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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濂
让合适的人成为教师，把这些人培养成有效的教师，以及为每个孩子提供最适合的教育——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造就了芬兰教育的成功。
理想职业
哈坦帕中学（Hatanp……n Koulu）的地理课堂上，老师尤哈·萨米楠（Juha Salminen）正在布置下一节外出活动课的任务：学生们需要带着相机去附近的公园，拍摄下周遭环境，之后用Thinklink的形式在课堂来做展示。Thinklink是一种互动多媒体的工具，图片上可嵌入评论、视频或者音乐。尤哈说，他经常在旅游的时候，用360度的相机进行拍摄，之后用Thinklink进行加工，从而对一个环境里的人文与自然信息有了更多的解读。尤哈的课堂上不用教材，取而代之的是他编了三本电子教材挂在教学网站上，增加了更多互动内容。
芬兰哈坦帕中学里帮助外来移民学习芬兰语的课堂
“我们学校一共两位生物兼地理老师，尤哈注重使用电子手段，而另外一位老师则很传统。我无法评论哪位老师的教学方法更好，因为他们都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都很了解国家核心课程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都是称职的老师。”校长阿托·涅米内（Arto Nieminen）介绍说。
在芬兰，中小学老师享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采用不同的授课方法，按照各自的标准进行小测验。学校里没有巡视员（Inspector），教师的工资和教课年限及所担任职务的工作小时有关，但不会和学生们的表现挂钩。当我询问芬兰教师工会在皮尔卡拉镇的主席马蒂·哈里莫（Matti Helimo），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确保教师都表现合格时，他回答：“每位教师的能力在进入师范专业前的入学考试中就得到了检测。他们在大学学习的五年中每年都要去学校讲课实践，大学老师会对每堂课进行反馈，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如果真的某位老师能力不够，那么他的同事或者学生、学生家长都会有反映，最终由校长来判断。”
大学里的师范专业多年来吸引着最优秀的学生报考，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甚至在医生、律师和建筑师等职业之前，尽管教师的薪水只是中等水平。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汉内勒·涅米（Hannele Niemi）告诉我，这一方面是和芬兰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关。“芬兰夹在瑞典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一直在为寻找民族身份和价值观而努力，教师被看作传承民族传统的关键群体。而500多年前，芬兰成为路德教派为主的国家，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够有阅读《圣经》等宗教经典的能力，能否识字读书甚至成为教会是否批准一桩婚姻的标准。当时就有很多关于深度学习的讨论。”另一方面，申请师范专业的学生多、挑选程序复杂，要求必須读完硕士学位，最好的学生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申请挑战。
在芬兰，中小学老师主要包括在九年级综合学校低年级（1～6年级）进行教学的全科教师（Class Teacher）和在高年级（7～9年级）以及高中（10～12年级）进行教学的学科老师（Subject Teacher）。全科老师的要求最高，报考竞争也最激烈，因为他们的专业是教育学，教育理论背景更强；学科老师是的研究领域是特定学科，教育学背景仅是学士水平。每年的师范专业考试，如果报考全科教师的专业，除了高中会考成绩（Matriculation Exam）要高之外，在大学的入学专业考试里还要回答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问题。笔试之后有面试，申请者要展现出积极的个性、良好的沟通技巧，以及职业奉献的决心。每年全科教师的录取比例为十比一，可见录取者都是佼佼者。即使有的人将来读完师范专业但不愿意从事教师职业，他们也不愁就业，有诸多企业争相聘用。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
提供帮助的人
芬兰的小学普遍到了高年级，测验才会出现分数。像初中升高中的时候要拿分数申请，这个分数也是一个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和测验累积在一起的结果。唯一一次的全国性质的标准化统一考试就是高中会考。芬兰人普遍认为统一考试是弊大于利的，它不仅会剥夺教师的独立性——这是作为教师宝贵的一点，还会花费大量资金。如果学校和老师在接受拨款和收入上都和考试挂钩，那么还可能出现成绩作假的现象。每年的会考结束之后，其实各个学校学生的会考成绩都是透明可查询的，家长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来决定把孩子送到哪里。但整个社会舆论的风气就是不以此作为议题。
“芬兰教师关注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整体教学的思路都是以提升质量为导向的。他们也会用到各种评估工具，但这是为了知道学生需要哪些帮助。芬兰强调的‘终身学习，不是说某个阶段就到此为止了。老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能够平稳进入下一个阶段。”汉内勒·涅米这样说。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通过提供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教育，让学生之间的差异最小。它分为课堂内个别辅导、课后个别辅导、个别学科辅导、特殊班级、特殊学校、语言补习班和母语教育等不同的层次。根据学生的需求程度，从课内发展到课外。
万塔市（Vantaa）瓦斯卡沃瑞高中（Vaskivuori Upper Secondary School）的校长艾拉·卡斯帕（Eira Kasper）就分享了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最后回归正常班级的故事，那是她朋友的孩子：维勒4岁在日托中心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并确诊为多动症，父母带着他定期去接受治疗。等到改上小学时，家长和校长商量，把他安排在一个只有8个学生的特殊班级。随着治疗的好转，维勒逐渐开始在上某些科目时，去参加普通30个人的大班课程。老师还发现他在一个特别招生的“音乐特长班”表现最好，于是就加入了这个班级的许多课程。等到初中时，维勒除了数学课都能在普通班级里完成。初中结束后，他的多动症治疗也宣告结束，他进入了普通高中的普通班就读，一切都很顺利。
艾拉告诉我，每个芬兰的老师都有一种“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意识，并掌握一些基本的观察方法和检测工具。在九年制总结学校里，有心理医生、社工、特殊教育老师以及学校的医生和护士可以共同提供帮助。1到6年级几乎每个班级里都有两位老师，一位老师，一位助教，助教就是根据老师的建议，特别关怀那些有需要的学生。也许正是这些提早干预的措施，让芬兰的高中里需要特殊教育的比例明显减少。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