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吴泾第一幼儿园
贾冬婷++黄宇
“一个幼儿园好不好，只要看看里面孩子的眼睛是不是亮的，是不是熠熠发光。这反映了在成人世界的价值排序中，儿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儿童的庇护所
因为“红黄蓝事件”的波及，胡华的幼儿园这段时间正应对着一轮轮的检查：安全、食品安全、师德……这让她感觉特别疲惫，但一看到孩子们，听他们一个个叫着“园长妈妈”，抢着扑到她怀里，她就又精神了。
胡华觉得，孩子们把她当作了成人世界的一个代言人，因为她能和他们感同身受。“刚刚有一个小男孩特别迫切地跟我说话，说他感冒了。我说是吗？那你难过吗？他说难过。别的小朋友说他就不难过，生病特别勇敢。我就小声跟他说，咱俩一样，我也特难过，我一生病就哭。他说我也哭，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没有人会这样跟孩子讲话，大人们都自以为是，说你生病有什么可哭的，过两天吃点药就好了，不要那么娇气，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去保护孩子的脆弱心理。”
在幼儿园资源集中的亚运村区域，胡华任园长的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从外观上看并不起眼，一堵灰色的矮墙，没有五颜六色的涂饰，只在门上挂着几盆花草。“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那个门口有花的幼儿园，一年四季都有。”胡华告诉我，因为小朋友记不住那么一长串园名，干脆起了个别名，就叫“花花草草幼儿园”，每个老师也都有个花名，胡华是“蒲公英老师”。“其实我最喜欢向日葵，但是孩子们喜欢蒲公英，蒲公英把爱的种子撒向大地。”
这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幼儿园，264个孩子，50多个教师。相对于它的名气，里面的硬件朴素得有些让人惊讶，操场上甚至没铺塑胶地面，就是普通的砖地和土地。“幼儿园是2003年建的，那时候幼儿园都装塑胶地面，但我坚决不装，因为想让孩子们在自然的状态下长大，让他们保持轻度的警觉性，其实对成长反而是有益的。”
在幼儿园的一方小天地运动的孩子们
胡华2003年办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正是民间办园的暴涨期。亚运村周边那么多幼儿园，她们第一年就招来了14个孩子。她告诉我，家长们一开始不认可，是因为他们接收到的幼儿园信息都是标签式的，“双语”“国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家长问她这所幼儿园的特色是什么，她说“专业”，家长们就觉得好像什么也没说。
但是对胡华来说，学前教育确实是一个门槛极高的专业。她是198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大学，当时专业任选，她自己选了学前教育专业，就是因为从小看见小孩就走不动路。那个时候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先生们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她觉得儿童是如此玄妙，而且有一种要给中国幼教事业开创新时代的使命感。她毕业后去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当了多年老师，培训幼师，现在很多幼儿园园长都曾是她的学生。有一次，一个园长在培训后找到她，“胡老师，你讲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不实用”。她意识到，培训幼教还是处于理论对理论，实践中，她也曾去过很多幼儿园，却一直没找到一所让她自己觉得内心特别满意的幼儿园。正好当时，中华女子学院决定自己办一个幼儿园，请她出任园长。因为是由单位幼儿园而来的公立名义幼儿园，所谓“体制改革园”，她不用担心开园土地和经费，但人员都是自聘的，财政也自收自支，等于要自己把自己推向市场。
开一所什么样的幼儿园呢？胡华告诉我，幼儿园既定的功能往往是提升儿童受教育的能力，但她觉得幼儿园首先应该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的庇护所。“儿童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灵性，他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是为他们而建的，需要在这里休养生息他们的灵性。儿童是弱小的，但在他们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都有磅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要得以舒展，而正是童年的生命力为他们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但是成人往往看不到，总觉得把儿童塑造得像成人一样，就是成功，这是成人太自以为是。”
胡华说，看一个幼儿园好不好，其实特别简单。不是看硬件或者标签，一个幼儿园太豪华，就像去别人家做客一样，如果布置得富丽堂皇，你会觉得手脚都没地方放，不放松。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看一看孩子们的眼睛就知道。“我经常去别的幼儿园给老师上课，常常看到老师在那里表演，孩子在边上卷衣角，小心翼翼地看老师，我就很难过，我觉得这个孩子心神都乱了。而一个好的幼儿园，本质上是尊重生命的，将儿童居于中心位置的。没有人跟孩子说，趴着是不好的，你要坐起来。好的幼儿园，能够发现孩子才有的灵性，这比外在的那些标签都有意义，里面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是熠熠发光的。这可不是一日之功。”
