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者重要的特质是纪律
刘周岩
易社强（John Israel），1935年出生，美国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 K. Fairbank）。自70年代开始进行西南联大研究，采访了数百位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亲历者。著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被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因易社强开创性的西南联大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纽约校友会授予其“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称号。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之际，易社强接受了本刊专访，再度反思联大与诞生它的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联大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求学环境，联大的学生日后也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是好学生会聚在一起形成了好大学，还是好大学培养出了好学生？
易社强：正如陈岱孙曾说过的：“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并不是独特的学生塑造了联大，而是联大独特的教育环境培养出了最好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有多所优秀的高校，例如重庆的中央大学，也拥有足以让其自豪的学术部门。如果说有一个因素让联大得以脱颖而出，那就是自由——学术与政治上双重的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抗战时期的学生，相比于他们前面的几代学生，如“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有什么特点？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联大一代”吗？
易社强：当谈到“一代学生”时，这一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边界是什么……都是难以完全界定清楚的。相当大的程度上，学生的代际概念是相信代际存在者的一种人为构建。人们常说的“五四”一代和“一二·九”一代是以相应的两个学生运动定义的，但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对“五四”一代而言，因为“五四”最重要的参与者都出自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所以不可能不把他们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对“一二·九”一代而言，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斗争、思想潮流和学术发展对他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日益加深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造成的威胁。
至于联大学生，由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昆明的早期学生可以划归为“一二·九”一代。而到联大后期，参与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的学生则已完全不同，他们被战争的这几年所塑造。由于云南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整个国家在抗战期间的政治经济形势，1945年的学生们在政治重心上要比1937年那一代更偏向于左翼。
我认为可以将联大八年划分为以下四段，每一个时期的学生都生活在不同的氛围之中：1938～1941年，联大同时也是抗战的最初岁月；1941～1943年，1941年皖南事变导致的压抑气氛使学生运动退潮；1943～1945年，激进主义复苏；1945～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内问题成为重点。我不倾向于认为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联大一代”。
三联生活周刊：在民国初年，基本只有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才能上大学，但在西南联大时期，很多人的生活都异常贫苦，政府也出台了“贷金制”等资助措施使受教育成本下降。战争促使学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吗？
易社强：我得承认，我没有对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问题做过系统的研究，无法下一个结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众多学生都深深体会到了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艰难和贫困。生活条件的变化会对思想和行为方式造成影响，总的来讲，战争使得学生们更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境况与观念。这些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或许可以和“文革”期间的“知青”做有趣的对比研究，后者是我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今天人们如何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和气氛，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南联大内部的学生是多种多样的。《未央歌》《围城》《流星群》这些以联大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为我们呈现出来的联大生活图景是截然不同的。你怎么看待联大学生内部的多样性？
易社强：联大学生的亚生活圈子确实是极为多样的。有的学生无力负担一日三餐，有的则在滇缅公路上做生意成为富翁，政治上从三民主义青年团到地下党都有人参加。课余活动也是多样的，在联大这样一个没有艺术专业的学校里，戏剧、音乐、美术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想指出的是，西南联大学生如此丰富多样的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内驱力：抗战时期的大学生仅仅是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人之后的一代人，“通才”的概念在联大师生中仍被广泛认可；联大是一所自由的大学，而自由正是一切多样性赖以存在的根基。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与美国的大学相比较的话，相比于那些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西南联大是不是更像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它们都有学生少（每届几百人）、教学重过研究、以本科生为主等特点。
易社强：联大和美国文理学院形式上或许接近，但二者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就联大而言，即便最终的研究产出难说有多突出，但研究本身仍具備重要意义，其价值在于战时情况下对研究的坚持。如果把联大和美国学校进行对比，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上万人规模的大学在美国也是“二战”后的产物，战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规模也不大；联大和美国文理学院有一根本区别，那些美国学校是私立，而联大是公立——事实上是“国立”，这让它承担了全然不同的使命和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人们谈起西南联大，“通识教育”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即进行非功利的通识和人文（humanities）教育，以将学生培养成“人”。不过，在选系自由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偏好明显偏向于实用专业。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统计，1938～1946年间全校经济系毕业774人，哲学系毕业仅72人，很多校友在回忆中坦言这就是为了“好找工作”。西南联大进行了成功的通识教育实践吗？
易社强：这个问题触及“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一个核心困境。20世纪的通识教育实践，无论是在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开展，都要嘗试兼顾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1.如何给学生以知识和感知能力，使其能够在生活中拥有智识好奇心、审美感受力、道德自觉、自我实现；2.如何让学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西南联大的实践方法是，让学生主要在第一年接受一系列广泛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时通过自由的选修制度让学生随时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外，学生中自由旁听的风气至关重要。由此，尽管选择经济系和哲学系的学生人数比例超过十比一，并不影响西南联大是通识教育方面的一个典范。
三联生活周刊：“五四”前后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民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突出代表。这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各有何特点？
易社强：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都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章节。从北大到联大，既有传承，又有所发展。蔡元培在欧洲获得了对教育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了最具开创性的探索，是先锋式的人物。蔡元培所留下的众多遗产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联大延续了这一自由原则。就此而言，梅贻琦是蔡元培的直接继承者，二者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然而两校当然也有差别。从教师构成上，蔡元培的北大既有帝制时期科举制度诞生的传统文人，也有受国外教育的西方博士。而到了联大，教师基本都是西方背景的学院知识分子。这种变化体现了这之间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总体趋向是和世界主流进一步接轨。总结起来，蔡元培北大意义在于“开创”，西南联大意义在于“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追求学术自由，一方面非常渴望国家强大，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所追求的这二者总是此消彼长，很难同时存在。西南联大的精神（自由与爱国）中是否有某种悖论性质？
易社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强盛国家的追求，我想以一句英文谚语作答：“Careful，you might get what you hope for.（许愿需谨慎——因为它可能真的会实现。）”你的这个观察是相当正确的，即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国家最动荡的时期（一个例外：盛唐兼具思想多元与国家强盛）。
回看最有生机的两段大学历史，蔡元培北大和西南联大，会发现前者处于虚弱的军阀政权之下，后者的环境是外敌入侵与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同样弱势。这两个学校都是在政治争斗的缝隙之中意外收获了学术上的自由，因为政治权力无暇或无力去控制他们。
中国的传统鼓励强力统治者去寻求统一，政治的同时也是思想上的统一。政治领袖竭力使自己成为道德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化身，而知识分子再去质疑权威思想时也就必然将自己置于险境，屈原和闻一多是两个突出的悲剧例子。这种模式下，学术机构很难源源不断生产批判性思想，而是常常变为政治势力的奴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政权并未完全使这种情况变为现实，这既出于国民党内部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也因为其虚弱无力而无法控制。
不过，这些历史过往并不表示一个强大且统一的中国就无法孕育出“北大-联大精神”的自由大学，或是说“联大模式”的大学就于国家无益。但要想实现二者的协调，定非易事。个人而言，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寻求国家强大和思想自由的志向充满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