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地的写作特色有哪些
艾江涛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不只是乡愁
听到诗人余光中去世的消息时，学者古远清不禁想起了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那是一个两岸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席间聊天时，余光中把欧阳修的一句话颠倒过来说：“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让古远清对他的幽默与智慧印象深刻。两人神交已久，早在1988年，古远清为花城出版社编选《台湾朦胧诗赏析》时，便集中阅读研究过余光中的诗，自此寄书交流不断。
上世纪80年代初，经由流沙河、李元洛等人的介绍，余光中的诗歌进入大陆。在那个开放初启、两岸交流开始松动的年代，余光中写于1972年的一首《乡愁》一纸风行，在许多人眼里，他也成为“乡愁”诗人的代名词。这首收入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中的短诗，写作于余光中1969～1971年第二次赴美教书返台之后。1964到1966年，余光中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曾前往美国几个大学巡回教授中国文学。而在1958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兼课的年轻教师余光中，便在夏济安的怂恿下，前往美国艾奥瓦大学进修一年。正像他的家信中所写的：“你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经不在中国。”恰恰是几度赴美之旅，让余光中开始怀念被他称为妻子的台湾与被称为母亲的大陆，而美国这片新大陆不过是短暂的情人。不同的是，第一次赴美之时，30岁的他怀念的只是那个岛屿，等到再去时，怀念便从岛屿转移到大陆：“那古老的大陆，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啊所有祖先的大摇篮……无论你愿不愿意，将来你也将加入这些。”
只是这份怀念，一直到1992年才得以稍解。那年9月，应北京社科院外文所之邀，余光中到北京演讲“龚自珍与雪莱”，这时他阔别大陆已整整43年。2003年回祖籍福建永春的“原乡行”中，全程陪同的古远清记得他还到处寻找和他一起掏鸟窝的儿时伙伴。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在1937年城陷之前，他幸運地跟着母亲逃亡到常州，此后一路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在那里度过6年时光。1945年，余光中随父母再返南京，并在两年后考取金陵大学外文系。然而只在那里读了一个半学期，内战烽烟很快蔓延到南京，他不得不转学至厦门大学，后来又转道香港，在1950年6月抵达台湾，再次插班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2002年，在九卷本《余光中集》自序中，余光中写道：“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只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
尽管学路羁旅，但余光中的诗才却赞露头角，在1948年写下处女作《沙浮投海》后，他接连在厦门的报刊发表作品，在台湾大学又在梁实秋的指点下，大学未毕业即出版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50年代初的台湾诗坛，以纪弦（路易士）为首的现代诗社影响巨大，拥者甚众，由于不满于现代派只注重“横的移植”而忽视“纵的继承”的诗学主张，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等人在1954年成立蓝星诗社，主张一种更加温和的现代主义诗学。1958年去美国前与蓝星诗友夏菁、黄用、吴望尧互为激发的创作时光，在余光中的回忆中，是一段“色彩绚烂的小规模的盛唐”。
上世纪80年代，当诗歌评论家谢冕最初读到余光中的诗歌时，感觉很亲切，正如他读徐志摩、戴望舒作品时的感受一样。余光中诗风多变，早年更多受到新月派诗人的影响，继而转向现代主义诗歌的试验。正如作家杨渡所述的台湾：“50年代后期，政治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支撑，被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60年代的现代文学则以其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礼法体制、存在主义等，否定现实存在的意义，来达到对戒严体制的反抗。”余光中亦裹挟其中。60年，在诗集《石钟乳》的后记中，余光中便写道：“我们写诗，只是一种存在的证明。‘我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生存。它只是否定夜的一声呐喊。”
然而，美国之行带来的家国之思，包括在与创世纪诗社的现代诗人洛夫的论战，却让余光中逐渐感觉到现代诗陷于虚无与晦涩的失误，进入更注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新古典主义”写作时期，代表作便是收入《莲的联想》与《白玉苦瓜》中的篇什。
这种转变，在台湾诗人杨小滨看来，有诗人个性上的原因：“余光中是一个试图去完成某种状态的诗人，他会追求诗的某种整体的完善或完美。但有时候太完整了，看完没有太多余韵，这是一个矛盾。他有很多巧思，把韵律安排得特别妥帖，但太巧妙了，使读者没有太多发挥的余地，和一些更有冲击力的诗相比，余光中的诗显得更静态。”此外，让他印象很深的是，余光中是一个在很多方面追求宏大意义的诗人，他的诗中虽然也有私人情爱，但更追求一种普遍性主题，比如战争、思乡。
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余光中也坦言，在自己的近千首创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乡愁之作，但“乡愁诗人”之称却不免窄化了他。乡愁主题，在杨小滨看来，在主题思想层面，在当时肯定呼应了蒋介石统治下“反攻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诗歌技巧上，写得非常圆熟，对严肃写作者来说，并不满足。只是，“余光中还有一些诗比较有探索性和试验性，比如《双人床》便把情色与战争的忧患意识放在一起，有一种多层面的丰富性”。
保卫现代诗
余光中自己曾把1959到1963年称为自己的“论战时期”，那也是围绕台湾诗坛“现代诗”论争的“国防”时期。当1995年，古远清到位于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拜访余光中时，问起他为何不对《华夏诗报》批评他否定戴望舒、朱自清等30年代作家有所回应时，77岁的余光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超然物外的老人：“我哪有时间去写这种文章？在60年代台湾现代诗论战中，我倒写过不少论争文章，可那时徒耗精力去巩固‘国防，无法静下心来抓‘生产、搞研究。”
50年代中期的台湾诗坛形成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鼎足而立的格局。虽然同样倡导现代诗学，但由于现代诗社的领袖纪弦主张专事西方的“横的移植”，创世纪诗社的洛夫、张默则服膺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的诗歌理想，蓝星诗社余光中诸人更偏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温和现代主义，而存在着内部的分歧。
