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犹太民族国家的诞生史，并非一部简单的热血传奇。阴谋与正义、勇气与狡计、残忍与牺牲，都可以从中窥见端倪。依靠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形势剧变，消失1800年之久的以色列国终于在巴勒斯坦重生，整个中东世界的发展轨迹自此出现了决定性变化。
从来没有任何一封政府要员写给民间人士的信函，曾经引发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层出不穷的争议。以至于整整100年后，依旧会有人为之激动、愤怒和呐喊。
2017年11月2日，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发表满10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全球巴裔人士发出倡议：在其所在国的英国使领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伦敦当局对巴勒斯坦人“长达百年的放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3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英国领事馆门口，焚烧特蕾莎·梅首相和阿瑟·贝尔福伯爵的纸质人偶。在伯利恒著名的围墙酒店附近，抗议者头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面具，向一群巴勒斯坦小难民表示“忏悔”。在耶路撒冷，一位女性示威者拉瓦达·乌达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共鸣：“这片土地不属于贝尔福。我们巴勒斯坦人将继续常居于此，并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是的，在《贝尔福宣言》诞生的1917年11月，巴勒斯坦并不属于英国或以色列，但阿拉伯人同样无法以这片土地的主人自居。直到1918年10月底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为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奥斯曼帝国所辖的自治旗。《贝尔福宣言》并没有把巴勒斯坦的主权许诺给犹太人，甚至也没有给犹太民族国家的诞生设定时间表。倘若阿拉伯人愿意牺牲蝇头小利，他们在1937年就可以获得足够理想的领土分配方案。
1925年4月9日，英国前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戴墨镜者）在耶路撒冷与犹地亚地区专员斯托尔斯的陪同下造访耶路撒冷圣城。贝尔福在1917年11月2日签发的公开信是犹太人得以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重要历史依据
然而把持阿拉伯社会公共舆论的权贵们显然缺乏审时度势的眼光。和犹太人一样，阿拉伯人以暴力抗争促使殖民当局提前结束了其政治托管，但他们同时还拒绝配合英国政府乃至联合国的一切调查活动。相比之下，猶太人不仅懂得何时应当不遗余力地抵抗，更明白动员国际舆论、唤起普遍同情乃至适时做出让步的意义。
贝尔福勋爵并未预见到他那份简单信函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他在1930年3月病逝时，《泰晤士报》《卫报》和《每日先驱报》刊登的讣文甚至对宣言只字未提。在那个世人尚显懵懂的幽暗历史节点上，以色列的“国父”们捕捉到了节奏，顺势书写出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100年后，876万人口的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中东唯一的高度发达国家，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因此而改变了。
重回锡安山下
声名在外的《贝尔福宣言》，全称为《英国外交部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锡安主义者联盟的公开信》，以时任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名义在1917年11月2日签发。彼时，中东英军进攻巴勒斯坦的战役即将进入关键阶段，伦敦当局希望通过向全球犹太人释放善意信号，来减少进军巴勒斯坦面临的困难，同时推动美国犹太政商精英为协约国提供更多支持。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故地的浪潮却并非始于此时，它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兴起。
“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的词源，来自罗马人对古犹太王国统治区（即《圣经》中记载的“应许之地”迦南）的误导性称谓“非利士丁”（Philistines）。136年第三次犹太—罗马战争结束后，聚居于迦南地区的犹太人被迫向全球各地迁徙，进入了“大流散”（Diaspora）时代;在其曾经居住的故土上，罗马帝国禁止其子民继续使用“犹太领土”的说法，转而讹称非利士人才是迦南的土著居民，巴勒斯坦之名即由此而来。而被剥夺家园和名谓，在犹太民族1800余年的飘零史上甚至已是最“温柔”的虐待：尽管犹太人凭借其商业头脑和文化、艺术才能，在暂时栖身的诸多国家取得过不俗的成就，但其形象总是被恶意地和“杀害耶稣之人”以及“爱财如命的夏洛克”联系到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驱逐和屠杀，每隔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二战”期间，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成员正在练习操作刘易斯式轻机枪。该组织后来演变为以色列国防军
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中东欧专制帝国陆续进入民族国家化转型，拒绝被同化的犹太人再度面临来势汹汹的迫害。1881年，俄国爆发受政府支持的排犹运动，在短期内即有200多个犹太人村镇被夷为平地。自感已无法立足的犹太人自1882年起，即以各种形式逃离东欧。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止，530余万俄国犹太人有半数移民美国，另有20余万人进入法国和英帝国控制区。
在这波新的迁徙浪潮中，“热爱锡安运动”逐渐成为一股意义重大的力量。这一运动的发起者是一批受到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感染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从根本上摒弃了融入欧洲民族国家的想法，主张返回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南郊）下的巴勒斯坦故地，通过建立定居点来为同胞营造避难所。财力雄厚的西欧犹太裔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他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购下贫瘠的巴勒斯坦土地和荒漠，从东南欧迁来一系列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家庭，从零开始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辟农场和村庄。中文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概念，其词源便是“锡安主义”（Zionism）。
