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的简单幸福观-现代简约麋鹿树林片
贾冬婷
“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种点土豆，做几个美梦。”自上世纪40年代就风靡芬兰的童话主人公姆明这么说。作者托芙·杨松借她笔下这个长得像河马的小精灵告诉人们，让生命归于和平与安宁，还灵魂以自由和轻松。这也是生活在林间和湖畔的芬兰人的生活理想。
自然，一个心灵通道
从赫尔辛基向西半小时，是其卫星城埃斯波（Espoo），堪称北欧的科技中心，诺基亚总部就在这里。与想象中的未来感科技城不同，埃斯波北部簇拥着森林，南部环绕着海岛，拥有与自然交融的典型芬兰特征。
莫兰纳（Muranen）一家住在南部海边的埃文斯米（Iivisniemi），社区看上去不起眼，朴素的白色三层联排住屋，每户是一个独立小单元。特别的是，这家的男主人帕思（Pasi Muranen）是在附近科技公司工作的芬兰人，而女主人金穆兰（Jin Muranen）则是中国人，在坦佩雷市政府教育局负责“全球坦佩雷教育”项目，这样的国际家庭在移民仅占2.5%的芬兰并不多见。一进门，起居室里的布置更彰显出中西合璧的特色，中国风的立柜、太师椅、宫灯，与芬兰设计的花瓶、餐具并置。金穆兰告诉我们，这栋房子是70年代建造的，他们前年搬来就开始一点一滴地重新装修，上个月两人刚刚粉刷了墙壁，用了70升油漆。这种燕子筑巢一样的自己动手，也是芬兰人的习惯。金穆兰和帕思有两个女儿，10岁的秀冬（Noora）和8岁的秀恩（Veera），像很多家庭中的两个孩子一样，姐妹俩的性格截然相反。秀冬像妈妈一样风风火火，当天下午有新学期第一次钢琴课，她早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门口等着去上课了。小女儿秀恩则跟爸爸更相像，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淡定，丝毫不为大人们的热络聊天所动，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10歲的秀冬胆子很大，把自己倒挂在单杠上
八月是芬兰最好的季节，黄昏时分，太阳还明晃晃地挂在天上，不出去走走有点可惜。金穆兰带我们去附近的森林，对于一个森林覆盖率71.6%的国家来说，森林就是触手可及的社区公园，或者说，每个人都住在森林里。金穆兰告诉我们，她每天早晨都会绕森林跑一圈，满眼的绿色使人平静，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就像是大自然的音乐。他们也常常带女儿们来，冬天越野滑雪，夏天采浆果和蘑菇，然后把自己采的都带回家，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我们往海边走，这时学完钢琴的秀冬也追到森林里来，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四处寻找蘑菇和浆果。因为紧邻居民区，能吃的蘑菇基本都被摘走了，那些看着鲜艳欲滴的，往往是不能吃的毒蘑菇，不过蓝莓还能见到不少，摘都摘不过来。不一会，秀冬就把一捧蓝莓献宝一样地分给大家吃。金穆兰放心地看女儿边采边尝，因为她是森林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学习森林的知识和法则：她知道哪些蘑菇有毒，哪些没有毒；浆果什么时候酸，什么时候甜；可以摘果实，但是不能采集花和苔藓，甚至不能带走落叶，因为要保持生物多样性；不能触碰鸟巢，也不能打扰其他小动物；在每年的春秋季节，要用绳子拴住狗，因为这段时间野生动物们正在哺育幼崽。
住在埃斯波南部海边的莫兰纳一家，丈夫是芬兰人，妻子则来自中国
一家人也常常去参加各种形式的自然课。金穆兰上周刚报名一个采浆果和蘑菇的课程，她还准备冬天再去体验穿越森林。她说，冬天雪有半人厚，要穿一种厚厚的雪鞋，鞋底就像鸭蹼一样，走起来很有趣。但是自己不能随便走，因为有一种沼泽，无论冬天有多冷都不会结冰，下面水很深，那些是“沼泽的眼睛”，陷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刚搬到这附近，她希望跟着这些老师多体验，对这片森林有更多了解。
穿过这片森林就是海。几个人在海边晒太阳充电，他们的狗正在海里游泳。金穆兰告诉我们，现在室外温度有20多度，水里也就20度，但芬兰人都习惯了直接下水游泳。每年初夏，还经常会比赛，看谁是第一个“把冬天的毛皮扔掉”、第一个跳进水里游泳的。那些敢于在六月底的仲夏节前下水的家伙是勇士，因为那时的水温一般只有十几度。孩子们也很小就会游泳，他们放暑假时，很多附近的家庭都会散步或骑车过来，在水边铺个毯子，陪孩子们过来游泳。
