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风光,片游记,网络相册
陈赛
“物”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知识，是如何观看。
好奇心的回归？
在大英博物馆的书店里看到一本小开本的《彼得兔的故事》，翻开一看，竟然是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写的，不禁哑然失笑。
在大英博物馆里待了几天，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颇为熟悉，虽然弯弯曲曲的线条勾勒的仍然是一个个奇奇怪怪的符号，偶尔也会有一些一眼就能辨认的图案，比如一个人、一只鸟、一条蛇，或者一只兔子……
更有趣的是，这本小书没有英文原文，这意味着你必须大动干戈，去找到一本原版的英文书，再对照着英文自己翻译出来。
这就是好奇心被撩拨起来时的滋味——对于一种陌生、遥远的东西，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密感，仿佛似曾相识，仿佛一段历史突然爬过你的指尖。于是，你想知道更多：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在大英博物馆里，我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撩拨。比如在古埃及馆看到一只小小的鳄鱼木乃伊，无论从时间或者空间，无论从文化还是仪式，它对于我都如此陌生，但看到这样一种如此强悍的物种，却以如此幼小、脆弱的姿态留存了数千年，摆脱了死，也否定了生，让我感到一阵奇异的物伤其类的悲伤。
穿过透着冰冷的死亡气息的木乃伊馆，突然进入一个铺满了墓室壁画的房间（内巴芒墓室），其中一幅描述男主人在池边狩猎，花鸟虫鱼，猫扑蝴蝶，小女儿在河边戏鱼。画面罕见的明亮、生动，充满了生的欢愉与温暖，而无半点腐朽之气。
在中世纪馆看到玻璃柜里的刘易斯棋子，骑士狂咬盾牌，教皇老谋深算，国王志得意满，王后则一脸无聊到死、生无可恋的样子，这是一个中世纪贵族们玩的战争游戏，但无名的雕刻家给这些棋子注入了如此丰富的人性与幽默感，仿佛它们自成一个戏剧舞台。一切都在那里：权力、性别、政治、宗教、美、恐惧。你忍不住怀疑，到了夜深人静时，它们之间是否会上演一场荒诞的战争剧？
在阴暗的墨西哥馆，一片蛮荒气息之中，一个石头台阶上，一条盘绕的石蛇和两个蹲坐的人形石像，一尊是爱与艺术之神，一尊却是死神，茫然地望着远方。
在罗马馆，一位馆员老太太给我看一枚小小的薄薄的硬币，上面是一位罗马国王的头像，她告诉我，那是哈良德大帝，是罗马国王中第一个蓄胡子的皇帝。
第一次进入大维德瓷器馆，看到满屋美丽的瓷器，在昏暗的灯光下，仿佛发着光。作为中国人，瓷器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器物，但这些瓷器太过美丽，美得近乎抽象，近乎神秘，反而显得陌生。我听到一位英国老太太在一旁喃喃自语：“这些中国人，他们如此爱这些美丽的东西。”
在古代欧洲馆，有一块鹅卵石，被雕刻成一对情侣对坐相拥的姿态，脸上没有五官，也许本来就没有，也许是已经被时间磨损掉了，但他们的胳膊和腿都紧紧地缠绕着对方，没有丝毫缝隙。更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石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从侧面看是一个两人拥抱的远景，仰视像一根阴茎，俯视则像阴道。这个雕像被简单的命名为“情人”（Lover），正对着的是一个古老的磨具，代表欧洲农业时代的到来，而不远处则是一具当时出土的完整的人类骸骨，孤孤单单地躺在棺木之中，让人想到“食色性也”“红粉骷髅”。
可是，为什么？古埃及人为什么要把一个小鳄鱼做成木乃伊？他们希望向神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墓室的主人是谁？他在世间的真实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中世纪的象棋棋子有着如此呆萌的表情？为什么阿兹特克人的死神以这样茫然的目光凝视远方？那位罗马国王为什么要蓄胡子？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制造这些美丽的瓷器？那块一万多年前的小石雕，代表的只是性，还是爱的表达？最初雕刻这块鹅卵石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制造了这样一个图像？人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表达爱情的？
我发现自己频繁地伸出手指，隔着玻璃柜，无意识地指向那些玻璃柜背后的东西，仿佛在这样的动作中能得到某种答案。
“指”通常是一个小孩子才有的动作，尤其是在学会说话之前。当他/她想得到某个东西，或者想了解某个陌生的东西时，就伸出手指，挑起眉毛，望向身邊的大人，意思是，“那是什么？”
好吧，我的心智恢复到了幼儿状态，身边却没有一个大人可以解答我的疑问。
后来，在采访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托马斯·尼古拉斯（Thomas Nicholas）时，他告诉我，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博物馆存在的目的不是给你答案，而给将你引向问题。
在《好奇心的回归：21世纪博物馆的复兴》（The return of curiosity：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21 century）中，这位教授提出，博物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在于鼓励一种“好奇心”——对于那些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渴望，对于差异的开放性，以及一种悬置判断的意愿。
