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哥 读书改变命运
王珊+++刘畅
如果没有2016年11月3日凌晨的惨案，在日本法政大学就读的江歌还有四个月就毕业了。她的同学多已定下了工作，正在为1月提交论文做最后的冲刺。原本江歌打算毕业后去一家中小公司工作，以方便积累学习知识、积累经验。她还打算日后自己开一家公司，赚钱在东京买房子，将远在山东青岛的母亲江秋莲一起接来居住。
然而，这些美好的想象都在惨案当天戛然而止。江歌永远停留在了24岁，留给她母亲无尽的伤痛。在过去的一年里，江歌案以及它所涉及的当事人，一次次被推到舆论顶点。江秋莲、刘鑫之间的胶着和纠葛更是令事实扑朔迷离。真相究竟是什么？过去一年的对抗后面究竟隐藏着哪些细节？2017年12月11日，在江歌去世404天后，案件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审。到目前为止，证据调查已经结束，真相也呼之欲出。
等待了一年的庭审
12月11日一大早，一身黑衣的江秋莲就从东京地铁东中野车站走了出来。这是离女儿江歌曾租住的公寓最近的车站。从车站出来往右拐是樱山路，只有五六米宽，沿着东京中央线的铁轨往前铺去。江秋莲很熟悉这条路，去年8月她来日本时，女儿曾挽着她一次次从这里走回家里，稍微加快步伐，只需要七八分钟。这次，江秋莲走得很慢。她路过了一家面包店、一家居酒屋、一家台球厅，还有花店。这都是经过女儿家的标志。在看到儿童馆的时候，江秋莲右转往前走上半分钟，就到了江歌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她离开日本两个多月后，在女儿房门口，陈世峰用一柄长19.5厘米的水果刀杀死了只有24岁的江歌，脖子被刀刺通了，上面有十一二个伤口，衣服也被刀割破了十几处。
那是一栋贴满白色瓷砖的三层小楼，和中野区所有的住宅楼一样，楼层低，建筑时间久远，老旧但依然干净整洁。小楼背后紧挨着地铁，平均两分钟就有电车驶过，很是吵闹。楼下是一个半米多高的木栅栏门，没有上锁，只要轻轻拉开门闩就可以进去。江歌是在2016年3月搬进201的，房间大概有9平方米。房东大内太太还记得她很贴心，曾送给他们夫妇几样从中国带来的腌菜和调料，并贴上便签，标注上味道、口感。她也多次叮嘱江歌晚上“不要给外人开门”。如今江歌原来的房子已经租给了一名日本居民。江歌事件后，整个中野区人心惶惶，不敢将房子租给留学生。
江秋莲没有去江歌居住的201，她把花放在地上，跪了下来，脸贴着地，身体在抖动。随后，她站起来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公寓的照片，然后慢慢返回地铁站。这次，她没有太多停留的时间。她要作为证人，入庭为女儿讨回公道。这场开庭她等待了一年，“404天”，从女儿遇害开始，每过一天，江秋莲都会在日历上标上时间，她的日子是一天天数过来的。
从江歌的居住地到她就读的学校需要乘坐日本铁路中央、总武线，列车开上七站，行驶半小时就可以到江歌就读的法政大学附近的市谷站。法政大学是日本MARCH（五大名门学府）之一。从名气和日后的就职机会来说，它是除了东大和庆英、早稻田之外不错的选择。
对于江歌来说，居住在东中野附近，与学校距离适当，是不错的选择。中野区又是东京都少数的住宅密集地区，不在商业圈范围内，所以租金相对都心、副都心等地会便宜不少，因而留学生众多。而且，这里距离日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新宿只有两站路，购物、逛街也方便。
2016年11月3日，江歌出事的当天，她一起打工的同事桥本在报纸上看到了中野区有一个女留学生被杀的新闻，但并没有点出名字。他隐约有些担心，他尝试联系江歌，但是没有人应答。11月1日的时候，他还跟江歌在打工的居酒屋见过，两人都是傍晚18点开始上班。江歌招待客人，帮客人点餐。
桥本跟江歌都是大学生，两人一个学政治经济学，一个学政策创造科，又是同龄，平常很喜欢聊相关的专业知识。“每次说话，（江歌）都很认真听，也不会跟别人顶嘴。”江歌还告诉他喜欢日本，以后要留在日本工作。
