到了清代以至近现代，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较前代更为尖锐和激烈。钱振便常被视为近代对杜诗持批评态度的论者中较为典型的一个。
钱振（1875—1944），字梦鲸，号名山，又号谪星、藏之、庸人，江苏阳湖人。他中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未及辞归，晚年流寓上海。他著述甚丰，有《阳湖钱氏家集》《名山集》《课徒草》《名山丛书》等。在钱振众多的著作当中，《谪星说诗》是其论诗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贬杜”倾向。《谪星说诗》共分为两卷，据笔者统计，在总共308条的诗话中，“贬杜”的条目就有51条，可见“贬杜”论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除《谪星说诗》外，《名山诗话》②中也散见一些对于杜诗的评论。
一
历代诗论家对于杜甫的批评大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对其道德人格的批评，其二则是对其诗歌艺术的批评。钱振自云：“余之议杜，议其支离，不是非其忠君爱国。”可见他针对的主要是杜甫的诗歌艺术。
钱振在历代的“贬杜”论者当中可谓是极具颠覆性的一个。其早期的诗论著作《谪星说诗》中，充满了对于杜诗的尖锐评论。这些评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已有定评的彻底颠覆。杜甫诗歌融汇众家所长，堪称集大成的天才诗人；然而钱氏则言“人以少陵诗为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诗”，又云“粗硬多疵，是杜诗本色”，“以杜为天才，实所不喻”。相对于传统的杜诗评价，这些言论都显得离经叛道。第二类则是对于诗歌艺术的具体探讨。若以诗体来划分，钱氏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七律和七古两种诗体上，而七律和七古则历来被诗论家认为是杜甫艺术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且看钱氏的批评：
李五古，音调高古浑成；杜五古音繁促，不得作诗之法，其格遂下。总之词句有自然、勉强之分而已。
杜五律胜七律，七律竟無佳者。
七古句法，杜陵老而脏，放翁老而洁，东川老而有汁，昌黎老而无汁。③
在《名山诗话》提及杜甫的二十二则中，对于杜甫提出批评的仅有七则，钱氏的批评似乎变得温和起来。他转而对杜诗进行艺术性的分析，这些分析大多是以肯定杜甫的艺术创造性为前提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杜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品格。例如：
此正是渊明自信千古，故看得名为自家固有，而不甚足奇。譬之大富贵人，看得钱财甚轻，不甚爱惜也。少陵亦然。一则曰：“丈夫垂名动万年。”一则曰：“名垂万古知何用。”一则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若草亡水卒之流，并身名翳如，寂寞身后，不许他说。④
他在此将杜甫与陶渊明并列，足见杜甫地位之高。实际上，钱氏对于杜诗并非一味地持批评态度。在其论杜的条目中对于杜诗的赞赏亦复不少，且对杜诗的肯定程度也比较高，有的时候甚至会站出来维护杜甫的道德人格。这似乎就使钱氏对于杜诗的批评显得自相矛盾起来：既有温和的包容，又有十分尖锐的批评。这究竟是对杜甫的曲意逢迎，还是别有良苦用心呢？再者，钱氏对于杜诗所提出的那些尖锐的批评又是出于怎样的心理状态呢？是标新立异，故意眩人耳目，还是中肯的批评呢？
二
钱氏批评杜诗时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的摘句法，综观《谪星说诗》《名山诗话》中对于杜诗所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下面几句：
1.“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
钱氏在《谪星说诗》第八○则中言及此句，认为陆游以“望城北”为“忘城北”，“语便黏滞”，并且指出杜诗此句“无甚深意，不必深究”⑤。这其实是反对对杜诗进行过度解读。钱氏这种对待杜诗的态度在论及杜诗其他诗句时也有体现，例如历来被认为是讽刺花卿僭天子礼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钱氏却认为“本诗只言丝管纷纷，还他丝管而已，‘天上有只是赞语，深求杜老此类，失之”⑥。
反对过度的阐释，意在正确理解杜诗，还杜诗以本来的面目。钱氏解读杜诗的这种态度透露出他对于杜诗所持有的态度是基本肯定的。基本的肯定与尖锐的批评并存是钱氏论杜诗的一个特点。比如：
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论杜者不当以工不工较量也。欲求其好处，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则所得皆糟粕耳。⑦