他认为，对于新奇的事物、经验或者境况的兴趣，深植于人性深处。人类之所以有能力进入并真正主导许多环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繁荣昌盛，都是拜好奇心所赐——“如果我们从来不想吃点新东西，尝试点新技术，或者对陌生的远方心怀向往，你能想象，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变化，农业的实验、技术的革新，或者旅行、跨文化贸易是如何可能的吗？”
事实上，大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人类的好奇心之上的。
启蒙馆：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踏入大英博物馆的大厅，你会发现脚下镌刻着这样一行大字：
And let thy feet
Millenniums hence
be set in the midst of knowledge
这是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意思是“让你的双脚，在此后的千百年里，都站在知识中间”。
这首诗里令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即便再多的好奇，以有限的智力与生命，渴求千年的知识，岂非虚妄？
大英博物馆创立于1757年。那是一个与今天很不一样的世界——距离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而距离达尔文发现人类和猿类有共同的祖先还有100年。启蒙之光渐渐照亮世界，但世界仍然布满未解之谜。地球到底有多古老？人类的历史始于何时，始于何处？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什么？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发明？
作为启蒙时代诞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经常被拿来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对比。概念为先的法国人写了一套书（1751～1776，35卷），而经验主义的英国人搜集物，并将它们置于一个建筑之内。更重要的差异是，狄德罗被扔进了监狱，《百科全书》被禁，而英国议会建立了大英博物馆，支持对过去之物、对异域文化的智性探寻，以理解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从而重新认识当下的世界。
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agor）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英国人的这一决定背后显然带着启蒙时代独特的理想——知识与理解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狭隘与偏执的解毒剂。对不同社会与宗教的研究，能促成宽容与理解，“就像格列佛归来，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组织方法不止一种”。
同时，他也提到这一决定背后还有很实用主义的考虑。18世纪中期的伦敦正处在一个很特别的历史阶段——因为航运的发展，这座城市正史无前例地处在同时可以与全世界做交易的状态。要跟全世界做交易，就必须先了解全世界。当时的伦敦没有大学。牛津和剑桥太过强势，阻挡了任何在伦敦建一所大学的企图，所以他们建造了一座博物馆——“你可以从全世界搜藏东西，比较它们，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思考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尼古拉斯教授建议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启蒙馆（Enlightenment Gallery）绕一圈。
“看，看，再看，”他说，“这是参观博物馆唯一正确的方式。”
启蒙馆位于大英博物馆大中庭的中央位置，又称“国王图书馆”，曾经用于收藏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7万多册私人藏书以及大量的硬币、印章。1998年这些书被移至英国国家图书馆之后，这个图书馆就空了出来。2003年经过重新装修，变成了一个以启蒙为主题的展览馆。
这是一座巨大的圆拱形建筑，其古希腊复兴式建筑风格被认为是启蒙理想的一种视觉表达——古希腊的艺术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美的理想，也是古希腊人向当时的欧洲人展示了如何质疑既定的观点与权威。
一张卡片上这样解释道，所谓“启蒙”特指一个“理性、发现与学习的时代”（1680年到1820年之间），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经过启蒙的男人与女人相信，揭开过去与宇宙之谜的钥匙，在于对自然世界与人造世界的直接观察与研究。他们狂热地收藏化石、火石、希腊花瓶、古代文字，进行编目、分类、对比，是为了给它们重新赋予秩序。”
启蒙馆的入口处是一块罗賽塔石碑，这是一块橡胶材质的仿制品，真正的罗赛塔石碑位于不远处的古埃及雕塑馆里，封锁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柜里，在古埃及的石狮、法老、众神的簇拥中，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膜拜着。
导展员说，启蒙馆的这块仿制石碑每隔几年就要换一块，因为每天被来往游客们摸来摸去，没多久文字都被抹平了。我仔细看这块石碑，果然已经磨损得颇为严重，尤其是几个被椭圆圈出来的图案。