2016年11月6日，江歌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道上，他哭了，“干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桥本想起来出事前江歌一直在等待一部电影上映，电影叫《猫有九条命》，“她喜欢猫，说一定要去看。”桥本后来才知道，电影于11月25日在日本上映，恰好是江歌出事后的第22天。
桥本想知道真相，他在日本媒体上很难找到对江歌案件的具体报道，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谈论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了给好朋友江歌寻一个公道，他在网上签名支持陈世峰判处死刑。他还在两个Twitter账号上号召大家一起来支持，但是关注的人了了。
为了能够聆听庭审，桥本跷了课，取消了约会，还跟打工店的老板请了假。旁審座席有限，需要排队抽签进入。他就拉来朋友一起帮他排队。“身边的朋友都谴责我，说我麻烦别人。”桥本告诉本刊，因为这个事情，他还被居酒屋店方警告，如果营业额下降，他需要承担所有人的生活费。
江秋莲的目明确而直接：她希望日本法院判处陈世峰死刑。她策划签名、请愿、接受媒体采访、换律师，最终的目的都是这个。
审判的地方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日本的法庭，一条木质的围栏将法官、被告人、律师以及陪审团、检察官与旁听席划分成开来。3个审判员、6个陪审员坐在最前面的审判席上。事实上，从陪审员的设置能看出江歌案在日本法庭上还是受到了重视。按照日本的法律，陪审员对于重大伤害案，可致无期、死刑等处罚的案件参与审理。2005年的统计，3.2%的案件启用了陪审团。
江秋莲就坐在检察官的后面。她是在检察官读完起诉书之后进来的。她从右门进来，坐在检察官的后面。原本，一位与江秋莲亲近的志愿者告诉我，考虑到江秋莲的心理承受力，是不会让她出席的。江秋莲特意戴了一副眼镜，距离她五六米开外，就是陈世峰，两人隔着证人席、检察官见了案发后的第一面。
在此之前，除了学校、户籍等基本信息外，江秋莲对陈世峰都不算了解。她在微博上贴满了陈世峰的照片，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信息，目前看来并没有起到效用。江歌遇害后，她的闺密刘鑫也没有告诉江秋莲更多关于陈世峰的信息，只知道是刘鑫的前男友，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家是山西的。陈世峰的父母也没有来找过她，唯一的信息还是来自与女儿生前的对话。
案发前两个多小时，江秋莲曾跟女儿语音，当时女儿曾告诉她陈世峰下午来找刘鑫复合，“很小人”，她与刘鑫跟陈世峰还发生过争吵，持续了20分钟左右。江秋莲在通话中还提醒女儿小心，“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女儿还安慰她，“日本治安好，邻居也好，警察出警也快”。
江秋莲直直地盯着陈世峰，很少眨动眼睛。本刊记者就坐在第一排旁听席上，能够清楚地看到江秋莲的表情，悲戚、隐忍、充满疑问，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这种复杂的表情，不过我确信，当时，江秋莲的心中的痛和疑问已经超过了恨意。她似乎想从陈世峰的脸上弄清女儿被杀害的具体原因，也想探究这个人为什么会对女儿下如此的狠手。这显然并不容易，对面的陈世峰，并没有看过她。大多数时候，他盯着前方，眼神有些空洞，偶尔也会侧过脸跟身边的律师说些什么。
刘鑫：陈世峰很可怕
江歌、陈世峰、刘鑫都是2016年4月入学的日本留学生。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明年4月，三人即将毕业。江歌想留在日本，她想去中小公司积累经验，日后再开个自己的公司，在东京买房子，接母亲和外婆来住。将来日本留学当成“新生之路”的陈世峰对未来的预期也许更大。一位与他亲近的人说，在日本找工作是陈世峰的理想。陈世峰毕业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在校教师李玉（化名）向本刊介绍，对外汉语专业最好的出路就是出国。
