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和新酒:与时俱进中的英国王室-【报恩】指定一位男性角色,则烽火狼烟与万箭齐发都有这位男性角色...
刘怡
1953年2月13日，刚刚加冕不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左二）在埃塞克斯郡长弗朗西斯·惠特莫尔爵士（左一）的陪同下慰问当地水灾灾民。在战后英国民众的心目中，女王被他们视为共同的家长
在以“超长待机”的姿态君临联合王国整整66年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她92岁生日前夕，终于就悬而未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做出了间接表态。4月19日，在英联邦5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齐集于伦敦，举行两年一度的峰会之际，女王开宗明义地表示：“我真诚希望英联邦能继续为后世带来稳定和延续性，并能决定有朝一日由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继承我父亲于1949年开启的重要工作。”次日，与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批准了女王提名查尔斯为英联邦下一任元首的动议。《卫报》的评论语气肯定地预测称，尽管英联邦元首一职并不可世袭传承，但自1949年设立该职位以来，只有女王及其父亲乔治六世曾经以英国国王的身份兼任过该职。查尔斯被提名为候任英联邦元首，几乎等同于他对王位的继承权获得了女王的首肯。在2020年新一届英联邦首脑峰会召开之前，女王还可能正式交卸元首一职，使查尔斯提前适应作为英国君主的角色。
4月23日，即女王92岁生日之后两天，王孙威廉和夫人凯特诞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皇家骑炮团因此在海德公园鸣炮41响以示庆祝。紧接着在5月19日，威廉的弟弟、也是查尔斯的次子哈里王子将与有过一段婚史的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缔结良缘，使英国王室增加一位拥有非裔血统的正式成员。对比80多年前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在类似问题上面临的障碍，无疑折射出英国王室与时俱进、时时注意更新自身文化观念和公众形象的一面。不仅如此，在逆全球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英国公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前景怀抱焦虑的2018年，女王及其家庭成员由于具备超乎党派之上的地位，能够唤起中老年民众对昔日众志成城赢得“二战”的集体记忆，一定程度上还扮演了安抚人心、积聚共识的独特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历年全英民调中要求维持君主制的国民比例一直稳定在2/3以上。而拥有53个成员国、将近300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24.19亿人口的英联邦，尽管早已不复“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在贸易和文化上影响犹存。
截至2018年初，全球193个受到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中尚有44个在实行君主制，而英女王一人即被其中16个国家尊为元首，依然称得上举足轻重。不仅如此，自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英国王室能在300多年间始终保持不俗的世界影响力和较好的外部形象，反映的无疑是深厚的实用主义政治智慧。不过随着年事已高的女王流露出退意，为温莎王室撑起门面的重担即将传递到查尔斯王储肩上。未来几年里，伊丽莎白二世甚至有可能效仿自己的远亲、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生前就宣布退位让贤。而查尔斯由于性格原因以及第一段婚姻造成的不良公众印象，在受认可程度上很难与他的母亲相提并论。但1936年成功化解爱德华八世退位问题的经验显示：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王室与行政当局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卓有成效的互动，足以应对始料未及的危机，来维持统治家族的合法性。威廉、哈里等年轻一代王室成员的平民化姿态，也在为吸引新的“保王党人”增加筹码。新酒装入旧瓶之后，国王仍将继续守护着英国。
人稱“欧洲伯父”的英王爱德华七世，1910年他的葬礼是20世纪全球王室成员规模最大的一次集结
曾经的“王室出口商”
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其名作《八月炮火》的开篇描绘了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伦敦出殡时的情景：9位欧洲最尊贵的皇帝和国王策马跟随在灵车之后，紧接着是5位王储、40多位亲王、7位皇后以及形形色色的达官贵人。在出席葬礼的70个国家的代表中，只有法国、美国、瑞士3个共和国派出的是不带贵族头衔的公民，就连远在东方的日本、暹罗和中国清王朝也有宗室前去吊唁。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葬礼上出镜率最高的几位君主，本身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德皇威廉二世是逝者的外甥，也是新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他的母亲维多利亚是爱德华七世最年长的姐姐。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是爱德华的遗孀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亲兄弟。弗雷德里克的次子卡尔在1906年加冕为挪威国王，史称哈康七世，他和自己的表姐、爱德华最小的女儿毛德公主结了婚。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迎娶了爱德华的外甥女、巴滕贝格的维多利亚·尤金妮娅公主，年轻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则是爱德华七世的父亲阿尔伯特的侄孙，就连尊贵程度稍逊的保加利亚沙皇以及葡萄牙国王同样与英王属于同宗。
