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
映秀镇的漩口中学地震遗址
站在汶川县城的红军桥上，这个山区小城的地势，一览无余。它是高山峡谷间的一个长条，岷江与杂谷脑河在这里交汇。两侧高山沉默着，日夜看着脚底奔腾的“人”字形河流。县城只有3万多人口，人们的活动空间，沿着河边珍贵的平地，像两条带子一样铺开。
人和自然的相生相息，在這里体现得尤为直接。景色旖旎之地，却也是多灾多难之所。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时刻，一直以山川秀美著称的汶川，却以“震中”之名引来关注。翻开10年前的《三联生活周刊》，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连续做了四期的封面故事。我们第一期报道汶川时，公众对这个祈祷着“不要消失的震中”虽然关切，却很陌生。
如今汶川人形容自己“一震而名”。这种说法对于亲历过地震的个体而言，不无悲凉。对于整个区域来说，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命运。“那个道路是地震前的，这条高速是地震后的。”从都江堰进入汶川，当地人几乎每介绍一个地方，都以“地震”作为一个时间分割点。
地震前的汶川，在主流叙述之外;地震后的悲痛，将全世界的关注点集中到了这里。汶川与都江堰、北川、绵竹这些重灾区一样，成为大量资金与资源的汇集之地。抢救生命的大救援结束后，灾区转入了重建。不仅包括北川县城、汶川映秀镇这样完全重建的新城，也包括大量的房屋维修、开山架桥、建立产业园区，还有一重看不见的心理重建——人们何时开始露出笑脸。
按照估算，汶川地震剥夺了近10万人的生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8450多亿元，灾难的严重程度世界罕见。除了中央拨款、社会捐助，中国启动了特色鲜明的对口援助重建。国务院要求东中部省份用其财政资金的1%，连续3年援助一个重灾县。于是20个省市拿出自己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四川灾区的重建。
在汶川县城的红军桥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小山头。爬上半山腰，有一眺望台，是一座修得古色古香的亭子，走近一看，却赫然写着“广州亭”，是对口援助留下的烙印。广东省率领了13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一一对口援建汶川县的13个乡镇，其中广州市对口援建汶川县城。
说起这场历时近3年的援建，汶川县的一位干部向我形容说，这“施”与“受”的双方，可不是一开始就甜甜蜜蜜。两边的工作组，白天有时开会开得吹胡子瞪眼睛，晚上吃饭时再慢慢讲和。双方具体的争论，源自不同的立场。比如广东人希望较多在重建中植入自己的文化元素，而汶川人却怕把自己建成了“小广东”，希望尽量多地保留藏羌文化。广东援建组希望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而汶川希望借机把钱引入高山贫困地区，帮助扶贫人口做好基础建设。
在重建的过程中，汶川与其他被援建地方一样，在有了外来对象之后，反而在对比之中激发了强烈的自主意识——我是谁？什么是我的特色？援建过后我们靠哪些产业来生活？当地干部也说，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干部，也在合作中真切感受到了经济发达省份干部的开阔眼界和高效高能。
随着“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结束，“灾区”的GDP增速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开始下落。地震五年之后，所有外力撤走的效应显现了出来。宽敞的街道和崭新的房子，到底能不能带来好生活？从整体来说，当年灾区的经济水准明显提升，但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太一样，不同百姓的心态也不一样。“灾区”“灾民”这样沉重悲伤的标签，终是一时。他们终究要勇敢地撕下灾难的标签，昂起头来，日子还得靠自己好好过下去。
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派出记者分赴都江堰、汶川、北川、绵竹等地，既去探访我们当年在地震采访中认识的朋友，也再次走进当地百姓的生活。那些经历了苦难和重生的人们，让我们看到了沉淀在他们身上的多重情感——怀念、自尊、悲悯与苦难过后的热情。踩在悲伤之上，天地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