8岁的秀恩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像很多芬兰家庭一样，莫兰纳家也有一间夏日小屋，是帕思父母的，一个大家庭共享，排着队轮流去住。金穆兰说，芬兰人的夏天就像中国人的春节，短暂而热烈，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在一栋栋夏日小屋里度过。芬兰有50万座夏日小屋，几乎每五个家庭就有一个。我有些不解，既然每一家都住得离森林和湖泊不远，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到夏日小屋呢？她告诉我，夏日小屋其实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形态。芬兰人会专门挑一处僻静的森林湖边，建那种特别原始的小屋，甚至没有电、没有水，在森林里烧烤，去木屋里默默享受将近100摄氏度的桑拿，感受身体的痛苦、暴露与危险，然后跳进凉爽的湖水。很多芬兰人觉得他们的夏季天堂应该离邻居们越远越好，越安静越好，可以一个人陷入沉思，或者两个人更深入地了解彼此。金穆兰现在回到湖北老家，最不习惯的就是每次都一大群人，“哎呀，妹妹回来啦”，呼朋唤友地搞一大桌聚会，表面上热热闹闹，其实没有深入的精神交流，没有一个人真正静下来问问你过得怎么样。endprint
每个人的权利
在芬兰，人人都可以自由穿越森林和湖泊，随意采摘浆果和蘑菇，这是不容置疑的“每个人的权利”。这样的平等和自由观念无处不在。
从姆明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芬兰人的价值观。图为姆明博物馆手工区
我们散步至海边，埃文斯米的豪宅区就分布在这里，大面积的独栋别墅，走到海边只有一两百米。金穆兰说，这里每一户的售价都在200万欧元以上，很大一部分价值是这片无敌海景，家门口到海边被默认为私人领地。但因为芬兰根深蒂固的“每个人的权利”，周围居民都要求他们开放海滩，于是这些豪宅业主不得不给院子加上围栏，游艇码头也加了围挡，景观也大打折扣。
芬兰最近有个大新闻，与埃文斯米社区的一个邻居有关。金穆兰说，芬兰现任外交部长提莫就和他们家同住在那栋47年历史的楼中，而且他就在这里出生长大，这片社区也因为他而出名。尽管他如今是位高权重的外交部长，而且已就任芬兰三大执政党之一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 Party）党主席20多年，但本人平常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除了他家信箱上的名字被隐去了。不久前，“正统芬兰人党”换届选举，另一位更加激进的候选人当选为新任党主席。结果宣布后，有20多人一言不发地走进会场，上交了辞呈，这也意味着三党联合执政的政体即将瓦解。执政党瓦解了，总理就要找总统辞职。当时总统正在200公里外的夏日别墅度假，时间紧迫，总理就自己驾着直升机飞过去。飞机落地之后，他收到消息说，提莫退党了，他带着辞职的20多人组织了新的党派“蓝色未来”（Blue Future）。于是执政党可以重组，总理不需要辞职了，他就又带着辞呈开飞机回去了，特别有戏剧性。金穆兰说，芬兰是个小国家，但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很自由，甚至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党派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芬兰人从小就被培养得特别独立自主。
“每个人的权利”中最为典型的是教育。這是被法律明文保障的，一是“教育免费”，二是统一标准。金穆兰说，不同的区域，贫富差距在所难免，但在学校资源上是一样的。在赫尔辛基最繁华地区的学校有什么样的设施，那么在北极圈只有五个孩子的学校，也会有同样的配置，所以家长一般都没有择校心理，就是就近原则。最近芬兰开始探讨实施“教育出口”战略，这对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免费教育观念造成很大冲击，即便是针对外国人。
金穆兰本人就是芬兰平等教育的受益者。她的家乡在湖北洪湖的乡下，兄弟姐妹四人。她初中毕业时，父母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让她读了中专，认为这样出来至少还有个工作，可以资助家里。于是金穆兰读了热门的会计专业，毕业后去深圳打工，发现周围都是名校毕业生，于是跑回武汉读成人大专，白天上课，晚上在夜总会收银。后来碰巧听说芬兰的教育免费，环境又好，申请了芬兰的环境管理专业。她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走在正轨上，有些自卑，没想到芬兰对中专和高中一视同仁，而且特别重视她的职业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历，这些反而给她加了分，申请了十所学校，拿到了其中四所的Offer。金穆兰在2000年来到芬兰，在坦佩雷应用科技大学读完本科，又接着读硕士。本科时经常去各地进行环境考察，青藏高原、俄罗斯，还有比利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实习时，所有来自坦佩雷的实习生都住在市政府租的两套大房子里，金穆兰在那儿遇到了后来的先生帕思，开始对芬兰社会有了更深体会。