1897年，在匈牙利记者和律师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组织下，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会后成立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当时英国提议在乌干达划出一片无主土地，作为未来的犹太人国家的疆域，但被来自俄国和东欧的锡安主义者拒绝。后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民族独立和自由只能靠自己争取、不能由外国政府恩赐。自1909年起，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一系列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集体定居点，实行男女平等、财产公有、按需分配。日后成为以色列国领导人的本-古里安、梅厄夫人和贝京都曾是早期的基布兹居民。到1914年，巴勒斯坦的犹太裔居民已经增加到9万人，相当于阿拉伯人口的20%。
“一战”的爆发，使锡安主义者中的亲英人士得以异军突起。以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为首的英国锡安主义者认定，协约国必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对巴勒斯坦未来的命运拥有最大话语权。倘若犹太人能对战争进程有所贡献，在战后的中东领土安排上也必能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他们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大战：魏茨曼将自己发明的丙酮合成工艺赠送给了英国海军，使英国无烟火药的产量一举增加了5倍以上。来自俄国的移民作家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则在伦敦招募了一支下辖5个营的犹太军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
1917年，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领袖魏茨曼（左侧首座者）宴请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等政府要员，为尚在酝酿中的《贝尔福宣言》争取支持。1949年，魏茨曼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
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在和魏茨曼、沃爾特·罗斯柴尔德等英国锡安主义者领导层进行过一系列协商后，贝尔福勋爵于11月2日签发了那封公开信，承诺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在当时，这很难说是一项一锤定音的承诺：在1915年的侯赛尼—麦克马洪通信中，英国曾经承诺巴勒斯坦东部将成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尽管《贝尔福宣言》提出了关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承诺，但并未就此设定时间表，更没有划出这一板块的地理边界。换言之，只要英国政府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通过增加新的补充条款，使独立的犹太国在诞生之前就变为泡影。
“犹太民族之家”
1922年7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Mandate），其中巴勒斯坦的行政区划限定为约旦河以西。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可以自由迁入并建立定居点。从那时起到1939年，陆续有三波37万余名犹太移民从全球各地到来。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了大片荒地，将它们开垦成农庄和果园，继而以一系列相连的“伊舒夫”（Yishuv，意为社区）为基础，建立起拥有完善轻工业和交通设施的新城市。
这种趋势在维持了十余年之后，渐渐引起了本地阿拉伯裔居民的敌意。敌意并非基于经济原因——最赤贫的阿拉伯农民和手工业者恰恰欢迎犹太移民带来的工作机会和高收入——而是政治精英刻意操纵的结果。犹太社区创造的经济奇迹，侵蚀了阿拉伯寡头权贵和知识分子对巴勒斯坦土地、信贷乃至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从而使他们如坐针毡。这些人日益聚拢在新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宗教法官兼释法学者）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周围，企图用暴力手段终止犹太人的移民进程。
进入1936年，一场以侯赛尼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HAC）为魁首、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暴动终于爆发。阿拉伯武装人员频繁袭击犹太人基布兹和企业、学校，破坏巴勒斯坦的公路、铁路和输油管线，枪击英国警察和官员，一度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1938年，英方增派两个师正规军、空军分队和情报人员进入巴勒斯坦，与犹太人自卫武装“哈加纳”（Haganah）联手作战，在一年内将暴动彻底镇压下去。在历时3年的骚乱中，有超过5000名阿拉伯武装人员和平民被打死，1.5万人受伤，犹太平民约300人死难，英国军警伤亡800余人。
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场因小失大的无谓冒险。1937年初，英国一度已经考虑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提出了相应的领土分配方案：耶路撒冷仍由英国控制，在加利利和西部沿海平原建立一个较小的犹太国，除此以外的巴勒斯坦主体部分组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以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寡头不愿失去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耶路撒冷，对英方的一切接触都采取顽抗态度。结果在随后的冲突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治精英被一扫而空，直到10年后也未能恢复。待到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巴勒斯坦人已经沦为了伊拉克和约旦的附庸，彻底丧失了自主性。
但巴勒斯坦的动荡毕竟也让英国政府感到了由衷的担忧。为了在随后的对德战争中确保中东能源和运输航线的畅通，他们仍需要安抚阿拉伯人。1939年5月，张伯伦内阁发布白皮书，宣布将逐步关闭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时间窗，其中在1944年底之前仅允许继续迁入7.5万人，随后除非经当地阿拉伯人许可，否则将不再接收新移民。这项政策的影响要到好几年之后才会浮现出来，而在1939年的春天，人们尚不知晓：当时欧洲的900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何等可怕的命运。
