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物证CCB影友论坛 powered by phpwind.net
唐克扬
我所在的地方离“红埠街”并不远。而我此刻看见的，是那个长安最后的物证，是它罕见的“遗体”之一片。
这是西安城北一条无名的小街，普通到就算有GPS的帮助，你都不确信是否到了正确的地方。死胡同的末端无路可去，映入眼帘的只有仓库的山墙面，还有它右边一堵不起眼的砖墙，砌在一米来高的土垣上，槐树、榆树、泡桐……的身影，从砖墙后升起来，打开一大片浓浓绿荫，遮没了周遭的视野。只是看完朋友发来的视频，我才能按图索骥，手脚并用地爬进墙根下的一个“狗洞”，钻进那片树影和绿荫。
夏日炎炎，腹中空空，我却顾不上了——我不是斯皮尔伯格，但却像印第安纳·琼斯发现约柜的秘密那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因为唐代的长安就在这里，就在那不起眼的土垣上。
复杂的生与死
长安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不用再费笔墨了，长安活在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里——“长相思，在长安。”可是又因为它的庞大和疏阔，我们“见林不见木”——没有多少人敢说，他们真的能“看到”长安，因为作为视像的长安早不存在了。最早是它的废墟，然后是将废墟也摧毁了的现代“长安”，当代考古学家必须挖掘两次，才能复原出最初的，立体、生动的城市，看到它的生与死是互为表里的过程。
无论如何，除了正仓院里唐代金银器永恒的光泽，长安还有一段复杂的生与死的历史。“比罗马还大六倍”之类的说辞今天还有意义，不是真的要印证这份骄傲，而是因为某种普遍性的规律，同时发明了中国式“大城市”这种东西和它的反面。自从开皇二年（582）隋文帝颁布“龙首山……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的豪言以来，首先是规模，异乎寻常的规模，让“大城市”的兴废也受制于它的基因。即便农业帝国的“大”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大”并不是一回事，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当代人已经意识到了今天城市理论家们口中的“大”的意义。
即使对于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的首都而言，即使有着中古罕见的百万人口，粗放的“大”也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吧？也许只能在“无穷之业”的梦呓中求解。但隋唐趋于成熟的城市“里坊”，至少有一部分在長安和洛阳落实为繁荣的“子城”，最终，意外地在“大”中见“小”，产生了它的缔造者难以逆料的后果。
于是，外部森严、荒率，内部成熟、丰饶。活色生香但是不甚可见的世俗生活，和那严酷的管控边界形成了鲜明的映照，使得唐代文学中可感的长安，往往埋没在它寄身的巨大语境之中，就如同“现代”的汪洋里不易寻找的古代的残片。到了唐代中后期，一百零八坊已经形成了不甚平衡的状况，有些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正发生在城市结构的缝隙中。比如《李娃传》中谈到当时已经很灵活的房屋租赁，令得坊中娇客们“相见不相识”——城中之城既幽暗又“开放”。比巴黎、纽约早了千年的中国“大城市”，让向往隐秘生活的个体不再受制于出身、来历，获得了禁锢中的小小解脱：“万人如海一身藏。”
无论多少支妙笔，越是“花舞大唐春”，越是讳言的便是这种生活的结局，长安骇人听闻的第一次“死亡”的现场，被打断的享乐生活。唐末五代的动乱，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度量中仅仅是瞬间，却是一个惨痛的、天摇地动的瞬间。只有在偶然的际遇里打开历史的封印，这种记忆才可以被还原。比如，长安安远门外西去万里的敦煌16窟，因王道士不小心而使得韦庄的《秦妇吟》抄本意外重见人间，诗篇诉说着帝国末日的可怕故事……无数个深夜，我在西安城内的陋巷走过，从北院门走到广济街，再看到“红埠街”的地名，慢慢懂得了里面熊熊燃烧的含义，仿佛又听到诗中厮杀震天的祸乱：“轰轰混混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血漫过同如血色的城埠——红埠，那是天晦地冥，生离死别。“神在山中犹避难”，韦庄的比喻便也是《特洛伊女人》中借卡桑德拉之口说出的诅咒：“如果造物主还活着，我的婚姻将比海伦的还要血腥！”
