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发生的原因 靖康之难和王安石的关系
刘怡
北宋国防地理与军事体制的积弊，在徽宗末年被海上之盟这一偶然事件所触发，终致酿成倾覆社稷的靖康之变。对晚唐藩镇割据教训的过度敏感，以及浙东士大夫的地方本位主义，则令高宗君臣选择了偏安东南之局。地理上大一统格局的受挫，使得两宋王朝的经济与文化面貌，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异类。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62岁高龄、“北狩”已迄16载的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乘牛车自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北）还归临安，连带携回7年前已经魂归异乡的宋徽宗及其正宫皇后郑氏被火化击碎后的骨殖。为显示官家（皇帝）的孝心，太后仪仗自渡过淮水之日起，即受到国舅韦渊所率劫余宗室女、亲眷的夹道欢迎；高宗本人亦亲领普安郡王赵瑗（后为太子）及一班朝臣显贵，在临安近郊奉迎车驾。当已经致仕的前枢密使、中兴名将之一韩世忠被引荐给太后时，韦后连声称赞：“在北方亦有闻将军名。”继而又问：“大小眼将军何在？”众人皆知，太后所指的乃是相貌奇特、以“精忠岳飞”之名闻名于河南战场的前枢密副使岳飞，然而良久无人应答。太后复作追问，方有人嚅嚅相告：“飞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已于去岁抵诛矣。”
耐人寻味的是，陪同韦太后南归的金国使节刘祹闻听此言，竟尖刻地评论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只有岳飞，所至纪律严，秋毫无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南宋君臣精心安排的一场展示“孝道”的表演，由是尴尬收场。随后的17年里，韦太后终日做道士打扮，在慈宁宫为岳飞及徽宗夫妇诵课超度。而草草下葬于绍兴永佑陵的徽宗梓宫，在南宋灭亡后复遭盗掘，尸骨无存。
发生在绍兴十二年的这一幕悲喜剧，折射出的恰是两宋更替之际特殊的时代氛围。金人南侵得手，本是宋徽宗君臣误判形势、引狼入室招来的恶果；虽其如此，在军事上犹有苦撑待变、重整山河的空间。然而徽宗父子墨守开朝以来怀疑、压制武将的旧习，文官又多囿于派系之见，终于酿成东京坚城倾覆于旦夕、二帝黯然“北狩”五国城的悲剧。而即位于危难之际的高宗赵构，虽然在岳飞、韩世忠等勤王将帅的辅佐下，重新坐定了东南半壁江山，最终却不免重蹈父兄的覆辙，以自坏长城为代价与金人分治南北。置河南故地于不顾，罢黜良将，对金人称臣纳贡，所欲求取的仅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孝”名，何其吊诡又何其黑色幽默！
然而历代朝野文士对靖康前后史事的反复回溯咀嚼，立意又不止于嗟叹其“奇”。从时人李心传、徐梦莘到日后的王夫之、钱穆，史家大体认同：导致北宋“突然死亡”的并非某种结构性或制度性因素，而是一系列巧合的集中爆发。假如宋哲宗早逝之后继位的不是举止轻佻的端王（徽宗），假如靖康元年正月勤王的西北劲旅能协调行动，假如宋钦宗能未雨绸缪、提早向江南迁都……任何一项偶然情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发展轨迹的截然不同，然而最终出现的却是概率最小的一种结果，自是令人叹息扼腕。不仅如此，从东京围城到建炎南渡的曲折历程中，人性的高尚与卑鄙、光明与黑暗、壮烈与苟且，都获得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进而催生出南宋豪放词派、民间评书《岳飞传》以及史诗小说《金瓯缺》等诸多文艺作品，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海上之盟：来自燕云的诱惑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春天，出使北方邻国辽国的中原使团在离开燕京之后，临时在幽蓟之间的芦沟驿馆下榻。当天夜间，一个名叫马植的当地人前来叩馆，指名求见使团二号负责人、宋朝太尉童贯。两人几乎一见如故，不觉畅谈竟夜。这位主动前来投效的辽国汉人，对北方内情知之甚详，他不仅向童贯指出：目前在位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醉心礼佛，治国无能，还暗示自己愿意相时而动，协助宋人光复燕云十六州。
对于马植这位直接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神秘人物，《宋史》和《三朝北盟汇编》的记录有颇多矛盾之处。可以确认的是，他出身燕京一带的汉人世家大族，早年出仕辽国，曾官至正三品南院光禄卿的高位，但在天祚帝即位后遭到罢黜，故生出倒戈之心。从史书所载马植的言谈文字推断，其人文采不俗，头脑机智且颇有胆略，权力欲极强。而他所提及的光复燕云十六州一事，恰好戳中宋朝君臣的心头痛处，因之立时获得看重。
