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
癌症是一件沉重的铅衣，披到谁的身上，他的人生就会骤然出现一个休止符。只是多数健康人，听不到来自疾病王国沉重的呐喊。
即使病人同意接受采访，真与他们面对面时，我收起了一个记者穷追不舍提问题的架势，至少先安静地陪他们一起等待诊疗，尽量避免一个健康人带给病人的压力吧。9月中旬，波士顿秋意渐浓，千里迢迢从中国赶来治病的癌症患者，谁没有一个迫不得已又惊心动魄的疾病故事呢？他们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公寓里，平均2～3周到医院一次，接受治疗或是与主治医生见面沟通。
波士顿的长木医学区（Longwood Medical Area）高楼林立，这里汇集着世界顶级的医疗机构、医学院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癌症专科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加斯林糖尿病中心、哈佛医学院、哈佛牙科学院等等。
每天清晨或深夜，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公共交通已经搭载着往来于长木区的医护人员或医学院实习生。医学行业是个苦差，在波士顿凌晨的大巴上，那些穿着浅蓝色、浅紫色工作服，困意明显的年轻人，就是个生动的写照。
除了治疗美国病人，這里也是世界级重病或疑难杂症患者的聚集地。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实际上属于同一家医院，癌症研究所专攻癌症，但是癌症病人的不少治疗在布列根和妇女医院进行。
医院国际部的主任凯琳·霍华德告诉我，由于世界各地的病人增多，他们在2000年设立了国际部。2016年，医院接待了来自120个国家的3200多名国际病人，人们来这里看神经疾病、糖尿病，接受心脏手术、眼科手术……其中有将近800名国际病人前来治疗癌症。从医院的角度来看，大病治疗早已是消费全球化的一个例证。
国际病人的需求持续上涨，医院目前正在扩建，霍华德说他们唯一的担忧，是市中心的土地太少，扩建后也满足不了病人需求。中东病人在过去20多年里，是波士顿地区人数最多的国际病人，他们基本来自富裕的石油国家。如今中国病人的群体仅次于他们，并有超越之势。多数中国病人来到这里，是寻求癌症的治疗。
医院的建筑规模庞大，进入大楼内部后，人们总会感觉穿梭在一个巨大的层层叠叠的迷宫里。这或许正像癌症对于个体的寓意——一场一眼望不到头的战役。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步踏出去，将会导向怎样的下一步。癌症王国层层叠叠的铺设，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说，都需要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耐心，为自己画一幅尽量精确的疾病地图，一步一步带领自己去收复被癌细胞占领的身体失地。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坐落着过去16年中有13年排名全美第一的癌症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这座从1941年开始建立的癌症中心规模庞大，它和周边其他得州顶级的医院构成了著名的医疗城。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着2.1万多名员工，这些员工说着90种语言。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标志，是在“cancer”这个黑色单词上面画了一根鲜艳的红线，表示要将癌症彻底消灭的决心。国际病人中心的负责人玛莎·科尔曼向我提到，去年他们接待的3000多名国际病人中，有400多位中国癌症病人。从2015年开始，中国病人占到医院国际病人的第一位。我在休斯敦采访期间，一些中国病人正在谈论着，既然中国病人数量越来越多，可不可以拧成一股绳，在治疗费用上跟医院谈一个不错的折扣？
中国人出国看病的背后，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寿命增长，我们迎来了癌症高发期的现实。2017年全国癌症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68.2万例，死亡病例222.9万例。其中，肺癌、胃癌、肝癌、结肠直肠癌等，在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里，都是主要类型的癌症。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卷入到痛苦茫然的抗癌战争里。
在人类历史的阴影里，癌症作为一种致命的疾病，至少在暗夜里蹲守了2000多年。美国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形容癌症——众病之王、恐怖之君。人类接连战胜了中世纪的瘟疫、19世纪的肺结核，待到20世纪中期，伴随着人均寿命的显著提高，癌症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瘟疫”。
它源于人体内某一单个细胞的生长失控，这种增长由突变引发，“煽动了”无限制的细胞生长。癌症不是某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的集合。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正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
100多年来医学高速进展，但癌症依然是对人类乐观情绪的深重打击。直到最近十几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研发出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人类对抗癌症的武器库里，有了外科手术、放疗、化疗之外的强力武器系统。