以孩子为中心的细节随处可见。比如每个孩子在班级图书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格子，放自己五花八门的“宝贝”，小石子、小线头之类的什么都有，他们特别珍惜。小班里还会有几个布娃娃，是小朋友和家人一起做的，用他们小时候的鞋子、袜子、帽子缝的，为了缓解入园焦虑。胡华说，那源于她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她有一个娃娃，妈妈给娃娃织了毛衣，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抱着这个娃娃就特别有安全感。
幼兒园都要有“一日生活常规”，事无巨细地规定了每天每个时间段要做什么。但胡华给她的幼儿园制定的常规就十分弹性，因为她觉得，幼儿园要有规范，从小培养孩子好的习惯，但不能把孩子管得像军营里的小战士一样。有时候看上去乱，其实也是一种生命力。她认为，所有外在的管束都是隔靴搔痒，最好的习惯培养是自发的，所以制定了一个“儿童宣言”，从小就让孩子们诵读，“吃多少取多少”“细嚼慢咽”“自己倒垃圾”“打喷嚏要说对不起”“对所有人的付出表示感谢”，等等。还会定期讨论，“比如孩子们会质疑，说打喷嚏和咳嗽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我又没有做错什么。老师会解释，有的时候不是只有做错，你妨碍了别人，也应该说对不起，这是对别人的礼貌”。
在幼儿园里，从小建立儿童和自我的连接非常重要。胡华在园里开设了一个课程，叫“我就是我”，让孩子分享自己的故事，不只说“我有多好”，而是说“我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最后孩子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有缺点，但我依然爱我自己”。
让胡华欣慰的是，在孩子们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有更多的弹性，更能接纳自己，有更强的抗挫折力，甚至有时候孩子比父母还豁达。“有个上了小学的毕业生妈妈跟我说，孩子有一次被小学老师催促，她听了不太高兴。结果那孩子说：‘你不要那么敏感，这个老师爱我的方式和幼儿园老师不同，但他们都是爱我的。他妈妈都快为这句话掉眼泪了。”
怎么才能在幼儿园杜绝虐童事件的发生呢？胡华说：“摄像头、师德检查等等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是要在和儿童相处的过程中，水乳交融，像一家人一样，发现儿童的可爱，他们的灵性，从心里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那虐童就不会有发生的土壤。”
胡华的幼儿园力求自然主义
老师和孩子：唤醒童年
早上8点多，我走进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大一班的教室。和每个班一样，这个班也有一个自然的名字，又叫“白云班”，取自唐代杜牧《山行》中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主班老师张芬正在给35个小朋友进行每天的例行点名，点到名的小朋友要站起来摆个Pose，看谁最有想象力。一开始的几个孩子还是坐在椅子上做手势，做鬼脸，之后有个被点到的小男孩在地上打了个滚，引得后面的几个男孩也开始发明花样繁多的翻滚动作，于是地上滚成一片，笑声把屋顶都要震翻了。张芬老师也跟着笑，等孩子们闹了一会，才不慌不忙开始维持秩序，介绍今天要做什么。她告诉孩子们，这天本来是周五，幼儿园每周的“畅游日”，孩子们可以尽情游玩，去参观11月的自然艺术展，但是因为今天班上有小朋友生病，全班要隔离，所以要调整计划，先做柿饼。张芬跟我解释，她会把班上的事情都和小朋友们说，因为孩子们是幼儿园的主人，他们有知情权，甚至决定权。
要做柿饼的柿子是胡华园长从昌平的老乡那里收购的，拉到幼儿园足有800斤。这个季节，除了柿子，还有葫芦、南瓜。这是幼儿园的食材，也是教具。胡华告诉我，她一直在思考适合中国儿童的本土化课程体系，他们幼儿园的最大特点就是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线索，应着大自然的节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按月设计了生活化课程，比如十月开始收获，11月开始进行艺术创造，12月制作各种美食，迎接新年的到来。
前一阵柿子刚拉来时，还是硬的，隔壁班拿来去皮、风干，等着过几天吃风干柿饼。轮到大一班，柿子已经熟透了，汁水都要溢出来，张芬老师告诉孩子们，要做另一种柿饼。她让小朋友先说说柿子可以怎么吃。有个孩子说：“埋在土里。”张芬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拿出来跟孩子们分享：“芬老师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柿子，柿子还没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了，但那时候还是绿色的，还不甜，怎么办？柿子林里有很多松树，我就把柿子用松枝埋起来，过不了多久它就变软了。”她把柿子分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各自把汁水挤到盘子里，然后再交给生活老师和面，做饼。拿到柿子的孩子都特别兴奋，有调皮的孩子将满手都涂上橙色的汁水，或者忍不住偷吃了几口，不过总体上还算有秩序，一个个沉浸在怎么把更多的柿子汁挤出来。