徽宗在位时的北宋，正处于所谓“丰亨豫大”的锦绣盛世。朝政虽因后王安石时代的朋党斗争而显得乌烟瘴气，总体的社会氛围仍是轻浮宽松的。艺术家皇帝赵佶终日忙于搜集古籍、字画、奇花、异石，并在东京修建巨大的山水宫苑延福宫、撷芳园、景华苑和艮岳以置放花石。蔡京、王黼等朝臣则忙于榨取民力，以服务徽宗的“雅趣”。颇显意外的是，在宦官监军童贯的督率下，宋人对其西北邻国西夏的边境战争竟屡有斩获；徽宗初年，童贯在潢川等地接连克服六州，因功位列三公之尊，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阉人公卿。
然而燕云十六州之憾，始终如一块巨石压在北宋君臣的心头。这块12万平方公里的战略缓冲区，在937年由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自此成为草原民族南下的前哨。北宋立国之初，曾数度尝试北伐，皆不能競全功，后被迫于1005年与辽人订立“澶渊之盟”，承认十六州为辽国领土。为阻扼辽国骑兵自太行山以东直趋无险可守的豫东平原，宋人不得不在国境周边及东京附近长期蓄养重兵，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北复燕云、实现太祖太宗两代开国君主未能达成的夙愿，几乎成为100多年间宋人最强烈的执念和魔咒。是故马植的豪言一经童贯传至东京，立即激起了徽宗的好奇心，下旨继续与其接触，并为其取了假名“李良嗣”。
政和五年（1115）三月，李良嗣再度自辽国送来密信，透露了一项军事机密：在辽国东北边陲的渤海国故地，刚刚爆发了由女真族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势头迅猛。倘若宋人在此时兴兵北伐，攻略燕云，辽人断无招架之力。大喜过望的宋徽宗立即遣密使入辽，将李良嗣秘密接到东京，并在延庆殿亲自加以召见。在这次宿命般的会见中，李良嗣抛出了一个堪比诸葛亮《隆中对》的宏大战略构想：遣使取道海路，渡渤海进入女真族控制区，与其订立军事同盟，南北夹击辽国，事成后由宋人收回燕云十六州。此即著名的“海上之盟”。
从史书中的记录推断，李良嗣的一番慷慨陈词，几乎立时赢得了年仅32岁的宋徽宗的倾心。他不仅当场下令授这位脱北者为从五品朝请大夫、秘书丞，还赐予其国姓“赵”，令其一手负责与女真人的联络。从政和八年（1118）起，宋使屡次以“买马”为名，渡海进入女真族控制区，与已经建国号“金”的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了接触。宣和二年（1120）三月，赵良嗣亲持国书赴金国都城会宁州，与完颜阿骨打达成初步协议：在金国出兵攻打辽国中京（大定）的同时，宋军渡白沟北伐，攻打辽的南京（燕京）和西京（大同），双方以长城一线作为战区分界线。灭辽之后，宋人可收回燕京周边领土；作为交换，澶渊之盟后宋朝向辽人提供的每年20万两白银、30万匹绢的“岁币”改赠予金国。金人一再强调：盟约结成后，若有一方不能如期展开军事行动，则此前的承诺一概作废。两年后双方划定最终的领土边界时，又确定宋人可以收回燕云十六州中的燕、蓟、景、檀、顺、涿、易七州二十四县；这也是赵宋开国160余年来，最接近北伐成功的时刻。
平心而论，宣和二年宋金盟约缔结之时，金军已经攻克辽国上京，接近控制辽国全部疆域的1/3。即使没有宋人的助力，灭辽成功也只在几年之间。而宋人背弃延续已有110余年的澶渊之盟，不仅要冒直接与金军控制区接壤的风险，还须如约完成北攻辽国两京的步骤，否则便有前功尽弃的可能。而1121年甫一兴兵，变故并接踵而来：两浙一带突然爆发由方腊领导的摩尼教徒起义，连破6州、52县，童贯不得不率领已在东京集结完成的15万北伐军南下征讨。整整14个月后，这支疲惫不堪的大军才从浙江调头北上，但一过白沟即遭到辽军精锐的迎头痛击。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宋军先锋一度攻入燕京城内，但接应部队在童贯初见赵良嗣时的芦沟一带被辽军打得落花流水，被迫一路后撤。失败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太尉童贯头上。
到这时为止，金军已经依约攻下中京，占领了辽国半数以上的领土，正在穿过平地松林（木兰围城）一带、向长城线挺进；而宋军除去取得由降将交出的涿、易二州外，几乎一无进展。为避免触怒徽宗，童贯私下遣员与阿骨打接触，许诺承担军费、粮草开支，并交出燕京城中的全部人口和财富，换取金军代替宋军攻打燕京。当年十二月，金军入居庸关、攻克燕京，悉数掳走城中百姓、金箔。宣和五年（1123）四月，在交出20万石军粮以及100万缗（折合白银约90万两）的“燕京代税钱”之后，宋军终于得以接受燕云七州。
