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为英国前驻华使节举行的庆祝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
贾冬婷
“黄金时代”已经成为描述中英关系的一个关键词，尤其是在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之时。将这一定义放置到历史中去看，正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所说，开创这一黄金时代非朝夕之功，而是水到渠成。
在中英两国1972 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民间往来的冰层就已经开始松动了。图为伦敦大本钟前的威斯敏斯特桥
破冰者
早在中英关系的里程碑——1972年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冰层就已经开始松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英国就采取了与它战后的重要盟国美国不同的政策——“保持一只脚在门内”，寻找继续在华贸易的可能性。所以在1950年初，英国就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两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但由于联合国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漫长谈判，直到1972年，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冰面之下，民间往来更为深入持久。英国48家集团前主席杰克·佩里（Jack Perry）就是代表之一，他1953年冲破重重阻力，率15家英国公司代表访问中国，签订了西方商界与中国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他也因此被称为中英关系的“破冰者”。
某种程度上，“佩里”这个姓氏已经成为中英“破冰”的代名词。从杰克·佩里开始，到他的儿子，再到孙子，三代人都是这段历史的讲述者和传承者。我们在伦敦佩里家中见到了这个家族的第二代——杰克·佩里的儿子斯蒂芬·佩里（Stephen Perry），他也是现任的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因为父亲的开创之举，人们习惯称他为“小佩里”。父亲杰克·佩里已经去世，但他当年和中国交往的印迹在这个家里随处可见，各种书籍、照片、老物件，包括在中国已经难觅的初版红宝书“毛选”，甚至还有画家友人送的一幅《五子登科图》——因为“老佩里”有五个孩子，佩里一家和中国的情感联系可见一斑。
在当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是什么激发了老佩里去开启破冰之旅？这仍是萦绕我们心头的第一重疑问。可以想象，这个问题斯蒂芬·佩里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但他说，实际上每个提问者的出发点都有细微的不同，比如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的父亲杰克·佩里当年认准了中国呢？”小佩里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杰克·佩里？”
“我的祖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逃亡到英国，白手起家。他们当年住在东伦敦的贫民窟，20多人挤在一起，没厕所，没暖气，生活困窘。后来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席卷伦敦，对犹太人的迫害很严重。犹太人和曾受犹太人帮助的码头工人们想尽办法阻挡法西斯暴行，我父亲当时是其中一员，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二战后又迎来冷战，我父亲也是第一批反对冷战的人，主张以贸易合作代替封锁。1952年，父亲参加了寻求东西方经济合作的莫斯科会议，他是英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在会议之前的一次聚会上，父亲遇到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冀朝鼎，他说着完美的美式英语，我父亲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们谈起了中国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加强中英贸易往来的想法，一周后冀朝鼎再次约他见面，故事就由此开始了。时任伦敦出口公司总裁的父亲被看作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对冷战和中国有自己的见解。当时中国代表问他对中英贸易往来有什么了解，他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就是个手工业制造商。然后中国人说我们需要你，需要像你这样有传统手工业制造背景的人，也需要像你一样了解其中艰难的人。我们也不了解中英贸易，但我们信任彼此。于是破冰之旅就这么促成了，签订了总额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随后以先遣团成员为基础的48家集团也成立了。对中国来说，英国大概是欧洲第一个向新政权伸出橄榄枝的国家。”斯蒂芬·佩里说。
1953年父亲宣布要去中国时，斯蒂芬·佩里只有5岁，只知道父亲要去一个遥远的国家，而家人都不赞成。長大后他听父亲再次谈起，一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西方掀起反华高潮;二是从英国去中国的旅途充满艰辛和危险，从伦敦到香港要走7天，从香港到北京还需要3天，何况当时中国还被英国政府视为敌人;三是他不得不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老佩里日后常常回忆令他终生难忘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谈起那艘从香港到北京的挤了几百人的船。尽管那时候中国很贫穷，船上的人仍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请他吃。老佩里感慨：“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
英国人发现可以从中国买很多东西，但是中国能从英国买什么呢？在各方协调之后，可做冬大衣的羊毛条成为中国向英国购买的第一种商品。“父亲非常兴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笔可操作的好生意。他从英国东北部约克郡买到了一批羊毛条，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支付。通行的做法是需要西方银行的认证，但中国人对我父亲说：‘我们的货币很好很安全，不需要你们的。提出通过伦敦的中国银行电子信用作担保。英国商人不放心，于是父亲不得不以自己的公司作担保。生意结束后中国银行兑现了担保，双方的生意才开始慢慢扩大了，从羊毛条扩展到茶叶、皮毛、香肠、清洁毛刷头、酱油等，甚至还有石油。”
