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满娘从小就很聪明,一夭、满娘拉着母牛到河边去放,母牛突然睡在...
10年前，史培军带领国家汶川地震专家组前往汶川评估灾情——“8451亿”（直接经济损失）这个数字，就是从他这里公布的。那时，分身乏术的他专注于为灾后应急处置与决策提供专业支持，只有在从灾区返京的飞机上才有时间接受采访。“看到那么多同胞遇难，谁不难过？”他对本刊记者吴琪说，“但是科学家必须比一般人理性，我们在研究与考察中反思，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怎样能在巨灾后变得更聪明。”
10年后，史培军坐在自己北师大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办公室中，谈起汶川地震时，仍然少有煽情、个人化的叙述。他的表达有远超常人的流利，毫无冗余的口头禅，每一项思考、观点、呼吁都有清晰的条理——时刻印证着他的身份与职业。用史培军自己的话说，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天职就是用自己的知识为纳税人、为祖国和全世界服务。
“如果我们的知识能救人一命，”他总结道，“就是最大的满足。”
但是满足的同时也有困惑：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何能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投入提高国民“安全感”？此外，史培军还认为中国的整体灾害设防能力并未与国力匹配，从政府、社会到个体的安全意识都亟待提升。
至于具体怎么做，他说，媒体要舍得花版面来普及安全知识，人多的场所要做好应急预案，学校要开设安全教育。即便我们处在追求获得感和成就感的浪潮中，仍然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
史培军地理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Q：回看汶川地震，你如何看待10年间我国减灾工作的发展和现状？
A：我有五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我们国家在汶川地震后应对重特大灾害的体系有了最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我们10年干了过去50年的事情。其次，科技进步很快，许多基础科研项目、科技专项推进了重特大灾害应急与防御能力的提升。第三，政府、民众与企业的意识增强，这也得益于国家将“5·12”作为“防灾减灾日”。但我们整体的综合减灾能力仍不够——城市是低水平的设防，农村几无设防;另外，地方和社会过度倚赖中央政府。怎么能让社会力量进入防灾减灾？我们需要新的理念……
Q：请向我们推荐一部与安全教育相关并靠谱的书籍或手册。
A：我们编了三代地图——《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中國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还有《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汶川地震灾害地图集》，在网上都能找到。它们会让你知道自己所处的地方风险高低。另外网上有大量图书，比如陈颙院士和我编了一本《自然灾害》，几乎初高中生都可以读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