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农村孩子高中都没上过 何为农村教育真问题
刘周岩
《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演讲意外走红之后，罗斯高很高兴有更多人开始关注农村儿童早期抚育问题。触目惊心的数字和“让妈妈回家”这一充满争议的说法也使得疑问纷至沓来，罗斯高一一做出了回应。
罗斯高认为，他在演讲中提出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而之所以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问题，并非他一人的灵感与思考，背后是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十余年实证研究的成果。
“老罗”的走红
因演讲而意外“走红”的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在美国的标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而现在，随着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人们更多叫他“老罗”。
“老罗”今年62岁，头发花白，精力充沛，笑容可掬，講起话来充满幽默感和感染力。提到经济学里某一项数据的上升或下降，除了夸张的手势，他还要加上“嗖”和“唰”的配音。罗斯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次和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去乡村调研，黄季焜的福建口音太重，村民听不懂，最后还是罗斯高用普通话给村民做了翻译。每次到中国农村调研，他总会成为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大爷大婶们的喜爱。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他于2008年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从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农业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每年大约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每天要回200多封邮件、打几十个电话。因为无论去哪儿都准备着充足的咖啡，同事们把他称作“老罗移动咖啡店”。同事回忆他以前随身带六七块笔记本电池，他笑着说：“我换了新电脑，现在不需要带那么多电池了，不过一会儿的航班上我还要改四五篇文章。”
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团队成员2013年合影
9月15日，他在网络上发布了原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中文演讲，发布时将题目改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类似的演讲他已经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做了五六十次。
罗斯高在这个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悬念。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只有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过高中程度教育，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恰恰在这点上非常落后，中国劳动力人口（20～60岁）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只占24%。这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有94%的高中入学率，而当下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63%的学生无缘高中阶段教育。罗斯高进一步指出，城乡儿童从0～3岁就已经出现显著差距，农村婴幼儿的营养与早期抚育状况相当堪忧，他于是提出了包括“让妈妈回家”的一系列建议。
现在看来，这个演讲在社交媒体时代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其深刻原因。其中有对演讲中提出的数字之触目惊心及问题之严重的担忧，也有对罗斯高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感动和城市中产阶层父母对自己孩子早期抚育问题的焦虑。与所赢得的巨大关注相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质疑，包括对具体数据、研究方法，尤其是充满争议的“让妈妈回家”的解决方案。罗斯高通过本刊回应了相关质疑并且详细讲述了研究的过程，他表示：“大家提出这些质疑，我很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去研究农村儿童早期抚育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关心教育的经济学家
虽然罗斯高近期因为教育议题引起广泛关注，但他的身份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说：“我研究的根本性课题是如何使人们摆脱贫困。”中国农村就是罗斯高研究开展的场所和对象。
到今天，罗斯高学习中文已经有50年了。因为从小就读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和经济学家父亲的远见，罗斯高得以在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上世纪70年代还曾赴中国台湾交换学习了3年。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几个发展经济学家会说中文”，加之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农村巨变的兴趣，他将一生的事业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研究，包括灌溉投资、转基因棉花种植、小额信贷等。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贡献，罗斯高被邀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的长期主席，林毅夫、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O.Mendelsohn）等知名经济学家均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
