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协和医学, 百年协和医学与健康讲堂 首讲 三代院长齐聚一堂共话...
刘畅
100年前的9月24日，协和医学院在北京东单的豫王府内奠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2017年9月，协和医学院在这里迎来百年校庆。这是个颇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正是在这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罗氏驻华医社（CMB，现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把当时世界领先的八年制教学和住院医师制度带到中国。借此制度，素有“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之称的协和医学院赢得了国际声誉。百年来，协和医学院虽关关停停、几易校名，但教学制度未变，“科学济人道”的理念在严谨的医学规范、透彻的医学思路中得以贯彻，培养出的精英在中国医学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磨洋工”磨出的医学院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全体人员在院内合影
1914年，位于北京东单北大街豫王府旁的院子里，两根21米高的旗杆被大风刮倒，当时的人们从风水上认为这是“改朝换代”的征兆。没成想，第二年竟应验了，如胡适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一架在独轮车国家里的飞机”即将在此建造。
那处院落正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19世纪下半叶，伦敦会把英国公使馆附近的火神庙改建成京施医院，以期借助西医传教。义和团运动后，医院已破败不堪。伦敦会的科龄通过给清皇室看病，结识太监李莲英，进而获得慈禧太后赏识。1906年，他得到皇室资助和认可，在原址上扩建、成立了协和医学堂，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唯一认可的教会学校。但是，虽已拥有五栋医疗建筑，五年制的教育制度也已成形，可谓初具规模，资金和传教士的水平却始终有限，又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纵有英美五个教会联合经营，到1914年时，医学堂已是捉襟见肘。而当时的中国卫生状况差、流行病横行、现代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即使协和医学堂正常运转，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美国慈善家、资本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与此同时，美国如日中天的洛克菲勒家族正在雄心勃勃地开展他们的慈善事业。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当年，时任基金会秘书长的杰罗姆·顾临便提出委派考察团调查中国教育和医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开展项目的可能性。1914年，在中国问题讨论会上，洛克菲勒二世强调：“我从未在世界其他角落，看到像中國这般对医学教育组织有如此巨大、紧迫的需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这将触动全世界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由此，顾临的愿景实现。1914年，由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带队的考察团在调查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后，决定改造协和医学堂，开办一所最高标准的医学院，培养中国的医界领袖。同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成立，负责开展在中国的医学项目。1915年，科龄来到纽约，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商定转交方案，决定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将协和医学堂的土地卖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由后者转租给医学院。7月1日，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完全接管该校。
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工程奠基仪式
筹备学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接管学校一个月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韦尔奇和福勒克斯纳亲自带队，开始为期4个月的第二次考察。商定解散协和医学堂的领导层，移交旧校的学生，重新组建校董事会、招募教师，亲自办医学预科，招收、培养符合最高要求的学生。然而，当时的校舍并不足以满足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雄心，所幸1916年初顾临建议购买协和医学堂旁边的豫王府。洛克菲勒基金会果断出手，一所全新的学校展现在基金会理事们的脑海之中。
“从空中俯瞰，所有绿屋顶的地方就是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所在。”如今，协和医学院的蒋育红教授指着教学楼里的鸟瞰模型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建筑和10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1916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100万美元修建校舍，哈佛医学院的设计师柯立芝当时便决定保留豫王府皇家宅院的外貌，提出了将琉璃瓦飞檐与二三层现代建筑结合在一起的方案。1917年9月24日，在即将兴建的解剖楼前举行奠基仪式。