这些椭圆圈据说是揭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之一——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第一个意识到，被这些圆圈圈住的很可能是法老的名字（也许古埃及人深信名字是有魔力的，外面加个圈可以起到保护的功效），也就是“托勒密五世”。这就是最早被破译出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罗赛塔石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机器。托勒密王朝时期刻下的一段枯燥的税收法律条文，因为同时以三种语言书写，其中一种语言是拿破仑时代的人们十分熟悉的语言（古希腊语），而另外一种语言是已经失传了上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而拯救了整个古埃及文明的文化记忆。
资讯：为什么罗赛塔石碑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在他死后，他的大将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之后他的后人一直统治了埃及300年。
托勒密不愿意学埃及语，就命令所有的埃及官员都使用希腊语。于是，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希腊语一直是埃及的官方语言。（事实上，在托勒密王朝300年的历史中，埃及艳后是第一个学会埃及语的统治者。）
还有另外两种语言，都是古埃及语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通俗文字，另一种是祭司使用的象形文字。在罗赛塔石碑制作的时期，象形文字的使用已经大幅减少，只有神庙里的祭司才会用。500年后，再也没有人能阅读这种文字。
在此后2000多年里，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都曾经统治过埃及。
罗赛塔石碑之于大英博物馆，大概就像蒙娜丽莎之于卢浮宫。它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一门语言，甚至古埃及文化本身，而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对于过去的好奇心，以及理解过去的种种企图与努力。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学家，人为什么会对过去的东西感兴趣呢？
他的答案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部分的答案要从过去寻找。”
澳洲原住民相信，这个世界是要通过“做梦”来维系的——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动植物。故事、歌曲、绘画、舞蹈都是做梦的一部分，都是在讲述它们过去的记忆。他们相信，一旦梦停止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植物、动物甚至夜空，都会死亡。
对现代人而言，博物馆是存放“过去”的地方。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历史与文化范围之广，几乎涉及了整个人类的“过去”。而我们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来到大英博物馆，大概就是觉得这里隐藏着某些线索，能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茫茫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启蒙馆大概是整个博物馆里最安静的所在。古老的地板踩上去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特别响，所以经过这里的游客都不自觉地有点踮着脚尖走路。你还会注意到，午后的光线从二层巨大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一排排的玻璃柜上，光线的重重折射有时候会让人的视线迷失，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
在启蒙馆（事实上，在整个大英博物馆），这种失焦的感觉都一直如影随形，因为收藏规模实在太大——一排一排的玻璃陈列柜仿佛没有尽头，里面陈列着书本、雕塑、植物、昆虫、矿物、化石、硬币、印章、钟表、显微镜、美索不达米亚的写字板、埃及的木乃伊、古希腊陶罐、罗马墓碑、中国瓷器、印度佛像、非洲象牙、美洲面具、中美洲的花盆和祭坛……
这些陈列柜有个专业名词叫“好奇橱柜”（curiosity cabinets），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绅士们图书馆里的标配，是财富、品位、文化以及隐秘的癖好的象征，相当于现代人的自拍照。
其实，200多年来，大英博物馆在体积上虽然一直在扩大，但就其智力野心而言却一直在缩小。1824年，博物馆的绘画收藏转移到英国国家美术馆；1880年，岩石、矿物、化石以及动植物标本等自然科学藏品转移到位于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中独立出去，馆内所有的藏书转移到大英图书馆。
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只剩下了800多万件文物。虽然以这些文物涵盖的历史时空范围之广，仍然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百科全书”的气质。但只有在启蒙馆，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博物馆最初的智力野心——所谓“思考整个世界”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类的、自然的、超自然的，都聚集在一个屋顶之下。
一张解说卡片上这样写着：“在那个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吸收一切人类的知识。那是一个博物的时代。哲学与科学无法离开神学。男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并非专于一职，而是集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