大屠杀与大抗争
1942年初，总部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最早披露了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消息：在开设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的“灭绝营”，纳粹德国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规模高达上百万之众。英美两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了这些消息，但为了避免承担繁重的义务，没有一方主动提出增加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配额。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自1933年起就已经不是秘密。为了扫除这一公敌，巴勒斯坦犹太人以惊人的热忱配合英国投入对德战争：有3万名犹太人加入了英国殖民地军队，在北非和巴尔干战场表现出色。“哈加纳”下屬的快速别动队“帕尔马赫”扩充到了1500人，在维希法国和德军占领区展开了活跃的侦察、爆破、情报搜集和宣传行动。但所有这些牺牲并未能感化伦敦的决策者，面对大屠杀的传闻，他们依旧秉持固有的僵硬态度。因此在1939年4月，“哈加纳”组织了自己的秘密情报机关“摩萨德”（Mossad），专门负责从欧洲向巴勒斯坦偷运犹太移民。
受资金和人力的影响，“摩萨德”在组织偷渡行动时，只能采购最便宜的破旧商船;而驻海法港的英国军舰采取了严苛的封锁措施，一旦发现移民船，要么将其扣留、把船上的犹太人送到非洲拘禁，要么强迫其返回出发港口。1940年11月，1800名从刚刚沦陷的法国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被英军强行装上“帕特里亚号”客轮，准备驱逐到毛里求斯。混入船上的“摩萨德”特工为阻止这一行动，引爆了一枚炸弹，但由于操作不当造成客轮当场倾覆，超过260人遇难。1942年初，另一艘载有791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旧商船“斯特鲁马号”在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后，被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强制截停。“斯特鲁马号”在滞留几个星期后，最终被迫返回黑海，却在途中被一艘苏联潜艇误击沉没，全体乘客仅有一人幸存。
1944年11月6日，“帕特里亚号”惨案的目击者、19岁的埃利亚·胡哈基姆和一名同伴一起，在开罗街头打死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男爵（Baron Moyne）。两名行刺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们骄傲地宣称：这不是一起英帝国的子民针对高级官员的个人报复行为，而是“犹太民族对外来压迫者实施的政治抵抗”。长期奉行严苛反移民政策的莫因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公敌”，他们已经得报大仇，虽死犹荣。伦敦当局对此大感震怒，从《贝尔福宣言》开始延续已有27年之久的英国—犹太人合作关系，至此濒临破裂。
对犹太人来说，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建国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德国人的残忍屠杀灭绝了战前欧洲900万犹太人的2/3以上，侥幸生还的幸存者也完全放弃了融入所在国的希望。只有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国家能保护全世界犹太人免遭屠戮，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依旧暧昧不明。激进锡安主义者当即决定：开启一场全面内战。
走向全面内战
1946年春天，身经百战的“帕尔马赫”开始对巴勒斯坦境内的英军营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接连炸毁了1座雷达站、3个机场和15架飞机。当年6月17日，海法周边的10座重要桥梁在一夜之间被炸药完全破坏。殖民地当局随即派空降兵和装甲部队进驻耶路撒冷，逮捕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代表处在当地的全部官员、犹太总工会领导人以及公开活动的“哈加纳”成员，并在巴勒斯坦全境实施戒严和宵禁。但这反过来刺激了最强硬的抵抗分子，他们决定直接袭击英国驻巴当局的中枢机关。
1946年7月22日中午11点，激进派武装“伊尔贡”（Irgun）的几名成员化装成服务员，从厨房入口处混进了耶路撒冷富丽堂皇的大卫王饭店（King David Hotel）。英属巴勒斯坦政府秘书处和英国空军驻巴勒斯坦—外约旦的司令部就设在这座饭店的南侧楼和主楼顶部。在平时盛放牛奶的7个金属大桶里，“伊尔贡”塞进了200多公斤TNT炸药和硝酸甘油。12点左右，他们把爆炸物安放在了饭店的地下室，随后打电话通知前台、英军司令部和隔壁的法国领事馆：“这里是希伯来抵抗运动。我们已经在饭店内安放了炸弹。这座大楼马上就要爆炸。你们接到警报后务必立即撤离。”但英国人对此置若罔闻。
12点37分，随着一声巨响，大卫王饭店南侧楼的西半边整个坍塌了。大火和浓烟弥漫在整条街道上，隆起的瓦砾堆用了2000车次的卡车才清理完毕。共有91人在爆炸中死亡，其中21人是英籍官员，16人是军警，49人是殖民当局雇用的本地文员以及酒店的工作人员，另有少量外国住客，还有45人不同程度受伤。著名女战地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是爆炸案的幸存者之一，她后来回忆说：“在大卫王饭店爆炸之后的耶路撒冷，街头昂首阔步前进的是犹太人，而他们的英国统治者只敢贴着墙根前行。”
进入1947年，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已经陷入全面崩溃。妇女、儿童和普通居民已经分批撤走，只剩下必要的行政官员、财政负责人和技术人员。8万名正规军和1.8万名警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但他们只敢龟缩在门口架有机枪、墙顶伸出电网的坚固政府建筑内，犹太人称之为“贝文堡”（贝文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每名军官上街执勤或者去酒吧消遣都必须带上荷枪实弹的卫队，否则就有可能被“伊尔贡”绑架。
1947年5月，“伊尔贡”炸毁了古老的阿克监狱，将其中关押的131名犹太政治活动家和120名阿拉伯犯人统统释放。在随后的搜捕中，有3名“伊尔贡”成员被捕，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随后昂首走向绞刑架。作为回应，“伊尔贡”绑架了两名不带武器上街的英军中士，将他们当众吊死。在那以后，甚至连对犹太抵抗分子的常规性搜捕也停止了：英国人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统治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947年2月初，艾德礼首相在下院的演说中承认：鉴于英国政府已经负担不起在巴勒斯坦每年3000万英镑的“治安维持费”，切割在中东的义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年4月2日，应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爵士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宣布组建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等11个国家参与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特别会议还决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权各任命两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了一整年惨烈的内战，双方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两个国家的诞生
