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招商爱氧公益跑 暨招商雍景湾品鉴中心 尊荣开启
徐菁菁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里，从起步到再启程，招商局都是旗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经典地浓缩于这家企业。
谋举国之利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起锚。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他们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出发之前，幼童们留下了一张合影。这张历史照片恰好记录下了1872年中国在谋求现代化之路上的两个重要尝试——幼童作为官派学生留洋，曾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而在他们身后，建筑物上挂着一面“轮船招商总局”的招牌，那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全力筹办的企业。事实上，这批幼童的挑选就是由时任招商局会办徐润负责的。次年，第二批幼童赴美，乘坐的是招商局的轮船。
历史证明，1872年发生的这两件事，对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全体返国幼童中，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包括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詹天佑、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第二件事的影响则更为长久和深远。招商局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扮演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和其他许多近代经济领域的拓荒者。一个世纪以后，招商局投身于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独资开发了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并相继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等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经验。如今，这家145年的企业依然生机勃勃。它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1个港口，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网络，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一个企业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休戚与共，并行近一个半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上海中山东一路9号是外滩最早的历史建筑之一。这栋西方殖民早期外廊式风格的大楼占地约600平方米。面向外滩的主立面为三段式古典主义构图。二三层柱廊分别采用了塔司干及柯林斯柱式。门窗多用拱券，砖工精细。大楼内部楼梯栏杆木扶手有精美券柱式雕花。这栋大楼是1901年由招商局建造的。今天，人们还可以看到门楣上清晰的“轮船招商总局”字样。它的建立是招商局一个历史辉煌时期的见证。中山东一路9号原本坐落着旗昌洋行的总部。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资公司。1862年，旗昌洋行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建造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开通上海至汉口航线，占有长江航运80%的份额。1867年，它又开通上海至天津沿海航线。它在中国航运业的地位如此显赫，以至于1862年至1877年被称为旗昌时代。
近代曾有人言：“（中国企业）其事业为外人所不能竞争者容或有成，竞争稍剧烈者则罕有不败。”招商局打破了这一预言。1873年，轮船招商局加入竞争，长江航运爆发减价战。1877年，旗昌洋行将旗昌轮船公司以220万两银子的价钱卖给轮船招商局。中山东一路9号从此改弦更张。上海《申报》为此举载文热情欢呼：“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即轮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今天的招商局人在谈到自己的企业时，常常会提到一句话：“招商血脉，蛇口基因。”溯起血脉源头，作为一家企业，招商局的创办不是偶然的、纯商业的行为，不是一般自由资本逐利的结果，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其所面临问题探索、思考的结果。恰如当年招商局的开局启事明言：“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
李鸿章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容奔涌而至的西潮。中西冲突、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特殊性。面对“攘外”这一时代课题，洋务运动是一次重大尝试。初期，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以“求强”为目标，但主事者逐渐意识到，唯有“求富”才能“图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亦曾为招商局早期主要管理者的郑观应曾言：“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洋务派由学习西方创办军工制造厂向创办民用企业转型，招商局由此应运而生。一个企业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并列的背后逻辑在此。