钱氏论杜的这个特点实际上还是与他对于杜诗的解读有关。钱氏的诗论反映出他自认为是知杜、赏杜之人的心理特征，其言“见说部有痛赞杜者，余亦痛恶之。非恶其赞杜也，恶则所赞者非杜集中好诗耳”⑧，肯定杜诗中有好诗但又暗含杜诗中亦有不佳者的委婉批评，同时又批判了世人对于杜诗存在着种种误解以至于难以甄选出杜集中的好诗，他自己才是知杜、赏杜之人。
通过上面对于钱振解读杜诗的方法和对杜诗所持态度中所透露出的心理特征的分析，将钱振归入纯粹的“贬杜”者似乎已经不那么恰当了。钱振把自己对于杜诗的种种批评统称为“议杜”而非“贬杜”，这种委婉的代称与其对于杜诗不时所持的尖锐的批评态度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反映了其批评杜诗时的矛盾心理。总的来说，钱氏对于杜诗是非常喜爱的，他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一个挚友，时常品评其诗。其《海上钓鳌客赋》云：“吟杜陵老友新诗，钓竿拂珊瑚之树。”⑨钱氏爱杜之心时常流露在他的诗论中。首先，出于爱杜之心，钱氏对于杜诗常常做出一些独特的评论，这些评论有时看起来有些偏激。比如其言“杜诗之壮，不在落日、秋风”⑩、“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11}。其次，对于历代诗论家在杜甫道德人格方面的批评，钱氏常常体现出一种包容的态度，如其言“余之议杜，议其支离，不是非其忠君爱国”{12}。
2.“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月》）
钱振在第二四五则中批评此两句诗为“滞语”，认为“以杜为天才，实所不喻”，对杜甫作为天才诗人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滞”是钱氏批评杜诗时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钱氏将杜诗之“滞”分为三种，即笨滞、破滞和肤滞。
（1）笨滞
香山善于说俗话，益觉其雅趣。杜老不善于说俗话，故说俗话处转见笨滞。
这是针对杜诗在运用通俗语言时所表现出的瑕疵而说的。
余集中绝少排律，以其如方轮之车，虽甚泽可观，诚欲使之破敌行路，则不能也。古庾子山诗乎已有排律面目。唐以来排律始盛，杜老长排亦多笨滞。近世诗人几于，人人集中必有百韵排律一首，多者至二百韵，究之支劣拙滞，不复成诗。就有不恶，不过应酬门面，终无可取。
这是针对杜诗中的排律一体所提出的批评。
（2）破滞
宋支凑诗，不是至宋而始然，与八代、初唐、杜、韩集中拙诗相似。宋人多学少陵，故破滞处大相类。
这里批评宋诗之支凑，寻其原因，则在于宋人学杜。
（3）肤滞
李杜俱有肤处，然李肤而明，杜肤而滞。
胡应麟言杜诗不用乐府旧题，太白拟《骚》、拟《雅》，较输杜一筹。此语未为无道着处。然我则曰李多畅，杜多滞。不必多其说法也。
钱振议论杜诗时常将李白与杜甫并举，其总的态度是“尊李抑杜”，如上文，他说李杜都有肤处，然而李白的肤处是好的，杜甫的肤处便成了肤滞。这虽然是对诗坛尊杜抑李倾向的反拨，然而终究有矫枉过正之病。钱氏批评杜诗确有其偏激之处。
钱氏通过对于杜诗之“滞”的批评，否定了杜甫作为天才诗人的地位。在钱振的心目中，杜甫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钱氏甚至说“杜老原是迂腐人”{13}，其用意是针对诗坛对于杜甫的种种误读，引导人们去发现杜甫平常的一面，还原杜甫的真实面目，而不是将杜甫神化。知人以论世，“滞”的诗学概念与“迂腐”的性格评价有着相通之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钱氏对于杜诗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甚至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评论，钱振可谓杜甫千年之后的一大诤友。
3.“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參天二千尺。”（《古柏行》）
这是杜甫诗歌中争议比较多的两句诗，有人认为杜甫的描写有失真之处，钱振其实也同样认为，可是在对这两句诗进行评论的时候，他又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态度。
君子之言，真实不妄。诗虽小道，亦言语之一种。多为不实之言，徒为人所轻耳。鸿门四十万号称百万，尚有方也。少陵说老柏四十围、二千尺。四十围犹可言也，二千尺不太高乎。太白“白发三千丈”，亦滑稽耳。好诗实不在此。沈存中据孔子身大十围，疑四十围太瘦，盖以两手大食指为围，非也。庄子“大木百围”，退之“时见松枥皆十围”，可以大食指言乎？
或问少陵咏老柏“黛色参天二千尺”，不太夸乎？曰：相如《上林赋》“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千仞，七百丈也。少陵老柏尚少五百丈，何夸之有。接巫峡，通雪山。雪山远矣，然《上林赋》之“左苍梧，右西极”。《甘泉赋》之“荫西海与幽都”，亦其类也。少陵熟精《选》理，语皆有本，然不免出格言之外。此世所以轻词章之士也。{14}