李玉说，原本陈世峰也可以考研，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去泰国孔子学院做志愿者老师。不过，后来因为贪污课时费，他被撤掉，只得回中国。在大学的时候，陈世峰很善于跟老师打交道，“就没有听过老师对他评价差”。也因为此，当陈世峰求到李玉这里的时候，她心软了。“他跟我说，他连买一盒点心的钱都没有，但是以后一定会报答我。”“我就觉得他都这么穷了，还这么要强，想要混出个模样，所以我才帮他。”
至于刘鑫，她家境在三人中算好的，并没有太多的来自生活的压力，她的同学甚至觉得这个女孩有“公主病”，和寝室的人相处不来。在语言学校，半年里，刘鑫换了两次宿舍，最后一次住进了江歌的寝室。两人聊起天后发现彼此曾就读于同一所高中，老家也只相距10公里。在异国他乡的地界，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寝室里的女生都不爱穿裙子，只有刘鑫一个人穿，所以她被称之为“少女”，江歌则按照顺序被排为“三叔”。
陈世峰和刘鑫的相遇则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如果不是出了事，他们就是大学校园一场普通的恋爱，产生好感在一起，不喜欢然后分手。两人都于2016年4月进入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一个读对外汉语，一个则是日语。
这是一所不大的私立学校，如果不是江歌案，很少人会知道这所没有名气的学校。刘鑫和陈世峰都在板桥校区，距离都心比较远，虽不算郊区，但也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校园不大，只有四五栋楼，中间是个类似广场的空地，走上一圈只要10分钟的样子。
尽管不知名，但这所学校的收费并不低。刘鑫的一位师姐告诉本刊，学校第一年的学费大约为6万人民币，第二年后是4万多。东京物价贵，每月的生活费也在6000元左右。所以，要想维持学业和生存，多数人在生活期间都会选择打工。陈世峰和刘鑫都在学校附近打工，一个在中华料理店，一个在拉面店。
刘鑫和陈世峰结识于一堂选修课上。陈世峰模样长得好，在课上表现又积极，很受教授的赏识。刘鑫也长得白净，“有气质”。所以，当一个月后，陈世峰跟刘鑫表白的时候，她很快答应做陈世峰的女朋友，并开始同居。
陈世峰的家就位于学校附近的高岛平团地二丁目，这里有十几栋十层以上的楼房。它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开始新建的住宅楼，有点像国内的公租房。楼与楼之间的间隔很宽。住宅楼的设计是日剧里常见的日本平民公寓的结构，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露天走廊贯穿全层，走廊的两侧则是消防应急楼梯。陈世峰就住在其中的一间。
二丁目的一位居民告诉我，在这里租房比较其他地方要便宜1000多人民币，而且靠近菜市场，买菜都是批发价。不过，这里只有上班的人才能居住，且“要付一百个月工资的押金”。陈世峰还是学生，这些钱是他的日本妈妈帮助垫付的。
刘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刚认识的时候，也觉得陈世峰“人挺好，斯斯文文的”。在交往后的几个月后，刘鑫就发现陈世峰完全不是初结识的模样。“性格挺阴郁”“很消极，太消极了”。陈世峰每天谈论的话题都是“打工的前辈怎么欺负他，怎么瞧不起他”，刘鑫劝他去换地方，他又觉得麻烦。
分手前，陳世峰与刘鑫经常发生争吵。陈世峰很执拗，凡事总是要分个对错。比如说两人一起看电影。陈世峰提到电影的特效是同一家公司做的，刘鑫说没看出来，他就会给她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要让我接受，非要给我灌输他的思想”。