斯蒂芬·佩里告诉我，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同中国关系恶化之后，父亲选择了中国，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他说，除了商贸机会，中国从来不从他这里索取什么。但是苏联更想插手体制上的事情，比如贸易联盟。他认为，中国通过对商贸合作的重视向外界表明，中国正在一步步远离战争，争取更大的发展。这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多一些商贸合作，少一些战争。”小佩里说，商业利益只是让父亲开启“破冰之旅”的其中一个动力，帮助中国的发展建设才是贯穿始终的，那是他不变的信念和使命。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饥荒，48家集团帮助中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了很多小麦，而在那时这些国家还未与中国建交。小佩里回忆，一开始确实很艰难，但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父亲。1968年，中国只向17个英国人签发了入境签证，佩里公司就占了10个。甚至在“文革”期间，仍然帮助父亲去他做生意需要去的地方。
1954年8月14日，中國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举行招待会欢迎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出席招待会并会见代表团成员
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伦敦白金汉宫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
佩里一家的命运起伏也是时代的缩影。小佩里说，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施行孤立政策，与中国往来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悖，那时候有很多针对父亲的批评和指责，他也在很多年里被禁止进入美国，直至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年。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因为香港，英国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迫于美国压力又要对中国予以制裁，这会破坏和香港的关系，损失很大，所以英国政府其实也愿意看到有人率先打开和中国合作的大门。这也是我父亲那一辈人‘破冰的意义所在。”
小佩里第一次随父亲去中国时只有24岁，那是在1972年，也是尼克松访华的年份。小佩里说，尼克松访华给西方世界一个信号，他们意识到和中国的关系要开始转变了。“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希斯，他心态很开放，相信全球化的大趋势，总是乐观地估计西方对华政策。当然也有来自美国的劝告，说英国不能这么早就对中国开放，但希斯坚持说这是对的时机。他是那时候的英雄，他承担了风险，如同我父亲一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斯蒂芬·佩里说，父亲那一代人致力于反对冷战，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包括1966年周恩来总理与艾登总统的会面、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这一代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越南战争的影响，希望国与国之间能更紧密地彼此依存，减少战争和冲突，这使得小佩里决定继承父亲的事业，投入中英贸易往来。小佩里说，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英国访问时会见了他，促使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我们谈到，在中英关系的历史中，还有很多鸿沟和困难没有解决。我问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看着我，思考了一会儿说，让一整代人忘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是相当困难的，这个问题要留给年轻人，年轻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对他的话想了很久，怎么做才能更有意义。最后我决定成立‘青年破冰者组织，吸引英国各界年轻人参与，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小佩里告诉我，他的儿子“小小佩里”——杰克·佩里正是“青年破冰者”的主席，这个沿用了祖父名字的年轻人也继承了家族的“破冰”使命。小佩里认为，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破冰”这个词的含义——它指的不是一场冷战，而是打破无知和误解的坚冰，这才是青年破冰者的意义。
“筷子”与“唐装”
两根细长的筷子，交叉叠放在一个将满未满的圆上，那个圆像是一个餐盘，一段打开的扇面，或者一次正在进行的谈话……这是伦敦最大的中英友好社团之一——“筷子俱乐部”的标志，顾名思义，一切以“吃”为开端。
在伦敦的中国工商银行总部，我见到了运营筷子俱乐部近25年的H.J.Colston，她有一个地道的中文名“童海珍”，是个瘦削干练的英国女士，有种自嘲式的幽默感。一见面不免先感叹一番今早刚出炉的议会选举结果（注：英国于今年6月8日举行议会选举），悬浮议会的出现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但她很快就把话题轻松一转：“英国的政治，就像这里的天气一样，不可预测。”
H.J.告诉我，筷子俱乐部最初是杜伦大学五个学中文的毕业生在1993年发起的，其中包括她，还有现在家喻户晓的中国富豪榜创办人胡润。俱乐部最初的名字是“中国星期二”，每月选一个星期二，聚在一起吃一顿饭，谈论有关中国的话题。一开始实际上是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聚餐的，后来才慢慢改成去中餐馆。几个英国学生凭借直觉也能体会到，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多么重要。H.J.感叹，一方面，吃本身就是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天南地北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孕育出不同的饮食，正如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另一方面，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绝非一句空话，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机会，交到一个朋友，一般都得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顿饭。