面对那么多调皮的孩子，有没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张芬告诉我，她感觉到情绪边缘的时候，会先给自己设置一个警戒线——有的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打孩子。之后跟当时带班老师说，请那位老师看下孩子，她去找个地方冷静三分钟，冷静完回来之后就能好好沟通了。“其实回头想想，每次生气，无非是觉得你的权威被孩子激惹了，还是没有放在和孩子平等的心态上。之前班里有个让我很头疼的小朋友，就属于那种中午不好好睡觉，而且会闹腾得其他小朋友也睡不好的。但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小区附近着火了，他知道我也住附近，就让妈妈给我打电话，特别着急：‘芬老师，你家附近着火了，你还好吗？还安全吗？我就想，这孩子虽然调皮，但他心地多么善良。我们经常说要把孩子的心点亮，而很多时候孩子也点亮了我们，唤醒了我们的童年记忆。”
张芬是个笑起来特别明媚的湖南姑娘，25岁，今年是她做幼儿园老师的第四年。在教室一角的教师工作区，贴着她的照片和一段开学时的自我提醒：“珍惜这段缘分，用安定、不急躁、一切如呼吸般自然的心态和孩子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张芬告诉我，她当幼儿园老师也有点阴差阳错。当初报的专业是英语，没想到被调剂到幼师专业，她特别崩溃，那不是出来后要干保姆的活吗？她妈妈查了查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跟她开玩笑，“学声乐，学画画，学钢琴，学舞蹈，你一出来就成才女了”。才女是玩笑，不过她是真被这些课程吸引了。而且因为胡华老师也是中华女子学院的老师，他们一入学就到附属幼儿园参观了一次，发现“原来幼儿园还可以这样”，毕业后就来这里做老师了。因为胡华园长的关系，幼儿园的大多数师资都是从中华女子学院挑来的，學历至少是本科生，而且收入在行业内也属中上水平，像张芬一进园的工资四五千元，做配班老师时6000元左右，如今做主班教师，一个月有七八千元，还有租房补贴。更重要的是，她喜欢这份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她是幼儿园里的“趣事搜集小能手”，因为孩子们说的话、做的事太有趣了。
在胡华眼中，张芬就是那种最理想的幼儿教师。园里的老师们定期写“教育笔记”，有三个层次：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张芬虽然年轻，但总能进入第三个层次。胡华认为，幼师是一个入职门槛极高的行业，这个“门槛”并不是指学历或技能，而是指要拥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幼儿教育从业者应当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天生喜欢孩子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们必须有对噪音、啼哭、非理性行为、无序场景有很强的容忍及处理能力;他们需要强大的心理机制以适应与未知复杂系统打交道，并能够在接收大量无效信息的前提下，继续对该系统输入大量的有效信息的能力。”
怎么找到有这类特殊天赋的人呢？胡华告诉我，她招聘时从来不考唱歌跳舞，就是和应聘者聊天，问问家里的情况，兄弟姐妹几个啊、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啊。“能看到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看到她背后的天性。”
再有潜力的老师，来之前也都是从书本上想象儿童，那是一种“理想儿童”，到了幼儿园就会发现，理想儿童根本不存在。所以新老师来了，胡华会给他们一个缓冲期，就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到班里，拿笔记录每一个孩子说了什么，直到她慢慢开始读懂孩子。“一般被训练出来的幼师都有一个套路，就是要让孩子们都听我的，孩子们怎么坐、怎么站、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如果我们要认识秋天，那就先讲一番现在是什么季节，秋天的叶子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来做叶子。但我们不会，我们会问孩子们，什么时候发现秋天来到了？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那每个孩子的回答都会不一样，有的是从天空发现的，有的是从树木花草发现，有的是从人的穿衣发现的，还有的孩子说发现家里的早餐开始喝热牛奶了……然后老师再来汇总，做一个思维导图。”
胡华认为，幼儿园留不住人，除了工资，还有工作的价值感。她经常和老师讨论各种教育问题，比如会问老师：“你有不喜欢的孩子吗？”老师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得說喜欢，如果有不喜欢的，那为什么不喜欢呢？当时一个老师就说，她不喜欢班上的珊珊。为什么呢，是因为珊珊总是竭力去讨好每一个人，甚至有点过度。再追问下去，原来那个老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因为没有在家庭里得到足够的爱，于是总是向别人希求很多，当作一种心理补偿。其实，珊珊就像另一个她自己，一个被否定的自己。意识到这点，她自然可以理解珊珊。
一个幼儿园老师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胡华说，在前一段“携程亲子园”事件后，他们就反思了师幼关系，对应“儿童宣言”做了一个“教师宣言”。没有大的口号，都很细碎，比如说，“你哭的时候，我要立即来到你身边”。还有一条特别提到了老师不能用一个手指指着孩子说话，那是对孩子的不尊重。
“为什么那么多写孩子的书，只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么多年还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地在讲成人和儿童在一起多么高兴的一本书。大部分书写的都是成人面对儿童会遇到什么困难，只有它把儿童写得特别美。”胡华说，她理想中幼儿园孩子和老师的关系，就是《窗边的小豆豆》里那样的。
