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下滑的东北经济前景如何
黄子懿
——专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
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这些年的东北，不仅GDP数据悲观、甚至造假，也被曝出有大量人口不断外流的危机。东北到底怎么了？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他也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副主任。
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战略后，2003～2013年东北GDP增速都在10%以上。但自2013年后急剧下滑，辽宁甚至出现负增长。为何东北地区前后表现差异这么大？
宋晓梧：从2003到2013年，东北振兴的确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具体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国有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取得一些重大进展，非公经济比重提升;产业竞争优势逐渐恢复，装备制造业和农业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草原退牧还草等取得一定成效。
但2014年以来，东北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辽宁甚至出现了负增长，GDP增速从2012年的9.5%降到2016年的-2.5%。
宋晓梧
为什么东北经济又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应当看到，东北振兴前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国重化工业高速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这正好发挥了东北产业结构的优势。2013年在总结东北振兴十年时，我就说，东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全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它与东北原有的产业结构高度契合。当时我还说，那时全国经济增速已处于下行期，如果全国经济继续下滑，东北经济的下滑速度一定要比全国更快，这同样是东北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但我绝对没想到有的省下滑得这么快，“断崖式”“自由落体式”下滑。
如今的下滑主要原因之一是，东北之前GDP高速增长掩盖了改革不到位的很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有哪些问题改革不到位？
宋晓梧：从2003到2012年这高速增长的十年间，实际上东北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比如东北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创新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民生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欠账，国有企业相关改革滞后等等——经济一旦下滑，许多地方不仅产业结构单一、偏重的问题暴露出来，多年积累的内在体制、机制问题也都突显出来。
比如投资率、消费率比严重扭曲，东北比全国要严重得多。三省投资率由2003年的37.3%上升至2011年的63.1%，提高了25.8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由41%增长到48.3%，提高了7.3个百分点;消费率由53.2%下降至43.2%，降低10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由56.9%下降至49.1%，降低7.8个百分点。全国的投资率已经过高了，东北的投资消费比例更加扭曲。
产业结构失衡。第三产业的比重，东北与全国比较一直处于低位，在2003到2012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全国相比，东北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创新投入与产出也明显不足，而2011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研发经费支出分别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52%、1.23%和1.02%，均低于全国1.84%的平均值，占全国比重由2003年的9.16%下降到2011年的7.1%。截至2012年，东北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仅为14.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2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东北GDP增长，还是主要靠传统的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带动。
还有就是，虽然十年间东北经济增长较快，但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十年间东三省的城镇居民收入没有一年达到全国平均增长幅度，城镇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当年“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文化、生态等都欠账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很低？这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宋晓梧：主要是长期以来各级官员比较倾向于投資，尽量拿钱去上项目，这方面的问题东北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整个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国际社会普遍偏低，发达国家一般能占到60%以上，我们曾经跌到了40%左右，最近这几年回升了一点，还不到50%。
东北很多问题其实是全国的共性问题，只是东北更严重一些。全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在国际上都是相对比较低。近几年比前些年有所改变，但也只是相对回升，总体来说劳动收入、居民收入还是偏低。基尼系数近年来有所回落，但总体仍然偏高。
另外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分配上，也有一定的偏差，与全国相比，东北也是比较严重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三联生活周刊：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也有东北地区自身的深层次根源吗？
宋晓梧：深层次问题还是在于东北地区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扭曲得比较严重。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伸手伸得太多了、具体项目管得太多了，而在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方面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又该管的没有管好。
在东北地区，政府以行政手段分解投资指标、分解招商引资指标、党政工团齐动员加以落实，是很典型的。其实这个问题前阶段全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东北更突出。有的书记一上任就要求当年投资增长不得低于40%，第二、三年每年再增长40%，严格要求不能造假，要督查评比。一些市县领导酒后向我抱怨，说省上大干快上、弯道超车真有魄力，但确实不知道往哪投了。这是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吗？如果理不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好好地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政府制定、落实产业规划，短期可能速见成效，中长期结果堪忧。