陈世峰的大学同学也记得，如果与人发生争论，对方不同意他的观点，陈世峰就会大声地叫嚷，“他会突然朝着电话那头的人莫名大喊大叫”。
有几次吵架后，陈世峰会死死盯着刘鑫一直到她道歉才作罢，这些让刘鑫觉得很害怕。有一次凌晨1点，因为吵架想要离开，陈世峰追了上来，死死地抓住刘鑫，最后，刘鑫只得在小区大声呼救才得以解脱。从甜蜜到分手，只有不到四个月时间。此后，刘鑫还曾对人坦言，自己有了新的喜欢对象。
从甜蜜到分手，几乎是陈世峰恋爱面临的统一结局。他在大学的时候谈过不下五次恋爱。每一次，曾经跟他甜蜜开始的女生都在没相处多久就同他分了手，“觉得他是‘花架子”，“人很偏激，没有内涵，又很穷”。其中一个女友在网上发帖声称，分手后，自己因为一句话激怒了陈世峰，被拖拽到遮住监控的树荫下，使劲地踹在了肚子上。
分手后，刘鑫搬到了江歌在东中野的家。从这里到大东文化大学距离有十多公里。每次刘鑫需要从东中野上车，换两次车才能到达学校。她打工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的地铁站旁边。她的一位同事告诉本刊，原本刘鑫夜班的时间是晚上20到24点，八九月的样子，发现她回家的时间变早了，才知道是“搬了家”。
刘鑫觉得陈世峰很恐怖。她提到一件事情。有一次吵架后，她想出去找房子，但被陈世峰发现了，并威胁她“你别以为你搬进来就能走”。
检察官：陈世峰早有凶意
检察官提供的刘鑫与陈世峰的聊天记录显示，陈世峰早有凶意：2016年11月2日，陈世峰曾多次发给刘鑫，威胁和恐吓她复合，并称为了追回刘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当日15点左右，陈世峰到了江歌家门口，开始按门铃。刘鑫躲家里不敢出去。刘鑫在此前提供的证词中说，她有些害怕，发给江歌。江歌赶了回来，在门口要求陈世峰马上离开，然后进了房间。
陈世峰却一直没有离开。16点，刘鑫和江歌二人出门时，发现陈世峰仍在门外，二人没有搭理，一起去坐电车。不死心的陈世峰跟着两人一起上了车。在车上，他发威胁刘鑫，如果不和好，就将她穿着内衣的照片传给她的父母。刘鑫还是回复，“已经分手了，无关了”。
他仍未罢休。从17到23点刘鑫下班，他给刘鑫发了至少5次。在表达爱意均未得回复后，当天17点半，他又以裸照威胁刘鑫。他将刘鑫的三张内衣照发给了她，并声称要把这些照片上传到网络。陈世峰言语中开始有怒气，“你说我恶心，你才恶心。我每次都被你逼得很惨”。
根据刘鑫回忆，她并未与陈纠缠，分手的态度坚决而克制，只回复“不要联系了”等只言片语。陈世峰见状，走到车站，邀请刘鑫出来谈谈。起初，刘鑫拒绝，为彻底摆脱陈世峰的纠缠，她最终同意在自己打工的中华料理店门口与陈世峰见面。
陈世峰来时，刘鑫拉来店里的一名员工，说是自己的新男友，随后便与同事一起去了麦当劳。这期间，陈世峰再次恐吓刘鑫：“如果你真的与他交往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不知道此时的陈世峰是不是第一次起了杀念。也许，此时在他的心里，刘鑫已经不再是昔日恋人的角色，而是一个背叛者、出轨者。这是陈世峰暴戾、自负的内心不能接受的。
陈世峰通过要求与刘鑫见面均遭拒绝。但是当他第四次要挟刘鑫，称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刘鑫害怕起来，给江歌发短信，央求她在车站等一下自己。当时，江歌刚刚参加完活动回到东中野车站，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跟母亲江秋莲语音。而陈世峰早在21点，便已出发奔赴江歌家。
回家途中，刘鑫又收到陈世峰的消息，这次先是两条深情款款长语音。他说曾想调节自己的心情，但是找不到办法，一直处于痛苦中。“我做梦都会梦见你，我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期盼你能够回复我，但是你一直对我冷脸相待。我这么尽力了，你还拒绝我。我很痛苦，我接受不了。”
目前看来，这只是缓兵之计，只是为了跟刘鑫见面。刘鑫没有回复。被愤怒冲头的陈世峰又一次暴露了本意，他又发了一条质问刘鑫：“你和他到哪一步了？”
