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实时通讯双重困局-ET iLink私有云众筹 改变实 电子圈八卦分享
王梓辉
违规导致授人以柄
一个规模达到8万人、前一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垮掉，这在和平年代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却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就是中兴通讯现在面临的生死存亡之境。
“拒绝令不仅会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这是中兴通讯官方在4月20日上午发表的声明原话，没有任何遮掩的必要，这毫无保留地表明了这家公司现在的处境。
导致这一切出现的“元凶”就是上面提到的“拒绝令”。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4月15日，由于中国企业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相关条款，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激活了对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公司的出口权限禁止令，宣布将对其实施长达7年、直至2025年的技术禁售令，其间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同时，英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则要求英国电信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作为一家在很多关键环节均严重依赖进口的公司，这对于中兴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中兴通讯随即在深圳和香港市场宣布停牌。
4月20日下午，中兴通讯召开发布会回应此事。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在短短的10分钟讲话的开头率先总结了这次引发美国政府雷霆行动的原因，即美国商务部提出的两点：第一，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未发出惩戒信；第二，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
看上去这些因素还不至于导致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但如果你最近几年对此类事件稍有留意，你会知道美国政府给出的理由只是导火索而已。根本原因是在过去几年中，中兴已经多次在美国政府的禁区触犯到美国人敏感的神经了，这个禁区就是伊朗。
美国司法部在去年3月惩处中兴时出示了一份公文，其中显示，在2010年到2016年间，中兴通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第三方公司向伊朗运送了大约3200万美元的美国原产元器件产品，而没有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出口许可证。要知道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一直是美国政府制裁的对象。而中兴则一边偷偷躲避美国长时期对伊朗的禁运，反而利用美国的设备和软件技术为伊朗“提供、建立、运营及维护大规模通信网络”。为此，美国商务部在2016年3月宣布，调查证实中兴向伊朗的出口违反美国相关的禁令，并下令所有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产品前，必须取得特别许可，作为中兴违反美国禁令的惩罚。随后在斡旋下，美方多次暂缓执行这个决定。
去年3月，中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协议宣布对中兴施以12亿美元罚金的惩治措施，这是美国历来在一起限制出口案例中最庞大的处罚。而中兴在当时立刻缴纳了其中的8.92亿美元，其余的3亿多美元罚款则暂缓7年缴付。除了罚金之外，双方达成的协议还规定，中兴承诺解雇4名涉及违规的高级员工，并以减少奖金及发出公开惩戒的方式处罚35名其他员工。美国政府在当时还同意暂缓执行“7年的出口特权限制”，但如果中兴未能满足协议要求，或违反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此限制就可能被激活。
但根据美国商务部在4月15日发出的公文显示，中兴在分别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向美国当局发出信件，表示公司已经就违反美国出口禁令事件对该39名员工做出处分，包括扣减奖金、发出惩戒信等，以显示公司十分重视遵守美国当局的禁令。但美国商务部的文件指出，这一切都是中兴的谎言，他們既没有发出惩戒信，绝大部分的员工也按时收到他们的奖金。于是美国政府就此找到了实施这一极严厉处罚的合理落脚点。
“如果它没有违规，都是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办的话，美国政府这次也不会拿中兴开刀，他可能就要找一个其他有瑕疵的地方对吧？”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对本刊说道。
国资委研究中心于4月20日发布的《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事件的分析和反思》（后简称“研究报告”）中则写道：“在此事件中，中兴通讯公司一系列应对都十分愚蠢和被动，美国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自身及其他中央企业都可能带来高危影响。”《研究报告》同时也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制裁很可能会延伸至与所有中兴公司有关联的企业，“一定程度上，不仅通信行业，也不仅国有企业，国内很多企业都在为中兴通讯公司的短视和无诚信经营付出惨痛代价，我国外交布局和国家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如果政府不出手相救的话，这家企业是要倒闭的。”刘志彪甚至做出了这样严重的判断。
一纸禁令产生的后果如此致命，这与中兴这家公司以及它所运营的业务有关。作为一家“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兴的三大业务板块分别是：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和政企业务，占比大约在6：3：1。而无论是运营商设备、消费者终端设备还是政企网设备，均有大量核心零部件来自美国。据路透社估计，中兴有25%～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其最为核心的零部件都依赖于美国供应商。中金公司分析师则认为，通信设备的核心零部件中，基站部分有的零部件是100%来自美国公司，中兴有1～2个月的备货，如果不在这个时间内达成和解，将会影响中兴设备的生产。