1924年，毕业生与老师在协和医学院正门前合影
“建筑材料都是用最好的。大理石是从意大利运来的，木头有些是从菲律宾运过来的。连门的零件上都有Yale的标识，表明是来自美国耶鲁的一家建筑公司。”蒋教授带着本刊记者在校园里游览，“100年来，门窗没有变过形。窗户是上下推拉的美式窗户，只要给齿轮上点油，就一直能用。”而在建造过程中，还流传出“磨洋工”的俗语。蒋教授介绍，这个词原来并不是消极怠工的意思，而是在铺广场的地面时，要人工打磨大理石，大理石的表面、接缝都要平整。相传，当时洋人监工每天给中国工人两块大洋，一天只能磨两块。“磨少了会影响工期，磨多了怕保证不了质量。”人们对洋人这种看似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不理解，便起名“磨洋工”。在这般精雕细琢下，又加之预算、汇率，以及“一战”的问题，直到1921年9月医学院才竣工，而成本最终涨到了750万美元。endprint
竣工时，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北洋政府要员、代表徐世昌总统的外交部总长、世界各地的医学名流，以及各国的外交使节悉数参加。哈佛医学院教授毕宝德的夫人在日记里记载：“学术服颜色如此炫目，让诸位女士黯然失色。最夺目的当属来自巴黎的图菲尔医生。他头戴王冠，帽子上有貂皮，还有一圈红色的装饰，胸前有无数勋章闪耀。来自都柏林的斯麦力先生身着猩红色长袍、戴着猩红色帽子。几位衣着显眼的主教给人额外的震撼。只有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牧师们装扮朴素，才让我们觉得回到了人间。”
那时，协和医学堂的5栋建筑已变成了36座。在如今的东单三条九号，路南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礼堂，路北就是协和医学院的主体。在中心广场周围，从左至右依次包括连带地下共三层的解剖楼、化学楼、生理楼，教室、校长办公室和图书馆都安置其中。三组楼都有走廊相连，化学楼北面的长廊通向协和医院等建筑，地下也都是连通的。“为了保证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病房，所有楼都必须连起来，而校长有一把万能钥匙，他能打开所有的门。”蒋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上世纪初的北京难以保证供电，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甚至在医院北边建了一座有独立发电机的设备楼，即使北京全城停电，协和也不受影响。”胡适的老师杜威曾莅临此地，他向他的女儿称赞道：“洛克菲勒的建筑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中非常突出，仿佛是启发思想的纪念碑，记载着过去的荣耀，又不失现代元素。”
八年制教学，“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
洛克菲勒家族的雄心配得上这样雄伟的建筑。医学院创办之初，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略”会议上，便已定下协和医学院的目标——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中国的医学领袖。具体而言，要通过本科课程、毕业后教育、医生短期培训，提供与欧美最好医学院相匹敌的医学教育。为实现这些目标，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在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就已展开，首先开展使学生达到入学水平的预科教育。
这是考察团第一次来中国时就规划好的内容，而它源自当时在美国兴起的科学医学教育改革。1910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亚·福莱克斯纳发表了对当时全美医学教育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美国医学教育体系不专业的弊病。这一报告几乎批评了当时美国所有的医学院，唯有韦尔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例外。韦尔奇创造了医学生在综合大学接受三年预科教育，毕业后实行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制，教学与临床医疗和科研紧密结合的模式。该模式自1910年后在全美风行，被称为“约翰·霍普金斯模式”。这位被誉为“美国医学的院长”的人，也是筹办协和医学院的人员之一，他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模式完整地带到了中国。
刚招生时，因为其他综合大学达不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要求的水平，协和医学院亲自开课，1917至1925年入学的学生在协和医学堂的旧址上预科，为期三年，教授国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一门第二外语。这一模式在1925年之后逐渐步入正轨。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下，燕京大学等高校的自然科学水平得到了协和医学院的认可，协和医学院将教师转交到燕京大学，把预科的课程交给高校。而燕京大学作为综合大学，能够为医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人文视野。
虽然时过境迁，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但只要协和医学院招生，制度就没有变。1984年入学的朱畴文教授对在北京大学上预科的种种好处如数家珍。他入学时，医学预科的时间改为两年半。入学后他发现，在综合大学上预科，有许多选修课，不分文理都可以选。“我就选了一门民法通则，还曾经连续两晚在北大礼堂听厉以宁教授讲股份制改革。”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的环境真是宽松，在综合大学里面的学习培养了我对他人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