“这是我的隐私，跟你没关系。”检察官提呈的证据显示，刘鑫最后一次与陈世峰通过交谈的时间为23点37分。监控录像显示，三分钟后，陈世峰到达了江歌的住所。但是，他没有在201的门口等待，而是上了三楼，等待江歌和刘鑫的归来。
陈世峰究竟去找谁？
从结识到案发，陈世峰与江歌就联系了五次，这还包括两次。每次陈世峰询问的都是刘鑫的事情。不过案发的这一次，陈世峰却一直坚称，他要去找江歌，目的只是为了聊聊和刘鑫复合的事情。
陈世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虽然11月2日下午，他刚跟江歌和刘鑫吵过架，江歌还在家门口指着他说：“你怎么在我家门口？你走！你走！”但他认为，三人之后一起出门时，江歌照顾到他是否能跟上二人的脚步。“我觉得她理解我，对我的态度也有转变。”陈世峰在口供中说。陈世峰自称当天特意带酒去拜访江歌，是想一起喝酒聊聊。
但是陈世峰的自我辩解在12月18日的庭审中被检察官一语否定。检察官在求刑辩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世峰半夜到江歌家的目的是为了杀刘鑫，只不过遇到了江歌。“在刘鑫提出分手后两到三个月内，陈世峰不停地尾随和纠缠刘鑫。2016年11月2日还去江歌家里，之后还曾有威胁刘鑫的行为存在，并跟踪刘鑫到打工店。”这位检察官说，在这个过程中，江歌一直在保护刘鑫，因为被陈世峰视为“碍事的存在”，故引来杀身之祸。
检察官说，陈世峰当时也想继续袭击刘鑫，如果当时刘鑫把门打开了，或者刀没有断，陈世峰肯定也会杀了刘鑫。检察官说，陈世峰杀人的动机非常自私，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很显然，陈世峰和律师的策略并没有多大说服力。而且，一个谎言往往需要另一个谎言支撑。谎言挨着谎言，漏洞也越来越大。
在12月15日的庭审中，陈世峰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另一个细节：他声称去找江歌另一个原因，是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人打算一起租房子同居。但陈世峰说他想先确认是否能跟刘鑫复合，如果复合的话，就不跟新女友在一起租房了。“日本租房子很麻烦，要交租金，还有押金。（租房后）解除合同会很浪费钱。”但陈的这一说法又遭到检察官的驳斥。他说这些事情，从常理上是说不通的。他们通过披露越来越多的细节将陈世峰开脱蓄意杀人的企图冲击得支离破碎。
监控显示，11月2日21点40分，陈世峰已经走到一家7-11门口。他更换了白天穿的黑白颜色、带有圆点的上衣，换上了灰色连帽衫。他的书包里还放着一件蓝色上衣。
在7-11门口，陈世峰戴上了口罩，然后推门进去，走到酒架前。在这里，陈世峰站了3分钟，最终拿了一瓶39度的威士忌。他说，这是带给江歌的，因为之前听刘鑫说过江歌喝威士忌。而拍到陈的监控录像显示，陈世峰没有从离家最近的高岛平车站上车，而是一路走到距離家较远的莲根车站，购买了一张不能记载个人信息的纸质车票。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是一场精心的策划，尽管陈世峰解释，包里的衣服是要带去洗的，因为寻找洗衣店所以才到了距离莲根地铁站较近的位置，而每天使用的交通卡落在了家里。检察官并不相信这种陈述，“陈拿着替换的衣服出门，可以推断出出门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检察官在法庭上说，买纸质车票、换衣服、戴口罩，“从头到尾，陈世峰一直在试图消灭证据”，而这恰恰说明，陈世峰杀人具有“明确的计划性”。
23点40分的时候，刘鑫到东中野车站，江歌接到了她。等在车站旁的江歌停止了与母亲江秋莲的语音。当时，位于手机另一头的江秋莲，听到了车站的广播，还听到江歌冲着刘鑫欢快地喊：“少女，我在这里，我还给你打包了馄饨。”刘鑫也回了一句：“哇，今天可以吃馄饨啊！”