在现代人看来，接受知识的限制本身是对待知识最基本的态度与常识。但当时的英国知识精英，比如大英博物馆实际上的创立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他真的相信可以为世间一切东西取样，然后一一分类、对比，梳理万物的秩序与结构。当然，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一切的智性求索都是为了理解造物主的意旨。
他曾经热衷于收藏世界各地的鞋子，以对比不同文化的服饰与日常生活的差异。启蒙馆的一个柜子里仍然能看到他当年收藏的一些样品，包括日本的丝绸拖鞋、比利牛斯山脉的草鞋、印度的彩木鞋、摩洛哥的羽毛鞋，甚至包括一双用人皮制造的鞋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军事和贸易力量登峰造极，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开拓，商人、探险家和外交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自然与人造的curiosities”带回伦敦，以满足当时英国人近乎贪婪的好奇心。
这些好奇心，经过各种整理、分类、对比以及实验，一部分促成了现代自然科学分支的发展，比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另一部分则衍生出了考古学、钱币学、文字学、民族志、艺术史等新人文学科。在启蒙馆里随便转转，约翰·雷、詹姆士·赫登、玛丽·安宁、约翰·温克尔曼、理查德·佩恩·奈特等人的名字、收藏、塑像时常会冒出来，提醒我们当年这些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与大英博物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印象最深的，是玛丽·安宁发现的鱼龙头骨（侏罗纪早期的海生爬行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装满了贝壳、海螺化石的玻璃柜里。隔着昏暗的玻璃，几乎看不出来是一个曾经有过生命的动物头骨，更像是一段朽木，带着洪荒深处的平静与漠然。玛丽·安宁自幼家贫，在父母死后靠挖化石供养自己与家人，不料在发掘中显示出了对这份工作的惊人天分，而后成为一名出众的古生物学家。她发现这块鱼龙化石的时候才12岁。
玛丽·安宁（1799～1846年）是一位英国早期的化石收集者与古生物学家。她曾有过三次重大的发现，1811年发现了史上第一具完整的鱼龙化石；在1821年，玛丽·安宁发现了史上第一具蛇颈龙亚目的化石；1828年，玛丽·安宁发现了双型齿翼龙化石，也被认为是第一个完整的翼龙化石。是她发现生物会灭绝的关键证据。
那个时代的人们多少相信《圣经》的说法——世界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004年，但玛丽·安宁发现的化石让人们开始怀疑，大洪水之前地球上也许生存过一些没有拿到挪亚方舟船票的动物，而地球之古老也许超乎人们的想象。
这些化石为“深层时间”（Deep Time）提供了最初的证据。英国生物学家斯蒂芬·琼斯教授在解释这个概念时曾说：“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转变就体现在人们对时间的态度上。我们认识到，时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已过去的还是未曾来到的。我们应该记住，在深层时间的语境里，珠穆朗玛峰在不久之前还位于海底，因为一些最为完好的鲸化石便是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的。”
在伦敦的时候，我专程去过一趟位于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一个关于“人类进化史”的展馆完整记录了人类在地球上200万年的时光。那是一个由各种古人类骸骨组成的展览，而其中最让我震动的是一个孩子小小的头颅，大概不超过三四岁，眼眶处有一处触目惊心的裂痕，解说上说可能是被鹰袭击过。
那个受伤的小小颅骨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回國以后，我还时常会想起非洲大草原上，那个人类小男孩在深层时间里无所依傍的脆弱状态。
关于人之为人的本质，英国考古学家克莱夫·盖博（Clive Gamble）给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人之为人，就是包裹（wrapping）——无论是包裹在衣物里、包裹在礼盒里、包裹在各种概念里：我是谁？什么是英国人？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世界公民？层层包裹的过程，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建立的过程。所以，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就是以物、以思想、以关系包装、包含、包围自己”。
深层时间是没有包裹的时间，人类活动唯一能留下的物只是石头，或者自己的残骸。但在被包裹的时间里，人与物的关系是考察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人创造了物，而物又在很大程度上“包裹”了人的生活，并在“包裹”中层层构建了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博物馆是物的“避难所”。它们都失去了自己的世界，被聚集在一个本不属于它们的时空里。但它们身上仍然保留着曾经被使用过的印记，它们的取材、工艺、用途以及之后漫长时光里的各种辗转，被掩埋、被发掘、被收藏、被阐释、被分类，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过去的线索，个人的兴趣及动机、社会的价值，以及那些生活中太过基础而无需书写下来的东西。于是，一个物的阐释可以有无数种可能，取决于阐释者的身份、目的、视角、立场、技术。