1924年，毕业生与老师在协和医学院正门前合影
不过，即使是医学预科里要求的课程，其实与日后的临床医疗也不一定有直接关联，课程更着重培养的是思维能力。1992年入学的李乃适副教授是根正苗红的“协和人”，毕业后已在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在回忆北大预科对他的影响时称，那些课程从整体上培养了他从本质上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后对待病症就不会只局限在病症本身。“像协和医院这种疑难杂症扎堆的地方，病人可不会照着教科书上写的来得病。每个病人都是特殊的，就需要把握本质，才能举一反三。”这是百年来协和培养优秀医生的第一步。
升入协和医学院的本科，需再学五年，合称八年制。在此阶段，要求学生能够把医学知识、科研、医疗融会贯通，掌握行医的规范。头一年半是基础医学课，原先紧接着半年的科研训练，如今，科研训练调整到五年级的最后半学期。协和医学院的老师擅于“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李教授如今回想起来，却仍“心有余悸”。“老师们都不‘讲理。他认为你既然是精英，就得什么都会，怎么难为都不为过。”他记得学免疫学时，第一节课老师进门看到学生翻教材，便说“那是垃圾”（It is rubbish），之后就讲起了自己的一套。“虽然英文能明白，但他讲的没人听得懂，我敢保证，任何教材在第一节课也不会讲他说的内容。”李教授對记者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直到下课都没有声音。连老师问有没有人听懂，也没人回答。老师却说，第一节课不懂很正常，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就能明白了。“谁能保证第一节课都不懂，最后竟能明白？你可想我们当时的压力。”没有办法，李教授只能课后查资料，反复琢磨讲义，终于在最后一节课后，又把讲义整个看了两遍，方才恍然大悟，真正理解了第一节课讲的内容。“之后才发现，老师的水平确实很高。”
基础医学之后是为期两年半的见习阶段，学生要到病房和门诊见习，完成诊断和各科的临床课程，掌握临床诊病的规范，培养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操作能力。朱教授向记者介绍，协和对临床入门的诊断课高度重视。在他上学时，医学院为打好基础，派出大内科的六名资深医师出任教学小组成员，脱产教学，把学生分组，组均五人，全程“手把手”指导。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学内科时要完成的16份大病历。现在已是上海复旦中山医院副院长的朱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亲手书写病历对日后的诊病工作极有帮助。而当他拿到导师为他修改的第一份大病历时，他被协和医师的职业态度深深折服。“他像审稿一样，把每一处措辞、结构、顺序的错误都用红笔圈了出来，引到白边处修改，甚至逐一修改我错误使用的标点符号。”endprint
毕业前，五年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協和医院做一整年的实习医生，在见习的基础上实际操练，训练收集资料、分析、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功。通过著名儿科专家周华康的回忆，可以一窥他们当时忙碌的情景。1939年，周华康被安排在内科实习。实习生住在医院内的宿舍里，每年6月30日晚迁入。因病人没有变动，医疗工作要不停顿进行，新上任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就要换上工作服开始工作。实习医生每人负责10至12名病人包括化验、诊疗、填写病历在内的全部医疗任务。实习医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一早就要到病房查看病人，主治医生查房时，他们要报告病情、病历和诊断想法，并听取意见。查房结束后，他们要修改医嘱，填写化验单，进行治疗。下午，实习医生还要继续诊疗和化验，晚上再次巡查病房，写病历及病程记录。每个实习医生都有一个灯号，即使在夜间，若病人需要，护士会打电话到宿舍，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实习医生每两个星期可以休息一个白天，连续做两个月，可以做一个月较轻松的门诊工作，每年可以轮休一个月。如此一年，方能毕业。
1947年，杜鲁门政府停止支持中华民国，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撤离北平。图为军调处美方负责人艾尔文·吉伦中将在撤离前，看着窗外的协和医学院
巨大的学业压力之余，学生的生活是舒适、丰富的。学生洗衣服有洗衣房，被子不用叠、卫生间不用打扫，甚至皮鞋也不用自己擦，校工都会帮忙打理。而作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全资资助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当时北京连接国际世界的一个平台。协和医学院可以直接用美国国务院的电报服务，各界名流也曾在协和礼堂举办活动。蒋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泰戈尔的演讲就是在那里举办的，林徽因、徐志摩都参加过。”礼堂二层有为学生准备的集体活动室，配有厨房，煤气、电冰箱、炊具、餐具一应俱全，可供几十人聚餐。不过，1949年后，贵族般的生活已不复存在。尤其在朱教授入学时，改革开放没多久，物质尚未极大丰富。上解剖课时，他们把已经安乐死的狗从窗户抛下，楼下的人接应，拿到宿舍剖了，烧狗肉吃。“那可是肉啊！”30多年过去，他回忆起来，仍开怀大笑。
住院医师制度，“科学济人道”
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梁思衡（Matthew Liang）的父亲梁炳沂比周华康大四届，是协和医学院1936届毕业生，曾在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担任实习医生。梁教授到访协和时，协和医院曾送给他一份梁炳沂的毕业照和学习证明的复印件，其中的文件上说明，梁炳沂在1936年4月得知被聘为助理住院医师，6月30日实习期满，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住院医师的工作。
