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人士及左派知识分子.为阿兰达蒂·洛伊采访毛派战士.-...
小L
人在异乡为异客，即使每件事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最受推崇的旅行指南去做，也总有那么百分之一的机会犯下大错，成为当地人的笑柄。对于时刻需要维持形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担心尤甚。毕竟，知识分子是不可以闹笑话的，不是吗？
这次旅行，我和先生从巴塞罗那搭高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一离开租车公司，就再难找到会讲英语的人了。许多网红大爷大妈的旅行经历告诉我们，即使你一丁点儿英语都不会讲，也可以走出国门，环游世界。但是这一原则明显不适用于习惯了英语环境的注重对话礼仪和完整性的我的先生。如果无法绞尽脑汁地回忆起他“大一”那年学到的法语，他宁愿成为一个哑巴。法语本就复杂，词语形态变化多。时隔多年，他的法语是记得动词，又忘了和“我们”这个主语搭配的形式是什么;记得“水”怎么说，又忘记了水的量词是什么。空有几个词，也用不得，不仅是哑巴，还吃了黄连。我看他很没面子的窘态，宽慰他，南法地区以口音重难辨识出名，就算是巴黎人南下，也常无法沟通。
先生本科在美國文理学院就读，随后是艺术硕士、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典型美国“白左”学术机构培养出的左派知识分子。和他出门度假，就像随身携带了几百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著作，负担之重，搞得我很难放松身心，享受“奢华体验”。比如从尼斯到摩纳哥的驾车途中，有一个建在悬崖上的美丽小镇，是鼻祖级时尚偶像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利代表作《捉贼记》的拍摄地。我兴冲冲找到某山顶酒店想小酌一杯，赏尽法国峡湾美景。谁知他一坐下就说，看看你周围，都是new money（新贵/暴发户），搞得我备感羞惭。到了摩纳哥，他更是对这金钱堆砌的纸醉金迷感到索然无味，对我说：“这里好适合你的白富美女朋友们，不太适合我。你觉得你认识的人里，谁最不适合这里？”我想了想，回答：“你。”
对new money充满批判精神的他，对穷人自然是满怀同情。我们到巴塞罗那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成为扒手的目标。要不是他眼疾手快，在关键时刻制止了以中年大妈为首、她的两个儿子为辅的老城盗窃团伙，我的手机就被偷走了。自此，原本注重形象的我不得不把包背在前面，一有人靠近，就慌张忐忑，按紧包包开口。事后我和他讨论，为什么西班牙这么多小偷？是治安不好，政府监管不力？他悠悠开口：“我想是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穷人很多且生活困难。”虽然我们说的是两个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但是一经他分析，我怎么就觉得扒手是生活所迫也不容易呢？
好在这一路风景如画，美食美酒更让人应接不暇，连左派知识分子也拒绝不了糖衣炮弹的诱惑。在南法的每一天，他每日佐餐都要一人喝掉一瓶红酒，因为“普罗旺斯的红酒真是又好又便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