领导过30年代巴勒斯坦暴动的阿明·侯赛尼、考克吉等人在“二战”期间流亡于纳粹德国，曾经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并帮助党卫军招募过阿拉伯裔士兵。德国战败后，他们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下重新打出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接触中。不过与10年前相比，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拒绝任何形式的犹太国—阿拉伯人国家分治方案，也拒不配合委员会的调查。而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派出了他们最精明的两位说客担任联络官：一位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行长的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另一位是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Abba Eban）。
1947年春天，霍洛维茨和埃班陪伴25名联合国调查人员走遍了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些来自欧洲、北美和印度的代表惊奇地注视着海法的炼油工厂、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内盖夫沙漠中的基布兹农场以及约旦河上的水力发电站，产生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者，他们一直在做长期在此地生活和繁衍的努力，他们的固有权利不应被剥夺。
1947年8月31日，特别委员会起草好了两份备选方案：加拿大、捷克等七国提议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犹太国领土占整个巴勒斯坦的62%，阿拉伯国占38%。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提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巴勒斯坦联邦，分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前者面积稍大。但无论哪个方案，和1937年英国提出的第一份分治蓝图相比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犹太人的利益訴求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尊重。
1947年9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长岛的成功湖镇开幕，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和东欧代表集体赞成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在斯大林看来，锡安主义者中的绝大部分都曾受过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与莫斯科立场一致，因此必须予以声援。反倒是拥有最多海外犹太裔人口的美国，一度出现了剧烈摇摆：石油大亨们担心以色列的出现可能带来国际油价的震荡，坚持要求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内盖夫地区划给阿拉伯国家。关键时刻，11月20日，72岁高龄的魏茨曼亲自前往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以犹太人基布兹在内盖夫沙漠中的辛苦经营作为依据，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青年时代曾在密苏里州农场度过十年岁月的杜鲁门大为感动，立即表态将全力支持犹太人的立场。
11月25日，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以25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将最终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的决议。但直到这时为止，究竟是采用两国模式还是联邦模式依然没有形成一致。一个以冰岛代表为首的三人委员会被紧急建立起来，向大会报告两种方案的可行性。阿巴·埃班将游说工作进行到了最后5分钟;仅有18万人的冰岛，在两国方案上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11月29日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根据三人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就两国模式的分治方案进行表决。最终投票结果为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1国（暹罗）缺席。法国出人意料地选择和美苏采取同一立场，阿拉伯国家齐齐表示反对，中国、英国和南斯拉夫投了弃权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大181（2）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以72%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根据这一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的8块领土中，犹太国获得1.49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疆域的56.4%;阿拉伯国获得1.12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成为中立区。
当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巴勒斯坦之时，时间已是11月29日的深夜。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从海法的海滩到内盖夫的沙漠深处，礼花和信号弹腾空而起，齐唱《希望》的歌声回荡在每一个伊舒夫和基布兹上空。尽管还要再过5个多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会真正结束，尽管还要经历无数浴血奋战的时刻，以色列国的独立才能获得保全，但在“大流散”整整1800多年之后，犹太人通过不懈奋斗，终于在迦南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