2008年，罗斯高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温家宝总理颁奖时认出了他，上世纪90年代罗斯高曾和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就中国农业政策有过数次探讨。“90年代的时候，温家宝让我开始记自己去过中国多少个县，他那时是去过538个县。2008年再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了692个县，他说他已经是1020个了！”罗斯高回忆。直至今日，温家宝仍是他最尊敬的中国官员之一，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很多根本性改变都是在2003～2013年间发生的，而这源于温家宝等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斯高逐渐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罗斯高解释道，过去70年里，近100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只有15个成功跨入高等收入，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的共同点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劳动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人力资本的不足无法支撑国家的经济转型，同时这些低教育人群带来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罗斯高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成为发达国家，“每个孩子都要上高中”。他同时强调自己所谓的“高中教育”指的是普通高中，不是职业高中，而目前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占高中教育一半左右，“普职相当”也是教育部一贯的政策要求。罗斯高曾以《职业教育目标错误》《改革中国式职业教育》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失败且缺少前瞻性，他总结道：“中国的职高只不过是照看成年人的幼儿园。”endprint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上述逻辑。有论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界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概念，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受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教育水平高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无任何先例可循，其庞大体量和独特模式决定了无法与拉美国家类比。另一方面是对究竟何种教育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领域重要著作《中国乡村基础教育20年》（Two Decades of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一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璐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思·勒温（Keith Lewin）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强调，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在过去20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并且仍在迅速发展，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普及率也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题中之义;同时，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职业教育仍有其必要性，而且应当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学术内容的”。
罗斯高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发展全民性的普通高中教育，中国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动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到时候没有那么多路可以修，没有那么多楼可以盖，劳动密集的工厂也都转移到其他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么多的中国劳动人口去做什么？所以现在必须每个孩子要上高中，而且不是学具体的技能，是要学数学、英语、计算机，为20、30年之后的经济做好准备。”罗斯高说。
针对有人质疑的数据，罗斯高也做出了回应。“中国劳动人口中只有24%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由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在不同种类的数据之中，人口普查是最确切、权威的，2010年是最近的一次普查。“當然这几年有很多进步，但是现在也只有一半的人上高中。”罗斯高补充。“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个被编辑过的标题并不准确，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贫困农村”63%的孩子没上过高中。“贫困农村”指西部和大部分中部农村，其学生数约占全部农村三分之二，即全体人口（城市及农村）的约二分之一。不过教育部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7.5%，远高于他的数字。罗斯高表示其他顶级学者的研究支持与自己数据相符的结论，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谢宇。罗斯高的一位中国合作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教育部的数据是通过行政系统层层上报的”，其可靠程度也需考核。
看见“看不见的问题”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作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也是罗斯高在农村的实际感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农民们真正地交谈，他们会说：你们来帮忙修路太好了，新的种子太好了，自来水也太好了，可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在罗斯高看来，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低只是表象，是一系列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罗斯高认为是0～3岁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相较于城市大大落后，导致认知能力低下，后续学业无法顺利进行。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罗斯高之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所以他把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称作“中国最严重的看不见的问题”。而这个结论的背后是一个名为REAP的团队上千人近十年的工作，科学方法、资金、团队合作缺一不可，罗斯高扮演着这个科学研究大工程总指挥的角色。
2006年，随着对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罗斯高联合众多合作伙伴成立了REAP团队（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由三个核心机构构成：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该研究所供职的罗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及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该所所长史耀疆任REAP教育事务主任。张林秀、史耀疆都是与罗斯高合作20余年的老朋友。
