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孩子的选择
丘濂
孩子的每次选择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是家长可以倾听和讨论，并做出正确引导。在芬兰，孩子被当作具有思考能力的独立个体，他们的想法被父母尊重。芬兰平等、灵活的教育机制，也对孩子在求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了最大支持。
一次转校讨论
拉斯姆斯·库尔（Rasmus Kull）上八年级的时候和父母提出了想要转学的想法。在此之前的几年，他们也听孩子说过学业负担过重，但觉得鼓励一下就能坚持，拉斯姆斯也的确只是抱怨几句。但这次不同了。他们观察到儿子最近疲倦且心不在焉，而且他是想严肃地来讨论这件事情。
学生们在芬兰万塔市瓦斯卡沃瑞高中里上物理实验课
拉斯姆斯全家住在芬兰第二大城市埃斯波（Espoo），家门口步行五分多钟就有公立免费的小学和中学。但在拉斯姆斯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父母还是决定把他送去位于赫尔辛基的德语学校（Deutsche Schule Helsinki）。这是由于拉斯姆斯的家庭背景——爸爸迈克尔·库尔（Michael Kull）是德国裔，尽管从上大学到工作已经在芬兰生活了20多年；母亲丽莉·泰泽娜（Lilli Teithner）则是芬兰人。他们在家里一个人对孩子说德语，一个说芬兰语，为的就是孩子能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芬兰主要有两类私立学校，一种是由宗教协会创办，一种用特定的语言或方法来授课，德语学校正属于后者。迈克尔告诉我，那儿虽然要交一些学费，但都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和美国那些昂贵的私立中学不一样。这所德语学校的孩子们基本都来自有德语背景的家庭，父母可能是外企高管、外交官，或者像迈克尔和妻子这样的科研人员，“总之你可以说是些高学历，经济上也宽裕的知识分子”。
一般的芬兰公立学校，三年级开设英文课，七年级开始学习芬兰的第二官方语言瑞典语。在这所德国学校里，日常授课是德语，另外还要学芬兰语、英语和瑞典语。“所有语言课的强度都很大，会布置课外阅读材料。如果平摊起来，相当于比普通学校学生每周多上一天课。”拉斯姆斯向我这样形容。除了每天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完成作业之外，他还要早出晚归，路上交通45分钟。而原来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他认为和他两个好朋友很有关系，“他们总在我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还能一起疯玩。可是随着父母工作调动，都回德国了”。
除了课业压力外，拉斯姆斯告诉父母他并不喜欢那座学校的氛围：“我觉得有点儿虚伪。现实世界是形形色色的人在一起，不都是精英阶层啊！那座学校在按照自己的秩序运转，它和外部世界是脱轨的。”迈克尔说，正是儿子说的这点引起了他和妻子的重视。家长能够和老师商量调整作业强度，但学校环境改变不了。他们认为当年送儿子读书时，他还太小，去哪里读书都是父母的决定。现在儿子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们当年择校时并没有考虑。
芬兰是一个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它在教育上的成功也被认为和这种“单一性”有关。然而最近几年，正常的移民落户之外，大量涌入的难民正在改变着芬兰的人口结构。2015年，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达到峰值3.2万人，主要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当年也是芬兰自1918年的内战以来，第一次自己本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我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我本来就是外来移民，德国又是欧洲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自然会对这些有思考。我会和他去讲帮助这些难民融入芬兰社会的重要性，除了语言和文化，最关键的是保证他们有一份工作。那些极端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我们绝不欢迎，但对于大多數平民，芬兰人应该消除偏见与戒备之心，去理解他们的处境。”迈克尔说。埃斯波任何一家公立学校对这种日趋多元化的人口面貌都有反映，而且芬兰的教育制度也保证了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都不会差到哪儿去。为什么不换到就在家门口的那家呢？
库尔一家。从左往右： 小儿子摩瑞兹，妈妈丽莉，二女儿爱迪特，爸爸迈克尔， 老大拉斯姆斯
拉斯姆斯转学后选择的正是我们参观过的凯塔学校（Kaitaa School）。初中部的校长瑞特瓦·米克森（Ritva Mickelsson）告诉我们，如果以母语来算，学校里国际学生的比例已经占到22%。他们去年有两个班，再前年是三个班，来提供一种准备课程（Preparatory Education），主要帮助外来者学习基本的芬兰语，以最快的速度跟上普通班的授课。这些孩子还有机会在埃斯波一些指定的学校继续一周两个小时的母语学习。“我们会积极地来看这种教学压力。比如对教师来讲，就要琢磨新的教学方法，既能让他们快速掌握日常课堂用语，也要创造他们和芬兰孩子交流的机会。”
