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办到著名实业家的唐廷枢-博鳌亚洲论坛
李翊
1892年唐廷枢逝世之时，上海《北华捷报》报道：“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唐廷枢，号景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这里邻近澳门、香港，早期的买办，很多从这里产生。到了唐廷枢充当买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里已经有不少买办世家，出现了买办的第二代。和唐廷枢同乡并且先后不久担任洋行买办的徐润和郑观应，就是例子。
徐润的伯父徐昭珩，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总理上海宝顺洋行“行内办房事务”。徐润本人15岁就“留宝顺行学艺办事”，继承了他伯父的衣钵。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在上海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商人，曾经担任过柯化威洋行的买办。郑观应17岁进洋行“供奔走之劳”，也是从郑廷江那里学习英文开始。
唐廷枢的父亲，是香港一个外国人的听差。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植，弟弟唐瑞芝、唐国泰，都是当时闻名的买办人物。而他的侄儿唐杰臣和侄孙唐纪常，也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单是怡和洋行一家，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四任买办为时达半个世纪以上。
唐廷枢少年时期，在香港的一家教会学堂接受了6年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的人。他学得一口好英语，“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离开学校以后，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里当过一名职位很低的助手。从1851年起他先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7年翻译，后在上海海关担任了三年所谓关长。1861年，唐廷枢通过同乡、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开始“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的生意”。两年以后，唐廷枢正式接替林钦，开始了他10年的买办生涯。
还在担任香港政府翻译的时候，唐廷枢开始经商。早在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于两家当铺，其后在60年代初期上海一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他又进而从事棉花投機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实际上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
担任怡和买办以后，唐廷枢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势力等经常业务以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推销鸦片、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染指内地矿产的开采。一句话，就像他的老板所说，“唐景星现在是站在我们的鞋上”。也就是站在怡和的立场上，代理怡和的一切生意。同时，他又和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以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并先后投资于上海三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活动。而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办房”，也就是买办的事务所。
上海三个和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丝业、茶业两公所和经营鸦片的洋药局，在1868年以前都已先后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都是这三个机构的董事，是把持这些机构的核心力量。
1873年是唐廷枢一生重要的转折。他离开了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李鸿章为背景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唐廷枢之所以愿意“脱下外国的洋皮鞋，穿上中国的土布鞋”是有原因的。据说唐廷枢有一次回香山过年，坐的是洋人的船。正赶上台风，耽误行期。船上淡水有限，于是洋人定了个政策：船上所有中国人一天只有一瓢水的用量；而船舱底部的洋人，反而没有限制。国家落后，民族软弱，受人欺侮，这让唐廷枢深感痛心。所以，当李鸿章发出邀约，他便答应了下来。
从1873年到1876年，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随着洋务派企业活动的扩大，唐廷枢在洋务派官僚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1876年，唐廷枢一方面接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委托，筹办福建、台湾两地的洋务；另一方面又受李鸿章的委派，积极筹办开平煤矿，与此同时，他在招商局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885年他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这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的年产量，在19世纪的末期，曾经达到78万吨的高峰，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作为它的组成或附属部分，还有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和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这些也都是在唐廷枢倡议和主持下兴办的。这所煤矿为洋务派官僚提供了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海防用项”。
另一方面，洋务派官僚企业也为唐廷枢这样“久贾而官”的人准备了政治上的晋身之阶。在唐廷枢进入招商局之前，他就已经取得了一个同知的头衔，以后他的官衔随着他在洋务派官僚企业中的地位而上升，由同知升为道台，他的声名在洋务派官僚中间，得到交口称誉。
虽然辞去了买办的职务，唐廷枢并没有割断与洋行的联系。他让哥哥唐茂枝进入洋行当买办，通过哥哥“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怡和洋行买办这个职位实际上成为唐廷枢在上海调动资金的代理人。他同时在两方面都有投资。正如徐润所透露的：太古、怡和、招商局三公司齐价合同之所以能签订，是由于唐廷枢在英国和这两家洋行的行东做了最密切的订交。到了开平矿务局后，唐廷枢又把矿局和开平铁路公司在伦敦的业务，全部托付给怡和的老板惠代尔，在业务上彼此合作无间。正因此，唐廷枢在外国洋行和商人中间，也保持着很高的声誉。
不过，外界对唐廷枢褒贬不一。在收买旗昌轮船公司的交易中，有人揭发他利用公司股票跌价的机会，挪用公款私购大量旗昌股票，从中赚取暴利。在1883年招商局财政困顿，不得不向怡和洋行借债度日时，他又以怡和借款，“擅抵私欠”。他和徐润等人利用公款进行投机活动，使得招商局财政在1884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中一度陷入困境。
19世纪70年代以后，唐廷枢在洋行企业和洋务派官僚企业之外，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在进入招商局之前，他曾在香港集资数十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进入招商局以后，他和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和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开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此外，在开平矿局期间，他在矿业和工业的投资方面进行了很多试探。就在他死去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计划经营造纸厂，而在他去世的当年，又和徐润等人筹办热河的建平金矿。这些试探活动，大都半途而废（如承平银矿、天华银矿），有的根本没有开办（如迁安铁厂）。从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渐由流通领域的商业转向生产领域的工矿企业。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病死于天津。根据他生前在各企业的投资估计，他遗留的财产，至少在百万两以上。但是，他的同行却说他“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
（参考书目：《唐廷枢研究》 汪敬虞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