这样一个国际、北京、地方的三角结构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斯高带来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广泛的学术资源;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拥有中科院的政策建议渠道，可以将研究结果直接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有机会将其转变为国家政策;以陕西师范大学为首的地方院校则让团队在各个省份开展实地研究成为可能。核心机构之外还围绕着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基金会、NGO（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
起初，REAP团队进行的是农村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的研究，到2009年前后罗斯高开始关注农村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一次罗斯高邀请了自己的朋友雷纳尔多·马托利尔（Reynaldo Martorell）一同前往中国农村，马托利尔是美国知名的儿童营养问题专家，为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担任顾问。在一所学校，马托利尔注意到孩子们吃完午饭后都不住地开始打瞌睡，他凭自己的经验察觉到了异常：“他们应该四处追跑打闹才对。”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验证对孩子们健康状况的怀疑，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9月21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一所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吃营养餐
对10个经济落后省份13万名小学生的检测中，27%患有贫血，33%有肠道寄生虫疾病，20%存在近视但未佩戴眼镜。罗斯高说：“只要你有其中任何一项，你都根本没法学习，因为你是个病人。”
与此同时，国家疾控中心、卢迈等团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获得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一系列研究及政策建议最终促成中央政府出台了运行至今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此每年安排160亿元人民币专项预算，覆盖2600万学生。endprint
结果令人欣喜，过程却实属不易。一个国际团队要在数千所乡村学校对学生进行身体检查，随后还要进行随机干预实验，让部分学生服用维生素药片、佩戴眼镜，部分不做干预，再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业表现，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和沟通成本可想而知。“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国农村学校很多老校长虽然观念不一定先进，但他们非常负责，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们看到学生们吃了维生素片、戴了眼镜之后成绩真的提高了，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老师们也很负责任，至少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学校，这在印度、非洲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罗斯高说。
和地方政府打交道这么多年，罗斯高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不同的课题要有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营养改善课题里互利机会很多，很多县非常想借我们研究的机会把自己打造成儿童营养改善的模范县。有些课题，比如义务阶段辍学问题，要敏感得多。”罗斯高也努力和中国合作者建立一种基于信任和互惠的关系，他不赞同很多欧美学者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时与本地合作者的雇佣式关系。“善解人意”的罗斯高在发表文章时会尽可能让中国学者和有贡献的研究生一起署名。“我已经62岁了，发表过400多篇论文，在斯坦福大学有终身教职，我的名字写在前面还是后面对我无所谓。可是当中国学生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美国经济评论》《自然》上时，他们兴奋地跳起来！”罗斯高这样概括他和中国合作者之间的“契约”：“他们好好利用我募集来的钱，我会让他们辛苦工作获得的数据为他们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对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营养政策取得初步结果后，罗斯高决定再进一步，继续向前追溯，看看婴幼儿时期农村孩子是否就已落后。“事实上，雷纳尔多提醒我说问题可能出在妈妈怀孕甚至妈妈怀孕之前！”罗斯高回忆这位营养学专家给自己提的建议。
罗斯高决定对农村婴幼儿进行贝利测试（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国际通用的检验婴幼儿认知、语言和运动能力的测试。从2013年开始，REAP团队在陕西对348个村子的1800名6至12个月的婴儿进行了测试。这样规模的贝利测试以前还没有人在中国农村做过。“贝利测试很不好操作，因为很复杂，而且是和婴儿进行互动，测试开始不久这个小孩就困了、要大小便，很麻烦。一名大学研究生要培训十天之后才能学会，一天只能进行两三个测试。为了得到这1800个测试样本的数据，我们召集了上百名地方大学的研究生，花费了400万元人民币。”罗斯高解释道。
正是这次测试的结果和后续研究，让罗斯高认为他看见了“中国农村教育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结果显示，测试样本中29%的婴幼儿认知低下（IQ<90，智力发展指数低于-1标准离差）。正常的认知低下比例应为15%，北京、上海和纽约、伦敦等地都是这个数据，这是因为天生就有一部分人智力较低。更严重的是，当这批农村孩子到24至30月龄时再接受测试，认知低下比例增长到超过一半——他们越来越落后。团队成员扩大了测试范围，在河北、云南等地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针对有些人质疑贝利测试能否准确反映婴幼儿认知水平，罗斯高做出如此回应：“这个测试是有效的，我们使用的是适应中国情况的模板，过去30年里北京大学区慕洁教授等人为之做了大量的开发和检验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国城市儿童认知能力数据所采用的是同一套测试，我们揭示的重点在于城乡差距。其他测试方法进行检验的结果与贝利测试一致。”
罗斯高仍然使用随机干预的方式，对部分孩子进行营养补充。这部分孩子的贫血率显著下降，但令人意外的是，其认知能力仍随成长而下降。“孩子的认知能力被三个因素决定：基因、营养、抚育。基因没有变，营养在增长，认知能力还是下降，只能是抚育出了问题。”罗斯高解释。相比于中国城市里早教机构的火爆，农村家长普遍缺少给婴幼儿进行科学抚育的意识，很多人的养孩子观念还停留在“吃饱穿暖别摔着”就行的阶段。
“我问农村的妈妈们，她们给不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说话，她们都笑，因为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觉得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罗斯高认为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农村儿童从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被越落越远。他提出“1000天假设”的观点：“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认知，我们的IQ，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只有足够且适合的刺激，才能让孩子的大脑发挥出本来潜能。
