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婷
2017年，耿乐参演的两部电影《嘉年华》和《相爱相亲》都入围了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他不禁感慨：“好像大家认真对待电影、认真对待艺术的好日子又回来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嘉年华》剧组接受国内媒体采访，耿乐来晚了，一入座就很激动：“很久没这样拍戏了，感觉像是回到了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那是一个后来被广为流传的开始。长发、穿着牛仔裤的耿乐坐在操场上无所事事，一位穿黑衣、戴墨镜的女青年走过来主动搭话。“喜欢摇滚吗？喜欢电影吗？”女青年问。“喜欢。”耿乐答。像是对上了暗号，耿乐跟着女青年去了剧组。
面试耿乐的是另一位摇滚青年管虎。“就见了个面，没让我试戏。他们觉得外形和气质对了最重要，其他的，再调。”耿乐还记得，见面那会儿管虎的头发也挺“特儿”的，他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没多久，大不了自己几岁，聊起来没有代沟。
就这样，学了七八年美术的摇滚青年耿乐当了把演员，成了管虎处女作《头发乱了》的男主角。
在耿乐的记忆里，他人生中第一次坐在摄影机前的感觉“特别躁”，回忆起来都是摄影机“咔咔咔”的声音。《头发乱了》的第一场戏是夜戏，耿乐和张嘉译在审讯室里对峙，耿乐的人设是从容淡定且桀骜不驯。“《头发乱了》还不像后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没那么多资金，摄像机都不是低噪的。一开机，“哔一声，紧接着就是咔咔咔的胶片盒摩擦声，跟马达似的，我立马就怂了。”
怂着怂着就适应了。几个月后，《头发乱了》拍完，耿乐又回到了学校。电影还没上映，没有老百姓认识他，但在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中，这个长头发、艺术范儿、热爱摇滚的文艺青年的名字开始流传。
最先找上门来的是姜文。当时，姜文已经是演过《红高粱》和《本命年》的大明星，他正在筹拍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找了好些日子，找不到演刘忆苦的演员。”耿乐说，是《头发乱了》剧组的人把自己推荐给姜文的，“我们这边的男一号，美院的孩子，你看看？”
耿乐被招呼过去，见了姜文。这位大明星话不多，看了几眼：“嗯，合适，挺好，把头发剪了就行。”
剪头发这事让耿乐有点犹豫，但想到是大明星姜文的电影，他就咬着牙下了狠手。姜文也理解耿乐的牺牲，他用一卷胶卷记录下了耿乐剪头发的过程。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剧组里一堆十几二十岁的大小伙子，整天瞎胡闹。耿乐是唯一一个不住在剧组的男孩，当时他正读大四，要做毕业作品，系主任让班主任给他捎句话：“让他想清楚，他是美院的学生，想拍电影去读电影学院。”班主任人好，护着他，给他开了后门。“该走走，每天来点个名就行。”耿乐感慨，“那时的学校是真自由、真开放。”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的導演处女作，他铆足了劲想拍好，不惜时间和金钱。“电影8月底开机，8月中旬就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了。夏雨他们更早，7月中旬就开始封闭训练。我见到他们那会儿，那帮孩子已经满嘴都是‘文革歌曲和毛主席语录了。”耿乐加入后，大家又围读剧本半个月，“开机时所有台词都倒背如流，跟日常聊天似的”。
即便这样，电影拍起来也没那么顺利。“胶片多贵啊，姜文不管，每场戏都得拍个20条，那会儿的中国电影哪敢这么烧钱？”耿乐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夏雨人小鬼大，劝大伙前几条用不着好好演，保不准灯光、摄影、表演哪个环节会出错，等拍到十七八条，大家再卖力气。
“这帮破孩子，就这么把戏拍完了。”耿乐后来还说过，直到现在，夏雨哗啦哗啦滑滑板的那个场景还能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