此时，在江歌家的三楼，陈世峰已经将威士忌打开，酒被喝掉了不少。过了七八分钟左右，刘鑫和江歌结伴回来，两人一个穿着黑色的衣服，一个则是白色，在路灯下很是显眼。十几分钟后，惨案发生。
江歌至少躲闪了五次，最终迎来了致命的一刀
案发第二天，从青岛赶到日本的江秋莲见到了女儿。“江歌躺在冰冷的床上，漂亮的头发没了，穿着手术服躺在那里。”江秋莲向媒体回忆，“她脖子上全是伤痕，脸上还有瘀青……”
来自东京医科大学的法医岩濑先生鉴定江歌的遗体后发现，江歌的躯干上并没有发现其他伤口，所有的伤都集中在脖颈。江歌的脖子至少被刺中六次，且每次都穿透了。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她的颈部有11～12处伤口。法医得出的结论是，江歌是因为左颈动脉损伤失血而死。
最终导致江歌丧命的是被标记为6号伤口的一处刀伤。它长有6.5～8厘米，从右到左贯穿了江歌的脖颈，切断了江歌的气管，使她在几秒钟内失去了意识。“这一刀下来，呼吸只会维持几秒钟。”岩濑说。这一刀扎到了江歌的动脉。他从流血的情况判断江歌去世时应该是倒下的，因为，在站着的情况下，扎到动脉，血会喷涌出来，而江歌的血都流在了侧面的衣服上，“像瀑布一样”。
通过这些描述，很容易看出来，陈世峰是瞄准了江歌的脖子去的。这是人体的要害部位。检察官判断，“陈世峰第一刀怀有明确杀意。所以杀人罪应该成立”。
这是江秋莲第一次看到女儿受伤后的照片。一直以来，她都不敢打开警方给予的这部分材料。在法庭上，为了减少冲击力，照片还特意做了黑白处理。法医介绍的时候，江秋莲一直吸气，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血流如瀑布，她毕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肃静的法庭内，她开始大声抽泣，身体也在不断颤抖，她只得用手绢捂住嘴巴，用压抑让自己保持安静。
法庭并没有将这些照片展示给旁听席上的我们，仅是通过描述，我也感受到了江歌惨烈的死法，没法相信会有人如此残忍。在江歌1岁多的时候，江秋莲就因为家暴跟丈夫离了婚，此后这个男人再也没有在江歌的世界里出现过。因为一次意外，江秋莲在每次出门进货的时候都会写好遗书，藏在家里，以防自己出事后江歌没有人照顾。江秋莲不止一次地设想过无数结局，如果刘鑫没有锁门，那么江歌是不是就不会遇害？如果两个人一起出去应对，是不是都只是受伤，而不是女儿一个人离开了自己？
江歌的手上也布满了各种伤口，分布在手背、右手中指、左手小指、无名指上。严重的地方，肉都翻开了。法医将其形容为“防御伤”，发生在两人拉扯扭打的过程中——江歌用手抓住了刀，试图避免其扎在身上。他说，根据伤口判断，江歌至少躲闪了五次，最终迎来了致命的一刀。
陈世峰在口供中称，是江歌先拿着刀刺过来的。他是在躲避的时候不小心刺到了江歌的脖子，检察官不理会陈世峰这种说法，他的判断正是基于江歌手上的防御伤：陈手上和脸上都没有明显的破损，“所以江歌先刺向陈世峰的说法明显不合理”。
然而，这夺命的凶器至今没有被检方找到，在庭审过程中，检方只出示了刀鞘的碎片。陈世峰说，案发以后，他将余下的刀刃埋在了距离江歌家50米开外的土堆里，然后换了衣服返回家中。
在法庭上，刀究竟是谁的，一直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争论的焦点。检察官试图从所掌握的物证和细节来一步步证实陈世峰是带刀蓄意杀人。
检察官从两个方面来证实这个设想。第一，他们在陈世峰的实验室发现了与现场碎片相匹配的刀鞘和包装，就在陈世峰平常坐的位置上，刀已经不见踪影。研究室教授说刀是他自己购买的，平常放在研究室也没有用。案发当天，陈世峰曾回过研究室。第二，检察官在询问证人刘鑫和江秋莲的时候反复问他们是否见过类似的刀，答案均是没有。
关键证据的缺失给了陈世峰一方的周旋余地。在日本，开庭前，辩护律师有权利查阅所有案卷和资料，而且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限次地交流，陈世峰的辩护律师早已知道检方的调查情况。这意味着，陈世峰也知道案卷的内容。从几天的庭审看来，陈世峰一方的策略便应是，刀不是自己的，计划杀人无从谈起。