1985年，H.J.第一次到中国，去了广州，也顺道去香港度假旅行，这是一次让她大开眼界的经历。她还记得那次坐火车的经历：车上的热水瓶，座位上的棉织头巾，走在车厢里时人们喊她“老外”的声音。火车蜿蜒行驶，经过了水稻田，来到目的地广州。“当时的广州平淡、安静，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和香港的五彩缤纷、生机盎然、快速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照。不过，让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我自己对中国的自然、文化、历史和经济的无知，我强烈地意识到由于我的‘文盲，根本无法看懂任何商店的招牌，更听不懂在我身旁的人所用的语言。那次旅行是改变我生活方向的催化剂。之后，我决定去杜伦大学学习中文专业，毕业后又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从那以后我已经多次回过中国，其中一次在北京二环路上的一家合资公司工作了两年半。我喜欢把这段时间称为‘光辉的日子，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不一样，每天有烦恼，也有很多趣闻，有挑战，也有欢乐。我还尽力去品尝了鸡爪、猪耳朵和肥肠，但我最爱吃的食物还是北京烤鸭和宫保鸡丁。”
回到英国后，H.J.继续通过俱乐部保持与中国的联系，1997年之后，俱乐部开始由她和好友邓丽莎（Theresa Booth）一起主办。因为意识到“吃”的重要性，她们干脆在2003年将俱乐部名字改为“筷子俱乐部”，激发了更多人的好奇心。2008年她做了次统计：“那时俱乐部已经成立15年了，我们总共举办了1500多场中餐活动，共吸引了1.5万人次参加，吃掉了1.7万只烤鸭和无数吨面条！”
到现在为止，筷子俱乐部吃掉了多少烤鸭和面条呢？H.J.说，具体数字已经数不过来了，更关键的是，筷子俱樂部的重心已经不再是聚餐了，而是组织各种论坛和活动，搭建一架在中英之间共享知识、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H.J.告诉我，俱乐部组织的讨论议题也很宽泛，比如“环保在中国有好的商业前景吗”“中英创新产业合作”“中国人对英国脱欧的看法”“中国的消费升级”等。
H.J.觉得比较中国和英国的社交网络很有意思。“英国最典型的是一种‘绅士俱乐部，这是一个已经在社会处于上层的‘老男孩网络。而在中国，‘关系的含义更宽泛，是不同阶层交织的，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在其中，这也是筷子俱乐部想要搭建的网络。” H.J.相信筷子俱乐部可以在未来影响商业格局，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前景下。
如今俱乐部的象征物“筷子”已经变得抽象，是一个将大家聚拢在一起的理念，营造了一个轻松而中立的氛围。正如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所说：“筷子和刀叉没有孰优孰劣，只是不同文化的产物;筷子是没有长短、不分左右的;筷子使用起来讲究协调、配合;筷子不只是用来夹食物的，关键是要把食物提起来送到嘴里，这些特点都可以用来比喻中英关系——平等、合作、不断提升。”
芭芭拉·贾琦（Lady Barbara Judge）也自称“中国粉丝”。与H.J.搭建的民间交流网络不同，芭芭拉作为主席的英国董事协会（The Institute of Directors）更接近官方。这位女主席总是以让人过目难忘的个人形象出现，据说她的照片已经展示在英国国家肖像馆里：淡金色复古发髻一丝不苟地拢在脑后，显露出雕塑般的面庞和因经验而愈发坚定的眼神，颈部环绕的一圈白色褶皱“飞边”（Ruff），据说盛行于17世纪的欧洲，也是她多年来的鲜明标签。芭芭拉显然已经对经营个人形象驾轻就熟，指示我们的摄影师在英国董事协会所在的这栋始建于19世纪初的历史建筑里以什么角度为她拍摄，以及如何抓住她身上那种威严与古典的平衡感。早就听说芭芭拉被人称作英国人脉最广的女人，但她对我说，她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份还是英国董事协会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而在职业生涯早期，她遇到的改变其一生的机会还源于对中国的了解。
她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9年夏天。据芭芭拉说，那年英国人刚刚被允许访华，而且还只有政府官员才有资格，在纽约做律师的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和美国商界精英一起访华的机会。正是因为那次的中国经验，更直接的原因是被访问团一位券商同行引荐，芭芭拉被卡特总统任命为历史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这也将她的事业带向海外。她曾在80年代中期搬到香港，任一家银行的总裁，再次与中国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处理国际业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她在2010年毫无悬念地被选中担任英国商务大使，而且是在英国承受着美国经济放缓和欧元区危机两方面压力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芭芭拉告诉我，她的使命就是要说服国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英国是开放的，有很多商业机会。其中，中国就像一扇有待开启的新的大门，对英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这几年她往来中国也越来越频繁，推动了更多中国年轻人来参与合作。
为了这次见面，芭芭拉特地换上一件中式上衣。精致手绣纹样的艳紫色绸缎面料，剪裁出一件西式商务正装，在英国皇室肖像环绕的老建筑里，反而有一种奇妙的融合感。芭芭拉告诉我，这是一件中西合璧的产物，源于她参与并推动的中英企业家俱乐部。她在那里认识了依文集团的总裁夏华，两人一拍即合，创立了一个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品牌，主打中式面料加西式设计。她说，很多英国人没有去过中国，缺乏直接的感情纽带，但是她们喜欢中国的面料，喜欢那种手工，而英国的优势在于做商务西装的传统，可以让面料很好地贴合身体曲线，于是她想到把中国的面料和西方的设计相结合。芭芭拉邀请了英国时装协会加入，因为协会的很多设计师都有全球化眼光，可以创造出更全球化的产品。她认为，这是中英合作的精髓。
创意产业：从制造到创造
“或许没什么国家能比中国在设计上的投入更多了。2009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提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口号。”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副馆长兼CEO蒂姆·里夫（Tim Reeve）告诉我们，他专门研究过中国经济向设计和创新的转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部分产品的利润都回流到了设计它的国家。如果中国可以自行设计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那将会对经济有巨大的拉动。而且，中国也面临即将到来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挑战，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在制造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因此，中国开始从低成本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设计产业转移。”