包括现在人所说的东北人思维方式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体制机制问题，因为东北计划经济搞得最长，加之在前一轮改革中，东北产业结构契合了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体制机制转变相对较慢。中国有一个潜在的思维方式就是，只要GDP起来了，就“一俊遮百丑”了，结果掩盖了体制与机制问题。
中央早就提出应该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东北的许多企业，包括央企，当时效益好，办医院、办学校并不在意，就没分离，现在效益下滑就不行了。比如大庆，因为原油量价双跌，办医院、学校的负担就格外沉重。内地很多地方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当时都解决了，地方政府花点钱，中央补点钱，但东北当时地方不愿意花这点钱，企业效益还可以，也没积极性，一直没解决好。
有些指责其实东北人是很不服的。很多东北的干部调到外地都干得很好，比如深圳就有很多干部是东北调过去的。东北三省也有很多从北京以及东部沿海调过来的，但还是没有扭转过来，说到底还是多年形成的体制机制惯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国企改革一直是振兴东北的重点和难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推进情况如何？
宋晓梧：国企所占比重过高，这是第一轮振兴东北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还有一个是重化工业占比过高。一个是所有制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这两大问题虽都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
由于国企、央企比重高，东北企业历史形成的负担沉重，突出表现在社保资金缺口压力大。企业职工进入大规模退休时期，社保基金支出大幅增加，目前已经出现了预期风险。辽、吉、黑三省养老保险赡养比远超过全国平均3∶1水平。东北三省职工医疗保险抚养比都在2∶1左右，均位于全国排名前五位。还有厂办大集体改革进展缓慢。2015年东北厂办大集体人数占全国50%以上。2004年国务院成立处理厂办大集体问题领导小组，我是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以东北为典型制定的政策在全国实行，结果其他地方基本解决了“厂办大集体”，东北的“厂办大集体”反倒没解决。当时东北一些企业、一些省市领导说，解决“厂办大集体”地方要出配套资金，现在经济发展不错，多数大集体职工在社会上也找到工作了，睡着的孩子还非得拍醒他，给他糖吃干什么。现在经济下滑，这个问题又突出暴露。
我认为，东北国有企业，包括央企，要从主要管国有资本的实物形态转为重点管价值形态，当然要分类实施，产权交易要通过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此外，东北国企与其他地区相比，还需要补课，借这次全面振兴的机遇，一是下决心彻底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把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分离出去，把“三供一业”，供电、供水、供暖和物业管理交给地方，二是彻底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
东北出现“收缩型社会”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东北的人口问题也尤其受到关注。从数据上看，生育率较低，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
宋晓梧：这个和东北的城镇化率高有很大关系。首先，东北的城镇化过往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国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的人所占比重较高。而计划生育正好是，城市里面执行得比较严格，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执行得更严格，所以东北“一胎”政策是比较严格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口流失也很严重。
宋晓梧：以前媒体炒作的每年流失200万其实不对，总体是10年流失近200万。但要注意，辽宁从总量上看还是净流入地区。最近辽宁省刚刚做了一个人口分析，就人口流动方面，辽宁还是流入的多，但黑龙江、吉林是有人口流失的问题，也拖累到东北总体上的人口流出。
这个跟近年来的经济下滑有很大关系，就业机会少、薪资待遇低，人口自然就到关内就业去了。我在振兴东北办公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些现象，特别是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高学历的年轻人流失得特别多，不要说吸引外地大学生，就是本地户籍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回来的都很少，这些事儿我们当时就很发愁，因为它会导致劳动力萎缩与经济下行。比如我在任时，抚顺的领导曾经就给我反映过，他们本地户籍在外上大学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没有回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学者将东北的人口问题及其衍生现象称之为“收缩型社会”，并称黑龙江是这类社会的先锋。在你看来，这类“收缩型”社会的问题应该何解？
宋晓梧：这种说法渲染得有点过。人口减少并不可怕，只要经济能发展起来，还能有机械性的人口流动，可以吸引人口流入。东北的问题不是单单的人口问题，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产业结构、国有企业占比过高、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综合的，不能过分夸大人口因素。在其他因素可以改变的情况下，人口也可以成为一个可调整的變量。现在全国劳动力供给都在下降，每年新增劳动力递减100万～200万，但中国经济增长还在6.5%左右，从世界范围看是很快的。现在人口还没到起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
东北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提升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本。中国要从人口大国变成人口强国，东北的大学和研究所占比是比较高的，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把经济搞好，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东北产业和自然资源优势，吸引投资，就能吸引一定的劳动力以及相应的人口过来。
三联生活周刊：那东北的养老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宋晓梧：这的确是目前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东北地区国企、央企职工已进入大规模退休时期，社保基金支出大幅增加，目前已经出现了预期风险。东三省养老保险赡养比远超全国平均3∶1水平，东北三省职工医疗保险抚养比都在2∶1左右，均位于全国排名前五位。
当务之急是，国家应尽快实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早就确定的措施，为什么迟迟不落实？东北央企职工也不是只为东北做贡献的，是为全国做贡献的，现在造成了东北企业养老负担非常重。央企在黑龙江国企中占56%。所谓“投资不出山海关”，东北职工养老保险负担重是重要原因之一。企业算过账，在深圳投资，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只有6%、7%，在广东投资缴费率13%左右，到黑龙江投资，养老保险缴费率最高时是22%，现在勉强降到20%，结果入不敷出。如果办一个万人企业，人年平均工资6万元，到黑龙江投资比在广东投资仅养老金一块企业就要多缴纳近6000万元左右。这很不合理，不利于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世界各国也没有法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各地区不一致的先例。“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十分有利，相信具体政策将会尽快出台。
如何重振东北？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9月，林毅夫教授团队给出了一份引起较大争议的解决方案《吉林报告》。报告认为应弥补东北轻工业短板，你怎么看？