用招商局一领导的话说：作为一家商业机构，招商局固然是在“谋利”的考虑下创办的，但它的创办，不仅是谋一企之利，而是谋举国之利；不仅是谋一时之利，而是谋万世可行之利。
“商情”与“国计”
在此背景之下，招商局从诞生伊始就肩负有两重使命。第三代掌门人盛宣怀曾说：既要“谋商情”，又要“筹国计”，二者应“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李鸿章曾把招商局的创办称之为是他“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1875年，招商局在外商联手压价相逼的恶劣形势下，赢利15万余两；1876年，赢利34万余两；1877年，赈捐3万两后，赢利42万余两；1879年，运价回复正常状态，赢利翻倍，超过76万两。李鸿章于1881年奏称：“迄今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
除了收回利权，招商局更开风气之先。它在中国的商业领域中第一次引入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实现了由中国传统企业制度到現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做好了制度安排。1883年《申报》评论当时的影响：“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
今天的上海外滩6号在众多建筑中格外显眼。这栋始建于1893年的大楼是外滩唯一一幢由罗马式艺术发展而来带有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自上海市政府对外滩CBD地区功能开发以来，外滩6号投入巨资，经过精心装修改造而重放光彩，云集高档商店和餐厅。
6号楼的前身是会德丰洋行的产业。19世纪末，中国旧式的钱庄既不能满足中国新兴的近代产业融资的需求，又无力与外国银行竞争，种种弊端，诸如资本小而分散、存款无定期、放款过多等都暴露无遗。1883年岁末，黄浦滩上中国最大的钱庄，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的倒闭，是旧式金融业最后的丧钟。与其同时，由于轮运、铁厂、矿务、铁路、机器纺织等近代产业大举都需要金融的支持，而外國银行在中国的空前成功，自然是以中国利权的空前外溢为代价的。1896年，盛宣怀向清廷上奏《请设银行片》，他说银行“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可是自开放各口通商后，华人“不知务此”，以致各国列强之银行“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所以，非急设中国银行，就“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人之挟持”。1897年，就在外滩6号楼，中国通商银行建立，招商局为最大股东。
此外，为应对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船只的投保设立了诸多苛刻的条件的状况，1876年7月，招商局募股自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为解决燃料问题，不因从国外购煤导致“每年数十万金，皆被东洋吮吸”，李鸿章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察勘开平镇煤铁矿，1878年开平矿务局设立。1882年招商局向开平矿务局投资21万两，这是招商局开局后的首次局外投资。开平矿务局不仅为招商局解决了用煤困难，也为清政府的其他官办企业和北洋舰队提供了大量煤炭。
招商局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不止于此，更重要的，用李鸿章的话说，“冀为中土开风气”，“以商务立富强之基”。中国传统社会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创办招商局，是整个国家第一次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场重大探索中，把发展商业、振兴工商作为一个重要的路径与方向。李鸿章曾明确指出，“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招商局早期领导人、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指出，“商务乃国家之元气”，“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在此新鲜风气之下，国家的社会精英第一次被吸引向商业领域，社会资源也第一次向商业的领域集中。
“谋商情”，又要“筹国计”。当“国计”与“商情”一致时，以“谋商情”利“国计”；当“国计”与“商情”无法调和，则以“国计”为先。
1912年，临时政府与清王朝隔江对峙，为巩固革命成果，1月2日孙中山宣布北伐。招商局听从调遣，先后派出局轮13艘，紧密配合民国海军，运载官兵，支持民国军队，运送军火弹药等。仅一个多月里，招商局多次为临时政府运送兵员器材，累计运费20余万两。临时政府因经济拮据，仅付给运费10万两，这还是从沪军都督向招商局的借款中扣除的，其余十余万两始终未付给招商局。在一定意义上说，名下船只承担军差，既是招商局对革命政权所尽的义务，也是招商局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支持。
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民族企业，招商局的牺牲尤甚。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日军在上海地区集结重兵，妄图一举攻下上海，沿江西上，再犯南京。国民政府计划调集重兵在淞沪地带与日军会战，与此同时，为防不测，决定采取堵塞办法，征用部分航龄较老且不宜行驶于内河的船只，沉于江海各要塞，以阻断日军西进航道，配合防御作战。招商局慷慨应征。8月12日，江阴黄山下游鹅鼻嘴一带的长江江面上，招商局应征沉船塞港的“新铭”“同华”“泰顺”“广利”“嘉禾”“遇顺”“公平”7艘船只，与其他应征船只共24艘，满载重物，静候江西。中午时分，伴随指挥官一声令下，各船先后开闸自沉。江阴水下，很快就筑成一道水下屏障。
淞沪会战爆发后，招商局先后奉命将“海晏”轮沉于上海十里铺，大型海轮“新江天”沉于镇江，并在南京龙潭凿沉“永清号”趸船和“镇海”趸船、“定海”趸船。次年4月，在九江马当要塞的沉船塞港行动中，招商局又沉“新丰”“江裕”等轮和“联茜”趸船、“安庆”趸船，占马当沉船总吨位的1/3强。武汉会战中，招商局应征将汉口一、二、三号方趸船沉于宜昌港。