我知道，我所在的地方离“红埠街”并不远。而我此刻看见的，是那个长安最后的物证，是它罕见的“遗体”之一片。
承天门是唐代宫城的南门，对承天门这一权力象征的争夺，是宫墙为之烧结的原因，它的北端所对，是发生过大量著名事变的玄武门。在“狗洞”之中，我看见的应该是玄武门西宫墙的延伸，同时这也是整个长安城的最北缘，是巨大的“外郭城”的城墙的一部分，整个长安的城墙中这样身兼外郭城、皇城、宫城边界的绝无仅有。很难想象，整整过了一千年，长安还有数十米城墙完好地保留在地面上，就像维苏威火山封存的庞贝城址。在某些剖面上，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夯土的层次。
讽刺的是，使之保全的并不是火山灰，也不是它无上的地位，而是这堵残垣碰巧夹在一片破烂的垃圾回收站的场院中，由于密密伸展的树荫，从外面完全看不见里面的动静。
北门玄武门和南边的承天门并不在同一直线上。究其原因，唐代的统治者迷信从城北走泄“王气”是不吉利的，因此玄武门在中轴线上偏西，避免和南门对开。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宫城的北方接二连三地发生事变——在太极宫中建立隋唐帝国的诸帝不祥的梦境，总是从北方席卷而来，隋文帝梦见城下渭河水涨，滔滔洪水淹没了长安……噩梦惊醒之后，他才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背倚龙首山南麓营建更安全的新都城。他之后不出百年，唐高宗又已经觉得太极宫地势卑下，恶化了他不妙的健康状况，最终把中枢迁到了东北方的大明宫。对于面南背北的君主而言，屏风的背后是最不安全的，更不用说，从“安史之乱”以来，长安就没有像样的城防，不管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京师，还是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长安基本都是不战而降的，城墙完全帮不了长安的统治者什么，尽管看起来威仪不可冒犯，它一触即溃。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五代的节度使韩建决定改建长安，将它改造成一座在乱世更敷用的城池时，他主要利用了唐代皇城的南部和西部，而将北墙弃之不顾（想想明成祖朱棣对待元大都城墙的类似做法）。可以想象的是，即使在五代，北郭城就已经荒颓了。仅仅180年后的11世纪，北宋张礼和他的友人来到这里，步出当时的京兆府城，将他们的所见写成《游城南记》，此时，废弃的外郭城连城门的名字都已罕为人知，原先的黎庶烟火如今已是广袤的田野——如同罗马帝国的论坛（Forum Romanum），在千年之后只是“羊牛下来”。直到明清西安城的地图中，你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状况：昔日的墙垣和地标尚找得到星点痕迹，但古代城市规划造就的“容器”的僵直边界里，只剩下大片的空洞——仿佛先前越是尊贵的地面，越是缺乏重新聚集人气的可能。百万人口的名城，最后缩水到它面积的八分之一。先前的生活，骄奢夸饰，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再也不会回到今天文明世界的感性中。
毕竟是长安
“死亡”是突然的，“身后”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现代城市发展之前，城墙很大程度上等同“市域”，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和它所依托的农业聚落的截然分野。没有生命的躯体的皮囊最终也会灰飞烟灭，“长安”就这么一点点化为乌有，没有任何一支笔能记载这漫长岁月的消磨——你意识到，这期间也是某种历史“意味”的丧失和转换，它往往比物理层面的损失更加深刻：原本记录着人物风流空间信息的废墟，最终和北方常见的黄土台塬没大区别了，除了土夫子觊觎的目光，并不能吸引来长安的子孙们更多的好奇。有理由设想，多亏了这种意义的匮乏，包括我们今天在西安城北看到的这些残垣断壁，才可以保存下来，不至于“墙倒众人推”。张礼的时代还可以看到“浮屠院”，看到里坊的入口，则古代地标所依托的那些“基础设施”，在宋时依然有足够的数量，可以提示前朝帝都的辉煌规模，但怀古的人们很少对这些城垣另眼相看，因为“国破山河在”——永恒的山河，须臾的人事，由不可抗的天命而由衷地嗟叹之后，最终不免被摧毁的“容器”没那么重要。