北京乐与路
除了“刚开始拍电影”的日子，耿乐还常想起的是八九十年代那段散漫自由的时光。
他出生在艺术世家，祖父张仃是众所周知的国徽设计者，外婆邬析零是指挥家，1939年《黄河大合唱》的延安首演就是她担任指挥的。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耿乐不仅没背上包袱，还得到了比普通孩子更大的自由。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画画，我们家的艺术修为全靠基因传承。”耿乐开玩笑说，虽然没有一笔一画的教学，但家庭的艺术氛围还是滋养了他。小时候，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添油加醋”，他和爸爸拿一张画纸，“你画一个房子，我画一棵树，画着画着，整张画纸就被填满了”。
“就是喜欢画画，小时候所有课本上画的都是小人儿。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当年《少林寺》特别流行，我就画了一堆小和尚。《甲午风云》是我最早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回家就画了好些清朝人。”
如今看来，父母对耿乐的教育很西化，“不要求成绩特别好，但很重视爱好”。当年，父母经常帮他向老师请病假、事假，带他去看电影。“那会儿进口片少，有个中美电影节什么的，放一周就完了，机会难得啊。”耿乐说，自己也不是那种淘气的孩子，最多蔫儿淘，被找过家长，“但爸妈回来也不一定完全站在老师那边”。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初二。“有天我爸突然和我说，准备一下，考美院附中吧。”耿乐有点懵，但听说去了之后可以一门心思画画，就巴不得赶快入学，“找了个老师帮忙辅导一下，素描、色彩、速写什么的，考过不难”。
进了中央美院附中，耿乐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不同了。“像哈利·波特进了魔法学校，一眼望去全是画画的，还是全国画得最好的。以前你觉得自己是个怪人，到了那，全是怪人，就显不出自己怪了。”
在附中时，耿乐的班主任是刘小东。“他也刚毕业留校，我们是他带的第一个班，不太像老师，像师哥。没事儿就和我们在一起，黄笑话什么的也讲，本身又画得非常好，我们都喜欢他。”刘小东告诉他们，画笔要紧贴着心，这句话，耿乐至今记得。
虽然后来转行拍了电影，但耿乐实打实地接受了八年严格的美院教育。“附中花了四年素描，大学头两年还是画素描。大卫像怎么画？老师说，想象你是一只蚂蚁，要爬过每一个表面。这画法，每张素描都得个把月。”endprint
美院八年，耿乐的精神世界是被放养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美院和附中还没搬家。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附近就是热闹的前门，中国美术馆和人艺走着就能到，一条街上有三个电影院。“那时的美院学生是真的傲气，能接触到国外的东西，受的都是国外洪水猛兽的冲击，都是顶尖的。我？当然也傲啊。”耿乐说，当时，除了屁股不离开椅子地画画，他还爱上了摇滚，这股子热爱到大学时达到了顶峰。“唱得可能不行，吉他弹得也不怎么样。但范儿必须正。”耿乐说，皮衣、破洞牛仔裤、长头发都是标配。那时，国内买不到大尖头的牛皮靴，耿乐就从杂志上剪下照片，拿去家附近的皮鞋店定做，“后来姜文看到还问呢，这皮鞋不错，哪儿买的？”
那段日子是崔健、黑豹、唐朝的好时候，崔健常去美院食堂开演唱会，耿乐总跟着一帮哥们去听，站在离老崔不远的地方，耿乐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远，离梦想很近。
后来，崔健找了美院的一个混血留学生做女朋友，耿乐和朋友们借着这层关系，开始和崔健熟络起来。“他那胡同儿里的小平房，我们有时候会去看看他。”耿乐说。
喜欢摇滚的人都愤怒，耿乐却说，自己一点也不愤怒。“崔健他们都替大伙儿愤怒完了，我还愤怒什么？”相较于愤怒，他更迷恋的是摇滚和艺术的那份自由。