陈世峰说，刀是刘鑫的。他声称见面时看到刘鑫让江歌帮她把钥匙拿出来锁门。“我记得钥匙拿出来时带出一个东西。（现在想来）我感觉是刀。”
据陈世峰的陈述，刘鑫进家门以后，江歌随后跟了上来，她已经打开了门，正准备进去。他过来拍了江歌两下，江歌很吃惊，“啊”了一声。他立马捂住了江歌的嘴，江歌挣扎，陈世峰一只手“像颈圈一样掐住了江歌的脖子”。
陈世峰在庭审第一天时突然抛出一个“刘鑫递刀论”，声称是刘鑫从门内递出刀子给江歌，然后从里面把门锁住这个消息经国内媒体传播引起一片哗然。但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他意图把刘鑫打造成最该对命案负责的荒诞策略。
一直以来，陈世峰坚持刘鑫锁了门，刘鑫则接连否认。在为陈世峰辩护时，他的辩护律师也在言语中多次提到在案发时，刘鑫将江歌锁在门外。他声称，警方的口供显示，刘鑫最早跟警察说，门是江歌锁的。当时，刘鑫已经进入房间内，准备换被例假弄脏的裤子。门外突然“啊”的一声。刘鑫说她提着裤子往外跑，还试图往外推开门，这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门撞上，她又再次試图开门，依然推不开。最终等警察到来，确认安全后，刘鑫才开了门，“门上有个小锁，如果锁上了打开，需要拧一下，我印象里没有这个动作”。
一直以来，刘鑫究竟有没有锁门是江秋莲和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也成为江秋莲耿耿于怀的一个心结。她坚定地认为，如果刘鑫没有锁门，江歌就有可能不被陈世峰杀害。我特意去江歌原来的住所进行探访，并查看门锁是什么样子的。门锁是浅灰色的圆把手，轻轻一拧，就能将房门向外拉开。房东大内太太告诉我，事情发生后，她并没有更换门锁。
房间已经租给了新的住户，他并不知道去年发生了什么。门的里面是与外面的锁相对的配置，需要轻轻拧上面的小金属钮才能把门锁上。在门锁上方25厘米的位置，有一个链条锁，是宾馆最为常见的类型。挂上之后，门只能推开七八厘米左右。
我尝试了下，如果仅是带上门，房间很容易被推开或者说不可能打不开。那么刘鑫一直坚持自己没有锁门的所谓事实，显然站不住脚。
求刑20年
在庭审的过程中，江歌打工居酒屋的同事桥本多次抽泣。陈世峰就坐在他的斜对面，看着文文静静，除了面色有些苍白、眉头紧皱外，与常人无异。他有些难以置信，眼前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竟如此残忍和狡诈，不断试图洗清自己的罪责。在桥本的想象里，杀人犯应该长得特别可怕，眼神也吓人。
除了否认刀具来源外，在法庭上，陈世峰和辩护律师一直坚持，江歌是一刀致命。这第一刀发生于两人扭打的过程中，只能算“过失杀人罪”。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丁相顺看来，这是被告方的另一个策略，即在刀伤的性质上做文章，在十几刀中，找出免责的动机来。
回溯永远无法还原的11月3日凌晨，陈世峰在法庭上供述，第一刀从江歌的脖子右侧刺下去后，他大脑便一片空白。他拔出刀，“伤口开始冒泡泡，血沫使劲往外流”，他说他拽起袖子想捂住伤口，但江歌已经一动不动。
“我觉得自己上不成学了，江歌也跟死人没有区别，（若抢救）治疗需要大笔费用，父母经济能力有限，我不想给他们压力，我要自己担责任。”想了一两秒后，他再次落刀。他对着江歌裸露在外面的脖颈，刺了大概有四五次。“她当时的确不动了，我怕她还活着，刀又小，所以扎了很多次。”
检察官用“不合常理”概述了陈世峰的狡辩。他说，如果陈世峰在争执中不小心刺伤江歌，那么刺过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救江歌，而不是补刀。“这很不自然，陈世峰在说谎。”
陈世峰接下来的表现也显得有些顾此失彼。陈世峰在法庭上说，从第二次连续刺向江歌到停止行凶只用了10秒的时间。换言之，加上思考的一两秒钟，在第一刀之后，陈世峰只有十一二秒的行凶时间。
在这十一二秒里，陈世峰说，他曾想叫刘鑫开门帮忙，但听到刘鑫在报警就放弃了；第一刀之后，隔壁203的邻居还打开门看看他，两人曾对视了至少3秒。他说觉得父母不易，不能连累父母。