罗斯高认为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过广泛重视，如果现在不解决，中国最终将丧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
让妈妈回家？
“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存在严重缺陷”，罗斯高的这一判断少有人质疑，因为国内并无同类相关研究可作反驳，而且这一结论符合人们的常识。不过，争论马上集中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妈妈回家”的建议给罗斯高带来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将母亲放弃打工返乡陪读称作“丧偶式育儿”，认为这一建议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同时有悖于男女平权的理念。叶敬忠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如果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留在家中，“留守妇女”身份给她们自己、家人和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复杂和严重程度并不低于“留守儿童”。
罗斯高通过本刊回应了这一主要质疑，阐述了他对于解决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的详细意见和已经尝试的措施，这些观点在网络演讲中未能充分展开。
罗斯高说，农村孩子和父母团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孩子进入城市，一种是父母返回农村，他更希望是第一种，只不过这在当前无法实现。“如果能让我改变一项中国的社会政策，我第一个就要取消戶籍制度。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效率越高。取消户口，让农民进入城市，从经济上是有利的。”罗斯高表示。不过他很清楚，政策取向与他的想法并不相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endprint
至于女权主义视角的批评，罗斯高说：“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批评，很希望听到大家的讨论。上的演讲只是一个简短的提法，背后其实还有一系列考虑。”他说重要的是让母亲明白：把孩子留给老人，自己出去打工，虽然经济收入会增加，但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害的，母亲应当是在考虑清楚成本收益之后才出去的。在罗斯高看来，中国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实行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政策，即由国家出资，一定程度上補贴在家照看孩子的母亲的收入损失，“因为这对社会也有好处”。至于“为什么不是爸爸”，他认为必须要考虑实际情况。“我们的样本中95%以上的父亲在外打工，贡献了家庭主要经济收入，让他们回来种地没有任何现实可操作性。让一部分母亲回来，对这部分家庭辅助以一定财政转移资助，我认为是可行的。”
此外，罗斯高表示自己现阶段的主要政策追求是建立广泛的养育中心，而非单纯让母亲返乡。“光是妈妈回家也没用，需要有人教她们怎么养孩子。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教给妈妈要比教给其他人，比如孩子的奶奶，有效果得多。”
他总结“让妈妈回家”背后真正的政策建议思路：第一，最好取消户口，让父母把孩子带去城里;第二，让母亲意识到离开孩子是有成本的;第三，可以考虑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补贴回家的妈妈;第四，建立养育中心。
养育中心的实验已经开始。2015年REAP在秦巴山区选取了100个村子，随机抽取其中50个村作为干预组，在村子中建立养育中心，另50个为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措施。养育中心的场地来源于各行政村中已撤并的小学校舍或闲置的文化室等，改装成能让全村家长带着0～3岁婴幼儿前来活动的幼儿早期发展中心，并派出养育师辅导家长科学育儿，包括如何陪孩子玩游戏、做美工、唱儿歌，与孩子一起完成专为婴幼儿设计的课程任务。与此同时，REAP团队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干部培训中心合作，编写了《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从语言能力、运动能力、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四个方面设计了6到36个月婴幼儿每一个月龄对应可以进行的活动，包括详尽的活动材料、方法、目标和难点提示，指导养育师和妈妈科学抚育。
罗斯高很高兴，养育中心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去实地调研的时候妈妈和奶奶们告诉他，带孩子来中心之后真的发现了孩子的反应与变化，自己也有了社交的场所，“孩子和我都爱来养育中心”。可另一方面罗斯高也遭遇了至今为止最失落的体验，发生在探访对照组村子的时候。“对照组的村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研究的一部分，可我知道。我看到那些孩子被奶奶放在黑暗的房间里，一待一整天，目光呆滞、行动迟缓，我经常有冲动要抱起他们，送去就在旁边镇上的实验组的养育中心。”罗斯高说。不同于以往的贫血和近视眼的研究，罗斯高可以在实验结束后给对照组孩子也开始发放维生素片和眼镜，养育中心只适用于特定年龄，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放任错误抚育方式带来的“伤害”是永久的、无法挽回的。但是罗斯高必须要坚持这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养育中心是否有效做真正科学的评估。严格的影响评估是REAP团队一直以来的研究特色和强项，在罗斯高和他的同伴们看来，仅仅“做好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找到真正有效的政策，否则可能造成前期投入极大的浪费。正是因为影响评估，REAP发现了前述“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执行中的问题，他们进而提出了改善措施。
每当试图把对农村问题的研究转化为现实政策时，罗斯高都强调中央政府的作用，他认为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世界通行的经验。“5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中主要一条就是强调由联邦政府负责贫困地区教育，因为地方政府不会从投资教育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是罗斯高在推动早期养育项目中的重要合作者，他们共同提出了“0.1%”的目标，即争取到GDP的0.1%约700亿元人民币，用于全国0～3岁婴幼儿发展项目。“0.1%GDP的投入，整个民族的前途都能够产生改变。”蔡建华说。罗斯高最终的目标是在全中国建30万个村级养育中心，以及更大规模、更低人均成本的乡镇级养育中心。
罗斯高转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en）的研究结论：在每个阶段对应投资1块钱，0～3岁是18块钱回报、3～4岁是7块钱回报、小学是3块钱回报、大学是1块钱回报、成人教育的回报是负的。2015年度，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2.9万亿元，占GDP的4.3%，其中用于投入0～3岁阶段的固定项目预算则几近于无。“中国浪费了太多钱在大学上，现在投资0～3岁才是效益最高的。”罗斯高希望，他的研究和呼吁能够改变目前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上严重的“错配”问题。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