拉斯姆斯现在在这所学校的高中上十一年级，他的班里有两位同学，分别来自中东地区和索马里。“与其说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什么不同的文化，不如说我看到了更多相同的东西。我们有相似的理想和激情，我们现在也都用芬兰语交流。如果你和我们聊天，不看肤色的话，你会觉得我们都是同一群年轻人。”拉斯姆斯这样对我说。
拉斯姆斯转学过来之后，比她小三岁的妹妹爱迪特（Edit）也跟着过来了。“简直就是，发现生活还能这样去过！”拉斯姆斯感叹。家里最小的弟弟摩瑞兹（Moritz）到了入学的年龄，直接上了凯塔学校的小学部，现在在读二年级。父亲迈克尔觉得德语方面孩子们在读写能力方面必然不如德语学校，可这都没有一个真实健康的环境所带来的益处多。尤其弟弟摩瑞兹性格脆弱，抗压能力都不如哥哥姐姐。父母看到摩瑞兹每天放学后，和各个国家的小伙伴一起在附近玩耍，那样子快乐极了，更加肯定老大为自己，也为其他家庭成员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endprint
一种引导：个性与爱好
拉斯姆斯有一头卷曲飘逸的金发，热爱表达看法，说起话来带着幽默感，滔滔不绝。看似轻松随意，但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妹妹爱迪特把头发高高束起，格子衬衫扣子系到顶，谈吐风格则是干净利落、滴水不漏。迈克尔对我讲，兄妹两人是完全迥异的性格。父母不会让他们互相比较，并要避免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的光芒所遮蔽。
拉斯姆斯很早就发现自己对音乐感兴趣。最早父亲给他听“铁娘子乐队”（Iron Maiden）的专辑，这让他迷上重金属摇滚乐。后来他发现还是电子乐更加无拘无束，有一种表达的自由。他在YouTube上跟随视频学习怎样用电子混音器的软件，还在学校的活动上担任音乐DJ。当他发现自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时，便请迈克尔为他来找一位音乐指导老师。现在他每周都要和一位芬兰音乐人学习电子作曲。拉斯姆斯享受做有创意的事情，音乐对于他来讲是另一个表达工具。他乐于把每天的情绪、感受、想法编进乐曲。
“但你让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来做编曲这件事我肯定做不到，那些灵感都是随机的。”拉斯姆斯指的是像妹妹那样早起来做训练。他很欣赏她的自律。爱迪特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清早和课后都要去泳池里训练。她说自己是那种能把爱好和学业平衡得很好的人，在学校里效率特别高，课外有精力来做其他事情。但爱迪特又不想把这个爱好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的方向。她对动物有爱心，将来想做一名兽医。芬兰的高中可以不用就近入学，爱迪特打算另外申请一所以生物教学为特色的学校，能为她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帮助。
丽莉和丈夫认为去发现和培养孩子的爱好是必需的。“不仅可能成为未来的职业，更关键的它能形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主业的调剂。孩子有一个阶段是一个星期一个爱好，这太正常了，这要看父母能否观察出其中的共性，引导孩子做出适合的选择。比如拉斯姆斯曾经学习过表演，爱迪特也练习过跳水，作为家长我们看到了他们乐感和游水方面的天赋，就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任何努力付出就能够有成效的。”丽莉说，“并且这也符合孩子的个性。爱迪特争强好胜，所以坚持游泳并能参加竞技比赛正好为她的个性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而拉斯姆斯思想活跃，我们希望他找到兴趣点后能不断深入。”
爱迪特对兽医的职业有憧憬，早就表达过想养小动物的想法，但之前老三年纪太小，总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父母都没有同意。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迈克尔和妻子送给爱迪特一条新出生的小狗。“整个暑假她都没有闲着，每天喂食、训练它上厕所、清理排泄物和狗毛、在它突然出现小毛病时带着去看诊所……看得出她有的时候真的精疲力竭，我们不断和她说养狗很需要责任感。”在这个过程里，丽莉和丈夫在仔细观察，同时也希望女儿想想，自己是真的对动物有热情吗？还是只是被它们可爱的姿态所吸引？
暂停一下，寻找方向
拉斯姆斯喜欢去丰富自己的阅历，正如他更愿意置身于一个多元文化环境当中。“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旅行者。6岁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回德国。每年假期的家庭旅行，全部的住宿、餐馆挑选和点餐都由拉斯姆斯来完成。他的高中要求暑假有实习项目，他就跟着我一起去其他欧洲国家，我做研究时，他去当地学校教孩子们瑞典语或者芬兰语。”迈克尔说。