蒂姆·里夫还注意到另一方面的趋势。“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有4300万人步入中产，201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超过了美国。步入中产意味着购买力的增强，很多人会开始彰显其新财富和社会地位。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全球奢侈品牌的销售在中国爆发。然而，有证据显示中国中产阶级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寻找关于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更独特表达。比如，设计师品牌的服装、家具、物品越来越受青睐，以此强化个性信息。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一系列设计事件的成功，比如北京设计周、上海时装周，它们都是将最新设计呈现给本土消费者的重要平台。”
向设计转型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各大城市都启动了创意园区规划，希望将这类企业集聚在一起，产生协同效应。设计类学校也在膨胀，仅在2012年，就有54.7万名学生选择了设计专业。学校越来越多地引入关于创新的学习模块，比如创客空间。另外，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吸引观众来消费艺术和设计。特别是博物馆，过去10年来，中国新建成的博物馆数以千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仅在2014年，就有415家新博物馆开业。政府希望通过商业园区、文化基础设施和设计教育的融合促成设计创新，以提升中国的创意产业。
事实上，“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是1998年在英国发源的，经过了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英国国家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我们好奇这一新兴产业是如何在一个如此传统的文化土壤中萌生的，于是去拜访了“英国创意产业之父”、伦敦设计节主席、伦敦设计大学主席约翰·佐雷尔（John Sorrell）爵士。约翰·佐雷尔的办公室设在古老的萨默赛特宫（Somerset House），这座宫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的年代，18世纪的时候脱离皇室产业，开始接纳各种文教组织，譬如皇家学会、文物学会以及后来的皇家艺术学院，堪称伦敦创意文化的中心殿堂。佐雷尔爵士的办公室如同英国创意产业的一个缩影，现代家具和画作在老建筑挑高的空间里混搭出新意。
佐雷尔爵士告诉我，其实创意产业在英国很早就萌芽了，只是一直没人能够纵观全局，去认真衡量一下它的经济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他和一些创意产业圈子里的朋友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让人们认识到创意产业的价值？如何让它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在1997年推动新一届政府对电影、广告、设计、数字等25个相关行业展开调查研究，发现这些产业不仅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也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1998年，英国政府将这些行业整合为“创意产业”，并提供了经济和政策两方面支持。佐雷尔爵士说，创意产业的一大特点是宽泛，你在25个领域里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但是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产业，满足来自25个领域的期待，谈何容易？但这就是关键所在。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甚至是政府的政策。“如果回到20年前，大家可能完全不知道创意产业的价值在哪里，不知道它每年可以为英国创造大约9740万英镑的经济效益;伦敦的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0%以上，而且这个价值还在不断上涨;它涉及大约300万人的就业，占英国总人口的1/20;它还关乎一个国家的形象，人们通过创意产业而认识英国、记住英国。”
约翰·佐雷尔发现，创意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潮流。他在2003年成立了伦敦设计节，他形容设计节就像是创意的舞台，设计师是舞台上的演员。这一节日每年9月在伦敦举行，有400多场活动，35万人来参加，包括中国的访问团。近年来，很多国家和城市也都有了自己版本的设计节，包括北京。事实上，2011年北京设计周就邀请了伦敦作为主宾城市，佐雷尔爵士也是其中代表。他认为，这说明越来越多国家都意识到了创意产业的巨大价值，意识到它对经济转型的巨大拉动作用。
那么，创意产业如何从传统的制造业里产生？佐雷尔爵士告诉我，这也是他每次访问中国时都会思考的，正如中国的口号，“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他认为，两者其实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传统手工业和制造业更需要创意，两者之间要展开对话。他分析了创意产业在英国的孕育过程：“首先，英国是一个岛国，必须要一直有创造性，才能存活下来。所以英国人创造了很多东西，例如火车、电话和互联网。当这样的发明出现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会被改变。仔细想想，其实网络也只存在了35年。在未来的35年中，还有什么会被发明？这就是创意。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它是一个各族裔、各国籍的人组成的大熔炉，不同人群激发出创意。我常常想，如果有创意奥林匹克的话，英国会表现得非常好，会赢得很多奖牌。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英国创意教育系统根基深厚，1837年政府就意识到手工业者的设计水平不够高，于是在英国创立了第一所设计专门学院，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让年轻人可以在大学里学习艺术和创意。而除了常常谈论的大学教育，我认为越小开始培养创造力越好。”