在常人思维中，很难想象这些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思考会发生在10秒的时间内。后来，陈世峰又推翻自己的说辞，说“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还说，那一刻，“我觉得世界好安静，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外界的一切声音都进入不了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在飘”。
检察官继续抛出了更有效的证据。他当庭指出，陈世峰曾对涉及这一问题的关键口供进行更改。之前警察询问的口供显示，陈世峰声称，第一刀发生在两人扭打时，刀尖“不小心扎到江歌的左颈”。而在呈送给法庭的陈述书中，陈世峰已经将第一刀的说法改为，“从江歌脖子右侧进入”。
第一刀究竟是刺向右頸还是左颈，是能够决定陈世峰是否蓄意杀人的关键证据。换句话说，如果第一刀是扎向左颈，那么致命的从右颈刺入的6号刀伤则是出现在后面的补刀中，陈世峰“蓄意杀人罪”就成立。而在检察官和法官的连续追问下，陈世峰承认，在写陈述书前，他看了法医报告。这也意味着陈世峰极有可能为了逃避罪责而更改口供。
法官、检察官已经对陈世峰的狡辩和不诚实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陈世峰在检察官询问的时候多次反驳、冲撞，并试图用大段的发言去解释一些行为。在12月15日，第五天庭审一开始，法官也对陈世峰发出了警告。法官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回答要简短而冷静。
12月18日，检察官根据五天的庭审给出了求刑主张。检察官说，陈世峰存在恐吓罪与杀人罪的犯罪事实，可以处以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12年以下徒刑。他们认为，此次判决应该以罪行比较重的杀人罪为中心。检察官说，陈世峰作案手法恶劣、杀人动机出于自私、杀人具有计划性，且具有强烈的杀意，并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且从头到尾毫无悔意。“从这些结果考虑，我们认为应该对陈处以极刑。”
基于此，检察官说，“我们决定求刑20年。”——根据日本法律，20年、无期和死刑都称为极刑。江秋莲不满意求刑的结果。她哭着喊“法律不会还我公道”，退庭以后，江秋莲没有出去，她在法庭里失声痛哭。
就在上一次庭审时，江秋莲在陈述书中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她说江歌是她全部的希望，杀了江歌等于杀了她，杀了江歌的外婆，“陈世峰把我们三代人都杀了”。江秋莲说她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陈世峰拿着刀刺向女儿，“她（江歌）当时在痛苦忍耐，被刺了好几次，却没有人帮得了她”。当时，江秋莲恳请法庭对陈世峰进行严厉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在她心里，只能是死刑。
（记者刘畅、实习生张从志、李依霙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感谢所有在日本提供帮助的朋友，尤其感谢庭审帮助排队的朋友）
12月10日，江歌案开庭前一天，江歌母亲江秋莲在日本东京台东区立浅草公会堂召开记者见面会
12月11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门前，关注事件进展的媒体和普通民众
江歌生前在日本居住的公寓楼
1.江歌生前打工的居酒屋
2.陈世峰曾在集美学村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学习
3.案发前，陈世峰和刘鑫就读的日本大东文化大学