为谁办园：社会化与平民化
胡华的幼儿园只是个案，或者像在园十几年的老师田巍所说，是她心目中的一个“桃花源”。“我们同班同学有四五十人，现在就剩下三四个还在幼教一线，特别是在外省市的，就更难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我是其中的幸运儿，我的理想很大限度地被激发了，保护了。每个人进入这个行业时也都充满了憧憬，但是他们都没有机会实现，我要替他们实现更多，让后面的人有地方去实现教育理想，不然做幼师的人会越来越少。”
那么，从更广泛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幼儿园的生存土壤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冯晓霞分析，从历史上看，中国学前教育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幼儿教育社会化”是由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工厂制度的建立而促成的，走过了一个从“慈善性”向“福利性”再向“教育性”发展的道路，服务对象是自下而上的。而我国1903年才有社会办的幼儿教育，之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上到下，从中央到边缘。这导致从基因上，学前教育就缺乏国家财政的直接投入。但借助于企事业单位、城市的街道，农村的公社等力量，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并没有完全由家庭承担，而是作为一种福利由“单位”补偿。在经济体制转型后，作为“单位福利”之一的托幼服务机构大量减少，但并没有转化为一种“社会福利”，而是被迅速涌入的民间资本填补空白，而幼儿园也演变成一种需要家长独立购买的“商品”。
幼儿园社会化的正式确认是在1997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中提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办园模式和内部管理体制，逐步推进幼儿教育社会化”。自此，“幼儿教育社会化”成为一个公开使用的概念。冯晓霞指出，一些人以为幼儿教育社会化就是私人化、市场化和去政府化，以至于各级政府都相继从幼教领域撤资或减少投资，许多地方变卖政府办的幼儿园，生财减负成风。2000年，企事业单位园和集体园就由1995年的76%迅速减到55%，而2006年已经降到了21%。原来国家“暗补”给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幼教资金随之悄然消失。
常熟理工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张斌认为，学前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是一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它的公益属性，意味着首先要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殊需要;意味着首先是基本服务，而不是高端服务;意味着要以公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意味着市场的主要作用是补充公共资源的不足，满足不同群体对学前教育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是学前教育资源的主角。
但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如2012年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146%，但这一数据较OECD各国的0.5%～1.1%差距不小。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海英教授团队研究发现，2012年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家庭和社会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分别为40.48%、56.99%和2.53%，而绝大多数OECD国家政府的分担比例在50%以上。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华与孩子们
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中，还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首先是明显向公办幼儿园倾斜。2003年以来，民办幼儿园迅速增加，但占幼儿园总数70%以上的非公办幼儿园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根据非公办幼儿园的在园人数，至少有将近40%的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的这种社会福利。有人说，“世界上最穷的幼儿园在中国，最豪华的幼儿园也在中国！”，而最豪华的幼儿园中，靠公共财政支持的公办园占绝大多数。
其次是区域性的不均衡，最需要教育的地方教育条件往往是最弱的。张斌的一个学生在某山区一所村办幼儿园研究发现，五位保教人员中只有兼任园长的村小校长学历合格、有教师资格证、在编，两位主班老师是初中学历，两位生活老师是小学学历，四位与学生互动最多的老师均没有资格证，也未参加过任何专业培训，而这是我国千千万万“低配置、低投入、低质量”幼儿园的缩影。实际上，他们担负着大量学前教育的责任，而且往往是“短板”托底的重任，但得到的支持实在微不足道。