他一方面在前一则中说杜甫此诗为“不实之言”，另一方面又在后一则里面引用汉赋来证明杜甫此诗“何夸之有”。看似互相矛盾的两个观点其实是对于两个不同的问题而言。在前一则中，钱振对于李白的诗句也提出了批评。钱氏论诗中极少有批评李白之处。李白和杜甫的这两句诗在这里同时受到批评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违背了钱氏论诗所遵循的真实性原则。“君子之言，真实不妄”，钱氏将诗的真实性上升到了君子人格的层面。综观钱氏论诗，其对于诗歌的真实性是非常看重的。对于描写历史事件的诗歌，他的要求就是做到真实，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和偏见，表现历史的真实。同时，钱氏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又与诗歌的雅俗相联系，“诗贵真，贵真而雅，不贵真而俗”{15}。这样，对于诗歌真实性的追求成为钱氏评论杜诗时的一个标准。
可是，钱氏对于杜甫这两句诗的两则评论毕竟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出发的。前一则是对于诗歌的真实性而言，后一则则是对于杜诗“语有所本”而言。钱氏在后一则里引用《文选》中的汉赋来指出杜甫的这两句诗相对于汉赋来说并不夸张，后面又说“然不免出格言之外”。以汉赋入诗是杜甫诗歌的一个探索，“与杜甫的文学思想、对诗赋两种文体的熟稔、非凡的天赋与精湛的诗歌技艺密切相关”{16}。钱振虽然批评黄庭坚所认为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为“欺人”，认为“诗家无心相类”，但是他并未全面否认杜诗的“语有所本”，“然则古人亦有摹仿者乎？曰：有之”。钱氏虽然注意到了杜诗语本汉赋的特点，但是他所持有的诗歌真实性原则和杜诗“语有所本”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在这里，钱氏在指出杜诗“语有所本”的同时，最终还是对杜诗提出了批评。
由此就不难理解钱氏对于《古柏行》所提出的另一批评了。“杜古柏行注家谓成都先主庙、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庙、武侯庙各别。此诗指夔州武侯柏，又追忆成都庙中柏案此诗文理，成都柏、夔州柏，是一是二，分别不清。是病！”{17}同样出于诗歌的真实性原则，钱氏对于杜诗打破时空的诗歌艺术提出了批评。
三
钱振在评论杜诗时呈现出的多种复杂心态使得其在论诗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之处，然而钱氏毕竟在对杜诗的评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诗歌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的背后，则是钱氏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这里的现实可分为诗坛现实和社会现实。而选择杜诗作为其评论的对象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钱氏论杜并非单纯地评论杜诗，其评论杜诗的背后实际上寓有对诗坛不良风气的尖锐批评。
王介甫尝为蔡天启言：“学诗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未有不能为义山而能为老杜者。”叶梦得谓“学老杜只义山一人”，老杜、义山各有面目，何得混而同之。而介甫语尤为庸下，学杜巳可羞矣，而有所谓“未可遽学”者乎！{18}
钱氏所言并非是在批评杜甫的诗歌，其论点在于“学”上，即反对对于杜诗的模拟。钱氏《谪星诗话》中一开始便已经提出了其对于诗歌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夫文章有性情焉，有气骨焉。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必我之性情气骨悉同于古人之为得哉。盖自以‘学字作摹仿解，而‘学之意失矣。”{19}这种观点的提出实则包含了钱氏对于当时诗坛模拟风气的批评。这种对于现实诗坛风气的关注使得钱氏的论杜体现出议杜与学杜相结合的特点。即使是他对杜诗的尖锐批评，其背后也隐含着对于如何认识杜诗、学习杜诗的思考。
钱氏在《名山诗话》中除了评论杜甫诗歌的艺术，也认识到了杜诗的个人情操和社会风气所起的作用。
然杜诗有大异于此者，《打鱼歌》末言“暴殄天物圣所哀”，《早行》云“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补过劝善，赖有此耳。
太白云：“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少陵云：“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日诵此句，庶几鄙吝不复生手！{20}