在几次大规模的沉船塞港行动中，招商局共沉船24艘，其中江海大轮与大型趸船18艘，计3.45万总吨，约占招商局江海船舶总吨位的40%。
淞沪会战期间，招商局向上海前线运送了大批兵源和军用物资，并协助上海500余家工厂内迁，疏散运输各类物资无数。1937年9月12日，招商局在南京成立“长江业务管理处”，全盘负责办理军公运输和客货运输事宜，并联合各家华商民营航运公司，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共同往前线抢运战争物资和将各地公私物资后撤长江腹地。
上海、南京沦陷后，招商局为配合战局先后开辟了九江至南昌、汉口至长沙、汉口至常德、常德至津市、常德至桃源等航线，沟通了鄂、赣、湘三省的水上运输网。在武汉会战期间，招商局与粤汉铁路实行水陆联运，并再次与各华商航业密切配合，抢运各类军公物资入川。从“八一三”事变到武汉失守前夕，招商局共抢运军民144.3万人次，抢运军公物资商货47万余吨。这些人、财、物，抢运到西南地区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质基础。
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保持运力以利长期抗战，招商局实施六大江轮撤进重庆的行动，为此联合其他航商共同组织“试航长江上游委员会”。招商局各大江轮从暂泊地宜昌起航，分段依次溯江而上，并相继全部安全抵达重庆。
据统计，在抗战期间，因日军狂轰滥炸和大肆掳掠，加上塞港沉船，招商局共损失大小轮船、趸船、驳船73艘，计8.9万总吨，其运力被日军摧毁2/3以上。招商局的财产损失和营业损失达3.11亿美元，有69名员工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招商局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和新设业务机构，接收敌伪财产，规模和利润一度上达到了开局以来的顶峰。但很快，内战爆发。招商局被迫参与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正常的经营再次被打断，结束了短暂的辉煌。1949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等招商局领导成员决心留在上海。胡时渊还亲自与相熟的船员筹划，通过人为制造故障，保留了大江轮“江新”輪。在香港，1950年1月15日早晨8时，经理汤传篪等人率领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以及聚集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轮船员共600多人宣告起义，回归新中国，震动了整个香港乃至世界。为回归新中国，招商局人付出过血的代价。在香港秘密参与起义的“成功”轮船长徐汉卿在回台湾探望家属时被捕杀害。1950年1月，招商局“海辰”轮在起义归航大陆途中被国民党军舰拦截，船长张丕烈和报务主任严敦华于1951年7月11日在台湾高雄马场町刑场慷慨就义。
香港招商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后成为交通部所属航运企业。历经风雨之后，最初，香港招商局的全部资产只有一座木码头、简易仓库、一栋四层办公楼和几座低层宿舍等。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封锁、禁运，国家出入口货物很少，招商局的业务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57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不断增长，来港的货物和经香港转口的货物随之逐渐增多。作为交通部代表机构，招商局承担全部来港国轮代理、中转任务，财政上很快做到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向国家上缴利润。招商局将破旧的木码头改建成当时全香港头一个钢筋混凝土码头；将旧仓库改建成为当时全港最大的、拥有四层普通干货仓和四层冷冻仓的新型仓库。此外，还建造了一些铁驳和拖轮。1965年，香港招商局成立了友联机器修理厂（友联船厂的前身）。1972年开办了海通有限公司，经营船舶机械物料的采购供应业务。尽管如此，中国的国门尚未打开，外贸有限。当时的香港招商局业务单一，财力依旧菲薄。
蛇口尖兵
轮船招商局创立百余年后，中国又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考验。新中国成立初期，自朝鲜战争开始，来自外部强加的封锁连同十年浩劫期间的极端排外，使中国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20余年之久。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中国重启了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即通过经济体制转轨和融入国际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众的福祉、增强国力。
回到1978年，作为四大驻港中资机构之一，香港招商局的总部位于干诺道西15-16号一栋毫不起眼的旧楼里。如何能够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和招商局这家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央为何要支持香港招商局呢？”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写道，“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历史上，招商局以“设局招商”创立，以轮船航运起家，与生俱来以江海为伴，地域不分东西南北，市场不分海内海外，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同时，招商局也是最早学习使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制度、外国航海人才的企业。于是，当改革与开放成为时代主题，敢为天下先的历史重任又一次落到了招商局的身上。