上个学期，拉斯姆斯参加了去埃斯波的姐妹城市上海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看到了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参观的两个学校截然不同：一个面积巨大，里面只有100多个学生，好多有着先进仪器的教室都空着，他们说是新学校，还没招满学生；另外一个学校有800多个人，学生们和我们抱怨，他们的硬件资源都不够用。”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拉斯姆斯对饭菜质量赞不绝口，一位陪同的中国学生告诉他：“因为这是在教师食堂啊！”这两点在拉斯姆斯看来都不可思议：“在芬兰，如果一个学校建筑是花费巨额资金建设起来的，里面的资源一定会最大限度地被使用。在学校不上课的时候，则有一些社会组织和社团利用场馆空间来活动。而老师和学生之间更是平等的，午餐的时候都坐在一起。”不过有一点拉斯姆斯觉得很值得芬兰的学校学习。“一所学校里有个帮助你释放压力的地方，里面有各种可以捶打的沙袋。还有人形的，你甚至可以贴上老师的照片。”在此之前，拉斯姆斯只在欧洲旅行过，他感到亚洲文化是如此迥异。
明年拉斯姆斯就是十二年级了，相当于国内的高三。一场很重要的高中毕业会考（Matriculation Exam）等待着他，这是芬兰学生在12年的学习里要面临的唯一一次全国性统一考试。这场考试之外，根据想要报考专业不同，以及每个人在毕业会考中取得成绩的差异，还可能要参加各大学举办的自主招生考试（Entrance Exam），两份成绩综合比较来进行录取。总之这将是压力巨大的一个学年。但这时候拉斯姆斯却做出了一個决定，他打算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国外交换项目。
这意味着交换回来拉斯姆斯会重读十二年级，再进行会考。芬兰还规定18岁以上的男孩子要服一年兵役，也就是说拉斯姆斯再上大学是两年后的事情了。一般孩子为了不影响之后的高中毕业会考，都是十一年级参加这样的交流项目。拉斯姆斯的情况是，他十一年级时并没有很强烈的申请愿望。但现在即将毕业，他比较迷茫——尽管想从事和音乐制作相关的工作，但他越发觉得这和一个人的阅历相关，是否通过学院学习就能完成？他想到别处收集灵感，看音乐如何与当地人的生活相伴。
迈克尔和妻子对儿子的计划表示支持，他们觉得每次儿子从海外回来，看问题都会有新的视角，就像这次中国短期交流，收获之一便是他看到了芬兰教育的独特，从而思考整个国家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一年的海外生活也能让他健全成长，更加成熟、独立和国际化。”
“这件事大概也能看出芬兰和德国教育体制的区别。”迈克尔继续说。他告诉我，在德国，小学四年级就是人生第一个分水岭。德国小学是四年制，接着家长就要综合老师的建议，为孩子选择究竟去文理中学（Gymnasium）、实科中学（Realschule）还是主干中学（Hauptschule）。文理中学以上大学为目标；实科中学提供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工商业界实务人才；主干中学提供普通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手工业、制造业。“德国家长很早就要依据孩子的个性，对他的前途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芬兰不一样，九年制的基础教育之后才会出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分流。即使上了职业学校，也有机会考大学。不同的道路之间没有‘死路。这种‘灵活度就决定了芬兰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时间搞明白自己的打算，家长没必要为这种‘不确定性而苦恼。”
我在芬兰采访期间还了解到，芬兰的高中生很流行在高中毕业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之间来进行一个间隔年（Gap Year）的休整。所以如果以19岁的年龄直接进入大学读书，你会发现班级里总有一些比你大几岁的人。一位高中校长告诉我，一个原因是连续两场大考试很多学生会觉得筋疲力尽；另外，可能学生想申请的专业竞争会很激烈，需要多些时间准备；再有就是学生想不好申请什么专业，所以就用一年的时间打工和游历，找寻人生方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学生能够尽快进入社会工作，所以教育部正在研究一个提案，关于是否要加大高中毕业会考在升学时的权重比例，甚至取消各个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这就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人们担心这样将扭曲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目的，变成以提高毕业会考成绩为导向的教学。一些反对文章便引出了间隔年带来的好处：有研究表明，经过间隔年的学生要比没有经过的学生目标更明确，也更少一些心理焦虑。
“我之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身边有不少茫然的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孩子停下来想清楚，要比一直向前重要。任何事情，都是靠内在动力来驱动的，一定要唤醒心中的激情。”迈克尔说。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