美院八年，自由的耿乐从没想过未来。艺术很好，但能一直搞下去吗？喜欢摇滚，但那就是个爱好。拍了两部电影，毕业前却没有一部上映。《阳光灿烂的日子》赚来的一万多块钱他一分不剩地买了相机，那部当时最新款佳能全自动相机就是他留给自己的重要精神遗产。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拍完两部电影，耿乐又回学校安静了一段日子。“每个毕业生都迷茫，我也一样。”人生中突然失去了学校那堵墙，到哪儿都不用叫老师，叫叔叔阿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过去考电影学院摄影系研究生，还和管虎商量过，后来不知怎么的也没去考。”耿乐说。
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和表演沾边，但又隔着好几层。“毕业后，我晃了一年，帮管虎他们拍拍MV，场记、美术、制片什么都做，但爸妈有点看不过去了。”耿乐说，父母觉得，好歹是个大学毕业生，得有个正经工作，不能浪费了当时还很被重视的“国家干部指标”。于是，家里帮他托人去了当时的实验话剧院，不是做演员，而是做剧照师。
“实验话剧院很活跃，廖凡、陈建斌、李冰冰，当时段奕宏还叫段龙，大家都是新人，谁都别废话，主角配角龙套，都得演。”耿乐说，那五年，话剧院的戏多，却只有他一个剧照师，所有照片都是他一个人拍的。
对耿乐来说，这份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做起来驾轻就熟，但那五年却是他过得最暗淡的日子。“有个办公室，坐班，办公桌上有个红色的电话。身边都是年龄不小的同事，大家喝茶、看报，聊不上话。”耿乐说，那时，他唯一逃离现实的方式就是往暗房里跑。办公室在二楼，暗房在三楼，他借着话剧院要出纪念画册的由头，每天去办公室冒个泡，转身就钻进暗房里，没日没夜放大照片。
暗房有一个酒店标间那么大，没事可做时，他也泡在里面，手里拿着没上胶卷的相机，不停重复“上卷、按快门、上卷、按快门”的动作。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睡着了，醒来特别失落，“觉得自己的青春都耗在这了，要在黑暗里浪费过去了”。
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艺合并，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青艺有三个剧照师，我一下子就解放了。”耿乐说。
《北京乐与路》《开往春天的地铁》《旅程》，耿乐连拍了三部文艺片，像是卸下了镣铐，他终于重获自由了。
《北京乐与路》是香港青年导演张婉婷的作品。她选中耿乐，看上的也是他那头长发和他身上摇滚青年的气质。在电影里，耿乐饰演的歌手平路执着于摇滚，贫穷又倔强，他和乐队伙伴最终的结局也像极了现实生活中那一代中国摇滚乐手的共同命运。到了《开往春天的地铁》和《旅程》，耿乐开始尝试转型。他剪掉了那一头标志性的长发，穿上了通勤装和毛衣、呢子外套，成了陷入感情漩涡的中年男人和梦想发财的农村青年。
这三部戏沿用了《头发乱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拍戏模式。“较真儿，有创作的氛围。”《开往春天的地铁》开拍前，耿乐和徐静蕾每天相约一起去坐地铁，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拿捏“七年之痒”的距离感。副导演举着DV跟着他们，拍回去给导演张一白看，“关系远了，近了，随时调整”。《旅程》的导演杨超是个更执拗的人。那部戏用了很多长镜头，都是在国道、公路上取景。“去拍摄现场，来来回回六小时，谁都不嫌麻烦。”耿乐说，那是他大量接拍电视剧之前，最后的认真琢磨表演和电影的一部戏。
接下来的日子，电视剧、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有些是主角，有些是配角，演过各行各业的人，也陷入过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戏虽多，真正好的却不多，这也和2000年之后国内电视剧市场的大环境有关。
演着演着，耿乐迷茫了。他喜欢琢磨事，也喜欢从不同的视角和距离看问题，这可能是画画留下的毛病。当年画大卫雕像，靠近畫板拼命画一阵子，就总要把椅子拿远些，或者站起来退后几步，端详端详整体。对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耿乐也是类似的态度。