对挟新胜之威的金人来说，征辽行动的一波几折，已经彻底暴露了宋军不善野战、指挥系统庞杂混乱的弊病。尤其是久戍西北、以弓马娴熟著称的西军，在芦沟一战中竟毫无还手之力，更令金人横生轻慢之感。而自我感觉良好的徽宗君臣在度过了屡战不胜的尴尬期之后，此时重新生出了对女真“蛮人”的文化蔑视。当已经被金人任命为平州（卢龙）留守的辽国降将张觉杀死监视的金国官员、向宋朝输诚时，宋徽宗不顾宋金已有盟约在先，笑而纳之，封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嗣后金国出兵攻下平州、威慑燕京，宋朝才不得不将张觉父子枭首交出。继而自作聪明的童贯又秘密联络正在应州一带逃窜的辽天祚帝，许诺降宋后待以亲王之礼，要求辽国残军交出蔚、应两州。宣和七年（1125）二月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虏后，童贯的密信被一并搜出。至此，宋金两国的盟约已经形同破产，在北方边境又屡屡生出摩擦，兵戎相见只是时间问题。
海上之盟订立时，金国正值个性温文、仰慕汉文化的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在位，故对宋政策较为宽松。而在张觉事件发生时，当国者已经换成了远为强硬的皇太弟完颜晟（金太宗），自是丝毫不愿再作容忍。剿灭辽军残部后，金国在云中一带集结重兵，于宣和七年十月以“追讨张觉事件主谋”为名挥师南下。其时距离宋徽宗在延庆殿上与赵良嗣做“隆中对”，恰好10年整。
东京悲歌：“突然死亡”的帝国
为避开太行山脉对主力骑兵进军的迟滞，两宋交替之期金人的大举南侵，一般都采取兵分两路的策略：主力军（东路）取道一马平川的華北平原，过黄河后直插无险可守的东京（开封）；策应部队（西路）出雁门关折向太原，在孟津渡河后从西面迂回东京。宣和七年的侵宋战略即是如此。战事开启后，西路金军初期进展顺利，但在十月底受阻于太原城下，久攻不克。东路主力因为得到燕京周边原辽国部队的倒戈支援，顺利碾过真定府，于十二月初抵达黄河北岸的黎阳（白马津）。宋军匆匆烧毁河上的浮桥，仓皇向南逃去。
东京城中，对飞来横祸毫无心理准备的宋徽宗听闻前线噩耗，第一反应竟是企图南逃，由太子赵恒出任开封府尹、率勤王军队抵抗金人。太常寺少卿李纲在御前会议上据理力争，认为唐朝之所以得以平定安史之乱，全赖肃宗在灵武提前即位，是使将士安心；如今徽宗既已决意离京避难，则“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黑色幽默的是，徽宗乐得做其不必负社稷之责的“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干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命令宦官强行将太子架到福宁殿，披上龙袍宣布即位，是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然而金人并不领情，依旧自黎阳以小舟渡河，继续朝东京进逼。到新年刚过的正月初三（其时已改元“靖康”）深夜，已是肝胆俱裂的宋徽宗干脆唤上童贯、蔡京、高俅等近臣，以“往太清宫烧香”为名逃出通津门，直朝镇江遁去。
父皇既已逃亡，25岁的宋钦宗便也只有硬着头皮登上宣德门城楼，慰勉将士，并任命主战的李纲为东京留守，整军备战。其时金军东路军总数不过6万人左右，因为孤军深入，补给已经吃紧；而东京守军、民兵亦有5.2万人之数，依托坚城固守，鏖战一周未见疲态。金将完颜宗望（金太祖次子）无意恋战，遂遣使节入城，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宋人向金国赔偿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骡驴各1万头、丝绸表缎100万匹作为战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钦宗尊金太宗为伯父；派亲王、宰相为人质，护送金军退过黄河；如此方可罢兵。而钦宗同样畏敌如虎，竟满口应允。最终，宋朝实际交出黄金20万两、白银400万两，并送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后更换为肃王赵枢）和尚书右丞张邦昌入金营为质，以待金军自行撤过黄河。
钦宗与金人议和之时，由西北边镇宿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统率的泾原路、秦凤路勤王兵马已经抵达东京西郊。这两路劲旅素有能战之名，令主战派声势复振。然而有宋一代素来重文抑武，和平时期军人升迁困难，全凭战时功劳方得加官晋爵。姚平仲为独占功劳，竟在二月初一晚间准备未足之时强行出兵劫营，结果被金人识破，一万精兵全军覆没。完颜宗望随即兴师问罪，钦宗被迫将李纲免职。然而自西军主力抵达东京之时起，民间的抵抗热情已经空前高涨。二月初五日，十余万市民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在禁宫之前举行请愿示威，要求召回李纲、罢黜奸臣，声势为开朝以来之最。钦宗只得让步，重新起用李纲为京城四壁防御使，连同十余万西军精锐合力御敌。宗望无意恋战，遂于二月初九日引兵北还，结束了第一次东京围城之战。
