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滕州日报数字报 巴黎评论 作家访谈2
卢德坤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译本的第三册收录了对T.S.艾略特、石黑一雄等16位名作家的访谈。
作家访谈的三种功能
书中收录的作家T.S.艾略特
著名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中译本出到了第三册，收录包括T.S.艾略特、石黑一雄等在内的16位名家访谈。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至少能收获三种“好处”：一、了解作家的一些生平事迹。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像米兰·昆德拉那样，绝口不提个人事迹，而只谈小说的艺术。照我的观察，在谈论个人事迹方面，“垮掉派作家”特别有兴趣，比如收录在第三册里的诗人艾伦·金斯堡，“极简派作家”雷蒙德·卡佛话也不少。二、有些作家，虽然大名如雷贯耳，可事实上我们并没怎么读过。通过他们的访谈，可以形成一种初步印象，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去读他们的大作，抑或仍旧丢在一旁，因此有一种筛选功能。对“没读过但不妨装专家”的人士来说，《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或能提供不少帮助。三、多位名家聚于一册，形成一幅“群像”。这里有个小万神殿，让人一次性看个够。通过“群像”，我们还可以交叉比对，知道了在文学理念或别的什么方面，哪位名家跟哪位名家不对头，摆在一块儿，是要打架的。这些都挺有意思。
不过，以上种种，或都不是最重要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读者一般都带着一个更功利也更崇高的目的：希冀从那些名家身上学得一招半式，或写作的一整个儿秘诀，用于自身，到哪天，也被《巴黎评论》访问上了。关于这件事，读者自个儿的挖掘能力固然重要，但也关乎受访时名家们的状态，以及他们能发挥出来的真实水平。《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里，美国詩人埃兹拉·庞德受访时，状态非常不理想，“有时候他忘了从哪儿开始，就会变得极其沮丧，而他一生都以敏捷机智著称”。通观全篇，庞德的回答常常文不对题，跳跃性极强，显得颇为玄虚，要是被曾将庞德称为“冒牌货”的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看到，就添了攻击的炮弹。与庞德多有交往的T.S.艾略特，访谈中保持了一贯的思维清明，不过，拿这个访谈与他的文论一比，智性浓度就显得淡薄了。当然，这不是说，读了就没有收获。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里，我觉得读过之后获益最多的，是以下三位受访者：索尔·贝娄、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罗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81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他谈墨西哥国家的形式主义;谈跟英语系小说家比，西班牙语系小说家的优势在哪里;谈摄影术、电视，甚而转述电影导演布努埃尔的一个说法，都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富恩特斯比较拉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段话：“拉美文化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奇异分支。它既是西方，又不是西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了解西方文化，同时也得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有时候意味着你得重归印第安文化，然而欧洲人觉得他们完全不必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羽蛇神和笛卡儿。他们觉得了解笛卡儿就足够了。所以拉美一直在提醒欧洲承担起普适性。因此，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拉美作家。他如此欧洲化，只更凸显出他是个阿根廷人。没有欧洲人会像博尔赫斯这样觉得必须逼近极限，创造现实。他不是复制现实，而是创造了新的现实，以填补他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空虚。”
在我看来，当前我们也面临着富恩特斯提到的相似的境况。自然，中国文化并非西方文化的“奇异分支”，可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文化已容纳、吸收、混合了多少异域因素？文化和文化之间，已缠绕到何种程度？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条分缕析了的。当前时代，“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已然比T.S.艾略特时代扩大得多。因此，当前我们的文化人、作家的任务，也必然艰巨得多，如果多多少少还想做出点成绩的话，富恩特斯的建议值得参考：扎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同时也要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了解，甚至可能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了解;并非复制现实，而要创造新的现实。若再计较起来，任务显然不止于此。
采访者与作家之间的对峙
《巴黎评论》1984年刊发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访谈，有一股特别的张力，来自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对峙”。一般的访谈，《巴黎评论》或别的什么地方的，采访者起的多是一种引导作用，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极少谈得上在做一种平等交流，不然，我们便称之为“对谈”了。在《巴黎评论》的这个访谈中，很多时候，罗斯阐述意见的同时，还扮演一种训导的角色。举个例子，在“作家本人与笔下人物有多少相似性”这个经典问题上，罗斯一连在两三个问题中做了详细回答，中心观点是：可以有相似之处，但不可能等同。尽管如此，直接将罗斯小说《被释放的祖克曼》主人公等同于罗斯本人的采访者接着发问：“《被释放的祖克曼》主人公父母的去世跟你本人父母的去世有何关系？”在之前的问答中，我们看到，虽然问题已然解决，但罗斯不介意站在不同角度再多说点什么。不过，在被问到上述这个问题时，罗斯忍不住来了串连珠炮式的反问：“那你为什么不问一下盖博·沃勒克母亲的死和我父母过世之间的关系呢？那可是1962年我的那本小说《放任》的源头。或者问一问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下雪的时候》的核心——父亲的去世和葬礼……”这才算终结了采访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
之后，在罗斯笔下女角是否有违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上，两人又做了一番相似的斗争。读完整篇访谈，我的观感是：采访者有时候显得过于懵懂和天真了（在采访罗斯之前，采访者甚至出过一本关于罗斯的研究著作）！罗斯简直是一直在“吊打”采访者。但这篇访谈之所以精彩，也应该感谢这位采访者，要不是她的稚拙以及一点点不肯轻易散去的“敌意”，没准访谈的精彩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对采访问题感到不满的，不止罗斯一人。在海明威、纳博科夫等人那里，有时候对采访者的态度，要比罗斯更“粗鲁”，名作家并非好脾气的代名词。可是，要比粗鲁，佼佼者中还有佼佼者。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奈保尔时常非常尖刻：对于采访者的问题，他多次要求“换个措辞”，问得更具体些，还质疑采访者“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好像采访者连一点基本功都没有。要是读者知道，奈保尔曾将采访者统称为“猴子”，那么，对他的粗鲁态度也就不会觉得十分惊奇了。将奈保尔的态度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中另一位英国移民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一比，就会觉得后者是过于彬彬有礼了。
粗鲁之外，奈保尔还呈现了他乖戾的一面。采访者问：“（法国诗人）瓦莱里不是说过，世界的存在是要被写入书中。你同意吗？”奈保尔答：“或许世界的存在是要被思考，是要进入人们的沉思。然后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它就具有了某种意义。否则你就活得像只小狗：汪汪汪，我现在要吃东西，汪汪汪。”老实讲，当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突然学起了狗叫，一时之间，我有一种“绝对是自己看错了”的感觉。
说了这么多，没怎么说到很多人关心的写作秘诀这件事。虽然，也有一些作家提了点建议，可事实上，更多作家说，写作这件事没法教，没有一蹴而就的写作秘诀。或者，作家们一边提建议，一边说没法教。T.S.艾略特说，提笼统的意见是危险的，较好的做法是针对一篇具体作品，做一些具体的批评。像约翰·厄普代克这样的作家，甚至觉得，谈论写作而不是去写作是可疑的;接受采访，侃侃而谈，也是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