1949年之后，西安的考古队员开始了对整个唐城状况的清点。假如那时有清晰的卫星照片，你应该能看到长安基本完好的“遗体”，上述的城墙和大大小小的坊墙，门限遗址，让一千多年历史，三百年生命的废都还依稀可见。人们可以注意到历史城市比今西安大得多，在城外的空地上画一个四方，外郭城板筑夯土墙的城基，大都还保存在这个四方形边线上地表以下0.5～1.5米不等的地方。考古目击相对细节地证实了这种古代大都会对现代生活的“围城”，从西安的四面八方出行，很快就会看到遗址框定的更大的长安，比如西边进入要路的金光门，甚至有些土垣本身还伫立在地面以上，一望即知：“五门”（五门道的明德门），“三门”（三门道的安上门）……张礼在元祐年间听到的地名在半个世纪前依然存在。即便有遵循“最近原则”的乡村路交叉相接，由这些古代的地标出发，田垄间正交的大路往往还保留着千年前最原始“规划”的格局。
领导这一轮发掘的马得志甚至具体地提道：“宫城的城基大部保存完好，都是板筑的夯土墙，土质非常坚实。城基大都埋在现地表下0.5～1米多不等。只有北城墙在玄武门以西有一段高出现地面1米多，成一条土岗……”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我在“狗洞”中发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国破山河在”，西安还在焦虑地等待着它未来未定的“现代”的命运，不会有多少人对这普普通通的土岗额外注目。
毕竟是长安。“死”“死后”已经如此戏剧性，但这并不是“终结的终结”，“现代”才是废都的归宿，这是真正（历史的）“终结”的“开始”，也是它的“再生”（Incarnation）。西安，不会满足成为一个被遗迹围绕的城市，就在1934年，陇海线西安段通车，铁路切割了宫城的地面，像是打破了潘多拉的盒子，由生到死的城市下行曲线，一夜之间又上扬了，新长安，大得多的“长安”，又在原来的地方喷薄而出。不用老者去追溯整个20世纪的历史，大多数40岁以上的西安人都会记得，近20年来这条曲线如何创纪录地加剧了它的曲度——全体中国人都会记得，但是，对于大破大立的从“无穷之业”到“彼黍离离”的历史，从旧墙到新筑，这种屡屡夷为平地又重来一遍的现实中的荒诞，西安的这种变化才称得上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在满目密密麻麻的高楼中，就在过去的30年中，马得志在半个多世纪前瞩望的“长安”边界消失了，消失在新“长安”的茂林之中。也许正要感谢这样的状况，那藏身在垃圾回收站中的仅存的“长安”，才有了新的隐秘感，才会使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神奇”的中国历史带来的变化，即使在此生此世，你也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在罗马，即使它近两千年的外城——奥勒留墙（Aurelian Wall）也有三分之二还完好地保存着，但是那里这样的东西太多，嬉笑的游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我们这里需要反复、反复地告诉自己，眼前树下灰黄色的一切的价值——掖庭美人的欢歌、李世民兄弟的冷箭，曾经依托在这不起眼的空间的界标上。后来的人们，由于失去了这种具体的、有尺寸的依托，从此，或许将不能再想象这座城市的过去，永远。
一千多年的唐代地面建筑……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尴尬，而又不可思议。尴尬，可能是因为不佳的“品相”。可是只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历史”才是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神圣之岩”（Sacred Rock）上的雅典卫城早不是那个样子了，纵然巍然大块，色彩和涂装久已剥落、崩塌;天门前的“红埠街”只有地名，连一小块烧结土都不曾剩下。不可思议，是因为在无量劫数、沧海桑田之后，那样的“历史”毕竟还存在。在密实的、无意义的城市的排泄物之间，在眼前。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却都不能自外于机械运转的自然律，一座城市的末日来临时，造物者并不因为德行的有缺而给予它区别对待。但我们也有这样极其例外的情形：幸而逃脱劫难的，并不是因为逃离了火山喷发的现场，而是被忽略，被遗忘，被无关的后来者所重重包裹，层层涂抹，最终，竟然被千年后的眼睛所看见了。作为曾经存在的丰饶的极少数见证，它应该是充满意义的，但在同样充满意义的此在之间，它的存在又显得如此空洞。
曼德尔施塔姆吟道：“一切自古就有，一切又将重复。”在这新和舊的奇怪的对峙之中，一定还隐藏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