在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人们更期待的是从这些物中寻求某种“连接”，或者说“统一性”，无论是在文明的进展过程中，还是在宗教的共性中。按照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的说法，即使到今天，这仍然是大英博物馆最珍视的一种传统——“博物馆里的东西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跨越时间、空间和人，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
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象形文字被摆在一起，被用于探寻拉丁文的起源；古希腊硬币上的文字被用于破解犍陀罗文（一种通用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古印度文）。学者们对比来自不同宗教的神，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共同起源的证据。在18世纪，不少学者认为埃及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摇篮。大英博物馆的第一本指南上还特别指出了古埃及的神像与美洲的神像之间的相似处。
启蒙馆最蔚为壮观的一个玻璃柜里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古埃及的神、古希腊的神、古罗马的神、印度的神、中国的神、日本的神……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像背后，其实指向一种共同对于世界、对于存在的好奇与不解。就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宇宙》中所写的：“我们的先人热切地渴望理解这个世界，但苦于没有偶然发现合适的方法，于是他们想象了一个很小的、奇怪又整洁的宇宙，其中的主要力量来自各式各样的神，如安努神、埃亚神、沙玛什……”
有一些神我已经能辨认出来，比如那个头上顶着太阳光盘的狮头女神，是古埃及神话里的战争女神赛克迈特（the mighty one）。她是太阳神“拉”的女儿，传说中是她的呼吸创造了沙漠。她曾经因为与人类共谋反叛父亲而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她与毁灭和瘟疫有关，但又有治愈之力。
世界各地的神话里似乎都有这样集创造与毁灭于一身的神。比如湿婆，印度教里的三大主神之一，既负责创造，又热衷毁灭。他是妖魔鬼怪的统帅，也是舞蹈之神，他的舞蹈象征着宇宙的永恒运动，但在一个时代结束时，他通过跳坦达瓦之舞完成世界的毁灭并使之合并到世界精神之中。欧洲高能粒子中心摆着一个湿婆坦达瓦之舞的青铜雕塑，是否暗示着科学在这个时代某种与神相似的角色？
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看似全面接管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权，但神灵并没有真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过。事实上，这段时间，大英博物馆正在办一个“与神同在”的展览。一个小小的狮头人雕像（Lion Man）是这场展览的主角。这个雕像是4万年前冰河时代的东西，狮子的头、人的身体，由猛犸象的象牙雕刻而成。猛犸象是当时最庞大的动物，狮子则是当时最凶猛的动物。它的脸上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看上去很强大，很自信，但又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踮着脚尖，仿佛在倾听，在凝视。策展人说，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宗教信仰最古老的证据。
4万多年前，恰恰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惊人的认知变革发生的年代。考古学证据显示，那段时间的智人在日常用具上显示了一种明显的时间组织上的变化：工具在使用之前就已经造好，住宿的空间设置显示主人有了长住久安的意思。当然，食物和庇护所都是生存所需，提前安顿好也算理所当然，但还有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洞穴壁画、工具的多样化与风格化，身体饰物的制造以及新的墓葬仪式。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壁画和墓葬起到了一种类似于“物理道具”的功能，以召唤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想象世界。
考古学家还告诉我们，“与数百万年的进化相比，想象力只是最后一分钟的飞越，但它对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之大却无可估量”。
但是，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想象力呢？冰河时代，苦寒之地，连温饱生存都是奢求，为什么会有人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一块猛犸象牙上刻下一个并不存在的狮头人的形象？“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它是谁，或者是什么，但一定是有无数人不断用手抚摸过它，它的躯体才会变得如此光滑。”
即使对它一无所知，但仅仅看着这个雕像，仍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平静感。狮头人那穿越了4万年时光的微笑似乎带着一种笃定的确信，确信自己会被发现，确信自己的故事会被无尽地讲下去。
英国艺术家马克·奎恩在谈文物与艺术品的区别时曾说：“文物是历史性的，它来自过去，并停留在过去的时间里。而艺术品则是当下的，它也许来自过去，但随着时光流动，永恒地处在当下。”