福利与选择
秀冬从小在森林里长大，知道森林里的很多知识和法则
金穆兰仍保留着秀恩出生那年的“宝宝盒”，一个长70厘米、宽40厘米、27厘米高的长方形纸盒，盒盖上印着小鸟衔来襁褓中婴儿的连续图样，现在是两个女儿的杂物盒。这个盒子在芬兰已经有70多年历史，每个待产的准妈妈都会按时收到一个。2013年夏天，芬兰政府把当年的纸箱当礼物送给怀着头胎的英国王妃凯特，“宝宝盒”更有名了。
金穆兰说，这个盒子里共有100多种物品，几乎囊括宝宝出生时的全部所需，丰富得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包括宝宝的各种小衣服，贴身衣、紧身裤、针织外套、防雪童装等，如果出生在夏季，还会贴心地放入大一号的冬装；被罩、睡袋等床上用品必不可少；连指甲刀、梳子、牙刷、温度计、尿布、玩具等都齐全；甚至还附上安全套、润滑油以及夫妻产后关系辅导手册，提醒新父母们先照顾好这个婴儿，暂时不要“添丁进口”。最为特别的是，盒子里还有一张海绵小床垫，垫在大纸箱中，正好可以充当人生中的第一张床。“宝宝盒”的初衷也源于此，上世纪30年代，芬兰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5‰，引进可以当作小床的宝宝箱后，父母开始和宝宝分床睡，降低了窒息的可能性，死亡率也迅速降低。
“宝宝盒”的好处不言而喻，解除了准妈妈们不知道买什么东西的困扰，更重要的是，确保所有孕妇和胎儿健康都能得到芬兰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照看。因为要领取这个礼包，孕妇必须在孕期头四个月内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产检。据统计，宝宝盒里的物品总价超过300欧元，如果妈妈们选择不要礼盒，可以改为接受140欧元的现金补贴。
除了实物价值，“宝宝盒”更像是一种承诺，让人体会到芬兰所谓“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让每个人从生命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享受到高福利制度下纳税义务和应得福利间的平衡。
金穆兰告诉我，芬兰的产假一般从预产期倒推50天开始休，最晚不能超过产前30天，以确保产妇和婴儿的健康。产假长达10个月，而且是带薪假，一直到孩子9个月大送到托育中心，妈妈就可以回去上班了。也可以选择不让孩子去托育中心，自己在家带孩子，那么有权向雇主单位提出停薪留职三年，这期间职位是被保留的。以前更夸张，可以停薪留职10年，是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开始算，然后过两三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等到老二长到7岁上了小学之后，再回去上班。不仅妈妈有产假，新生儿的爸爸还有1～18个工作日的陪产假，这也是政府鼓励“亲职工作平衡”的一大福利。金穆兰说，芬兰为减轻“少子化”压力，通过各种津贴来鼓励生育，父母们几乎不会为没钱养孩子发愁。政府会按月为每个孩子支付“儿童津贴”，一般来说，每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每月100欧元，第二个孩子110.5欧元……一直到第五个孩子的182欧元。此外还有支付给妈妈的“生产津贴”，前10个月是女性职员所在单位的雇主支付薪水，社保再返还给雇主；10个月之后不再领取薪水，但仍可从政府领取每天22欧元的最低薪资补贴；生产三年后，基本薪资不再提供，但政府仍会继续发放儿童津贴，直到孩子17岁。endprint
芬兰孩子在上学前的幼儿保育阶段，是属于整体社会福利体系的一环。托育机构接收最小9个月大的婴儿，这一阶段要交纳最多200多欧元的费用，但这些机构一个月的实际成本是1000多欧元。如果决定在家育儿，那么母亲每个月拿到的各种津贴差不多500多欧元，相当于对其不享用社会资源的补偿。