未能亲莅伦敦的几位九五至尊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妹妹达格玛之子，他的姑姑玛丽亚则嫁给了爱德华的弟弟爱丁堡公爵。因此从辈分上说，尼古拉和乔治五世、威廉二世以及哈康七世乃是表兄弟。沙皇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则是爱德华的妹妹艾丽丝公主之女，他们的婚姻属于表兄妹联姻。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属于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与英国王室并无直接亲缘关系，但他的祖母出身法国波旁王室的西西里分支，与西、葡两国王室或系同宗、或为姻亲，这就和英、德、俄三国君主产生了间接关联。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三世的祖母是哈布斯堡家族托斯卡纳分支成员，他的三个连襟分别是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以及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两个堂叔。以英国王室为中轴，形成了欧洲君主的“一家亲”。
这错综复杂的王室联姻网络的历史，始于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1817年，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王国维廷王室的两支后裔——科堡公国和哥达公国决定为其男女继承人缔结婚缘。尽管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9年，但由于女方一系的家族绝嗣，两公国土地和爵位的继承权最终还是归于这段婚姻产生的第一个孩子恩斯特，在恩斯特成年前则由其父老恩斯特暂领。此即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公国的由来，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王室出口商”的缘起。老恩斯特的妹妹维多利亚在1818年嫁给了英王乔治三世之子爱德华亲王;1837年，因为乔治三世的子嗣皆已亡故，英国王位被奉献给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之女小维多利亚，即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是老恩斯特的次子，属于表兄妹联姻。从那时起，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即归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的名下，传承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
1969年6月，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查尔斯王储正在午间休憩
除去以维多利亚夫妇为中心的英国支系以外，老恩斯特的姐姐朱利安嫁给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弟康斯坦丁大公，弟弟斐迪南则在1815年迎娶了匈牙利最富有的大地主科哈里家族的女继承人，其长子小斐迪南在与葡萄牙公主玛丽亚结婚后，于1837年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史称费尔南多二世。老恩斯特的另一个弟弟利奥波德在1830年被选为新诞生的比利时王国国王，并迎娶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长女路易丝。利奥波德与路易丝之女夏洛特在1857年嫁给了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之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通过复杂的联姻关系，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不仅掌握了英、比、葡三国王位的继承权，还和俄国罗曼诺夫王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以及法国奥尔良王室结成了亲家，被誉为“欧洲头号王室出口商”。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女这一代，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和黑森的巴滕贝格家族也加入了联姻网。维多利亚因此被尊称为“欧洲祖母”。
倘若单单看到英国早在1689年就已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并且纯粹的专制帝王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已经渐趋式微，则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频频向周边国家“出口”君主的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它的政治价值可谓微妙而不可或缺：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确认了“君主神圣”原则在后拿破仑时代的复兴，并以俄奥普三国的“神圣同盟”和英法俄奥普五强的协调机制作为其维护手段。中东欧三强（俄奥普）在确保君权至上、阻止国土分裂、反对激进革命方面利益大体一致，身为欧陆离岸制衡者的英国同样不愿看到国家版图剧烈变更、均势彻底倾颓的局面出现，乐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俄奥普三国加以磋商。而在各君主国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联姻无疑是效果最直接、方式却最柔和的举动之一。借由主要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开辟一条在行政内阁以外的单独沟通渠道，对富于宫廷斗争经验的英国显然是上佳之选。何况从较早的先例看，广泛撒网的联姻关系在某些时候甚至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大国的继承权归属和站队倾向，吸引力不可谓不大。