后来，他与国内有名的经纪人王京花签约，从那时起，耿乐才真正把演员当成自己一生的职业。“经历了挺长一段磨合期。”在签约之前，耿乐文艺青年脾气，觉得不好的剧本一律不接，“死等”。签约王京花之后，公司开始帮他“转变思维”。“作为一个演员，你一直演比等好剧本重要。总不接戏，慢慢地，找你的剧本就越来越少了。”这理论虽然不符合耿乐的预期，但他接受了，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接戏。也努力信奉资深电影人江志强的话：“拍够100部再谈挑剧本。”
“2008年之后，我就又慢下来了。慢到什么程度？一年一部戏，电影或者电视剧。”耿乐说。工作和生活慢下来那段日子，他还和同学、老师一起办过展览，那段时间也画了些画，在艺术区和影视圈都成了边缘人，而他恰好享受这边缘的状态。endprint
开往春天的地铁
经历了“不是好剧本就不接”和“尽可能多演”两种极端状態，这几年，耿乐渐渐在工作中找到了平衡。2017年，他参演的两部电影《嘉年华》和《相爱相亲》都入围了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好像大家认真对待电影，认真对待艺术的好日子又回来了。”耿乐感慨。
导演文晏把《嘉年华》的剧本发给耿乐，耿乐很喜欢，但对分配给他的角色——小文的父亲有点不太满意。“太憋屈了，情绪发泄不出来。而且这么大一女孩的父亲，我怕演不准确。”
“是什么时候开始演父亲的？”这个问题让耿乐想了半天，“真的算起来可能是2013年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那个角色和前妻（有个）女儿，离婚的时候不知道怀孕这事，几年后突然蹦出了一个女儿。我自己的孩子才两岁，演十几岁孩子的父亲，我只能靠照猫画虎。”文晏不理耿乐的犹豫，扔下一句话：“就因为你不像这么大女孩的父亲，才找你演。”听了这话，耿乐恍然大悟，一下子找到了角色的感觉。
《嘉年华》的美学是接近欧洲风格的，导演请来了达内兄弟的御用摄影师本诺·德福。“长镜头，摄影机离你特别近。”耿乐比画着机器与人的距离，“和你演对手戏的都是小孩或者非职业演员，你一点都不能演，演过了一眼就被看出来。那个分寸感，就只能不断拍，不断找。”
《相爱相亲》也是一部走心的电影，耿乐是在高铁上看完那部剧本的，“边看边哭，看得百感交集”。在那部电影里，耿乐的角色也是个半大孩子的父亲，戏份不多，但他自己很喜欢。“每次出场都在不同的角色和状态里，发挥空间很大。”孩子的父亲、话剧团演员、哭丧人、假律师……耿乐细数自己在电影里的角色和状态，一脸得意。
过去两年还有件让耿乐高兴的事，那就是演了徐浩峰的《刀背藏身》。“我的学弟，我附中四年级时，他一年级，他的电影挺有意思，风格独特，是个有态度的人。”耿乐的美院情结依然挥之不去。
他喜欢徐浩峰的《刀背藏身》，虽然有生涩的地方，但那部电影干净利索，符合他的审美。“唯一不满意的是电影里的洋妞，每部都有这么个人物，那是徐浩峰的恶趣味。” 耿乐拿自己的学弟逗乐。
《刀背藏身》里，耿乐演一个半疯半癫的泼皮无赖，拍戏的大多数时间都赤脚走来走去。拍戏的苦他拼命演电视剧那些年就吃尽了，如今能为自己喜欢的导演和电影吃苦，他乐此不疲。
做演员20多年，耿乐算是有些名气，但始终没大红过。艺术片导演都喜欢他，但艺术片的受众有限。也许是运气一般，他演的那些电视剧大多不温不火，能让他在观众眼里混个脸熟，但远不能给他带来粉丝和暴涨的商业价值。这么多年过去了，了解电影的人提起耿乐，聊得最多的还是他早年的作品，以及那些他和第六代导演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嘉年华》《相爱相亲》和《刀背藏身》里他并非主角，但这几部作品对他意义不小——他又和最优秀的华语电影人站在一起了，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
2017年9月初，作为主竞赛入围作品，《嘉年华》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宫首映，耿乐随导演文晏和其他几位主创一起出席首映礼。“电影结束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观众对于电影和艺术的尊重。”耿乐说。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