以光通信（一种目前重要的通信技术）为例，之前中兴在元器件上主要的采购方是美国光学元件公司Acacia和Oclaro，其中Acacia公司2017财年营收的30%来自中兴通讯。受到禁令的影响，Acacia股价在周一早盘交易中最高下跌了34.7%，触及历史新低；Oclaro公司的股价也大幅下跌17%。
事实上，禁令的效果立竿見影。总部设在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已经做出了回应，“现在是财报发布前的静默期，我们已经知晓美国商务部的命令，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另一家与中兴有供货关系的欧洲半导体公司工程部员工对本刊透露，其公司内部已经发邮件称将停止与中兴的合作。该员工同时表示，他们提供给中兴的产品想要在国内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并不容易；即使勉强找到可以替代的方案，但根据通信行业一般需提前8～9个月进行新设计方案验证的惯例，中兴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更换新的产品设计方案，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行的。
难以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与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长期失落有直接关系。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6年全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为2270.26亿美元，同期中国原油进口金额仅为1164.69亿美元，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已是原油进口额的近两倍。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去年底在第17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上表示，2017年全球芯片产值大概在40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就进口了超过2500亿美元，也就是说全球60%以上的芯片都被中国买走了。
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映衬的则是芯片国产化能力的弱势局面。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曾在去年透露，中国自己的产值在全球集成电路产品销售的规模占比只有7.3%，而且从产品结构上看，在一部分关键芯片上的市场占有率仍然是0。“我们面临的长期矛盾将是需求旺盛、供给不足，这个判断我想在未来很长时期适用，我个人悲观预计10年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这个差距有多大呢？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手机元件技术（HCT）服务副总监Sravan Kundojjala告诉本刊，在尖端芯片制造工业上，国内以中芯国际为首的企业一直远远落后于台积电、三星等国际大厂。台积电预计在今年就将量产7nm级芯片，而中芯国际还在努力攻克28nm的水平，其中相差了3～5代。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学院资深教授韩雁告诉本刊，芯片制造本身可以粗略地分成三块，分别是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而我国目前只有在设计和封测环节自主能力相对强一点，“因为芯片设计受的制约比较少，只要有人脑，懂得这些设计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些工具就可以设计了。但是制造就不一样了，制造是受制于人的，因为制造是需要生产设备的”。
就读于清华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博士生李博（化名）给本刊举了一个很详细的例子。他们要在实验中做出一款芯片，大约需要以下几个步骤：EDA仿真、设计、制造、封装测试、验证，如此才能得到一枚小小的芯片成品。而在所有这些步骤中，除了芯片设计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几乎所有其他环节均需要使用国外进口的设备或外国公司的服务。
要用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就意味着你会受制于人。以芯片制造必需的光刻机为例，目前，光刻机领域的龙头老大是荷兰ASML公司，其占据了高达80%的市场份额，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Intel、台积电、三星等厂商用来加工14/16nm芯片的光刻机都是买自ASML，更关键的是，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全球仅ASML能够生产，由于EUV光刻机的生产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大，导致ASML的EUV全年出货仅12台，每台单价都超过1亿美元。虽然ASML中国区总裁金泳璇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ASML对大陆晶圆厂与国际客户一视同仁，只要客户下单，EUV要进口到中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交期方面，所有客户也都完全一致，从下单到正式交货，均为21个月。但即使她的说法就是事实，也说明我们在这些核心技术上受困于他人。
韩雁告诉本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美国购买很多先进设备了，但它在卖给你的同时，你也要跟他签《出口限制条例》。“它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list，这个list里面全都是高端的芯片，当你的芯片指标达到某一个指标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不能生产，你不能去制造。”有一次，韩雁想要在国内最好的一家集成电路制造公司“流片”，就是把自己设计的芯片制造出来，厂商对照list之后，发现已经有指标名列其中。那动脑筋偷偷地来行不行呢？答案是也不行，因为美国厂商专门聘请了一个日本员工在这里负责相关审查。无奈之下，韩雁只能将指标降到限制值以下才顺利流片。
“这件事提醒中国人，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附加值贸易，除了需要加强合规管理外，更要以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进口替代。”刘志彪这样说道。