1979年1月31日，春节刚过，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一起来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袁庚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在30多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上，最后划定了2.14平方公里，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炸响第一声开山炮的地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谈到投资与发展时，李先念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买船、建港，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当时，许多人对创办吸收外资的工业区并不赞同，似褒似贬地说这是“新洋务运动”。袁庚回忆：“交通部也有人说我们不务正业，会人财两空，但我还是很有信心，认为这个险值得冒。”
今天的蛇口人口37万，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海岸线上，高楼林立、绿地纵横。海湾内，世界一流的集装箱码头、现代化国际邮轮母港和游艇会的豪华游艇并列。谁能想到，38年前，这里尚是一片荒滩，海面上时常漂过赴港偷渡者的尸体。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带着一位顶头上司来看地形。“我跟他说，我们想在这里开辟一个工业区，刚一上岸，我连地图还没打开，他扭头就跑了。”
招商局第一代领导人唐廷枢亦曾言：“天下事，谋远者，不计利；创始者，难为功。”这恰是袁庚当时的气魄。“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过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对全国来说很有意义，但若是失败，也无伤大局。”他说，“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响起蛇口开山第一炮。通过移山填海兴建码头，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和货船，解决了交通运输的瓶颈。就这样，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在“蛇口试管”里，招商局人大刀阔斧、一往无前。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制度都是从蛇口起步的。1979年，招商局在建设码头施工中率先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打破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1980年初，蛇口工业区对中瑞工程有限公司的基建工程在全国最早采用了工程招标的管理办法。1980年1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出资50%。中集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还聘请了丹麦人做总经理，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当时《中外合资企业法》尚未出台。1981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北京等城市公开招聘业务干部，首开全国招聘用人先例。这是对干部制度进行的大胆改革，由委任制改为聘用制。1981年6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出台职工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改低租金制为按成本租金收租，使房租从福利型向商品型转型。在全国率先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实行员工住宅商品化。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聘任制，每年进行一次信任投票，每两年改选一次，坚决取消“铁椅子”。同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工资加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这是国内第一次推出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工资改革方案。
许多现代商业机构的形式也是从这里萌生的。1982年6月，由6家中外公司组成的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中招商局占股40%，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983年7月1日，蛇口工业区律师事务所正式开业，主要业务为维护蛇口工业区中外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外人士提供法律咨询、顾问、代理及其他法律服务。这是国内第一家社会办律师事务所。1985年10月28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和财务公司。1987年，招商局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平安保险诞生。
李岚清评价说：“蛇口的改革试验，虽然当时并未意识到已触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只是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然而，实际上它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堡垒重围的尖兵，其历史意义不能低估。”