完颜宗望虽走，真正的和平却远未到来。受挫于太原城下的西路金军统帅完颜宗翰闻听东路军告捷，羡慕不已，遂分兵取道泽州，继续扑孟津而来。而东京城内的宋钦宗在朝野一致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把从镇江逃回的父亲徽宗软禁于龙德宫，同时将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或诛杀，或流放。至于那个直接铸成大祸的赵良嗣，也在流徙郴州之后被砍下了脑袋。做好此种铺垫之后，朝廷即遣种师道之弟种师中率秦凤军两万人北上，准备迎击宗翰。然而枢密院直到此时仍不改重文轻武的本色，竟从千里之外遥控种师中的进军日程，强令其直趋太原。结果到了五月初，宋军在榆次一带被宗翰的主力包围，全军覆没，67岁的种师中战死。
高度仰赖骑兵机动性的金军部队，每每选择在入夏之后北归草场，放马挂膘。是故种师中虽折，宗翰仍徐徐北归，暂事休整。而在东京，仅仅消停了几个月的官场党争再度兴起：因蔡京被贬而重获重用的旧党门徒们，不思整饬防务，却把精力花在清算王安石新法的“历史错误”上，以致当时流行的民谣嘲讽：“朝廷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东京，却管蔡京。”病急乱投医之下，宋人再度寻求联络已经逃至漠北的辽国残军，不意书信又为金人所获。于是在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兵再度分两路南下，战事霎时又起。
第二次侵宋，金人吸取了此前攻太原不克的教训，先设碉堡工事围住孤城，再吸引宋军主力北上来援。待22万劳师远征的宋军被各个击破后，弹尽粮绝的太原城也终告失守，于九月初沦陷。西路金军随后进展迅速，于十一月初抵达黄河孟津渡口，随后徒步趟过正在枯水期的河床。12万守河宋军士气本就不高，在金人的战鼓声中顿时作鸟兽散。与此同时，完颜宗望所率的东路军也从黎阳渡河，于十一月下旬与西路军会师东京城下。这一回，宋钦宗无法再指望已经被他贬至夔州的李纲，只能寄希望于玄学——枢密使孙傅偶然在占卜用的谶书中读到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郭京杨适刘无忌”，遂在全城大事搜罗，果然找到一个名叫郭京的兵痞。此人自诩能施展“六甲法”，只须集齐7777名生辰八字符合六甲之数的平民，便可屏退金兵、斩杀敌酋。于是市井无赖之徒，纷纷应征入伍以求赏赐。第二次东京围城战，就在这样一片乌烟瘴气的氛围中开始了。
平心而论，尽管此际的东京外无援兵、内有党争，但凭借后周以来经营170年之久的坚固城墙和7万守军，犹有一战之力。金军的强攻从十一月下旬延续到闰十一月底，仍未能在城墙上打开任何缺口。到了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及其“六甲神兵”终于登场，他们从宣化门一窝蜂地冲向敌军阵地，当场全军覆没。回过神来的金军顺势扑向宣化门，径直将其拿下，继而连破通津、朝阳、南薰诸门。到二十六日，外城的四面城墙都已经被攻陷，宋军残部和百姓被困在内城之中。宋钦宗无意再做玉石俱焚的抵抗，便只能在二十九日主动造访金营，屈膝求和。宗翰、宗望两名敌帅对他避而不见，却要求钦宗君臣当场写出一篇骈四俪六的华丽降表，又修改了四遍，最后郑重地焚香设案，要钦宗向北方行礼并口诵降表，最后才将一行人放回城中。
年初第一次围困东京之时，金人已经以“赔偿军费”为由，搜刮过一轮财富。此次卷土重来，他们干脆派特使将宋的国库、内库和开封府库逐一进行盘点，悉数接收，随后用大车分批运往金营。金方的财务人员还将实际夺得的资财与账簿中的数字记录做了比对，計算出一个数量惊人的“差额”——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摊派到全城百姓头上加以征收。在这个漫长的冬天，东京市民冻毙、瘐死、自尽者其数以十万人计。继而金军又提出可以用妇女折抵金银，开封府方面遂兜捕妇女一万人，尽数送入金营。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金人以“为金太宗上尊号”为名，将宋钦宗诱入金营囚禁起来，接着陆续索走皇帝冠冕、车马、玉玺、尚书省印信、司天监天文器材、国子监全部图书以及内庭乐工。宋徽宗在位20余年搜集的古籍名画、奇珍文玩，也被搬运一空。二月初六，钦宗被金兵带到端诚殿，历数其组织抵抗、交结辽人、策反金将的“罪状”后，撤去黄盖、废去帝位，继而太上皇徽宗也被押走监禁。为了彻底断绝赵氏家族继续统治中原的可能，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金人根据此前查抄的名单，要求开封府将在京的皇族宗室男子1000余人，宗室女、嫔妃及诸王王妃3800余人，以及宫女1300余人统统逮捕，送入金营，漏网者不足百人。