而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志华教授则反复对本刊强调，一定不要简单地认为“难”就是核心技术，“在产业里边，只要你不会，它就是核心技术，而且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
当然，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外，这其中不能忽略的还有国家安全的重要考量。就在上个月，美国白宫在3月12日发出行政指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新加坡电子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收购美国同业高通。特朗普认为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如果让博通控制高通，博通可能做出“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如果博通和高通按原定的计划合并，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芯片制造商，规模将仅次于英特尔和三星。此前美国一直有分析担心，如果两家公司合并，将可能制造空间让中国在这个领域获得领先的空间。
路透社撰文分析称，白宫叫停这次收购，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在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标准制订上输给竞争对手，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高通公司多年来投资大量资金研发5G芯片，而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就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公司华为。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方担心如果博通成功收购高通，将会制造空间让华为控制芯片市场。
“这个问题完全与技术无关。”王志华对本刊明确说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仅是中兴，作为同行业中规模更大的公司，华为在美国遭遇的打压更为严重。今年1月，华为本欲与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AT&T;合作在美国市场推出自己的旗舰级手机Mate 10 Pro，然而基于某些原因，AT&T;在最后时刻放弃了与华为的合作。后据媒体分析，这次合作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参众两院18名情报委员会委员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要求后者评估与华为的所有关系，并要求FCC对2012年以来提出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解。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无线智能手机战略总监隋倩非常明确地对本刊表示：“我们认为是政治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
事实上，作為以提供通信基础设施起家的科技公司，华为与中兴一直因为其从事行业的信息与数据敏感性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戒备。早在2011年，美国国会及政府中的中国委员会就多次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华为等公司的装置可以让“中国政府存取美国敏感资料”；随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也因国家安全原因而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要与华为和中兴合作。
尽管王志华教授对本刊表示这些质疑从技术角度都能说得通，因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需要调试、都需要维修”，但这里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韩雁就解释道，通信行业就像人的神经系统一样，是最敏感的一个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靠的就是神经系统的传递，它就是这么敏感，如果人家把你的通信系统卡住，你的指挥和行动都要失灵的。”
而芯片则是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心脏，“所有的精密仪器、自动控制、电子信息传递，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芯片）的”。刘志彪说道。
而严重的是，对这种重要的战略级产品，王志华告诉本刊，“中国缺的，中兴都缺，而且缺的不只是核心芯片，表面看上去‘价格便宜、利润不高、技术难度不大的芯片都缺。”
用所谓的“国之重器”来比喻这些核心技术产业应该没人会反对，尤其当这些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时，情况就越发复杂。早在1949年1月，美国和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就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与贸易管制。“当时列在单子上对中国禁运的东西就有500多类。”王志华对本刊说道。
1987年爆发的“东芝事件”最能体现当时“冷战”时期各国对核心技术的管控力度。这件事的起因是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偷偷向苏联出口了9轴数控机床，而这种机床是加工核潜艇所需要的高性能螺旋桨的必要设备。1986年初，美国政府在接到举报材料以后，立即要求日本政府和涉事的挪威政府调查事实的真相。1987年4月21日，日本政府通产省官员正式向美国政府承认：“1984年6月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口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范围内的软件；东芝机械公司确实向苏联出口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9轴数控机床。”随后，日本驻“巴统”代表宣布，一年内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向14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对象国出口该公司的所有产品。而这个事件也对美日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专家崔丕教授曾撰文详述此事，他直言道：“毫无夸张地说，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类军事组织一样，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成为支撑美国世界霸权的重要基石。”