宋晓梧：这个报告我没看过，没有发言权。但正如刚才所说的，东北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政府上马的、伸手的项目太多了，而不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到现在都没扭转过來。
在这种背景下，再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作用不利于推进改革，当然政府应该做很多事，比如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等，但政府不要直接干预经济。东北到底发展什么产业有利，企业家比官员更清楚，应该交给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十三五”规划和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发文再提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这轮振兴和上轮有何不同？
宋晓梧：这轮振兴提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更加强调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同时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抓好组织落实。
全面振兴东北，不应再以GDP论英雄了，而应以民生改善为重点。五年前，我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取消各省市的GDP考核指标，现在建议在东北率先实施，重点看以下两个指标：
一是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区域生活条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否缩小。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状况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水电气暖全面覆盖，高铁、民航等现代化交通设施基本具备作为衡量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准。
二是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环境之间是否相互协调。按照各地区功能定位，促进人口分布和流动与经济、产业相协调，使人口、经济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哈尔滨-大连轴线应进一步集聚产业和人口，成为东北以至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带，其他地区依托重要交通轴带开展点状或片状开发，实现面状保护，建成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切实保护好青山绿水。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声音认为，由于人口和经济原因，东北问题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中。你仍然
保持乐观吗？
宋晓梧：很多人觉得东北问题无解，但其实很多东北干部是很乐观的。黑龙江干部就认为，他们现在经济增长下降，不都是黑龙江的事儿。因为黑龙江下降最多的是大庆，但大庆油田是央企，黑龙江管不了，只是算GDP的时候要算在黑龙江省内，如果把现在效益不好的大庆刨去，黑龙江的经济增速并没有下降那么快，这样的央企在东北很多。
东北经过这两三年的努力，特别是2015、2016年中央高度重视，近期情况有所好转。有一个最新的数据，2017年7月份东北地区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8%，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2016全年的5.5个百分点收窄至2个百分点。税收是真金白银。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了24.6%，分别高于东、中、西部地区增速16.4、10.6、4.7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近期增长有很好的基础，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装备制造业等第二产业都在下滑，所以第三产业占整个经济比重相对提高，并不是一花独放。
另外有一个数字，我希望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分析。近两年东北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和东北的GDP下降是反向的。辽宁是“断崖式”的GDP下降，但居民消费增长率2012～2015年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什么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辽宁GDP大幅度下降有挤水分的原因。再有，过去GDP很多是增长在钢铁化工、摩天大厦、豪华广场等领域，与居民日常消费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此GDP增幅大幅度下降，两三年内居民消费还没有受太大影响。也有人质疑，GDP统计数字挤水分了，居民消费统计数字有没有水分？如何解释，目前还说不通。现在大家怀疑统计数据有误。因为前些年的GDP数据挤掉水分之后，可能真实的GDP数据下降幅度没那么大，最近内蒙古曝出造假问题，2016年全自治区工业增加值虚报了40%。
三联生活周刊：重振东北，还有哪些潜力？
宋晓梧：除了刚才说过的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养老保险尽快实现全国统筹外，还有几点补充。
首先，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并重。前段时间在东北举办论坛，有的演讲者的PPT中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归为旧动能，描绘成破铜烂铁。当时我就想，这把传统产业看成旧动能的划分不对。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都是依靠传统产业发展起来的，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不能陷入简单地把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把传统产业视为旧动能的误区。如果发展新兴产业还是主要靠投资拉动，靠政策洼地吸引，靠政府直接干预投资，那实际是用旧动能发展新产业。而以创新的理念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已有资源的禀赋优势，并通过管理体制创新、营商环境改善等尽可能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传统产业营造良好的转型升级环境，则是以新动能推动老产业新生。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十分重要，应当与培育新兴产业并重。
其次，加强区域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产能过剩全国都存在，东北尤其突出，原因之一在于，东北很多地方政府为GDP搞公司化竞争。例如我调研时得知，辽宁沿海地区五个市都表示要建造30万吨造船厂、成为东北亚航运中心。我找到某市市委书记，希望由他带头整合其他四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但他表示现在每个城市都要考核GDP，没一个愿意压项目。还有一个例子，东北某资源枯竭型城市为了转型，要上汽车项目，准备和哈尔滨的汽车制造厂联系，在任领导说只要在我任期间这个项目能撑住面子就行。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不一一例举。区域协调搞不好，资源整合就谈不上。而不打破行政区划对资源合理整合的障碍，东北整体经济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2015年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只有3.44%，经济外向度很低。东北一些同志不太服气，说如果离深圳百十公里的地方隔三差五试爆原子弹，美国还扬言要用武力灭了这个实验基地，你看看谁愿意去深圳办厂？这话我也不好反驳，但这并不表示东北就可以不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开发合作就大有文章可做，还有“一带一路”北线开拓也是难得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