另一方面，19世纪在东南欧出现的一系列全新民族国家，内部往往面临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纷争，各方势力在推举本土君王时常常无法达成共识。这种情况下，拥立一位血统高贵、地位超然的外籍君主就成了折中之选：一位来自国王家族的君王不容易受本土政党偏见的影响，更能赢得民众的拥戴;他是欧洲君主同盟的一员，处理涉及周边国家的外交问题时会更便利;在斡旋国内的政见对立和政教关系时，地位超然的外籍君主意见也更加中肯，更容易被普遍接受。1830年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利奥波德入继比利时大统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866年罗马尼亚本土王公库扎被推翻后，同样迎立了一位局外人、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天主教旁支锡格马林根的卡尔亲王作为新国王。1864年，墨西哥君主派甚至不远万里、把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之弟马克西米利安请到美洲，请他出任墨西哥皇帝。这种基于议会选举的国王，已经具有了更新鲜的时代色彩。
直到1910年爱德华七世亡故时为止，尽管欧洲已经形成了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但“一家亲”的关系还是为大国君主们提供了一条特殊的沟通渠道，以家族聚会、结伴度假、婚丧嫁娶等事由为契机，借助直接会面和秘密商讨来缓和彼此国家间的关系。维多利亚女王的历史地位之所以如此尊贵，和她以“欧洲祖母”的身份频频操持王室外交有着直接关联。这也是今天英国王室的世界声望最重要的渊源。
2018年4月1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出席欢迎英联邦各国首脑的晚宴。温莎王室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与时俱进是其得以维持至今的重要原因
并非摆设的国王
作为“日不落帝国”黄金时代的象征，维多利亚女王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编织了一张遍布欧洲大陆的姻亲网络，更在于她真正将国王的身份看作一种政治职务、而不是君主个人可以肆意妄为的借口。在这位18岁就登上王位、统治英国及其殖民地长达63年之久的威严“祖母”看来，国王首先是不列颠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机关，其次才是活生生的个人，他或她的一切个人性格或欲望都必须服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针对“光荣革命”以降已然形成的王室与议会、内阁在决策中的权力边界，维多利亚及其后代甚少做出公开的挑战，更多只是针对国会和内阁已然成型的提案发表观点，或者凭借个人阅历为首相提供制定政策的参考。
随着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全世界，英国王室作为全国“第一家族”和全民利益的显性化身，不得不忍痛割舍昔日引以为豪的跨国亲缘关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霍亨索伦家族的德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以及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保加利亚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治下的英国和比利时。为了表示与对方不共戴天，英国枢密院剥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孙、奥尔巴尼公爵查尔斯·愛德华的贵族身份——查尔斯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在欧洲的地产和公爵头衔的继承者，他选择站在德国一方对祖母的帝国作战，因此被褫夺了英国贵族称号。和平时期作为礼仪授予德奥亲贵的英国贵族头衔也被一并收回。
大众舆论对王室的影响，甚至还蔓延到了称谓、姓氏和人事任命上。为了回应民众的反德情绪、表示与中欧强国一刀两断，英国王室在1917年将其正式称谓由德国化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为“温莎家族”（House of Windsor），比利时王室改为“范·比利时家族”，乔治五世的皇后玛丽则把自己的家族姓氏从德国化的“特克”改成了“坎布里奇”。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婿、出身德国巴滕贝格家族的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在开战时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由于公众的抨击，他在1914年10月底被迫辞职，并在1917年声明放弃一切德国贵族头衔，姓氏也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Mountbatten）。这位路易斯亲王的小儿子，便是“二战”时期英国皇家海军著名的将领、在1947年主导过印巴分治方案的蒙巴顿伯爵。
对亲眼目睹了德奥俄等多民族帝国在“一战”末期开始崩溃、“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恩格斯语）悲剧的英国君臣而言，双方在彼此让步、以维持政治稳定的问题上利益高度契合。而君主若是表现出过于强势的个人意志，甚至和内阁以及国会的大政方针截然对立，将很难善终。1936年爱德华八世震惊世界的逊位危机，直接原因固然是国王“爱美人不爱江山”、执意要和离异过的美国女士辛普森夫人结婚，深层根源则是枢密院和内阁担心具有亲纳粹倾向的爱德华会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更担心个性强硬的爱德华在婚姻问题上获胜后，会全面介入实际的政府决策，从而破坏英国宪政模式近250年的虚君传统。而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标志着传统和议会的最终胜利。继承王位的则是爱德华之弟乔治六世，即伊丽莎白女王之父。