对于当时刚刚开放的中国，弹丸之地的蛇口工业区无异于商鞅变法时立于城门之木，它所发生的一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邓小平1984年2月把经济特区的作用总结为“四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蛇口开发第二年，1980年就有18个国家的1300多名客商、政要访问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袁庚助手梁鸿坤曾十分焦虑。他向袁庚抱怨：“我们整整一年，发展部的人好可怜，我们把客人带到蛇口来，我们还拎着15块钱一盒的饭，请他们吃完盒饭再送他们回去。他们看到了我们工业区的时候表面上说好啊好啊，要投资，一回到香港便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穷山恶水，舆论又这么不利。”
如何招商，袁庚心里有两套盘算。他首先设立的门槛在引进外资时特别注意维护本地区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既不允许把蛇口变成外国“夕阳工业”和“垃圾工业”的收容所，也不挤占国家已在国外获得的市场。为此蛇口工业区确定了“三个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五不引进”——来料加工项目不引进、补偿贸易项目不引进、残旧机器设备不引进、不能处理的污染工业不引进、占用国内配额的项目不引进。
创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却争取到了两项政策：一是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自主审批，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贷款。于是，袁庚走遍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用来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气、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为了使借来的钱很快产生效益，袁庚利用已建成的厂房设施，大大简化招商程序，从谈判到签订协议再到审批注册一般只有个把月时间，投资者只要把设备运来安装好，便可招工投产。
为引进外资，蛇口工业区按国际商业惯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反对及力求避免行政干预。招商局在《投资指南》中规定利得税的税率为10%，后来国家规定的税率为15%，招商局信守承诺，对国家规定颁布前所签订的契约一律不变，5%的差额税款由招商局承担。
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曾说：“双方商谈投资建厂，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达成协议，这样的工作效率恐怕在内地是罕见的。”三洋电机（蛇口）公司副总经理辻井利之说：“我在亚洲、非洲、美洲很多地方办过工厂，这里建厂的条件最使我满意。” 1984年，他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他在“蛇口看到的是热气腾腾的建设场面，高楼在兴建，港口在扩展，处处都能感受到‘长城精神”，“具有这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长城精神的中国，一定能够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蛇口使世界树立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轮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和开放的蛇口扮演了思想启蒙者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一共来了蛇口5次，最后一次他对袁庚感慨：“这里的青年争论得很厉害，思想非常尖锐，有些问题我根本回答不出来，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批人的？”
由于长期派驻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袁庚所接触的都是自由竞爭下的市场经济，所以他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熟悉。1975年，他平反后从秦城监狱出狱，到交通部外事司工作。“我一到交通部，就带丹麦B&W公司总裁去上海一家国营造船厂参观。那个厂一共一万多人，能够上船台工作的还不够5000人。丹麦人非常奇怪，说以你们的设备技术规模，一年就造成两条船？我问那你们造几条？丹麦人说起码造12条……那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课。”
1981年，袁庚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他坦言：“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其时，陈旧的计划经济观念还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这个被人笑称为“既要钱又要命”的口号，不仅打破了人们谈钱色变的传统观念，更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效率观和价值观。它所蕴含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奠定了推进各项改革的思想基础。这句口号后被评为80年代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口号之一，写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3年，30岁出头的王石来到深圳。“当初并不清楚自己出来干什么。”他对《中国企业家》说，“听到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才知道应该是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受到启蒙的王石扛麻袋卖饲料，做司机当出纳，直至成立万科。紧跟着，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在蛇口创立了华为。1989年，张思民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辞职，在蛇口的3间普通民房里开始酝酿海王集团。1992年，在“姓社姓资”的全国大讨论的背景下，蛇口又立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响亮口号。某种意义上，蛇口也塑造了中国现代第一批企业家，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也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繁荣。