按照这个标准，这个狮头人雕像显然是一个艺术品，一个情感的时光机器——一个人创造了一个东西，仍然能够直接与4万年以后的人对话，仍然能够抚慰4万年以后的人心。
有一瞬间，我甚至有一種强烈的冲动，想要伸出手去，将这个小小的狮头人握在手里，感受汹涌的时光在手心倒流，带我回到4万年前那个黑森林的篝火旁，听一听它的故事。
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是一个人勇敢地使用理性，去解释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但是，如今我们再次面对博物馆里的这些物，仅仅知识与理性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古老的想象力。事实上，真正让我们与那些冰河时代的人类连接起来的，不是知识，而是想象：我们都在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并生活其中。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想象的世界。这里所有的物都有赖于我们的想象才能变得真实。
尼古拉斯教授在那本《好奇心的回归：21世纪博物馆的复兴》中一直在强调现代博物馆应该鼓励这样的观看与想象。他提到格里森·佩里（Grayson Perry），英国新生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组织过一场特展“无名工匠的墓地”（The Tomb of the Unknown Craftsman）。
这位艺术家从大英博物馆的800多万馆藏中挑选了一批与他自己的风格与题材产生共鸣的手工艺品，包括25万年前的石器刀具、爪哇的蜡染、埃及雕像、日本的神龛等，并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来自无名艺人之手的文物与自己的作品混在一起。隔着数千百年的时光，那些古老的工艺品竟然仍能赶上当代视觉文化的演变，令人难以分辨哪些是馆藏，而哪些出自佩里自己之手。
那可能是大英博物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卫报》当年的评价是：“不仅佩里的作品像一个迷路的孩子重归家园，而透过他的眼睛，过去以一种光彩照人的方式再度复活。”
文本与物，各说一半
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BBC合作推出一档广播节目，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800万个文物中选择100个，叙述人类200万年的历史。这个节目后来不仅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巡展，还被出版成了一本书《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包括中文。在英国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抱着这本书啃。
逛博物馆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常常走上两三个小时就觉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昏，可能是大脑因无法消耗太多的知识而制造的罢工行为。但阅读这本书却是一种绝对的愉悦。至少我从未想过，原来物可以提供这样有趣的看待历史的视角：
一把6000年前的玉斧，记载了人类对于远方最初的迷恋——后世的研究发现，当时制造这把玉斧的人，明明山脚下就有同样的玉石块，却选择爬到2000米高的山巅去采集一块同样质地的石头。
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中那种充满“日本风情”的蓝色原来是一种18世纪早期在德国合成的染料。一种代表了日本在18世纪遗世独立的姿态的色彩，恰恰是这个国家从欧洲汲取所需之物的象征。
一套小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茶具背后，隐藏着19世纪的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情况，隐藏着对工人阶层的驯服，对各大洲农业的重塑、数百万人的流动，以及全球航海业的发展。
阅读的快感很大程度来自于物与文本、科学与想象的配合——物提供问题，而文本提供背景；科学提供解释，想象则提供某种诗意的连接空间……
就像往水中投下一块石头，在考古学、人类学、材料学、生物学等各种现代学科的帮助下，隐藏在这些物件背后广阔复杂的历史经纬，如权力、战争、宗教……一一呈现出来。
穿过物的层层面纱，我们看到，如此异质的文化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如此之多。这些来自过去的、遥远异域的人，与我们一样，有着生的欢愉，死的恐惧，失去的悲伤，同样为万物的意义而困惑。
正如作者尼尔·麦格雷戈所说，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主要是通过文献解读历史，“关于如何评判文献，我们有好几百年的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文物的价值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即使到今天，如果没有文本的支持，历史学家对于使用文物，包括图画、雕塑、陶罐作为历史证据仍然保持高度警惕。
当然，物的问题在于，它们的信息量很少。如果不了解古埃及的一些基本历史与事实，就不可能在凝视拉美西斯二世的目光时，感受到其中的力量、不朽以及最终的荒芜。
如果不了解古巴比伦人的智慧，你看着亚述馆里那些鹰翅狮身兽，会觉得是很陌生很遥远的存在，与现代世界毫无关系。（古巴比伦人发明了轮子、60进制以及星象）