住院医师制度是约翰·霍普金斯模式中毕业后教育的内容。蒋教授向记者介绍，老协和医学院一直秉承“科学济人道”的校训。“医生不是万能的，人难免一死。而人本身也有自愈功能，即使生病痊愈，也不能说全是医生的功劳。所以医学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诉诸人道。但唯有方法严谨、透彻，人道才能实现。”住院医师制度便是医生“修炼”的最后一级。因为毕业前不分科，学生毕业时只是普通医师，必须在毕业后按照自己的兴趣，再选定专科，作为住院医师，再进修三五年才能成为专家。
这个制度有极严的规范。梁炳沂做的是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仍是24小时负责，主要任务是指导实习医生的工作，给病房的见习生分配病人，修改实习医生、见习生所写病历。同时需要查阅资料，为修改的病历提供科学依据，到病案室整理病案，填写最后诊断，并归档备案。
梁炳沂（右）、梁思衡父子
梁教授把他父亲做住院医时工作记录的副本交给本刊记者，其中有两段往来的通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住院医生工作时的细致、严格，从中可见一斑。1936年8月25日，梁炳沂给他的上级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前一天发生的误会。8月24日下午3点10分，他接待一名患者，在记录病历、清理伤口后，他将患者送往做X光的部门做检查。因为患者只需要做一个骨科手术，他去寻找相关的吴大夫，多次寻找未果，他又接到要对另一个病患的面部伤口进行处理的任务，便离开了这位患者。待他处理完赶回患者身边时，护士却认为他故意耽误了此患者的治疗。他向上级说明前一天记录中的指责不实，并询问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在8月26日的通信中，他的上级洛克斯回应了他的解释，表明要纠正自己之前的判断，相信他对待病人的态度，并期望以后共同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之后，尚有第二年助理住院医师，以及承担一定教学和研究任务的第一助理住院医师。之后，医院每年从各科室推选一名住院总医师，协助科室主任处理科室内的所有医疗工作。住院总医师工作一年后，换上长白大褂，进入主治医师的行列。
2000年毕业的李乃适教授曾在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多年。他告诉本刊记者，担任住院医师期间的工作虽然繁重，但却是一段能够专心面对病患，培养举一反三能力的时间。“当住院医师的过程就是一个几乎任何时候都在学习的过程。”因为能够观察病人病情发展的全过程，医生自己的诊断、治疗和效果，每一步都能看到。又因为是独立负责，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得不查阅资料，询问主治医师。在病房里，还能参考其他医生的治疗方法和风格。久而久之，治病的思路就被打开了。他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分析病情的能力在治疗“非典”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SARS的致命原理是病毒攻击人体，导致人体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伤害自身的器官。于是需要用激素药物来控制免疫系统的反应。虽然SARS病毒之前没有见过，但用激素控制免疫系统反应的治疗方法，我们在治疗风湿病时，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治疗‘非典上，从没出现因过度用药而导致后遗症的现象。”
住院医师的教育结束后，医生的进阶仍未停止。在李教授看来，离开住院医师的岗位，医生面对的就将不再只是个案，而要偏向科研，对一类病人提出更好的治疗方案。“比如我们放射科的医生买进国外先进的CT灌注技术，将其创造性地用于检测胰岛素瘤，把确诊率提高到90%以上，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可，造福了更多的人。”
然而，纵观协和医学院过往的历史，像李教授这般始终留在协和工作的人很少。除了淘汰率高，能够顺利毕业并留下的人本就不多，协和医学院还历经坎坷。“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军占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开战，1942年医学院被日军占领，医学院人员撤离；抗战胜利后，1946年复校，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文革”时复停办。每一次波折，医学院的学子们都随之颠沛流离。梁思衡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妻子看到战乱会摧毁他们的家庭，几经辗转，1950年，他们最终定居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但是，在梁思衡儿时的晚饭桌上，没有一次讨论的不是关于医学和治病救人的话题，他在跟随父亲走访看病时，又领略到病人和邻居对父亲的尊重。终于，他也走上了医学的路。而梁教授清楚地记得，1971年时，他正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住院医师，他父亲把协和医学院纪念册上写有自己名字的附录给他看，他首次得知父亲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经历，为自己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感到自豪。2016年，梁教授又成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投身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他的家庭是协和医学院的人道精神活的见证。
（参考资料《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话说老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感谢李文凯、许纪明、杨旻晖对本文的帮助）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