新航程
1992年，袁庚离任时，招商局的总资产已由当初的1.3亿增至200亿。“商情”“国计”“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在中国3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招商局今非昔比。截至2016年底，集团总资产6.81万亿元，排央企第一；利润总额突破千亿达1112亿元，排央企第二。
航运业是招商局的传统产业。2016年底，招商局航运业务船队总运力达3479万载重吨，排名世界第三（加手持订单，总运力达4600万载重吨，排名世界第二）。集团超大型油轮（VLCC）和超大型矿砂船队（VLOC）在世界规模第一，并拥有和管理世界规模领先的液化天然气船队（LNG）。招商局已基本形成全国性的集装箱枢纽港口战略布局，旗下港口分布于珠三角的香港、深圳，长三角的上海、宁波，渤海湾的青岛、天津、大连，厦门湾的厦门及西南沿海的湛江。2016年，招商局旗下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9577万TEU（Transmission Extension Unit，通常用来表示船舶装载集装箱的能力，也是集装箱和港口吞吐量的重要统计和换算单位），同比增长14.5%。其中，中国内地项目完成7193万TEU，增长17.0%，是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港口开发、投资和营运商。
曾经的中国通商银行不复存在，但今天招商局的金融事业已经成了集团的三大主业之一。招商银行在国内130多个城市设有分支行；在香港设有香港分行、私人银行中心、海外全球托管中心，并拥有永隆银行和招银国际等子公司；在台北设有代表处。并在美国设有纽约分行、私人银行中心和代表处；在新加坡设有新加坡分行；在英国设有伦敦分行和代表处在卢森堡设有卢森堡分行。招商证券经过25年的创业发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上市证券公司之一。招商局旗下还有招商基金、博时基金，基金管理总规模均超过1万亿元。2016年，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批筹建，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仁和保险”成功复牌。随后，又相继成立了招商局金融租赁公司和招商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招商局金融领域的“4+N”布局日益完善，并正在实现打造全功能、全牌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战略构想。
今天的蛇口已经成为中国自贸实验区的组成部分。而2015年底重组上市后的招商蛇口确立了“前港—中區—后城”（PPC）发展模式，正在持续推动全国近40个城市的升级，且这一模式正在复制到招商局在“一带一路”的项目。
航程远未结束。现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在《传承袁庚精神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一文中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同样是一个大时代，大转型、大变革时代。”
位于非洲之角的东非小国吉布提终年酷热少雨，全境遍布多孔的火山石，几乎没有像样的植被，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14年，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港口”）在这里移山填海，建成的多哈雷多功能码头是一座年处理890万吨散杂货和22万标准集装箱的东非最先进深水港。
建港，看中的是吉布提的地理优势。它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红海南口，扼守欧亚航线，有成为枢纽港的天然优势。但这“商情”背后有更大的“国计”。招商局港口董事局副主席胡建华最早2012年到吉布提谈港口项目，介绍他去的企业是中国土木公司，他们正在建设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他们认为仅仅建铁路，没有港口接驳，货物出不去，那是断头路。”
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同年年初，第24届非盟首脑会议通过非洲“2063年发展规划”，承诺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和工业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中非面临广阔的合作空间。
胡建华说，从吉布提回北京，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我很直观地得到了两个判断：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这座规模不小的机场内部建设了大量临时建筑来拓展空间，宽敞的“伦敦咖啡店”一座难求；这个经济体的发展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一下飞机就有工作人员不断询问我转机的去向：“北京？上海？”免税店里，中国的香烟比埃塞俄比亚特产咖啡更显眼。机场到处都是中文标识。咨询台上最大个的是“中文服务”四个字。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机械进口，未来也有大量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需要运往海外，但埃塞俄比亚是个内陆国家，由于其与沿海邻邦厄立特里亚关系不善，北苏丹与索马里局势动荡，吉布提成为埃塞俄比亚唯一出海口。