杜甫被后世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的思想，钱氏对此也是十分赞赏的。从杜诗中学习杜甫的这种精神，对于改变社会的不良风气有着极大的作用。
杜甫对于后世影响极大，其影响不仅表现在诗歌艺术上，更表现在道德人格的魅力上。钱氏选择将杜甫作为其评论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出于其对杜甫的喜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钱氏希望通过对于杜甫的评论帮助世人重新认识杜诗，扭转诗坛的不良之风，同时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钱氏对杜诗的种种尖锐评论也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年少轻狂。后人应当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看到钱氏论杜时的复杂心境。
钱氏论杜着眼于社会的现实和诗坛的不良风气，通过对杜诗的评论阐发了对于诗歌的观点，语出惊人的背后寄寓了其重新认识杜诗的反思。“仁和陈女士《读名山集》云：‘填海常嗟力不胜，平生心事望中兴。江干恸哭头如雪，谁识诗人杜少陵。鄙人得此诗，可以死矣。”{21}钱氏论杜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1} 《与李空同论诗书》，见何景明：《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赐策堂本。
② 《名山诗话》六卷为张寅彭从《名山五集》至《九集》中辑出。《谪星说诗》《名山诗话》均被收入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以上引文分见《谪星说诗》卷一第二四○则、一五五则、一三七则、二四五则、二○九则、一三六则，卷二第五七则，分别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5、595、593、606、602、593、614页。
④ 《名山诗话》卷一，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⑤ 《谪星说诗》卷一第八○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⑥ 《名山诗话》卷四，见张寅彭主编：《民國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9页。
⑦{11} 《谪星说诗》第八九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第588页。
⑧ 《谪星说诗》第六五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⑨ 钱振：《课徒续草》，民国间刻本。
⑩ 《谪星说诗》第一七二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页。
{12} 《谪星说诗》第二四○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5页。
{13} 以上引文分见《谪星说诗》卷一第七三则、一○二则、一九五则、二一○则、二四三则、二四一则，分别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589、600、602、605、605页。
{14}{17} 《名山诗话》卷二，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642页，第634页。
{15} 《谪星说诗》卷二第三九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
{16} 杨许波：《杜甫汉赋词汇入诗考说》，《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
{18} 《谪星说诗》卷一第三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19} 《谪星说诗》卷一第一则，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20} 《名山诗话》卷三、卷四，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3、658页。
{21} 《名山诗话》卷六，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2页。
参考文献：
[1] 孙微.清代杜诗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4.
[2]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J].国学学刊，2009（3）.
作 者：刘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