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联
我为《三联生活周刊》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宇宙的，内容是基于史蒂芬·霍金教授的一个演讲，题目就叫做《预测宇宙的未来》，这是我在三联的专栏“科学闲话”栏目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记得发表这篇稿子的那期杂志封面背景是让人赏心悦目的橘红色，封面图片中间是一杯红茶，那一期的主题叫做《红茶的性格》。根据这个记忆按图索骥，我查到那是《三联生活周刊》第624期，它的上市时间大概是2011年春天。我当时正在厦门。我在鼓浪屿的报刊亭里买了一本，然后把它带上一列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在火车上睡了两夜，我百无聊赖之中把那本杂志读了个通透，又前前后后地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专栏文章。临下车时我把杂志留在了火车上——翻开在有我专栏的那一页。
我之所以能在一本以生活为名的杂志开设一个有关科学的专栏，是因为在那几周以前，我在三联的记者朋友陈赛向当时的主编朱伟推荐了我。我那时回国不久，生活有些窘迫，其实是自己先去找陈赛自荐的。陈赛带我进了朱伟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以脾气火暴闻名的编辑。当时谈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交谈的时间极为短暂，想来大约也就两分钟不到。那次见面朱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就先写个专栏试试吧！”
依着我的专业背景，我打算写一个与科学有关的专栏，又不想过于严肃，于是在“科学”后面又添了“闲话”两个字，这样看上去稍微活泼一点。几年下来，我通过这个专栏已经发表了超过200篇与物理学有关的文章，所以有时甚至也以“科普作家”的面目示人。实际上我的专栏文章短则2500字左右，长则大约5000字——说它们是科普，我不大敢承认，我只是试着用通俗的语言告诉读者最近在物理学领域人们有什么新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的意义之所在。我不大相信这个专栏真的能够起到科学普及的作用，说它们是科学闲话倒是更贴切。几年下来，这个专栏在《三联生活周刊》居然也熬成了一个老面孔，拥有了一批固定的读者，看上去也就不似当初那么突兀了，毕竟生活是无所不包的，其中也有科学的位置。
我不算是一个勤奋的作者，不过几年下来，我也已经为三联撰稿接近300篇，加起来有了几十万字。也并不只是写科学，我还在暴雨过后写过北京的下水道系统，与大学校长对谈当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曾远赴加拿大探访异邦的教育系统，更饱含着激情，写文章回忆过自己的童年以及博士答辩期间的一些私人经历。写作的范围之所以越来越宽，是因为在开设专栏大约一年之后，我正式加入了《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成为这本杂志的一员。
决定正式加入这样一本杂志，对我的生活是一次巨大的改变，说是至今为止人生最重大的转变恐怕也不为过，毕竟我是一路理工科读下来，最后还拿了一个物理学博士的学位。所以至今仍然有人评价我是“弃理从文”——我依靠写文章赚取稿费生活，“从文”当然没有问题，是否“弃理”，抛弃了我多年以来学习的专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说到底，我选择加入三联，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年朱伟主编许诺我不需要上班，可以远程工作，而是我感觉到了这里有一种能够容忍、容纳怪人的宽松气氛；还有一种允许同事之间相互疏远，甚至是相互厌恶的自由。与此同时，这些教育背景和脾气秉性各不相同的人又能够形成一个高效的整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
我和三联的缘分其实远早于为它撰写专栏。2006年起我在剑桥大学读书，在当时过的是一种青灯古卷似的生活，忙碌，平静，寡淡。我白天穿着防护服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晚上回到宿舍也少有消遣，无非是看点电影小说之类的东西聊以自慰。后来国内开始流行写博客，于是我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些颇为有趣的博主。当时我最喜欢看的博客包括王晓峰的“不许联想”，诗人大仙的新浪博客，又通过他们知道了苗炜。这些人都算是北京文化圈的名人，随手发表在网络上的文字也是嬉笑怒骂各个风格独特，让我知道了还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剑桥的生活方式存在。我把苗炜发在网上的小说转给一个我当时很喜欢的女孩看，她也大为赞赏，对我说：“这才是中年男人该写的文字，你再看看你！”我当时才25岁，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2009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一周年，剑桥大学迎来了800年校庆。剑桥城在悄悄起着变化。由一家中国企业赞助，在国王学院里竖起了一个诗人徐志摩的“诗碑”，上面篆刻着《再别康桥》的名句，大街上中国人的面孔陡然多了起来，暑假里学院空出的宿舍被一群中国企业家住满，似乎是来参加什么进修班。10月份开学之后，《三联生活周刊》也开启了一个介绍世界名校的新主题，第一站就是正在度过自己800岁生日的剑桥大学，第一个来采访的人就是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
我于是在剑桥第一次认识了苗炜，带着他在学校里到处走，他向我介绍了当时正在剑桥訪学的青年思想家许知远。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了北京有一本名叫《三联生活周刊》的杂志，又认识了随后赶来剑桥的三联记者陈赛和摄影记者黄宇。《三联生活周刊》的口号是“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本杂志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本身。为这本杂志工作的人，以一种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方式工作和生活，这对我是一个谜，也是一种诱惑，以至于让我愿意在几年后投身其中。
这几年来，我成为了三联的一员，我和它的关系不太紧密，也不算疏远，算是维持在一个彼此舒适的距离。在北京的生活，让我认识了更多“北京文化圈”的名人，见识了北京的饭局文化，体验了这种我曾经好奇并且向往的生活方式。国内的潮流也发生着变化，人们开始用“油腻”来形容中年男性，一时间中年男性人人自危，不敢再向饭局上的小姑娘讲人生的大道理，我也又一次离开了北京。我明白了做一个以文字为生，不用每天上班的“文化人”，绝非只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光鲜潇洒，一个人终须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老主编朱伟在退休之际，在他的博客上专门为我写了一篇文章《苗千对周刊的意义》，饱含着欣赏与鼓励，我看过之后只是觉得惭愧，没勇气转载。时间还长，生活也还广阔，我知道我和这本以“读书、生活、新知”为名的杂志还会继续纠缠下去。
时间究竟是一个一往直前的箭头，还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圆圈？这本杂志迎来了第1000期，其中不知道包含了多少个作者、编辑、校对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焦急的不眠之夜，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化人”另一种真实又无奈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