一方面是政府的主体责任缺失，另一方面是“二孩政策”下巨大的供需缺口，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前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失灵和发展不均衡。今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幼儿园营利性的确认，是为了进一步激活教育产业、促进教育资源增长，但在一个扩张失速的幼教市场，如果监管、管理、师资等无法跟上，过于追逐利润的资本化就是一把双刃剑。张斌认为，目前亟待利用政策杠杆引导民办教育体系的资本进行理性选择，限定其赢利空间，将天性逐利的资本控制在制度牢笼之内。
张斌认为，学前教育制度改革的源泉是成人社会的立场——我们有没有把儿童当回事儿，有没有把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当为儿童的幸福承担责任。或者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教授所呼吁的，有没有将“儿童意识”融入到公众意识之中。
有意味的是，在学前教育资本化加速，本来的“福利性”却在减弱的大环境下，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和她的研究生一起，开始了家庭教育和社区参与的学前教育实验，探讨一种福利性、平民化办园的可能性，并因此创办了“四环游戏小组”。
“四环游戏小组”源于2004年初，张燕和她的研究生要做一个农民工子女学前需求的调研，走进了新街口附近的四环农贸市场。他们看到市场上80多名学龄前儿童，或者浑身脏兮兮地疯跑打闹，或者坐在菜摊、杂货堆里玩耍，产生了为他们办一所幼儿园的想法。
张燕告诉我，“游戏小组”是英国一种幼儿早期教育的理念，风靡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借用这个名字，也是想引导家长，学前教育不是写字算数，就是玩。张燕将其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一个实验：通过建立研究项目，给予育儿支援，进而借助外力的引导、推动，激发、增强家长和社区的主体意识和育儿能力，通过民间自下而上发展幼儿教育。游戏小组办了13年，一开始不收费，现在因为院子的房租逐渐上涨，每个月收取600块钱，靠这点费用也坚持了下来。13年里，在同一个社区里，有3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过学，这些曾经无人看管的孩子们变得干净了，开朗了，有规矩，有礼貌了，会说普通话了。
游戏小组源于流动儿童，又不只是针对流动儿童。张燕说，事实上，也是从“平民学前教育”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入园难的问题。据北京政协2010年调查，在北京城乡交界地区，群众自办的“山寨幼儿园”达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占据了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剛刚去世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北京市政府托幼办公室主任钱玲娟曾建言，这些自办园是应需而生，是群众自发解决自己孩子托管及教育的自救互助行为，不能仅仅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政策，以“黑园”将其污名化甚至是强制取消。
如今四环农贸市场已经拆迁，游戏小组搬到附近的一处民宅院落。大门上没有标牌，只贴着一幅家长写的春联。院子里也很简朴，一串涂色的葫芦，剪纸做的窗花、门帘，还有竹蜻蜓、自制陀螺、铁环……在游戏小组已经6年的丁老师告诉我，这里的装饰都是孩子和家长们一起做的，而家长们也帮幼儿园做些打扫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省钱，也是为了让家长深度参与到幼儿园里。
像丁老师这样的“妈妈老师”是游戏小组的一项创新，目前已经替代了学生志愿者，成为教学的主力。张燕说，事实证明，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有教育能力的。借助游戏小组这个平台，育儿经验可以在家长之间得以分享交流，并且延伸到家庭之中，这也是一种自发的造血机制。
丁老师是河北人，丈夫在小区物业做电梯维修工作，在附近租房住。她告诉我，她6年前将女儿妮妮转园到这里，因为在之前那所打工子弟幼儿园的一些不愉快经历，她对游戏小组的开放办学和家长参与模式特别喜欢，现在女儿上小学了，她仍留下了作为“妈妈老师”。她说，妮妮一岁多时被开水严重烫伤，脖子上落下了大块伤疤，这一直是她的心结，夏天总是让女儿穿上高领的衣服遮挡伤疤，这种心态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女儿对自我的评价。在和游戏小组老师的交往中，她慢慢卸下思想包袱，原本爱说爱笑的性格也被调动起来，成为骨干老师。在她看来，游戏小组本来就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家长育儿组织，如果说游戏小组是铁打的磨盘，家长就是流水的兵，但她们的孩子即使从这里毕业了，游戏小组培养起来的家庭教育和社区参与的意识也已经播下了种子。丁老师就想着，如果有一天回到老家河北隆化，她也会在那里办一个“游戏小组”。
“幼儿教育走得太快了，没有灵魂了。”面对频发的幼儿园安全事件，张燕一遍遍地追问：“我们的学前教育要向何处去？办幼儿园一定需要这么多钱吗？非要豪华得无以复加，扩大一个班级就花费30万？能不能回归生活、回归本源、让教育资源流向最需要的人群？”她认为，她创办的“四环游戏小组”在磕磕绊绊中坚持了13年，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实习记者张从志、余静寒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