三月二十九日清晨，以宋徽宗夫妇为首的第一批高级俘虏分乘860辆牛车，在金军的押送下启程北上，于五月十八日抵达燕京。继而宋钦宗等六批数百人也在四月初接续“北狩”，于七月初抵达燕京，和徽宗一起安置在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中。加上被裹挟北上的官员、平民，金军掳走的人口总数当在10万人以上，其中尤以女性的命运最为悲惨。“靖康”这个年号，自此成为中国人历史记忆中一个长久的耻辱印记。
康王君臣：被怀疑的武将
以“中兴”赵宋而闻名于世的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即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史书中有一个相当惊艳的开场。第一次东京围城期间，哥哥钦宗派遣他和少宰张邦昌作为人质，进入金营陪同完颜宗望北渡黄河。两人入敌营尚不足月，恰逢姚平仲实施那次徒劳无功的夜袭，张邦昌在战鼓和喊杀声中惊得抱头痛哭，康王却神情泰然。金人对此大感诧异，认为赵构已经有了赴死之心，担心他在危急关头自行了断、使金朝要挟宋室的阴谋破产，因此主动将他放回，改索肃王赵枢作为新人质。日后肃王也被裹挟北上，死于金国。
东京再度被围之时，赵构正按照钦宗早先的安排，在河北主持向金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一事。两国既已重新開战，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闰十一月，钦宗遣密使自孤城中送出御书，封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要他在河北募兵勤王。赵构遂在汪伯彦、宗泽等文武官员的拥戴下，于相州设大元帅府，集结了8万人马。东京陷落之后，赵构作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未被金人掳走者，被群臣迎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此地原名宋州，正是160多年前北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地，被认为有王者气象。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20岁生日当天接受了群臣的劝进，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并改元“建炎”，以对应宋在五德始终说中的“火德”气象。
然而这位少年君主帝位的正当性，在当时远非不受怀疑。金军撤离东京之前，已经决定永远剥夺赵宋王室对中原的统治权，“别立异姓为帝”。他们相中的代理人正是在金营中惊惧哭泣的张邦昌。靖康二年三月初七，张邦昌在东京即傀儡皇帝位，改国号为“楚”。但他自知得位不正，一俟金军撤走，立即在民间寻访到皇室成员中未被金人掳走而辈分最高者——54岁的元祐太后。这位孟太后本是宋徽宗之兄哲宗的正宫皇后，早年无故被废，终日以修道自娱。张邦昌将她迎入延福宫之后，自废帝号，宣布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接着又把唯一一块未被金人搜去的玉玺“受命之宝”送到康王那里，劝后者早登大位。换言之，在兄长钦宗并未正式宣布退位的情况下（宋人不承认金朝宣布的废立），康王得以即位的合法性来源，其一是伯父哲宗的废后孟氏，其二是金人册封的伪帝张邦昌，多少显得牵强。这一“正名”问题，日后成为他相当顾忌的一处心病。
值得一提的是，金人在东京拥立张邦昌为帝时，未及逃出的宋室君臣大多表示默认，只有36岁的御使中丞秦桧等十余人公开反对，要求仍立赵氏子弟。完颜宗翰对此大感惊诧，认为秦桧是忠直之臣，遂将他带回北方、予以优待。日后这位“忠臣”政治立场的反转，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情节之一。
无论如何，漏网之鱼赵构竟得以迅速登基，而一手炮制的伪楚政权只维持了一个月就告瓦解，足以令金国君臣恼羞成怒。尽管尚未做好长期经营中原之地的打算，他们还是在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再度举兵南下，对刚刚复国的南宋实施惩罚性打击。被李纲等抵抗派朝臣视为希望的宋高宗，对此的反应并不比已经“北狩”的父兄来得高明——他自忖河南一带在去岁战事中已经迭遭劫掠，无险可恃，干脆主动取道水路逃往扬州。留守东京的老将宗泽在打退金人的进攻后，几番要求渡河北伐而不得，终于在建炎二年（1128）夏天三呼“渡河”而亡。其后金人第二次攻陷东京，北宋赖以起家的豫东平原，至此终于被金国完全吞并。
建炎三年（1129）初春，金军南下江淮，对宋高宗君臣新的栖身之地做试探性攻击。高宗抛下大半朝臣，仅带少数亲随乘船入京杭运河，一路溃逃至杭州，在当地设“行在”（皇帝出巡时的临时首都），并改杭州为临安府。由于事起匆忙，连北宋太祖的神主牌也在乱军中下落不明。护卫御驾出逃的禁军本以为南下之后可以论功行赏，孰料赵构竟将新搜罗的50万贯金银缎帛悉数失落在了扬州，根本无饷可派。暴怒的军士推大将苗傅、刘正彦为首，杀死高宗信用的枢密使王渊和几名宦官，逼迫他禅位给一岁半的太子，并将这位年仅21岁的“太上皇”软禁在显宁寺中。一个月后，韩世忠等人率领勤王军抵达，这才将高宗解救出来。
