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集团
肖华
招商局的145年，几乎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历史，而招商局自身的锐意改革，也深深影响了当时身处的时代进程。
探路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招商局被划入交通部，经营一度陷入低迷之中，不过很快就迎来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1979年，袁庚开始成为招商局的实际负责人，招商局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为招商局自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无穷的创新和活力。甚至可以说，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很多方面都离不开招商局的首创和推动。
1978年6月份，交通部派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检查招商局工作，在袁庚调研的基础上，当年10月份，交通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呈《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对招商局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24字经营方针，请求扩大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我国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由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两家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袁庚之所以在当时能有如此大胆的设想，和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息息相关。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袁庚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袁庚才大胆提出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否则，如果还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袁庚胆子再大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设想。而袁庚的大胆设想也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也在探索经济建设之路该如何推进，对于招商局这样一家勇于改革而且不需要中央财政投入的企业，中央也愿意在政策上给予扶持。某种意义上讲，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是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试点，也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雏形，就在蛇口开发区成立之后不久，1980年8月，中国首批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正式成立。以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打开封闭的国门，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波澜壮阔的改革開放就此上路，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此开启。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坐标上来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成立，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市场经济的思想启蒙
招商局对于中国经济意义，并不止于蛇口工业区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蛇口工业区成立之后，招商局在企业经营上勇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和启蒙者。
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工业区之后，曾经总结说，蛇口发展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这句话其实包含了很深的含义，表面上是说蛇口因为获得了政策的放权才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更深层次的含义可能是对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感悟。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底召开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反思了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而效率低下，对国有企业放权成为当时经济改革的重点突破口，但是如何将权力下放到企业，以及下放多少权力到企业，在当时也并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权力下放企业之后，是否就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也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的成功，无疑给国企放权这条道路带来了一个最佳的样本。当时招商局虽然只是交通部的下属企业，但是获得权力之大超出想象。当时中央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在具体权限上，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并且批准蛇口工业区组建一级地方政权组织——蛇口区管理局。放权之后的蛇口工业区获得快速发展，这也给改革派提供了足够的信心，有了招商局的成功经验，我国国企改革的放权放利之路才能大胆走下去，更多的国有企业开始摆脱政企不分的弊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
获得权力只是招商局成功的先决条件，招商局成功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尊重市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招商局的很多经营思想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启蒙和示范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战略，但是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下，人们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争议。尤其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更是争议的核心所在，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并不被普遍认可，这样的观念对于改革开放显然是一种阻力。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活力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开始遍地开花，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太明显的成效。
上世纪80年代初，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被制作出巨幅标语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位置，后来经过《深圳特区报》的传播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对这句口号给予了肯定，当年国庆35周年庆典，这句口号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之中，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也被普遍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破壳的标志。
从此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1984年10月份，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次会议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市场经济开始正式得到了认可。
招商局除了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提供思想启蒙，在具体的企业经营方式上，也展示了很多现代化经营的思路，比如分配制度改革、工程建设招投标、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等方面都走在时代前列，为国内其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样本，尤其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充分体现了招商局对市场经济的高度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招商局直接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之初，袁庚就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分配主义，引入了超产奖励的制度。1983年，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正式实施收入分配改革，率先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这种分配方式后来也成为国内企业分配的主流模式。
与国家大战略同行
凭借自身在港口运营上的强大实力，招商局近年来开始积极向海外拓展，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0个港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外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网络。随着我国近年来开始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招商局的改革再次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同步前行。
招商局的港口目前遍布非洲、东南亚、欧洲、北美以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很多都处在“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位置上，尤其是最近几年，招商局更是通过大手笔的收购，完成了很多重要港口的战略布局。2016年9月，招商局联合中远太平洋和中投海，收购了土耳其Kumport码头65%的股权。Kumport是土耳其第三大集装箱码头，靠近伊斯坦布尔，占据欧亚大陆连接处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是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咽喉要地。今年9月，在第三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招商局收购巴西巴拉那瓜港口營运商TCP 90%的股权，后者是巴西的第二大集装箱码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招商局近年还开始尝试向海外复制输出蛇口模式。通过蛇口工业区30多年的积累，招商局形成了独特的“前港-中区-后城”的港口综合开发模式，随着近年来招商局开始向海外扩张，也开始尝试向海外复制推广蛇口模式。2015年，招商局与非洲国家吉布提签署自贸区合作框架协议，在吉布提打造“丝路驿站”。吉布提是东非地区、红海苏伊士运河通道上的重要港口，连接了亚欧非三大洲，是全球贸易航线上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吉布提希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打造成为东非地区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商贸金融中心，争取成为“东非蛇口”。而招商局在港口开发上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可以帮助吉布提实现宏伟蓝图，同时，通过在吉布提复制蛇口模式，创造“商贸物流园+出口加工区+港口+CBD”的综合服务环境，也为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搭建了一个重要的海外平台，如果能够运营成功，可以算得上是“一带一路”的典范。
今年11月25日，吉布提总统盖莱第二次访问蛇口，和招商局再次签订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除了吉布提项目之外，招商局的蛇口模式还在白俄罗的中白工业园、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等地陆续落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招商局已经成为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145年的历史积淀，使得今天的招商局站上了历史之巅。从早期的航运业务起家，今天的招商局业务扩展至交通（港口、公路、航运、物流、海洋工业、贸易）、金融（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和地产（园区开发与房地产）三大核心产业。截至2016年底，招商局集团总资产6.81万亿元，规模在央企中排名第一；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954亿元，同比增长78%；实现利润总额1112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了历史新高，在中央企业中高居第二。
1.抗战胜利后国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在接收美国剩余船舶的仪式上
2.上海地区的沙船，船底平坦，吃水浅，适宜于在黄海、渤海等滩涂沿海浅水海面航行，南船需在上海中转换行沙船再北上。沙船业的兴起，是后来上海港赖以发展成国际大港之基础
3.1947年的招商局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