从7岁上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芬兰人都可以享受到学费全免的教育。金穆兰说，父母需要支出的只是书本费，而且学校老师们都不鼓励学生买新教材，尽量让学生使用用过的旧教材。上了大学，不仅免学费，政府还给报销房租的80%，每个月另有500欧元的生活费。所以除非要把孩子送出国读书，芬兰父母一般都没有为孩子的教育存钱的概念。再加上芬兰高等教育入学率很高，父母们的心态普遍比较平稳，没有学区房的概念，一般都会就近选择学校。学校的平均化也让自由搬迁成了可能，很多人会賣掉市中心的一室一厅，跑到偏远的地方，买块五公顷的地，有森林有湖泊，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金穆兰认为，芬兰的福利制度将着眼点放在生育、养育和教育下一代上，是能与女性实现自我并行不悖的，并不一定非要个人牺牲。她体会尤深的是，她以前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习惯周末在家给孩子们做饭、清洁房屋，认为这才是妻子和母亲应该做的。如果哪天一个人出去跑步，或者参加周末的森林课程，就不自觉地有负罪感。先生帕思会提醒她，为什么不去呢？孩子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是妻子，是母亲，但更是你自己。
慢慢来
“芬兰人的价值观，就像姆明（Moomin）故事里那样，过平静的生活，追求灵魂的自由。”芬兰驻华大使馆科学与教育参赞米卡（Mika·Tirronen）告诉我。这让我有些意外，在我印象里，这个生活在姆明谷里长得像河马的小精灵一家总是陷入各种各样的滑稽和奇异境地里，在各种冒险里都表现欠佳，没有运动细胞，而且总是胸无大志。如果说蠢萌背后的闪光之处，就是他们对世间万物怀有基本的同情，努力营造自己的小家。因此就连他们碰见强盗后也不由得感叹：“你们是我见过的最白痴的家庭——不过，你们至少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我们去坦佩雷的姆明博物馆寻找伴随三代人成长的姆明背后的故事。博物馆的展览按照作者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45年至1977年之间出版的13本书为线索，勾勒出漫画与芬兰社会的密切关联。杨松曾说，姆明形象的诞生来自十几岁时的一个玩笑，在父母建于芬兰湾一个小岛的夏季别墅里，她和弟弟派·奥洛夫（Per Olov）经常把各自的想法写在户外厕所的墙上，以显得自己很深刻。一天，派·奥洛夫在墙上写了一段哲学家的名言。托芙试图反驳他，但是几乎没办法和他辩论，于是只好画了一个她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丑的家伙。第一本漫画作于 1939 年冬天，“二战”刚刚爆发，故事从姆明妈妈带着姆明寻找一块舒适温暖的地方建房子开始。1946年的第二部《姆明谷的彗星》中，里面的“洪水”和“彗星”，都是战争的某种影射。第三部《魔法师的帽子》中来了两个小精灵，他们手提袋里装着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红宝石，这块宝石总是带来危险，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舍弃。其实这块宝石象征着一段秘密的爱情，杨松与已婚的薇薇卡，当时同性恋是违法的。《姆明和金尾巴》故事里还有托芙本人对成名的体会、疑惑和批判，姆明长出了一条稀罕的金色尾巴，因此大大出了名，随名气而来的是各种奇怪的追捧，姆明一家的生活也因此改变，最后他终于决心剪掉金尾巴，生活也恢复了原样。杨松也在最后一部故事中让姆明们离开姆明谷，重新寻找自我。事实上，姆明故事描绘的是一个理想世界，是在各种危机和艰险中如何找到自己，坚持真诚、善良、和谐相处，正像芬兰在现实中那样，这也是姆明故事仍在动画片中延续到今天的原因。
如今，姆明已经是芬兰教育的一种符号，有姆明语言学校、姆明幼儿园等。金穆兰说，姆明故事反映了芬兰教育的一种理念，里面关于如何做人、如何跟人相处、怎么生活、怎么实现自己的价值，正是芬兰教育的核心。
她告诉我，前两年曾有一份对赫尔辛基两万多个父母的调查，总结出芬兰父母对孩子五方面的核心期望：孩子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朋友圈，熟悉当下的知识和技术，每天要有两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如果和中国父母的期望相比较，就会觉得这些要求实在太“简单”，金穆兰也是在芬兰做了10年妈妈，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意义。
比如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正如姆明妈妈一样，她是整个姆明谷的心脏，对每个人都有无尽的耐心，不仅给姆明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更难能可贵的是陪着孩子们冒险和想象。这也是金穆兰在芬兰看到很多老师和父母都在做的，他们将孩子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捧在手心里小心呵护，并且尽可能地让它延长。