苗刘兵变仅是南宋初年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插曲，但造成的影响可谓相当深远。由于在兵变前后的变故中受惊，太子赵旉在两岁生日后不久即告病死。而高宗本人在从扬州逃出时，惊惧过度，患上了不能人道的隐疾，自此绝嗣。经历了一次被废，继承人又难以确定，年纪尚轻的皇帝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自我保全和巩固最高权力上。而由禁军将领发起的兵变，助长了高宗对武人的不信任感；再结合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文轻武传统，使得排斥、怀疑武将之风在南渡之后的宋朝相较过去更甚，并直接导向了对金的绥靖政策。
建炎三年冬天的南宋政权，几近沦为居无定所的流亡政府。高宗下令把元祐太后和六宫妃嫔、太庙神主送到江州，以防秋凉之后金军再犯；自己则把行在迁到江宁（南京），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以图恢复祖宗基业（“康”是赵构登基前的王号）。然而一俟金人渡过长江，君臣一行立即出奔明州（宁波）。市舶司设法从福建调来200多只海船，将高宗和高级官员、卫队装上船，在浙江外海漂泊了整整一个多月，待金人退去之后方得上岸。昔日曾以“海上之盟”联金灭辽的赵宋君臣，如今竟如流寇一般亡命海上，再度刺激了宋高宗的自尊心。因为嫌弃“建炎”这个年号并未带来任何好运，他在1131年宣布改元为“绍兴”，重新以临安为行在。
另一方面，在南宋朝廷事实上丧失执政能力的同时，金人也遭遇到了真正的军事挑战。靖康之变前后，北宋政权曾在河北、河南各地广募义兵，一面抵抗金军入侵，一面防范民变。加上过去主要针对西夏的西军转用于抗金战场，这些新生武装逐步成长为独立于禁军系统的另一种力量。建炎三年冬天金军入侵安徽时，即被起家于河北义军的英州刺史岳飞多次击败。建炎四年（1130）春天，昭庆军节度使韩世忠在长江中广布水军，困住金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说岳全传》中习称的金兀术）的10万大军达48日之久。金国君臣在困扰之下，不得不于当年夏天再度炮制出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以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为伪帝，统治黄河以南直到陕西的中原地区，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消失已久的秦桧再度现身了。
神州北望：回不去的中原
两宋更替之际秦桧政治立场的逆转，历来是一个争论颇大的话题，但在心理学上亦有可解释之处。这位江宁书生少时家境贫寒，在24岁考中进士之前曾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备尝人间冷暖。其后虽然迎娶哲宗时宰相王珪的孙女，仕途仍是不顺，长期只在太学担任八品闲官。反而是在他以“气节”为金人所称道之后，获得了难得的礼遇。随徽、钦二帝北上之后，秦桧在金庭备受金太宗以下君臣的赏识，虽然出任的仅是幕僚一类的闲散工作，却获赏赐不绝，难免使他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心理。建炎四年金人将秦氏夫妇放回南方，未必存有多么复杂的机心，或许只是为了释放和平空气，以缓解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和人力负担。而秦桧则成功地将这一偶然事件发展为他的政治资本，进而通过实现宋金和议回报了金人对他的优待。
秦桧夫妇返归宋庭之初，并非没有遭到过质疑。不止一名朝臣责问：以他一介书生的膂力，怎么可能在楚州軍帐中杀死金人卫兵，继而夺船出逃？秦桧对此的解释是，假如他是金国派回的奸细，金人必会将其妻留在北方作为人质，以持续加以要挟；而他能携妻子一同脱身，恰恰说明一切仅是天公庇佑，机缘使然。更重要的是，赵构愿意相信他的说辞：对宋高宗而言，北方来客秦桧之于他的价值，正如同徽宗时代的赵良嗣。这位政和进士在靖康之变中坚持要求复立赵氏的表现，已经显示了他的忠心；而秦桧带回的有关北朝宫廷以及被囚的徽、钦二帝的情报，更是物以稀为贵。从秦桧口中，赵构第一次得知了父亲和哥哥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的消息，也获悉自己的生母韦氏尚在人间。秦桧更暗示：金太宗完颜晟已经改变了青年时代敌视汉人、汉学的偏见，正在北朝仿照汉礼制订金国的典章制度，且有意实现对宋和平。这正是两国罢兵讲和的良机。