每一次癌症新药、新疗法的突破，都让一部分被死神逼到墙角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自己能抽中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张“彩票”。也只有这样的时刻，一个病人会深切地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命运，与他所处时代医学的前沿发展，原来联系得如此紧密。癌症的暗箱里，领军的研发者和临床医生们，一次次顽强地试图推开大门，让光芒从缝隙里照进去。疾病不分国界，对抗癌症的每一点进步，都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顶级的医疗资源，一度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想过的事情。2011年，商人蔡强偶遇一个去澳大利亚做脑瘤手术的上海人，他从中看到了中国人跨境医疗的需求。蔡强与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医疗服务机构，第一年却只有两个客户。一年多后，合伙人黯然退场，“我们不幸找了一个13亿中国人都没有需求的行业”。蔡强学物理出身，他觉得只要存在一个高电位、一个低电位，两个电位之间就会产生电流。“发达国家的医疗是不是比我们领先？这是关键！只要领先，就一定有需求。中国人可以出国旅游、出国留学，遇到癌症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考虑出国看病呢？”
出国看病的需求，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增长。如今蔡强和他的团队，一年为上千名中国病人服务，其中70%以上的病人是癌症患者。早几年选择这条道路的中国病人，基本上都是癌症晚期，已经被中国的医生“判了死刑”。最近两年，癌症病人的情况更加多元，有些病人处在癌症早期或中期，也有了出国治疗的打算。endprint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癌症也是美国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疾病重负，人们并不愿意过多谈起。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先驱人物的一再推进下，癌症才在美国成为一个显著的公众话题。疾病不只是一种个人命运，它有深刻的社会性。美国人开始质问：我们能动用这么多资源将人类送上月球，为什么不可以集中力量来攻克癌症？
有着献身精神的医学研究者，政治活动家，那些催人泪下的癌症病人的痛楚、家人的无望经历，这些加在一起，掀起了席卷全美对抗癌症的潮流。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终才促使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癌症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癌症研究中心，用各种形式保证大量癌症研究经费的投入以及改革医学院培养肿瘤医生的方式等。癌症并不是患者个人痛苦的呼喊，它是整个社会动用资源发动的战斗。
癌症的难以对付，在于它是一种系统性疾病。美国对癌症发起立体战斗，正是从医疗技术层面到公共卫生制度层面，系统性地对抗癌症。
系统性地对抗癌症，可以明显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肺癌为例，“你知道吗？今天全世界的吸烟者里边，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著名的癌症专家查尔斯·鲍尔奇告诉我。今天的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上升到了癌症的第一位。我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显示，中国肺癌死亡率在过去30年间上升了465%，而肺癌在美國过去25年的发病率降低了25%。这与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直接相关，再加上最近十来年，新药新方法相继问世。美国2015年把肺癌的早期筛查纳入了医保，随着早期筛查的普及，肺癌的死亡率还将进一步显著降低。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月28日签署总统备忘录，设立以副总统拜登为首的“白宫抗癌登月计划特别小组”，呼吁通过全国性计划永久治愈癌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2016年拿出1.9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2017财年白宫要求国会批准为此投入7.55亿美元。人类登月是一项历经困难、长期坚持的重大项目，对抗癌症的努力亦是如此。癌症一旦攻克，将毫无疑问改写人类的历史。
就在不久前的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他说道，我们已经在“上天”“下海”等重大项目取得不俗进展，还要进一步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攻克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难题。“一些发达国家早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要破解癌症发病机理，‘攻克癌症，如今已经见到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而我国目前的癌症治疗水平还与这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从现在起，我们要迎难赶上。”这背后对应的，正是我国目前癌症发病率235/10万，死亡率为144.3/10万的严峻现实。“癌症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到美国治疗癌症的中国人，因为各自病情的不同，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少数人因为在生命末期进入了免疫疗法的试验组，体内所有癌细胞神奇消失;有些人找到了新药或者获得了新的治疗方案，癌症进展控制得不错，从而进入了一场持久战;也有病人在美国的治疗并不理想，无药可医后黯然回国，还有病人客死他乡。蔡强说，根据他们公司的统计，到美国治疗癌症的病人，受益于新药的患者只占到17%。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受益于新的治疗方案，它是美国多学科会诊制度带给病人的好处。
这些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中国早期留学西洋的人，打开了一扇寻求世界顶级医疗资源的窗。这里边既有患者个人战胜疾病的渴求，也有他们在疾病王国里，感受另一种制度和文化如何面对重病与死亡的努力。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