在萨默赛特宫，约翰·佐雷尔开设了著名的“星期六俱乐部”，这是为青少年提供的艺术课堂。他告诉我，这源于他和妻子开的一家25年历史的创意公司。出售了这家公司之后，他们用这笔钱建立了佐雷尔基金，资助从4岁到大学阶段的孩子。如今，“星期六俱乐部”在英国已经有50多个分部，每周六都会组织孩子们一起交流学习，教室里面有各种名家名画，由大学里的导师亲自教授他们艺术和设计。除了学习，还会参观一些艺术博物馆，并且定期请一些行业先锋，如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等来开讲座。每年，这样的“大师班”大概有50多场。佐雷尔认为，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培养创新艺术，并提供一个有创造力的环境和土壤。就像英国人常说“把人引到厨房来看看，闻闻味道”，要让孩子自己发觉这种艺术气息，培养他们对艺术的敏锐嗅觉。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提供给孩子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尽可能年轻的时候，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约翰·佐雷尔还记得，他自己创意生涯的开启，就始于50年前的一次偶然经历，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14岁的时候，有一天艺术老师拉姆齐先生对我说：‘你想不想去艺术学校上周六的课？那时我在学校擅长艺术，也很喜欢设计，但只是爱好。我想，试试看吧。下一个周六我就去了。一个小时内，我就被这个充满创造和想象力的地方迷住了。”
2016年7月25日，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前右）和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前左）出席伦敦唐人街清代牌楼复制品的剪彩活动
设计的价值：V&A视野里的“中国热”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深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作为“世界工厂”的缩影，承载着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的荣耀，也背负着“山寨之都”的恶名。
深圳转变的努力显而易见，2014年6月，招商地产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在伦敦签署协议，宣布双方将合作创立中国首个设计博物馆“设计互联”。这一由日本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槇文彦操刀、占地超过26000平方米的项目，野心已经超过一个博物馆了。根据其官方介绍，“设计互联”将筹建中的蛇口设计博物馆、深圳观复博物馆、剧场和一个多功能发布厅整合为一体，通过建立多元的国际合作，致力于成为世界观众了解中国设计的重要窗口，以及国际设计进入中国的平台。而对V&A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来说，它将在蛇口设计博物馆中开设一个展馆，这既是欧洲大型公共博物馆第一次进驻中国博物馆，也是V&A第一次以建立常驻展览空间的方式向海外輸出自己的品牌。
事实上，深圳选择向创意产业转型，与以设计著称的V&A合作，也是因为制造与设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被任命为蛇口设计博物馆馆长的奥雷·伯曼（Ole Bouman）认为，在中国，促进创意迸发的意识越来越强。在中国从快速增长向更有创新能力、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能精确地促成这种转变的机构。合作馆址设在“特区中的特区”蛇口，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所在地，更彰显了这层象征意义。一方面，深圳有着改革创新基因，它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高度相关，作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一直在国际交流、引入外来专家和资本方面扮演先锋。另一方面，深圳又是“世界工厂”，它既拥有华为、中兴等大型民营通信设备品牌，也是全国最大的山寨手机生产地。可以说，珠三角地区制造与设计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生态，30多年制造业勃兴所积累的设计因子，远远不是简单粗暴的“山寨”一词可以囊括的。
如何基于庞杂、细碎的本土设计资源，梳理出深圳所映射的中国式设计生态，是“设计互联”的挑战所在。V&A副馆长蒂姆·里夫告诉我，早在2012年，V&A就与招商地产开始接触，2014年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前，V&A已经在中国进行了3年多的调研，研究深圳的设计、制造及创意产业。蒂姆·里夫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他们对深圳的市民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可以一种“很接地气”的方式去诠释深圳。
2013年深港双年展时，V&A尝试开启一种新的形式——“快速反应收集展品”，他们通过邮件和微博等方式公开征集，让居住在深圳的人推荐一些物品，只要这个物品背后的故事可以代表迅速变化的深圳就可以。最终列入展示的物品包括山寨的苹果牌验钞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什么菜都吃得到的深圳菜单，甚至还有一个电子工厂女工的没有钢圈的内衣。策展人说，选择内衣是因为女工进厂需要过安检，胸罩里有金属部件，过安检就会响，还可能会有性骚扰的问题出现。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这种没有任何金属部件的内衣，减少了女工们被搜身及性骚扰的问题。
这些普通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在以往的博物馆收藏体系中，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但当它们汇集在一起被诠释和观看时，则呈现出另一种价值。正如策展人基兰（Kieran Long）所说：“今天的世界变得很不同，一些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发生，一些事物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V&A想要试验一种基于观察现实的新型收藏方式，以体现当代生活，及时应对全球性事件。”
这一独特视角与V&A的基因一脉相承。1851年，英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水晶宫”世博会，堪称是对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检验，也暴露出工业产品在艺术设计方面的缺失。正是“水晶宫”的展品和盈利造就了V&A，并逐渐扩展为一座“艺术应用于制造”的博物馆。英国政府也希望通过V&A对艺术品及实用品的系统收藏、研究和展示，来提升国内中产阶级对于审美的认识，并提高英国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V&A中国部主任张弘星形容：“V&A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如说是一个由19世纪英国政府直接投资的主要服务于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意产业基地。”