绍兴元年（1131）三月，秦桧被授予参知政事一职，登阁拜相；随后又兼知枢密院事，得以与闻军机。他上台后的第一项政策，便是放出“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风声，以为和谈创造舆论环境。然而此时和他共事的另一位宰相吕颐浩资历更老，权力欲也更盛，又得到韩世忠的呼应，发动言官弹劾秦桧，使其任职不到一年就挂冠而去。但金人同样准备了和战两手：绍兴三年（1133），金军以主力进逼关、陇，企图越过秦岭迂回到淮河中游；同时在长江中游由伪齐政权出兵，协同进军以为策应。但这两路攻势分别遭到边军宿将吴玠、吴璘以及岳飞的抵挡，最终齐齐落败。1134年之后，宋金之间进入了历时近两年的僵持期。
事实证明，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始终是政治，而非军事。绍兴五年（1135），金宋两国几乎同时迎来了重大的政治转折。在北庭，力主对南用兵的金太宗病重不治，由其侄完颜亶（金熙宗）继位。金熙宗汉化程度极高，对伪齐政权这个前朝遗物每多厌弃；在重臣完颜昌等人的倡导下，他提出了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给南宋，以实现长期和平的计划。而在南朝，与秦桧私交甚好又得高宗信任的张浚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枢密使，专事负责将建炎以来独立成制的地方各军收编为中央军的改革。在他的推动下，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张俊（与张浚非一人）四位“中兴名将”麾下独立称制的野战军被统一更名为“神武军”，各负责一个战区的防务。但在整编淮西刘光世所部的过程中，却发生了统制官郦琼因不服管束，裹挟4万大军及16万百姓投奔伪齐的兵变，使得宋高宗对武将的不信任感再度高涨。至此，宋金议和的初步条件已经具备。
绍兴七年（1137），为“帝”七年有余，以南侵无能、扰民有道著称的伪齐皇帝刘豫被金人废掉，扫除了和谈最大的政治障碍。次年春天，秦桧再度等阁拜相，旋即开始和金国来使展开接触。此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昌正是秦桧在北庭时的政治伯乐，双方一拍即合。在早年参与过“海上之盟”谈判的金人乌陵思谋的斡旋下，金国承诺归还河南、陕西之地，送回已故的徽宗夫妇的梓宫以及尚在人世的赵构生母韦氏；作为交换，南宋必须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成为金的藩属。但在征宋战争中屡立大功的完颜宗弼（兀术）对此深怀不满，在两年后以“谋反”为名诛杀了完颜昌，随即于绍兴十年（1140）兵分两路，再度挥师南侵。
1138年宋金和议初步达成时，河南、陕西尚为南北犬牙交错的前线地带；而在两年后兀术再度南下时，河南中部以及黄、淮之间已经进驻了宋军的野战部队。兀术的重铠骑兵“铁浮图”和并排骑队“拐子马”在进至顺昌府（安徽阜阳）时，遭到东京副留守刘锜的截击，死伤1.5万人。随后在郾城和颖昌，岳飞所部“岳家军”又两次重创金军，一度攻至距离东京仅有45公里的朱仙镇。倘若继续推进，全歼金军固属勉强，完全恢复河南之地、迫使金人退回到1138年时的国界线仍有较大希望。然而在秦桧的一再进谏下，宋高宗最终连发十二道撤军金牌，令岳飞班师回朝。河南全境重新为金军所占。如岳飞本人所言，“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绍兴年间的南宋文人在语及岳飞“莫须有”之冤时，每每将责任归因于秦桧弄权，而将宋高宗的定策解释为“尽孝心切”，担心岳飞继续北伐会使金人改变释放韦太后的承诺。这一论调显然忘记了，宋国收回河南与韦太后南归本是绍兴八年和议平行载入的内容；只要“岳家军”的推进不超过河南之界，宋人并不能算背约。更何况自赵构一生的行事逻辑看，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感伤软弱的人，相反每每残酷而有逻辑。与其说他的初衷是保护尚在北庭的母亲，莫若说是规避风险：哥哥钦宗尚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倘若金人一急之下将其放回，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将遭到严重冲击。宋金重新开战之后，“岳家军”已经成为全国军容最盛、最被认可的军事力量，倘若岳飞借此谋求政治地位，甚至挑战朝廷的权威，唐末藩镇坐大的故事可能重演：赵构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先祖赵匡胤就是被将士自行“黄袍加身”的。更何况，秦桧一党背后现在有整个浙东士大夫集团作为支撑——相较克复东京、还都河南，行在设在临安无疑能带来更大的财政和政治红利。相比看不见、摸不着的“直捣黄龙府”，抓住眼前已经成为现实的江浙财源和人心才是更确定也更保险的。