“二战”爆发后，曾经向欧洲大陆大批“出口”君王的英国成为西南欧一系列流亡君主的避难所，比利时、荷兰、挪威、卢森堡、希腊、南斯拉夫等多个国家的王室成员在本土被轴心国占领后，选择在伦敦建立战时政府，继续抵抗之路。未来的女王也从其中觅得了佳偶——今天的英国王夫、查尔斯之父菲利普亲王乃是希腊战时国王乔治二世的侄子，同时还是蒙巴顿伯爵的嫡亲外甥和女王本人的远房表兄。因此，今天的英国王室有时也被称为温莎-蒙巴顿家族。出生于1948年的查尔斯王储，少年时代便是在他那位声望卓著的舅公、被尊称为“名誉祖父”的蒙巴顿伯爵的教育下长大。甚至早在1965年，蒙巴顿就为查尔斯规划好了未来的人生道路：“首先像他的外祖父那样进入剑桥三一学院，然后像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去达特茅斯的海军学院当学员，最后进入皇家海军担任指挥官，直至为成为未来的国王做好准备。”思想开明的蒙巴顿也鼓励查尔斯在进入正式婚姻之前选择一种较为自由和放任的生活方式，这或许可以解释日后查尔斯私生活中发生的变故。
大战的尘埃落定也意味着王室角色的进一步变化。1949年英帝国被英联邦取代之后，英国君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更多地成为超越党派对立、凝聚全民共识的一种象征。这也和习惯法赋予国王的权力直接对应——倘若在议会选举中，任何一个主要党派都未能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数席位，同时又不接受多党联合组阁，则国王有权在议会前两大党派的党首中选择任何一人出任首相，组建少数派政府，以避免议会“悬空”。1974年，女王就曾动用这项权力，任命工党党魁哈罗德·威尔逊为少数派首相。当这一动议是出自一位在“二战”中曾与民众同甘共苦、并作为妇女辅助队成员参与过本土备战的年长女性时，足够使许多人感到信赖和服从。如同政治心理学研究者菲利普·布朗德所言：“代议制政府在长期执政之后，遭到因审美疲劳而导致的反感。民主问责制的绵软无力，使得政治精英可以安享巨大的权力、却极少承担因政策失败而导致的责任，如同一群现代寡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超党派的君主制变得更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共同的精神领袖带来的安全感和凝聚力，对今日笼罩在“脱欧”阴影下的英国民众价值尤为重大。尤其考虑到最近两任首相卡梅伦和特蕾莎·梅都不以人格魅力突出著称，女王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他们的角色。
1971年，查尔斯王储（右）与“名誉祖父”蒙巴顿勋爵（左）在考德雷公园观看马球比赛。1979年，蒙巴顿在爱尔兰遇刺身亡
英联邦的剩余价值
应当承认，即使是在民族构成和经济状况较为稳定、素来与剧烈震荡绝缘的英国，王室的形象也并非没有遭受过挑战。1992年，查尔斯王储和安妮长公主的婚姻双双破裂;5年后，戴安娜因车祸去世，她的完美形象以及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得舆论纷纷将造成悲剧的矛头指向王室、甚至女王本人，造成一场不大不小的公关危机。年事已高的女王在面对种种新变化时的彷徨无助，在2006年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女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以后，英国王室开始尝试主动利用公共舆论和社交媒体消除大众和白金汉宫之间的隔阂：无论是威廉、哈里两位王子以及王室的其他年轻成员成为娱乐新闻的主角，还是女王本人在公开演讲和纪念活动中的口出妙语，都成为了正向利用曝光度的经典范例。专制君王通过制造神秘感来增加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现代立宪君主则要通过成为社交明星来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但女王毕竟是独一无二的。她的亲身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她所维系的与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子女有关的历史积蕴，乃至她所代表的英国由曾经的世界霸主平稳过渡到中等强国之一的历史，都无法在继承人查尔斯身上成功复制。那位在蒙巴顿伯爵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前海军军官，始终不曾摆脱公众因为前妻之死强加给他的道德审判，更曾被议会两大党政客公认为可能走上爱德华八世的老路、对内阁的行政独立构成威胁。而女王最终选择了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向王储交接班：首先使查尔斯成为英联邦元首，打造其作为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人设;随后才进一步完成最重要的王位继承权的让渡，以逐步打消政府和公众对这位老王储的敌意。
而对女王本人来说，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个成立于1949年的松散国际组织是作为英帝国的后继者而诞生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方兴未艾的非殖民地化运动瓦解了昔日的庞大帝国之后，它的出现既足以延续英国人对过往辉煌历史的自豪感，又为英国继续在全球经济、贸易和文化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奠定了基础。2013年3月11日，在英联邦成立将满64周年之际，女王签署了《英联邦宪章》，重申了联邦53个成员国在民主、人权、法治、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等16个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共同原则。一个曾经的全球头号强国有尊严地放弃了殖民地、军队、财富等“硬實力”，同时依然能在语言、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领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满足了今日英国人面对世界大势那种欲说还休的复杂心理。而如今，这个特殊的共同体将迎来一位新元首：69岁的查尔斯，将会接过这袭国王的新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