在V&A的展览历史中，“中国热”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张弘星告诉我，与其他博物馆相比，串联V&A中国收藏的不是某一种艺术风格，而是“讲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文化主题，比如饮食，以日常器皿来展示中国饮食文化变化。张弘星说，沿着这一思路，V&A展品中呈现出历史上几次明显的“中国热”。一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整个欧洲掀起对中国艺术的狂热崇拜和迷恋，“中国风”遍布在陶瓷、壁纸、屏风上，在装饰艺术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当代，西方除了对陶瓷等有形的艺术种类仍然感兴趣之外，对中国的审美观和哲学观也开始产生兴趣。中国园林就是一个典型。英国园林设计在注重几何的欧洲园林里独树一帜，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理念，受中国影响很大。比如当代英国造园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就对中国的风景园林哲学很感兴趣，并运用到了他在苏格兰的私家园林“宇宙思考园”里面。此外，西方对中国水墨画和书法所蕴含的自由精神也兴趣渐浓。英国设计教母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就对中国水墨画情有独钟，她曾给V&A博物馆2013年举办的中国古典文化名品展写评论支持，认为中国水墨艺术达到了人类表达自由主义的顶峰。而画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对中国绘画感兴趣，特别是中国画中独特的透视法，他认为这表达了对景观的真正经验。张弘星说，当代西方设计师对中国审美观和哲学观的集体兴趣，反映出各设计领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刺激源泉，而中国美学恰恰能够提供养分。
循着这一路径，V&A对与深圳的合作满怀兴趣。蒂姆·里夫将深圳“设计互联”旗下V&A展馆的主题命名为“设计的价值”：“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标题背后，我希望是一个开放式的话语展示，对设计和物质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质疑。简而言之，‘设计的价值将是我们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反过来，价值如何决定我们设计的东西。”
今年1月29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250件精选自V&A永久馆藏、从公元900年到当代、来自31个国家的作品，将广泛探索“价值”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展览的叙事框架由七个主题组成，代表了历史上设计所承载的广泛价值：效能、成本、问题解决、材料创新、身份、传达与奇观。
这些古今中外的精选藏品将在展览中凸显设计的共同价值，及其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各地的设计物件。例如，一件17世纪的伊朗星盘与一把当代的瑞士军刀并置陈列，以凸显多功能设计的价值所在;一双19世纪的丝质便鞋、一条60年代的纸质连身裙和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与H&M合作的连体裤，共同连成了一条关于低成本设计的演化轨迹。展品中还将包括V&A这几年在蛇口的团队在珠三角地區实地考察后的藏品，比如山寨手机、大疆无人机，还有出品的智能聊天公仔。
蒂姆·里夫认为，对于想要在全球范围内奠定自身设计地位的中国来说，围绕价值和设计进行的批判性讨论就更重要了。中国新兴设计师和消费者抱持什么样的价值？这些价值又将如何定义未来？这些都是通过“设计的价值”想要探讨的。
“李约瑟难题”与创新孵化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小佩里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落差，使得中国对西方科技的依赖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科技的依赖。“在一些全球最重要的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是大约四个公司控制一个领域，其中三个是美国公司;或者三个公司来控制，其中两个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中唯一接近这个操控力的是华为在电信领域。那些掌控某一领域的企业都在调查研究上花了高成本，这让他们在科技方面遥遥领先。对中国来说，创新科技是第一要义。”
这是一个类似李约瑟难题的表述——“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小佩里说，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当年也是48家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一问题及其引申也贯穿着48家集团随后几十年的中英贸易史。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打开国门走出去，英国企业也会反过来被他们带领着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英国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就业率和资本输出，中国市场能够帮助实现这些，而中国人通过购买英国企业，也帮助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科技领域的落差在缩小。“我预测到2030年，在每个领域的四个龙头公司里，中国将会占到至少1/4到1/3，每个领域都有至少一两个领先企业。比如在航空领域，曾经人人都笑话中国造不出世界级的飞机，但是现在都知道中国可以制造大飞机。有个段子：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个引领航空领域的大公司？答案是两个：波音和空客。那未来10年呢？答案是三个：波音、空客和中国。未来20年呢？两个：中国和另一个未知数。”
由商贸往来而推动科技创新，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发起的Pitch@Palace（“龙门创将”）大赛就是一个典型。这是由安德鲁王子于2014年创立的全球创业孵化平台，最终的优胜者将被邀请到圣詹姆士宫与投资人交流。“龍门创将”的发起理事、汉普集团董事长杨腾波先生回忆，2016年6月6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二届中英企业家峰会当晚，安德鲁王子在温莎城堡宴请了中国企业家代表。“当时王子提出，他想把今年所有Pitch@Palace的获胜者也邀请过来，跟中国的企业家交流。这是一个好主意，一方面是成熟的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初创者。结果交流之后，这些初创者表达出很强烈的到中国来的愿望，甚至其中的一两个项目中方的企业家当场就打算投资了。于是安德鲁王子说，让我们一起来推动Pitch@Palace大赛在中国落地。”