于是，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订立的第二次宋金和议，最终使南宋蒙受了相较三年前更为沉重的代价。宋金国界东段由黄河一线变为淮水一线，西段以大散关为界。宋国交出此前收复的唐、邓两州，并割陕西的商、秦两州各一半的土地给金国。此前生活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北宋遗民，现在被重新划分为“北人”，仅具有金国国籍，一旦越界须由宋国押还。淮水中流以北，自此即成天涯。另外，宋国还须奉表称臣于金，金册封宋主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宋国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起交付。和议缔结之后一个月，已经被剥夺兵权的岳飞父子被赐死于风波亭。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17年，34岁的赵构终于可以长长松一口气，继续去过安逸平稳的后半生了。绍兴和议达成之后，他又活了整整46年，亲眼看着秦桧权倾朝野，又亲眼看着这名权臣咽下最后一口气。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背约南侵，旋即因内乱败北。宋高宗随后将帝位传给了族侄赵瑗（宋孝宗），继续做了25年太上皇。1187年去世前，他下旨不建正式皇陵，仅在绍兴一带设简单的“攒宫”安放梓宫，以待将来迁回河南巩义的赵氏皇陵安葬。同样暂厝于绍兴的还有韦太后从五国城携回的宋徽宗的灵柩。讽刺的是，假使绍兴十年他不去打断岳飞的北伐之举，赵构父子的梓宫本来是可以风光还乡，入土为安的。
至于1161年死在北方的宋钦宗赵恒，宋高宗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迎回他的灵柩，金人最终自行将钦宗的棺材埋入了巩义皇陵，称永献陵。元朝初年，绍兴和巩义的宋帝陵都被喇嘛僧人杨琏真迦盗掘，徽宗和高宗的遗骨其时已经化尽；而在宋钦宗的棺材里，人们没有发现骸骨或陪葬品，只找到一盏枯灯。
1279年3月19日，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在崖门海战中投水溺死，偏安江南122年的南宋灭亡。在这场战役中，指挥元军舰队的张弘范是出生于河北易州的原金国汉人。易州曾是“海上之盟”后，金人奉还北宋的燕云十六州土地的一部分，但在绍兴和议缔结后被重新划定为“北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弘范这个“北人”的身份标签，乃是南宋的开国皇帝高宗赵构在100多年前亲手贴上的。
封面引荐
马未都：
像宋朝人一样，做精神上的贵族
2018年，我们的文化生活延续了近年来全民“娱乐至上”的风潮：一切都是综艺，一切都需要通过综艺的形式来呈现。无论是音乐、艺术、知识、历史，还是其他需要严肃讨论的领域，都轮番以生动活泼却难免浅显的样貌走向观众眼前。
对此，马未都多少持點保留态度。
“有点儿像骗小孩吃药。”他这样说道，“小孩嫌药苦，就加点糖水或橘子水，哄着灌下去。但是真要想效果好，就别管多苦，一口咽下去才行。”于他而言，适当的娱乐精神无可厚非，但要是动了真格，实在地学习审美、获得知识，吃下苦药乃是必经之路——要啃最难读的书，要花费无穷的气力与工夫去“悟”——没有捷径，更没有任何一件“娱乐”的糖衣可以稀释漫长学习中的枯燥与艰深。
除了“悟”以外，马未都觉得选择良好的范本也很重要。在诸多朝代中，他认为宋朝是最值得学习的对象。一是因为这个朝代足够“长寿”，二是因为宋代的器物达到了中国美学的巅峰。他在百家讲坛以及其他节目中常常讲起宋朝，用轻松的语言和严肃的态度：
在宋朝，官方和民间都能进行高度审美；在宋朝，贵族文化和大众文化有机会交叉碰撞；在宋朝，跨越了300年的文化建设正翘首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理解、去学习……
不过发现、理解、学习岂是易事？没有任何一种高度浓缩的公共经验是有效的。正如马未都所说，颈椎坏了，内行的骨科大夫绝不按颈椎；要学表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用，该读尼采、萨特、朱光潜。
那么学习宋朝，又该从何而起呢？
为何会觉得明清瓷器远不如宋瓷 ？
明清彩瓷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它只是一种对表象的追求，一种对感官的刺激。从工艺角度上来讲，康雍乾三朝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巅峰；但是又不具备潜在的思想意识，无法再现宋代的陶瓷美学。
什么是所谓的“贵族精神”？
我们求这里的“贵族”不是狭义上的“贵族”，不如说是一种抽象于普通世俗景象的文化精神……
你心目中有没有能代表宋朝的历史人物或是器物 ？
论人物，我觉得是苏东坡；论宋瓷，我觉得是定窑。
马未都
观复博物馆、
观复APP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