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致辞-让字和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汉语盘点...
吴丽玮
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强大实力不仅仅源自于历史的积淀，更来自于对学术文化领域源源不断的拓展和深耕。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今年9月，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齐了700种，其中包括哲学类255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65种、历史地理类135种、经济类130种、语言类15种。从严复的《天演论》开始，在张元济、王云五等杰出出版家的领导下，100多年前的商务印书馆就以引进译著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思想启蒙。这些西方经典名著开阔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为国人批判中国旧文化、思考并实践国家民族前途提供了思想武器。语言学家陈原曾指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代表着“人类已经抵达过的精神世界”，虽已走过120年“开启民智”的历程，但它带领读者触摸人类思想最高境界的文化使命仍远未走到尽头。
丛书新收录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科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等50种书籍。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向媒体介绍说，近年来丛书收录数量猛增，一方面得益于商务汇涓为流、逐步建立的各学科名著选题库，另一方面得益于丛书背后强大的学术团体。“世界学术著作在出版前先由各学科编辑提供初步的书单，邀请学界专家共同进行选题优化。书籍出版后再由专家进行论证，根据书籍的品质决定哪些著作能进入丛书。”李霞说，品质既指学界反响，也包括翻译水准，因为只有高质量的译文才能与经典原著相得益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拥有一批灿若星河的译者，如翻译《人文类型》的费孝通，翻译《美学》的朱光潜，翻译《社会契约论》的何兆武等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商务印书馆也积极拓展学术出版的新视野。他们开辟“阿拉伯伊斯兰经典著作译丛”“伊斯兰哲学译丛”“波斯文化经典译丛”等系列丛书，在此基础上选择入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书目。其中作为基础选题库的“阿拉伯伊斯兰经典著作译丛”，由主编马福德组织多所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组成一支20人左右的学术团体，制订为期10年，旨在反映阿拉伯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成果的翻译计划，計划未来翻译出版共计50余部经典著作。除了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已连续两年推出《“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这份报告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国家信息中心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成效进行综合性的全面评估。《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则是从学理上阐述了“一带一路”时代的全球化、文明、战略、经济、政治、外交逻辑，该书获得了2016年“中国好书”奖。
作为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工具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也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多种类的书籍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在2015年出版发行，更专业的沿线国家语言词典的编纂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介绍说，目前已经准备刊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词典就达30多种。
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卡利格曾形容字典编纂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以《辞源》为代表的词典编纂修订工作堪称“圣人的苦役”，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发行无疑代表了商务印书馆120年历史中十分艰辛豪壮的一面。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在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下，张元济于1902年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后任董事长，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乎半个世纪，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在他的主张下，由陆尔奎于1908年开始组织《辞源》的编纂，初版历时8年，参加者近50人，常年编纂者二三十人，耗资13万元。它几乎耗费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四分之一的资本，而主编陆尔奎最终因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
在《辞源》之前，中国的辞书是以包括字书、韵书和训诂书在内的小学类辞书和名物汇编类的类书形式出现的。新型辞书的编纂因为没有先例，在过程中曾经历了两次大返工，于1915年10月，终得以出版。而在出版的同年，它的续编工作已经开始在商务印书馆进行筹备。续编要提供新知，“广收新名”，大量收录各科新词语，并对正编中的内容进行增补和修改。由于编者高度负责，续编最终用了16年才全部完成。1939年，《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北京，在1958年对全国出版社进行业务大分工时，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重点定为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首要的工作又是进行《辞源》的修订。从1958年启动《辞源》修订工程到1966年“文革”被迫中止，先完成了《辞源》修订稿第一册。1975年修订工作恢复，到1983年修订本全四册完工，《辞源》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词章典故以及史地文物制度等百科性知识条目的古汉语词典”。在2015年出版100周年之际，《辞源》的第三版问世。
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张元济诗文集《涉园诗录》；线装纪念版《辞源》使用极薄宣纸竖排印刷；最近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很多自然博物类的好书
工具书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百年传承的品牌根基。包括《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知名工具书在内，目前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品类达到近200种。其中既有《新华字典》，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累计销量达到了5.67亿册，也有在中国使用人数不足100人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在“十二五”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类销售收入翻了近两番，销售利润的增长则超过两番。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介绍说，工具类书籍市场经营状况的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于商务印书馆对文化品牌的不断挖掘和扩展。“工具书不仅是语词工具书，近几年我们专门针对教育体系，面向大中小学师生开发了学习型词典。”
工具书和学术书代表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開启民智”的百年文化使命，在这个主业基础上，教育、文化板块将会在未来不断丰富其产品类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就是要做那些顺应大时代、反映大思想的大作品。”于殿利说，在从诞生之初就奠定的学术基因之外，近几年出版的自然、博物、艺术类书籍又为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基础增添了更多的文化色彩。
“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之后，人们自然就会对精神生活有更高的需求，这其中就包括对自然界的向往。”于殿利说，自2010年《发现之旅》获得市场认可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以更大的精力投入此类图书当中，《树的秘密生活》《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等等，不仅获得了不少图书奖项，也在图书市场上广受赞誉。于殿利说，从博物图书出发，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提出了广泛的艺术类选题。“博物与艺术贴得很近，比如由植物延伸到园林艺术，《莎士比亚的花园》来源于文学，等等。艺术这种表现形式对于普及文化和传播思想来说是具有感官性和感染力的。西方古典哲学家们的作品里几乎都能发现这样的想法，任何事物既是思想性的存在，也是艺术性的存在。如果只传播思想性存在的话，就会显得很抽象很枯燥，但通过感官来感受，就会便于传播。艺术不应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是应走向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书，书名我很喜欢，叫《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我认为它恰恰阐明了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道理。”
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早建立了以企业化、股份化、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先进技术，推行现代商业管理方式。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与它敏锐洞悉市场方向并以市场化的方式制作内容紧密相关。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品牌图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代表的翻译类学术著作和以《辞源》《新华字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畅销工具书正在顺应时代潮流，同步进行数字化出版的研发。
目前，商务印书馆围绕着辞书的数字化出版进行了三个层次的产品形态探索，从《新华字典》等每一本工具书的数字化，到汉语字典、成语歇后语词典、外语小语种词典等一类工具书的数据库建设，再到建设中的“商务印书馆工具书云平台”，其探索的数字化语言知识服务体系，将包括方言典藏、外语小语种词典等小众冷门辞书在内的辞书内容进行汇总，进行语音、音频和文字电子版整理。
于殿利对商务印书馆的前景非常有信心，即便是面对数字化的挑战，他也认为它只是传统出版之外的一种新出版形式。“出版永远都不会是夕阳产业。如果没有对知识的追求，人类就要退化了。而语言知识是最体现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基本特征，商务印书馆120年从未动摇对辞书和学术书的出版，学术报国既是商务印书馆的使命，也是每一个商务人的职业理想。”于殿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