我们在离金穆兰家几百米远的小学校园里聊天，在这里上四年级的秀冬兴奋地从森林里跑出来，将自己倒挂在学校单杠上。我有些疑惑：让一个10岁孩子一个人跑出门不担心吗？这种动作不危险吗？金穆兰说，关于安全问题，她和先生之前也有很大差异。她作为一个妈妈，本能地想屏蔽这些危险，但是先生帕思会不厌其烦地讲。比如学校里的梯子，她怕孩子摔倒，不想让孩子上去。孩子爸爸就允许她们爬上去，但是先跟她们讲如何爬上去的分解动作。这也是在做好安全预防的前提下，鼓励孩子多多尝试，自己评估风险，承担风险。
在一个中芬家庭中，两种教育文化的碰撞还有很多。帕思告诉我们，他一直不太喜欢女儿们在楼下起居室做作业。在他小时候，都在自己的房间的书桌上做作业，这是典型的芬兰做法。他理解孩子们愿意在这里，是因为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芬兰更注重个人独立性和隐私权。所以他总是督促她们：为什么不把作业带到你们自己房间去，保持起居室的整洁呢？现在秀冬已经四年级了，这样的对话还在不厌其烦地继续。
另一个不同，是芬兰的老师和家长没那么急迫，允许孩子慢慢来，允许他们有别的选择。究其根本，是将孩子的一生作为教育的跨度，认为自然的成长规律是一个人先要寻找到内在动力。对金穆兰来说，这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endprint
她记得秀冬有一次拿一份97分的成绩单给她看，她正在忙其他的事儿，一脸严肃，第一反应是那三分丢在哪儿，为什么丢？是不是可以做到不丢分？秀冬毫不在乎地敷衍。而先生帕思呢，在秀冬说要给他看成绩单时，他坐下来将孩子搂在怀里，郑重地接过卷子，跟孩子一起看。不管多少分，爸爸都会说，你好棒。然后跟孩子一起讨论丢分的原因，自嘲那些完全可以不丢的分。在这种潜移默化中，金穆兰也慢慢改变了对成绩单的态度，包括对孩子不切实际的苛求。
秀冬学钢琴的经历也很典型。她一直到8岁，什么兴趣班都没上，金穆兰很着急，中国孩子4岁就开始什么都学了。她去问秀冬想学什么，又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听到秀冬在走廊里哭喊：“妈妈，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啊？”老师就说：“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等她想学了，再让她去。”过了一段时间，金穆兰和帕思去参加学校活动，秀冬上台演奏了一曲钢琴曲，他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之前从来没让她学过钢琴啊！秀冬说，是在邻居家玩时跟着学的。偶然发现她在音准方面特别有天赋之后，金穆兰更上心了：要不要报一个钢琴班？秀冬还是拒绝的。一直到了去年5月份，秀冬自己想要学钢琴了，金穆兰给她找了钢琴老师，她去试了一次。这天是暑假后第一次正式去学，她迫不及待地盼着想去，根本不需要大人的逼迫。读书也是一样，以前秀冬一直对各种书缺乏兴趣，直到去年圣诞节收到第一本《哈利·波特》，才开始读书。到了暑假，一下子把七本《哈利·波特》都读完了。
正如赫尔辛基家庭调查中所提到的一大核心诉求——家人在一起吃饭，莫兰纳一家也有各种属于家庭的仪式和时间。周一是他們的“家庭日”，因为平时孩子们都有课，星期二要练体操，星期三去念中文课，星期四去练钢琴，星期五是周末，金穆兰和先生会送孩子们去爷爷奶奶家，享受二人世界。只有周一，会保证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餐。
每周六是秀冬和秀恩最盼望的日子，这一天是“糖果日”，还是一家人一起玩桌面游戏的时间。秀冬和秀恩每人抱着一大袋糖果吃得不亦乐乎，让人忍不住担心她们的牙齿。帕思轻松地跟我们说，一周只有这么一天，可以让她们自己做主，其实她们自己吃够了，就不吃了。听说要开始玩桌面游戏，秀恩兴奋地打开起居室里那个中式大柜子，原来里面塞满了各种游戏盒，像是个藏宝箱。帕思是桌面游戏的主导者，他说，主要是一些猜谜和竞赛游戏，还有各种角色扮演游戏。我们决定玩一种角色扮演游戏“瘟疫危机”（Pandemic），是一个团队合力清除地球上的传染病细菌。帕思先仔细讲解了游戏的规则，四个参与者扮演团队的不同角色，之间没有竞争，只有合作，要输一起输，要赢一起赢。每个人根据手中牌的指示，发现什么类型的细菌，这种细菌出现在地球的哪个地方，然后一起商量对策，选择下一步往哪儿走。这个规则看起来很复杂，一个10岁的孩子似乎很难一下子明白。帕思告诉我，就是要在游戏中培养他们理解规则、遵循规则的能力，孩子们会比我们想象中走得更远。事实上，作为游戏一方的秀冬沉浸其中，玩了一个多小时，依然兴致勃勃。我想，这也是桌面游戏超出电子游戏的地方，孩子不是独自面对电脑，而是和父母在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实习记者盛煜涵对本文亦有贡献）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