其后，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巴黎统筹委员会于1994年3月31日正式宣布解散。但这种针对部分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封锁并未结束，“巴统”之后是新出现的《瓦森纳协定》。这个《协定》基本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巴统”的职责，它规定了九大类被管控的技术清单，分别是：材料加工、电子设备、计算机设备、通信与信息安全、传感器与激光器、导航与航空电子设备、船舶类、航空航天与推进器。一眼看去，这些技术领域均属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核心战略，而半导体芯片行业就在其中。
“我不认制裁是个案。这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问题，中兴不犯错误就不会被制裁吗？没有中兴，其他企业就不会被制裁吗？以前提出的301条款调查涉及的企业，就应该被制裁吗？”王志华提出了他的疑问，“说到底，制裁是后发国家必须面对的困境和必须承担的代价，躲避是没有用的，也躲不过去。”
“美国当惯老大了，他发现你要超过我，那他总会想办法让你慢一点。”刘志彪说道。
一个产业的耐心追逐战
中兴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影响早已波及半导体行业之外，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随之而来的一个话题就是，既然我们在核心技术上落后于人，那该如何追赶？
一个颇为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愿意从事相关研究并愿意在这个行业长期从业的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了。作为全国半导体研究最好的学府，清华大学还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李博就告诉本刊说，想考进他们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即使是他们，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金融、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等当下热门行业的引诱。李博向本刊透露，他们研究所硕士毕业的同学平均能拿到20万元出头的年薪，这个数字看上去绝不算低了，但此前西安交通大学2018年应届硕士毕业生邱熙曾对本刊透露，据他所知，该校AI领域毕业生的年薪“好像都是30万起，大家的待遇都非常好”。在各种外部因素的刺激下，李博说他估计他们研究所每年转行的同学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一。
在清华这样的行业顶级强校之外，情况只会更糟。作为浙江大学微电子与光电子研究所副所长，韩雁告诉本刊，微电子专业在浙大也已经沦为学生第四志愿第五志愿的选择，成了“无奈之下不得不选的学科”。在吐槽之外，韩雁还给本刊讲了一个听上去略显荒谬的事情：不久之前，有相关组织要设立奖学金给浙大微电子学院，每年可以奖励两个优秀同学6000元钱，但结果只有三个人报名；这还罢了，到最后评选时候，竟还有两个人退出了，因为他们已经转专业了。“想一年给两个人6000块钱奖金都发不出去，都降到一个人，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很危险？”
当然，个体的选择无可厚非，但要改变现状，行业人士都认为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都不能是纯市场行为。”王志华说道，“一个重要行业的产值可能就是没那么大，这时它就是需要制定政策鼓励它发展，不能只凭金融市场上挣钱与否来评价这个行业的重要性。” 他同时认为，这次的制裁使得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必须打破这个国内市场对国产芯片的“不可信链”，使得国产芯片有机会进入系统并进行迭代验证，因为“成功的芯片必须有机会迭代”。
“我觉得这次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一个转折点的事件，能改变中国在核心技术产业这一块的基本认识。”刘志彪也持有相似的看法。
一个业界的共识是，半导体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与人才密集型产业。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数据，2017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的研发总支出增加至359亿美元，而前10名里并无中国企业；其中排名第一的英特尔公司当年的研发支出为131亿美元，占该集团总支出的36%。根据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提供的数据，全国每年用于集成电路研发总投入约45亿美元，即少于300亿元人民币，仅占全行业销售额的6.7%，不到英特尔一家公司年研发投入的50%。如果没有政府的协调与支持，国内几乎没有企业能单枪匹马追上这些国际大厂。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行业内脚踏实地做事的耐心。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就曾说，半导体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慢回报的行业。以CPU为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耗费多年努力研发出了“龙芯”系列CPU芯片产品，但抛开那些争议不谈，就像王志华所说的那样，它就是一颗CPU而已，它解决不了一个产业的问题，“就算是龙芯出来后把英特尔给灭了，你还得买其他芯片。这是一整个产业链的问题”。韩雁也认为，这些技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上去的，“毕竟我们起步太晚，人家一直都在搞研究。这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耐心”。
而半导体行业目前的技术现状还停留在集成电路的时代，没有人知道集成电路之后是什么。在王志华看来，发展核心技术，需要有耐心，不存在捷径；在暂时看不到“弯道超车”的机会时，追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跟在后面慢慢跑，差距自然而然就会逐渐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