新建成的亚吉铁路直通向了多哈雷多功能码头。我到访的那天，工人们正忙着从泊位上的一艘船上卸下白糖。港口商务拓展总监吴植民告诉我，这段时间埃塞俄比亚的白糖供应吃紧，这批糖正是因此而来。码头的堆场堆放着大量建筑材料，它们也将服务于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港口出发，顺着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N1公路，我造访了一片大工地。800名中国工人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未来，这里将出现一个48平方公里的庞大自贸区。招商局和吉布提政府的这个合作项目，将利用吉布提的物流、关税、外汇政策等优势服务于企业。
埃塞俄比亚只是吉布提的第一步目标。吴植民给我看了一张图。以500公里为半径，吉布提能抵达也门、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市场；以1000公里为半径，能抵达埃及、北苏丹、南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市场；以1500公里为半径，能抵达利比亚、乍得、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家。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之意。胡建华指出：“招商局是从2007年就开始布局海外港口。我们在斯里兰卡、吉布提、多哥、尼日利亚等国家投资运营了码头，到目前为止已进入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51个港口。船舶从中国深圳驶出去——深圳西部港区是我们的母港——出去以后就走到了印度洋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沿欧亚主航线到达扼守红海的吉布提港，过苏伊士运河，便进入地中海的马耳他港，接着班轮挂靠黑海的土耳其、西北欧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继续北上穿过丹麦海峡，到达辐射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这一串世界主要海上交通要道，招商局都最早去做了布局，走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议的‘一带一路的线路上。”
招商局是在商战中诞生的，从创立的那天起，就被置于竞争前沿。走出去的招商局企业也以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赢得商业的成功，赢得市场的尊重为目标。
在斯里兰卡，招商局港口副总经理杭天对我说：“我1983年就到蛇口，在袁庚的手下做事，从来没有做过政策性项目。在海外，我们作为投资者，看重的是持续经营，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订立了这样的目标：本土企业、合规企业、国际标准、受人尊重。”今年，由新加坡权威期刊《亚洲货运新闻》举办的最佳世界货运、物流及供应链运营商评选大赛中，招商局港口投资运营的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CICT）摘得亚洲400万标箱以下最佳码头桂冠。
今年7月，招商局港口以9.7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7亿元）获得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港85%的股权，并将拥有该港口99年特许经营权。汉班托塔位于斯里兰卡岛的南端，经济水平欠发达。“基本是个农村，教育水平落后，”杭天告诉我，“科伦坡人听说我们要去汉班托塔，基本上都是讲同样一句话：不要以为那里就是科伦坡，那里很烂的，很糟糕。”但招商人不这么看。杭天接受任命，去主持漢班托塔的工作，是招商局港口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黄鹏的一句话打动了他。“他说：你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建港口吗？”
“斯里兰卡正走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正在从一个农业国家转成一个工业国家，它必然需要港口的支持。同时，产业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为全世界制造这件事情正在快速从中国外移，未来10年、20年的落脚点可能正是南亚和非洲，”杭天说，“斯里兰卡很幸运，它的位置正好覆盖了两个重要的经济腹地：东非和南亚。这两个腹地加起来大概有25亿人口。另一个趋势是中国正在发生从‘为全世界生产到‘消费全世界的转变，如果未来中国需要在南亚东非采购的话，可能最佳的货物整合中心就是在斯里兰卡。相比科伦坡，汉班托塔距离主航道更近。在科伦坡，城市和港口已经开始了争夺资源，但汉班托塔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个9.74亿美元投资的项目，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回报。“我们在汉港有99年的经营权，不只我们这一代人，有好几代人会在这里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招商局港口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黄鹏对我说。
“11.5平方公里港区面积给了我们很多想象，我们愿意多给它一些时间，”杭天说，“蛇口从小渔村建设到今天38年，人口从5万发展到30万。有30万人能在汉班托塔安居乐业，这就是一个目标。我希望30年，这里可以变成‘蛇口，我希望我有机会回来看看。”通过一家企业，中国正再次影响世界。
这幅著名油画《开局盛典》，描绘的是招商局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开局的场景
招商局现为国家驻港大型企业集团、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总部设于香港，图为招商局总部大楼
1. 李鸿章像
2. 民国初年的南京下关码头，该码头于1882年由轮船招商局始建
3. 1901年轮船招商总局办公大楼，即招商局上海外滩9号楼
4.晚清中国早期赴美留学幼童临行前在轮船招商总局门口合影
5. 1945年11月，上海外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