“这是‘二轨的力量。”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对我说。他所说的“二轨”，是指在官方外交通道之外的高端民间往来，比如他所在的英国东亚委员会，就致力于将英国一些重量级的企业家、艺术家和媒体聚集在一起，打破新时代“坚冰”。虽然全球化现在遇到了阻力，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仍坚持全球化是一直要支持和推动的。麦启安说，发挥包括安德鲁王子在内的二轨的力量，就是将中英关系带入“黄金时代”的重要路径。这也符合“一带一路”的重点，即连接国家和企业，推动创新思维。
Pitch@Palace 42进12的半决赛之后，我们在北大创新创业中心采访到了安德鲁王子。杨腾波说，中国赛区初期与八大孵化器平台合作，收集来自全国的“创业之星”，选出了20168个项目，然后再从中选出128个，最终由专业评审甄选出42个代表，参加半决赛和决赛的角逐。现场比赛十分激烈，因为每个项目只有短短三分钟陈述时间，然后就得直面专业导师的提问和打分。麦启安解释说，沟通和说服也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核心能力之一。投资者都非常忙，创业者只有在三分钟内说明并抓住投资人，才有可能成功。
杨腾波认为，这些小项目就像是一个个种子，看上去微小、不起眼，其实发育成长的元素都已经存在了。如果给它们一个好的土壤，这些种子种下去就能很快开花结果。2013年安德鲁王子最早在英国推动的项目，已经催生出许多果实来了，它们能继续推动整个创新环境的形成。他注意到，中国和英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也非常互补，集中新能源、高科技、教育、环保、金融服务业五大领域，创业大赛能在源头上推动合作。
赛后对安德鲁王子的采访推迟了很久，因为他临时决定去参加评审。这也让杨腾波始料未及，他告诉我，这在之前几届其他国家的比赛中从未发生过，因为安德鲁王子一直遵循一个规则，就是不亲自参加评判，将评判权交给专业评审团。但那天他却像个小孩子一样激动，他觉得项目的质量比之前设想得要好得多，他急于要从客户的角度、从创业导师的角度，给出自己的意见。
Pitch@Palace无疑是倾注了安德鲁王子强烈个人情感的项目。比如说甄选项目数目“42”，这个数字的设定并非偶然，它代表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安德鲁王子告诉我，这源于他幼年时读过的一本书——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所写的系列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小说中，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跨维度生物种族为了找出一个能够回答宇宙终极问题的简单答案，特别制造了一台超级电脑——“深思”来进行计算。“深思”花了750万年来计算和验证，最后得出了“42”这个答案。
说起创办Pitch@Palace的初衷，安德鲁王子提到最初跟创业企业家接触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创业者有好的想法，但是受到同领域的大企业的排挤和打压，很难脱颖而出;另一种是创业者本身就有很多局限，比如关系网络、资金来源、运作经验等等。所以他就在2013年举办了一场活动，把投资人、企业家，还有创业者们，一起请到他的圣詹姆士宫，举办了一场交流活动。那次活动非常成功，那些创业者对他说，这种机会他们来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根本无法靠自己的网络接触到这些人。所以安德鲁王子在中国创业大赛的开营仪式上就说：“我不能许诺能为你们做什么，也不能许诺不做什么。我能许诺的是，用我的资源和网络，找到你们要找的人。”
安德鲁王子也强调了Pitch@Palace与“一带一路”的联系，他认为，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创新型的。“我上一次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一带一路峰会当中，习主席也提道：‘贸易是重要的推动增长的引擎，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包容外部世界，建设多边贸易体系和建立自贸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一步发展。而Pitch@Palace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支持的正是赋有创新性的创业者，未来将加强在前沿领域的合作，例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等方面，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当莎士比亚遇上汤显祖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二十丽姝，请来吻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置身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中，舞台正上演张冠李戴的爱情喜剧《第十二夜》，当年书中这句经典台词在脑海中闪过。如今虽然换成了黑人女主角，加上摇滚风的配乐和伴舞，但情节和台词还是似曾相识，看台上不断爆发出笑声。对于从小熟读莎翁经典的英国人来说，来这里為看戏，也为朝圣，尤其是在最古老的莎士比亚剧院里。
这个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剧院，有着莎士比亚时代的独特风貌：中空的环形空间，周围是三层有顶楼廊，橡木为廊，茅草为顶。其实今天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1997年完成重建的，最初的那座16世纪剧院在一场演出中由于茅草顶着火成为一片废墟，后来几经重建、关停、损毁之后，在距原址200米处再建，将板条、横木、石灰和石膏按照16世纪的技法混合，茅草屋顶也是以最初剧院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样本建造的。16世纪的环球剧院可以容纳1600人，座位的分布也可窥见当年的阶级分化：面对舞台的楼廊座位主要面向中产阶级，舞台周围的高层包厢受上层阶级青睐，而最特别的是站在院子中间的票，最便宜，也是最肮脏的位置。说它脏，是因为当时一部剧时间很长，而观众在拥挤的剧场里不便移动，往往就地解决尿急……在汗流浃背的炎炎夏日里，买这种廉价票的观众更被称作“Penny Stinkards”（一便士的臭家伙们）。如今的座位分布仍然沿袭了历史，院子中央保留着站席，这里的票价依然最低廉，只需付5英镑，是坐席票价的几分之一，但已不再肮脏，又离舞台最近，俨然变成了最热门的席位，一票难求。
进入这个复古莎士比亚剧院的现场，最令我惊讶的，是演出的世俗化。台上的包袱和笑料十分通俗，激起看台上观众的一阵阵欢呼和口哨。当然这部剧本来就是为圣诞节后第12天的“主显节”所编排的喜剧，以一种诙谐调笑的态度呈现，而且又有意还原莎士比亚时代的风味，但同时也让人体会到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部分原因。