如果不了解罗赛塔石碑辗转的命运，你不会理解这个大英博物馆里看似最平淡无趣的文物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它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意外。它曾经只是摆在古埃及某座神庙里的一个石碑，刻着你能想象到的世上最无聊的税收法令，然后王朝变更，神庙被毁，石碑沦为建筑材料。直到1000多年之后，拿破仑出兵埃及（1799年），几个法国士兵在重修古堡时发现了这块残缺的石碑。是什么让它幸存了千年？是什么让它被挖出来？又是什么让那个最初发现它的士兵心中一动，停下来朝这块貌似平凡无奇的石碑多看上一眼，做出這样的判断——“这块石头可能挺重要的。”而那些当初建造罗赛塔石碑的人，谁又能想到，2000年后，这样一个无趣的石碑会成为解读古埃及文化的唯一工具？正如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理查德·帕金森所说：“如果一块石碑，在各种战火与争夺之中，最终成为一种理解与同情的象征，说明人类历史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
但是，确实有一些历史，有一些故事，只有物能够讲述，比如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或者失败者的故事。毕竟，书写的发明不过6000年。在大英博物馆，你能看到人类最古老的书写系统——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刻在一块块黏土板上，沉闷、破旧、歪歪斜斜的，像烤坏了的饼干。
大英博物馆号称有13万块这样的黏土板，覆盖中东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法律、医学到诗歌、情书、文学，包括那首人类最早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当初刻下文字的人早已死去数千年，但这些文字却随着这些泥板经历岁月的侵蚀而一直留存下来。
但是，书写的发明并没有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它真正给予我们的，是遗忘的能力。我们不必再在个人的头脑中记录那些过去的记忆，而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文字的问题在于，它是可以编辑的，容易被操纵。
对此，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深有体会。罗森教授是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多年潜心于商周青铜器与汉代墓葬的研究。在成为一名学者之前，她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曾经任东方古物部的主任。
我们去拜访她的时候，她的书房茶几的案头刚好摆了一本厚厚的商代青铜器的书。上面是一个奇特的神兽造型的青铜器。她告诉我们，多年来她如何在挖掘和挑选这些古物中培养了一种对“物”的本能，就像小提琴手对于琴弦的本能，“通过触摸一个东西，甚至不用看，我能告诉你它们是什么”。
她所研究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中国，很难想象其中具象的细节，因为文字记载太少。“明朝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有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想象这些瓷器是怎么被使用的。”
但是，她相信从中国人日常生活最细微之物的观察入手，可以揭示出社会、文化与宗教的深刻变迁。比如，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的物品是新石器時代煮饭用的陶罐。
“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的祖先已经用陶罐来煮饭，因为你们种的是稻谷，稻谷必须高温煮，而我们种的是大麦，大麦不需要煮，只要研磨，加一点水，烘焙就可以。所以，你们的食物是软的，而我们的食物是硬的。你们开发了湿的食物，而我们开发了干的食物。直到今天，在英国吃东西仍然是又干又硬，无论蔬菜肉类，都是如此。”
煮的传统可以解释很多关于中国的疑问。比如，西方人用青铜制造刀剑武器，而中国人却用青铜制造祭祀的容器（这个在技术上非常难，西方没有人做这个），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们对祖先的态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恭奉祖先。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复杂的仪式，为死去的人提供食物和美酒。”
罗森教授在史学研究上的独特视角，与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大英博物馆丰富的古代文明馆藏，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埃及、古希腊、中国，使她可以在不同的古文明之中进行比较，思考中国的特殊性。比如，每次她跟学生谈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总是要提到海，提到船，提到动物。
“我对海有很多恐惧，同时又很敏感。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关于海洋的传说与童谣。”她说，“英国的天气变化很大，这都是因为海洋——风来自海洋。”
“我们的文明来自西亚，到希腊、罗马，然后由罗马帝国向北扩张。我们的整个古代文明基于地中海，地中海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古沉船的残骸，而中国的海岸几乎没有沉船出土。”
“中国是一个内陆，百万人都远离大海。但我们跟海很近，离河流很近。从史前开始，我们就有船。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又比较穷。就像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之所以热衷于探险，是因为我们有海岸线，我们有好的造船技术，以及相对的贫困——需要找到新的资源。”