只是，当1959年7月1日，苏雪林在《文坛旧话》中借批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批评今日新诗“更是像巫婆的蛊词，道士的咒语，匪盗的切口”，进而四个月后作家言曦在《中央日报》副刊将台湾新诗一概贬为“象征派的家族”，以艰涩掩盖空虚时，上述三社的诗人却不得不一道出来，撰文保护现代诗了。
余光中接连发表了《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摸象与画虎》等文章，认为台湾的新诗不能用象征主义概括，并且认为诗是象牙塔中产生的艺术，诗人“不屑于使诗大众化，至少我们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大众”。覃子豪、钟鼎文、洛夫等人也都加入论战，为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诗辩护。几年下来，现代诗的国防巩固了下来，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现代诗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分化。
1961年5月，余光中发表长诗《天狼星》，洛夫随后发表万余字的《天狼星论》，批评其从主题到意象，不符合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注定要失败，从而引发了余光中的反批评。在《再见，虚无》一文中，余光中批评洛夫观念中毒，认为台湾大部分现代诗已冲入晦涩与虚无的死巷，宣布自己要告别虚无。由此余光中转向挖掘传统，这种在不少现代派诗人看来为“妥协”与“骑墙”的转弯，让他一度陷入两面作战的处境。
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1974年，余光中奔赴香港，在那开始长达十年之久的中文教学生涯。1985年，从香港归来后，余光中执教于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直至退休。
余光中称自己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在诗集《五陵少年》的序言中，他写道：“艺术家对于自己风格的要求，似乎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精纯的集中，一生似乎只经营一个主题，一个形式。另一类是无尽止的追求，好像木星，乐于拥有十二颗卫星。雷诺阿、莫迪里阿尼属于前者；毕加索属于后者。我的个性也倾向于后者。同时，我更相信，凡是美，凡是真正的美，只要曾经美过，便恒是美，不为另一种美所取代。”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风格多元的诗歌写作中，也体现在他称之为四度空间的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之中。
1961年，余光中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命名为《左手的缪斯》，用左手以示“副产”的意思。只是，这种“旁门左道”的谦抑，很快在余光中那里发展为对文学史的重评与散文革命。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余光中重评戴望舒、朱自清等30年代作家时，便认为朱自清的散文“置于近三十年来新一代散文家之列，他的背影也已经不高大了，在散文艺术的各方面，都有新秀跨越了前贤”。而在之前写作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便呼吁在诗歌、音乐、小说都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蜕变之际，散文也应该向现代化迈进。他主张剪掉过去散文中的三条辫子：伤感做作的花花公子散文；食古（洋）不化的学者散文；过于素淡的浣衣妇散文。追求散文的弹性、密度与质料。
2003年，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事实上，在不少人看来，余光中散文的成就已超越诗歌。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杨炼便认为：“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实际上他的散文比诗还精彩。他是很难得的当代中国诗人，外语和古典诗歌修养都很好，在当代与古代、中外之间游刃有余，不故意掉书袋，文笔自然，非常中文，非常汉语，文学和思想视野也非常开阔。”
翻译同样是余光中的所长。早在1947年，还在金陵大学念“大一”时，余光中已在校刊发表所译拜伦、雪莱的诗歌。1952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时，作风开明的指导老师曾约农，甚至允许他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译书代替毕业论文。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炼诗歌的英文译者便送给他一本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选》，至今他对其中的一些片段依然记忆深刻：“比如叶芝的《丽达与天鹅》，他对外语诗意与形式吃得非常透，并把这种感受和对诗的要求融化到翻译中，进入化境，丝毫没有现代白话文的生涩之感。庞德的那首《理查王》，更难翻译，非常严格的诗歌形式，但同时第一人称写作的理查王说的语言非常粗俗，他可以把这种粗俗的语言与非常严格的形式结合得完美无缺，甚至有点炫技的感觉，但这种炫技在诗歌意义上非常高级。”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在讲到奥登《悼叶芝》一诗中的一句“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时，特意比对查良铮与余光中的译文，认为后者“因为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与前者“因为诗无济于事”相比，读起来的感觉与原文更为一致，感慨即使像查良铮这样最锐意开辟现代敏感的译者，也会译出很不敏感的句子。
1967年12月，刚从美国讲学归来的余光中写了一篇散文《地图》，在里面他讲到对地图的热爱。据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同样谙熟于绘制地图，初三那年，他买了一张破旧的土耳其地图，直觉“那是智慧的符号、美丽的密码，大千世界的高额支票，只要他努力，有一天他必能破符解码，把那张远期支票兑现成壮丽的山川城镇”。自此余光中一直保持着收集地图的习惯，家中藏有300多张地图。他于1988年出版的散文集《凭一张地图》，后来还成为香港一家电视台一个以地图为主的专题节目的名字。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到香港，某种程度上，余光中正是凭着记忆与血液中的那张地图而展开写作。
1965年2月，正在美国讲学的37岁的余光中写下诗歌《当我死了》：“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相信此时，他可以坦然地听到风声。
（本文写作参考《余光中：诗书人生》，古远清著。实习生张从志对本文亦有贡献）
诗人余光中
2008年10月7日，余光中重回到母校——南京秣陵路小学，并和学生们一起度过了80岁的壽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