“莎士比亚持续400年长盛不衰，正是因为这些故事依然让人亲近，而且是写给所有人的。他不只写王室，也写平民、工匠、商人，写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故事都不是编造的，有其来源，他再做改编和组合。他写悲剧，也写喜剧;有时用散文写作，有时又用诗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英语的日常表达，很多语句今天仍在使用，比如‘爱情是盲目的‘金子般的心‘勇敢的新世界。虽然现在互联网上的俚语日新月异，但莎士比亚的语言仍然是英国文化和英语语言的基础。”莎士比亚环球剧院CETO尼尔·康斯特布尔（Neil Constable）告诉我，去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这400年间，莎士比亚是每个英国人生活中剧场和戏剧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说，莎士比亚是跨年龄的，也是跨时代的。而环球剧院1599年开幕，1613年被烧毁，很快原址重建，之后又在1642年被清教徒关闭，1644年彻底毁坏，最终到了1997年得以再次重建完成。今年正好是新的环球剧院开幕20周年，剧院也见证了这400年历史。
“莎士比亚不仅是跨时代的，也是跨文化的。我总是说，几十年前，英国人拥有莎士比亚，后来扩散到英语世界，而现在莎士比亚是全世界的。”康斯特布尔说，莎士比亚仍然被看作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很难想象有人能讲述12个不同国家的故事，比如《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罗那二绅士》，都设置在意大利，《暴风雨》则发生在加勒比海群岛。另一方面，他的故事也不断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讲述，不仅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还被改编成电影、音乐、芭蕾、歌剧等，这也是为什么“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之一。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莎士比亚。2015年，环球剧院邀请了来自37个国家的剧团来这里演出，每个剧团都排演了莎剧中的一出。康斯特布尔说，这是“从环球到环球”计划中的一部分。中国的代表是中国国家大剧院，他们演出了由王晓鹰导演的《查理三世》，普通话版本，中国戏曲风格，但放在环球剧院舞台上也不觉得突兀。康斯特布尔认为，这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亚故事的另一种讲述。英国的一个国王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形象，但故事仍然成立，这就是莎剧的情节和语言的力量。而大部分的戏剧，一旦变形，故事就坍塌了。
另一方面，“从环球到环球”计划还由环球剧院将莎剧带往世界各地。康斯特布尔告诉我，最有趣的是观察各地观众的反应。2015年，康斯特布尔带着《威尼斯商人》来到中国，他发现《威尼斯商人》里的审判场景在这里并不陌生，人们都在学校里学到过，但人们并不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主人公夏洛克的处境。意识到这一点，剧团对演出做了些调整，因为夏洛克不是坏人，他们希望人们能深入理解，而不只是被故事吸引。
去年夏天，康斯特布尔在伦敦看了很多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样，2016年也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距离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塞万提斯逝世也有400年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有可能曾经相遇，遗憾的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就不大可能在现实中有交集了。想象一下，如果东西方这两个天才相遇，会发生什么呢？”
在那么多来英的“汤显祖”剧目中，康斯特布尔最喜欢的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只有两个小时，而不是五小时的足本，而且是以无台词的舞蹈形式演绎。但他在其中意识到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共通之处：“首先是故事的人性，他们都选择偶像人物和英雄人物来讲故事。另外，尽管听不懂中国诗歌，我也能感觉到汤显祖的诗性，而莎士比亚也被称为不朽的吟游诗人。最有趣的是，看400年前的中国戏曲剧场，也是圆形围合空间，戏台加了顶棚，观众在下面站着看戏，正如莎士比亚时代的环球剧院。尽管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没有相遇过，但感觉好像他们在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似的。之所以如此相似，也是因为他们深谙什么样的空间能将观众拉近。”
或许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放置在一起的更大意义在于，探讨如何将戏剧经典带入当代。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张冲教授认为，轰轰烈烈的“汤莎盛会”应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是将中国经典带向世界，而且是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他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英国用得最多的表述是“莎士比亚活在当代”：莎剧是英国的文化地标，是世界上常年演出最多的保留剧目，在世界各地都有年度戏剧节;莎剧是英语世界的人们从小学到大学英语课程里的必读内容，相关读物从卡通画、连环画、剧情故事书，到简写本和各种权威的全集正本，形成了一条经典作品链，营造出一个让人时刻浸润在经典之中的文化和教育氛围。只有当民族的经典不再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再是收在图书馆里的“古籍善本”，不再仅仅是展演于戏剧舞台的“艺术瑰宝”，才能与每个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特殊的关联。从日常生活的“口头禅”就可见一斑，其中首推的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在“吸（烟）还是不吸”“选（择）还是不选”“脱（欧）还是不脱”这样的戏仿中延续着经典的生命。
“女王、贝克汉姆、莎士比亚——这是英国的三大出口品牌。”康斯特布尔说，莎士比亚之所以能跻身其中，就是因为它一直活在当下。他也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莎士比亚”去中国，还是“汤显祖”来英国，都益发受到瞩目。“中国已经显示出加大文化创意产业投入的雄心，这一产业未来几年在GDP中的占比将提升至3%到5%，也是意识到文化外交和软实力的力量。文化是我们相互理解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做生意。”
（实习记者胡雨薇、郭雨荷、沈启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