“如果你研究为什么欧洲人到处迁移，是因为这三个主要国家不怎么富裕，是为了贸易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当然，这跟地理位置也有关系——我们在大西洋北部，比你们离美洲近得多，你们离哪里都很远，最近的是日本。同样的历史时期，你们跟日本、东南亚有贸易，而我们正在去非洲、美洲。”
“船的另一个特点是，你需要更平等，在船上不能有太严格的等级，你有一个船长，但每个人都需要帮忙，否则大家都会淹死。我们的整个政治系统都与此有关。”
“在船上，你还得思考迅速，行动迅速，不能总是等待命令……”
其实，即使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西方人也比中国人移动性更强。因为“你们的农业是相对固定的，人被系于土地，土地就是生计。而我们则更动态，因为我们有动物。动物必须整天走来走去，冬天栖息山谷，夏天带着入山”。
“同样的土地要么用来种粮食，要么用来饲养动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没有那么丰盛的农业，我们的人口稠密度也与你们不可同日而语。你们有庞大的人口量，又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同。”
进入诗的世界，想象的世界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过，站在一幅名画面前，你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是“寂静”。这种“寂静”就像一种桥梁，将画中的时光与你当下正在凝视的时光连接起来。
但埃及雕塑馆是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永远人头攒动，正襟危坐的法老、女神、动物神、圣甲虫……
我试图想象是谁雕刻了这些神？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如何看待日月星辰？他如何感受自然的节奏与力量？他如何理解生死的循环？
“古埃及人如何看世界，可能与沙漠有很大的关系。”剑桥大学古典学学者多萝西·汤姆森（Dorothy Thompson）告诉我们，“一旦你离开埃及，离开尼罗河河谷，两边都是巨大的沙漠，触目所及，全是沙子沙子沙子，这些巨大的雕像与那片风景是相衬的。他们建造这么庞大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与神连接的方式”。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强烈的惊奇感和敬畏感，会让人们在身体上感觉到自己比实际的要小。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古埃及的一切，包括金字塔、神庙、雕塑，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视觉印象——它以各种夸张的手段制造一种压倒性的、超越性的感官体验，以召唤一种对神的敬畏感。如今，即使是我，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召唤的力量。
从根本上来说，启蒙运动给予我们的，是一套科学的观看方法——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某种理论，而该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加以验证或者推翻——这种方法逐渐改变了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摘取了知识的结果，而无视这种观看方法背后的好奇、观察的耐心以及诗意的想象和重构。我想古埃及人凝视世界的目光恐怕比我们强烈，也深邃得多。毕竟，那时候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他们不会给一个东西贴上标签，就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东西了。
一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对着拉美西斯二世的目光，在素描本上画着。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法老。自公元前1279年即位，统治埃及长达66年，正值埃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他极有福气，享年超过90岁，儿女近百人。他在位期间，尼罗河的洪水带来了一连串的大丰收。他一直被当作“人间的神灵”而崇拜。
我很羡慕他专注的样子。画画是最古老，恐怕也是最好的观看方式。它放慢了观看的时间，也展示了“当你没在画画时，目光是多么的贫乏”。
这是一位画家告诉我的。他说，画画这件事情，不在于你画得有多好，而是一旦开始画画，观察的方式就改变了。你开始学会展平和扩展空间，以心之眼观察它，而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捕捉它，并注意到它与周围时空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这种近距离的、专注的、个人式的凝视中，你才会意识到一个“物”的物理存在本身的复杂性——它就在那里，它是真的，带着时光留下的所有的印记，物理的、社会的、情感的，等待着与你建立独二无二的连接。
正如英国19世纪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所说的：“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看见某样东西，然后用平实的方式表述出来。清晰的看，是诗、是预言、是宗教——一切的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